译者：米合热阿依·艾尼娃
积极的态度
2013年鄯善县鲁克沁镇发生“6·26”暴力恐怖袭击案件后，吐鲁番地区把一些村定为地区级维稳重点村，下派维稳工作组，工作组在一名处级干部的带领下工作一年。鲁克沁镇的九个村被列为重点村，每个村都下派了工作组，有些工作组成员甚至达到了20人左右。2013年8月1日，我以维稳工作组组长的身份下派到鄯善县迪坎乡卡孜库勒村，这个村一直是吐鲁番地区文联“联乡驻村入户”活动联系村，“6·26”后也被列为重点村。我带领六名干部驻村，分别是吐鲁番地区文联艾买提·司马依、鄯善县政协阿不力克木·克依木、民政局阿布拉·萨迪克（后来调换吾拉音·阿不来）、县红十字会阿不都热依木·阿不力米提、民宗委阿不力克木·吾普尔、艾力·阿布都拉，他们都是责任心较强并有着丰富经验的年轻骨干。我们到卡孜库勒村以后，就对撰写材料、上报信息、管理档案、打扫卫生、后勤保障等工作进行了分工，确定工作组每名成员联系一个自然村，有序开展工作。工作组成员和睦相处，相互理解包容，一直支持我的工作，发挥自身能力，展现出最好的精神状态，为工作组顺利开展工作奠定了基础。
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消除一切不稳定因素、消除个别群众的宗教极端思想、关心民生、宣传和落实党的惠民政策、给当地农民办实事。到了2014年3月，我们维稳工作组的名称统一改为“访民情、惠民生、聚民心”工作组，同时我们单位的刘谋邦也加入到工作组，为我们在基层更好地开展“访民情、惠民生、聚民心”活动注入了新力量。
为期一年的下乡工作是组织部门安排的政治任务，虽然地区、县市的各级干部按时到指定乡村报到，但对待此项工作的态度却有所不同。有些干部把基层想得很恐怖，很辛苦，像是去虎口一样很被动。到达指定乡村以后，态度消极，喊苦喊累，每天看着日历，“倒计时”式过日子，不能很好地开展工作，羡慕留在单位工作的同事，当同事们打来电话表示关心问候时感觉更难受。
其实，卡孜库勒村的条件在鄯善县算是比较差的，那些成天喊累喊苦的驻村干部的居住条件还是比较好的。迪坎乡位于吐鲁番地区东南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东缘，是个交通不便、沙尘较多的偏远乡镇。因为迪坎乡是小乡镇，几乎没有像样的市场和文化娱乐设施。我们住在村委会的一栋两层楼里，没有暖气，没有空调，没有下水道，没有厨房和浴室，连标准厕所也没有。
到卡孜库勒村以后，新装了一台空调的里外三间屋子成了我们的宿舍。这个宿舍的墙面脏得已经看不清以前的颜色，窗户的玻璃也碎得差不多了，从窗户往外看，可以看到现由相邻农户管理、已经变成“垃圾场”的“村委会后院”。为了让这三间“屋子”变成“宿舍”，我们吃了不少苦。
对此，我一点都没有泄气，反而用积极的态度踏入了我们的工作阵地，我为什么这么做呢？
第一，我认为世界就像是一面镜子，你笑着对它，它也会笑着对你；你哭着对它，它也会哭着对你。只要你的态度是积极的，无论你在世界的哪个角落你都会找到快乐，生活过得也会愉快。其实，也许在这里也有很多让我们高兴的、给我们的生命增添光彩的事情，这就看我们能不能发现它、适应它，并从中找到快乐。第二，这是党和政府给我们安排的政治任务，我们不能推脱，喊累喊苦也得要干。再说，喊累喊苦就像毒药，你越是埋怨，心里的毒素就会越加剧，会感染你，让你的心情更差。所以，这件事既然无法推脱，用积极的态度面对才是上策。第三，这里是我们的老乡、我们的同胞生活的地方，并不是无人的沙漠荒野区。他们生活的地方我们为什么呆不了呢？第四，对我这样爱好写作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我可以融入到农民的生活中，积累基层素材，发挥我的能力从事写作。第五，下基层也有舒服的地方。我们在这里远离城市的喧嚣，可以呼吸新鲜的空气。这里不像单位那样有严格的工作制度和紧张的工作压力，我们可以灵活分配工作和生活时间，让我们紧绷的大脑神经放松一点。第六，既然我来到了这里，我就得改善村里的环境，给这里的农民干实事，给他们留下好印象。这样我才能对得起党和政府，对得起自己。什么都不做混日子也是一天，跟群众打成一片、融入他们的生活也是一天。如果我力所能及地办实事，我的日子就会过得有意义，而且心情也会好起来。
我带着这样的态度和想法，怀着愉快的心情来到卡孜库勒村。
我们工作组到达村里前，吐鲁番地区和鄯善县委已开始加大投入、改善重点乡村的条件，要求在重点村里，给工作组配备标准宿舍，宿舍里配置空调、暖气，要有厨房和浴室。我们驻村后，乡党委很支持我们的工作。通过乡、村领导和工作组向村委会相邻农户做思想工作收回了村委会后院的一半。先后三个月里，花费25万元，修建了村委会的大门、凉棚、前后院围墙、厕所以及厨房，对后院地面进行了硬化，暖气也维修好了。期间，我们工作组成员到乌鲁木齐买回厨房用具，住村干部还参与了在后院挖下水道的工作。后院还安装了篮球架和乒乓球台。从此，工作组的住宿、吃饭、工作、娱乐、健身环境有了明显改善。
我有一个心理特点，那就是内心世界里几乎没有“无聊”这两个字。在我的人生道路上，好几次我孤身一人在陌生的地方工作生活，但我从不觉得无聊，有些地方，甚至只我一个人孤单单地住过，可我知道怎样调整心态，怎样让自己开心。我的适应能力很强，能很快融入到新环境里，并且从中找到自己感兴趣的事。我会合理安排我的时间，去干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有时竟不知道一天怎么过去的。我会每天给自己安排任务，每天抽时间看书、写作、做笔记，整理电脑里的老资料、老照片，上网，一个人逛街，去书店，去公园散步，去景点，去农民田地，跟周围的人聊天，我还曾组织并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和聚会。就这样，我的每一天都过得很充实，根本没有时间感觉到无聊。只是出门在外，我会想念家乡、想念家人、想念亲朋好友，如果没有这些想念，我一个人也会过得很好。
话说回来，我们在村里的工作也不是没有困难和危险的。第一，我们得时刻警惕宗教极端思想人员。因为我们的工作就是要跟他们近距离接触，所以必须时刻保持战备状态。虽说跟我们一起维稳的有六七个民警和协警、20名民兵和村干部，但是上级对防范工作的要求很高。第二，工作组的制度很严格，不能随便离开村子。无论白天黑夜，检查组、督察组、调研组会不断地明察暗访，我们得24小时保持好工作状态。第三，工作任务较重。我们得不停地入户走访，不断地给思想顽固的村民做思想工作，解决农民遇到的困难，参加乡政府和村委会安排的活动，参加各类劳动，参加各种大小会议，组织各种学习，上报各种材料。第四，由于离开单位、家庭，不能按时跟家人团聚，也不能参加亲朋好友的婚礼、葬礼及各种聚会，也没有办法按时办家里的一些事情，生活不能算是安定的。
思想的改变最重要
我们工作组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消除社会上的不稳定因素、促进社会稳定、教育转化宗教极端思想，并转化受这种思想的影响留大胡子的年轻人和蒙面纱、穿吉力巴甫服的妇女。所以我们最先和这些群众见面，跟他们交流，开展我们的各项工作。卡孜库勒村有五个自然村，680多户，近3000口人，是迪坎乡人口最多的行政村。属于这个村的马龙坎儿孜小队（卡孜库勒村第5自然村，听说这个村落以前有一个坎儿井，后来一个姓马的回族富人买下这个坎儿井后，给别人租用，从此这个村落的名字就随那个姓马回族的名字叫“马龙”），离村委会有七公里之远，。由于比较偏僻、跟外界的接触甚少、村民居住分散，历来是宗教氛围比较浓厚、教育理念落后，威安犯等劳改劳教人员比较多，相对来说，有宗教极端思想的人员比较集中。其他自然村也有一定数量的类似人员。
针对这些问题，我们组织乡村干部、工作组成员和民警混编组成一个联合工作组，对已登记的“四类特殊群体”（是指留胡子青年、蒙面纱、穿吉里巴甫服饰的妇女和穿着有星月标志衣服的人员。上级部门根据新疆当前的特殊形势，认为这四类人员有宗教极端思想，把改变这些人的思想，让他们穿上少数民族传统服装纳入到重要工作日程）中的顽固人员叫到村委会谈话。这些谈话进行了几十次。刚开始做这项工作时，有些人的态度很不好，根本不配合。即使这样，我们也没有放弃，继续耐心地做工作。这些人群中有的没有上过几天学，也没有全面的宗教知识，根本没有自己的立场和观念，只是单纯地跟随别人，无知地当了宗教极端思想的俘虏。有的还有较高的宗教知识和社会水平，具有独立的观念。
分析这些人群的思想特点后，我们制定了应对措施。我多年来从事文学创作和写作、不断学习积累的知识、在组织社会活动和文艺活动过程中培养的交谈和演讲能力，在这里真的发挥了作用。我和“四类特殊群体”进行公平、平等地谈话，展开“讨论战争”，发挥我在科学和宗教知识方面的才能，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开始慢慢感化他们。
其实只要有剃刀和剪刀，完全可以把那些人留的胡子剃掉、把长裙子剪短。可剃掉了的胡子还会长，剪了的长裙她们还可以再穿。我们最重要的工作是要转化他们的思想观念，让他们自己剃掉胡子、自己换掉吉里巴甫服。如果思想没有转化，外表再怎么改变都没有多大意义。强硬让他们剃胡子、换衣服，他们会反感，会产生逆反心理。只有让他们自觉改变思想了，才是最有效的办法，所以我一直不提倡用强迫手段。
有一天，“四类特殊群体”中的一名人员为了盖章来到村委会办公室。之前通过我们的劝说，他已经剃掉了胡子。现在他的胡子又长长了一点，村干部就告诉他剃掉胡子后才给他盖章。我正好在院子里碰到了他，了解到这个情况后，我让村干部给他盖了章，他连忙给我反复道谢。我对他说：“胡子和思想观念问题跟你谈了很多，我不想再多说。把胡子当借口不盖章是不对的，再说你不是我们的敌人，你是我们的兄弟，作为中国公民，你有权享受你该得到的权利。但是村干部这样要求你也不是没有依据，给你做那么多工作，你也是自愿剃掉胡子的，现在你又这样开始留胡子，你摸着良心问问自己，这样做对不对？”他表示同意后便离开了。随后我就叫来村干部，告诉他们盖章和改变思想观念是两码事，不能拿这个事情给他们施加压力，这样他们会更反感。
接着，我们工作组又进入到“四类特殊群体”的家里，了解他们的生产、生活情况，以“解决困难、人文关怀”为原则，了解他们的实际困难。针对他们面临的安居房、无息贷款、收入低等问题，立即跟迪坎乡的有关单位进行协调，解决了他们的困难，用实际行动解开他们内心的谜团，消除他们的对立情绪，用真诚的交流和谈心创造帮助他们改变思想的环境。
第三步，我定期把“四类特殊群体”请到村委会，举办了几次讲座，主要内容包括伊斯兰教提倡和平、平等和爱心的性质；维吾尔族在穿着打扮方面的传统，注重团结的传统观念；家乡的辉煌历史，爱国爱疆的性质和意义；党的惠民政策以及党和政府给老百姓所做的好事实事和民生工程等。我以自己多年在学习、工作过程中积累的经验，用生动的现实证据来感动听众。
之后，这种讲座的听众范围越来越大。我先后给机关干部、党员、宗教人士、村干部、民兵、十户长、农民进行了20多次宣讲。通过讲座，很多人的思想观念有了明显的转变。
无论是逛市区还是在乡村，我常常会遇到一些留胡子的年轻男人和蒙面、穿吉里巴甫服的女人，让我很难受，这让我感觉似乎自己不在新疆，而在阿拉伯国家。我们的人民怎么了？我们的民族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想到这些，我很痛心。再说，有宗教极端思想的人员不止是留大胡子、穿吉里巴甫服，他们还反对孩子上学，更反对音乐、舞蹈及一切发展成果，反对村民办葬礼、婚礼等活动，甚至反对党的惠民政策。他们的极端思想的表现还不止这些。全世界都在不断取得发展和科技的进步，我们倒好，远离现实生活，蒙面把自己裹起来，反对发展，向往落后、迷信、极端，这不是明摆着在反对世界的正常发展吗？每个民族都往前走，我们往后倒算什么呢？
维吾尔族是历史悠久的古文明民族。伟大维吾尔学者马赫穆德·喀什格里在一千多年前撰写的著作“突厥语大辞典”中提到“时装”、“胸罩”等服装名词。可以知道，有些民族仍处于野蛮时代的时候，我们的男子会穿时装、女子会带胸罩。还有维吾尔族的花帽、艾德莱斯、绣花衬、刺绣品历史也很悠久。这些服装能够适应维吾尔族的生活实践，是先进文化、优良传统和民族身份的一种表现。正有了我们这样的服装，世界民族才认识到我们是维吾尔族，我们不珍惜、不发展，反而穿上不适合我们的传统和生活方式的其他民族的服装。
在我国，公民正常宗教信仰自由不受限制，我们的民族穿上本民族的服装，信仰宗教，从事合法宗教活动完全可以呀。
发展是当今世界趋势，我们想要站在世界先进民族行列，要崇尚科学，跟上当前开放世界的脚步，倡导先进的现代文化。否则，我们会落伍，会衰败。
想到这些，感觉现在的形势多么复杂，工作组的任务多么繁重，也充分认识到党和政府下派维稳工作组、“三民”工作组联系各个乡村的做法是明智的。我想，如果早这样做的话，也许会避免很多不必要的损失。
丰富的活动，激情的劳动
参加文艺、文体活动能让广大农民开阔视野，丰富他们的精神生活，增强他们的集体观念，提高团结意识。所以，我们工作组积极响应上级领导的安排，把零散的农民文艺队重新组织起来，给参加各类活动的农民演员相应的报酬以提高他们的积极性，坚持每月开展至少两次文体活动，坚持让有文艺特长的农民定期参加排练。每逢节假日、纪念日，村委会院子里就会响起手鼓唢呐、木卡姆的声音，听到音乐声的居民也主动走进来参与活动。我们还举办了农村妇女美食比赛、摘葡萄比赛、刺绣比赛、舞蹈比赛等各种比赛；组织年轻人，举办了篮球比赛、乒乓球比赛、沙漠跑步赛、拔河比赛等。在全村开展了以“颂团结”为主题的征文比赛，把收集到的文章进行排名并公开颁奖。这些活动丰富了农民的文化生活，打破了他们的封闭思想，使他们的观念有了很大的改变，变得更积极、更团结。
我还利用自身的优势，组织农民文艺爱好者旅游参观，把其他地方的文艺演员请到村里，与村里的农民联合演出，这开阔了农民文艺爱好者的眼界，促进了他们专业水平的提高。迪坎乡虽然比较偏远，但这里的居民向来都喜欢文艺体育活动，所以我们组织的这些活动很快变成了村里的主流文化生活，这对于乡村文化环境的改善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农忙时，工作组开展“劳动周”活动，拿起坎土曼帮农民干活。2013年8月工作组全体成员帮助本村劳动力不足的农户、困难户和“四老”人员摘葡萄；2014年3月，给村里的困难户、“四老”人员帮忙开墩葡萄。工作组成员、一些民兵和我们地区文联干部一起劳动，每天干完十几亩地的农活。“劳动周”期间，吃饭和来回交通问题我们都是自己解决，没有给农民添麻烦。农民朋友们纷纷竖起大拇指对我们说：“我们以为你们只会做做样子，但你们没有，像农民一样干活，真的佩服你们。”
“劳动周”期间，我们一边干活，一边跟农民谈心交流，不但亲身体验到了当农民的辛苦，也拉近了我们的距离。此外，我们还参与县上统一安排的春季植树造林、乡中心主干道两边绿化活动。这些劳动，我们都以积极的态度参与，觉得这是是一个锻炼和学习的过程。
新型工作餐
要想影响农民的思想，首先村干部要改善作风、起到好的带头作用。卡孜库勒村的村干部虽然很团结、工作也比较积极，但也存在一些不足。比如，他们聚餐时，喜欢喝酒，说一些无聊的话浪费时间、浪费钱财。针对这些问题，我跟村支部书记吾买尔·阿热孜商量后，提议在村干部之间开展轮流工作餐制。由于吾买尔书记是个退伍军人，性格开放，且我们年龄相仿，我很快和他成了好朋友。2014年1月，根据上级加强村级领导班子建设的要求，卡孜库勒村的村干部数量增至9人，我们工作组始终参与了干部推荐、考察及最后确定等环节，保证建设一支高素质村级干部队伍。这九名村干部都是综合素质较高、工作能力较强、拥有积极工作态度的人员，工作组跟他们的关系一直很好。
吾买尔书记接受我的提议后，把第一次工作餐安排在自己家里。根据我的建议，我们邀请村干部、工作组成员、农民文艺家一起吃饭。工作餐不以吃喝为主，而是以娱乐、座谈、交流经验为主。每次聚餐，我都会亲自主持，在开始和结束之前找机会就如何做人、当好干部、当前形势及道德等方面进行教育。发挥自己善于主持活动的特点，把主题巧妙地转移到国内外新局势、自治区及本地区的情况、村里的日常工作安排和工作中所遇到的疑难问题方面，以交流促进步。工作组其他成员，也用自身的良好素质影响他们，以实际行动教育他们怎样当干部。我们听着农民文艺人员演奏的歌曲，跟着他们跳舞，忘记了工作中的一切烦恼。大家在轻松的环境中，相互学习，相互交流，相互提高，加深了友谊。有的时候，我激动地朗诵几首诗歌、唱歌来鼓励他们。在这期间，在基层干部的观念上有了很大的改变，他们在这样轻松的环境下不知不觉就学到了很多知识。他们也发现这个工作餐跟别的聚会完全不一样，非常感谢工作组的干部，他们还争起了工作餐的先后顺序。这种新型工作餐给当地村干部和一部分农民带来了好的影响，还影响了很大一批人的思想观念。
教育宗教人士
在反对宗教极端思想、维护宗教领域和谐和社会大局稳定方面，爱国宗教人士起着很大的作用。所以爱国宗教人士被称为“党外干部”。但是，迪坎乡的大多数爱国宗教人士年事已高，缺乏宗教知识，尤其是对伊斯兰教的历史、文化、各个教派方面的知识较浅，积极性、组织能力、号召力不够高。在他们看来，一天按时做五次礼拜，每天念经就是所谓的“伊斯兰之道”。而有些有极端思想人员的宗教知识比较多，所以他们靠着能言善辩就对抗清真寺里的爱国宗教人士，想办法得到普通老百姓的信任和倾向，然后慢慢宣扬自己的极端思想。这种情况不但在迪坎乡，在整个吐鲁番地区的宗教领域普遍存在。
迪坎乡有23个清真寺，70余名宗教人士。如果能够提高爱国宗教人士的素质，发挥好他们的能力，可以在“四类特殊群体”教育转化工作中起到很好的作用，也可以减轻工作组的工作量。虽然我驻在卡孜库勒村，但我提出了教育整个迪坎乡宗教人士的建议。乡党委委员、统战干事、卡孜库勒村包村领导热扎克·亥他木同志接受了我的建议，并召集全乡的所有宗教人士听我讲课。我专门针对爱国宗教人士举办了讲座活动，讲述了有关伊斯兰教的历史、文化、团结、仁慈、宽容、互助互爱等方面的知识，并建议他们多看关于这些内容的正版书籍，不断充实新的知识，提高自己的能力。爱国宗教人士对这些书籍表现出浓厚兴趣，让我帮忙联系采购。我被他们的这种精神所感动，答应工作组出资购买这些书籍免费提供他们阅读。
我把这件事给乡党委书记邓铮汇报后，他表示全力支持，决定从乡财政出资购买这些书籍。
随后，我联系乌鲁木齐市的各书店，以每一个清真寺300元的标准购买了宣传伊斯兰教先进思想、提倡和平、反映维吾尔族传统美德以及吐鲁番地方史的书籍。发书时，我再一次召集爱国宗教人士做讲座，要求把这些书摆放清真寺，供每一个来寺做礼拜的人阅读。这一做法得到了有关领导、爱国宗教人士和信教群众的赞誉和认可。
体察民情、为民办实事
工作组的一项重要任务是解决当地群众的实际困难。我们每天给自己制定任务，分组入户走访，了解农民生产、生活状况、愿望以及他们对当前形势的想法，了解他们的实际困难，我们每次都把了解到的问题记下来，争取协调解决。同时，我们宣传党的惠民政策，深入揭批暴恐分子的残忍行径和罪恶本质，让广大群众充分认识到暴恐案件的社会危害性和暴恐分子的险恶用心。在入户中我们发现，卡孜库勒村3小队英西兰组位于卡孜库勒村东北干沟边缘，曾经是有丰富的水源和肥田的一个村落，居住的村民也很多，但后来水源越来越少，大多数农民都搬走了，只留下不到十户的农民。由于这个村落的自来水管道是在十几年前建的，已经坏得差不多了，正常停水的问题在这里很常见，尤其是冬天一次也不来水，农民只好从其他地方提水。工作组成员了解完具体情况后，向乡党委、政府反映，商量采取乡政府、村委会、工作组和农户各出一部分资金的方式，解决吃水难的资金问题。经初步预算，此项工程需要3万元资金。2013年11月8日，召集九户村民开会，协商同意每户出资1000元共计9000元，而其余资金由乡村协调水利局解决。
为了保证入冬前完成送水工作，我们立即开展了督促工作，每天到施工现场督查质量。铺设了将近一公里的主管道，给每个农户门口修一个水表坑，安装了水表。12月初，工程顺利完成，从农民家里的水龙头中流出了如工作组成员的心一般清澈的水。
我们还发现卡孜库勒村1小队新婚搬家形成的新村落25户农民的电网不标准，都是自拉电线，电压很低，有严重的安全隐患。为此，我们立即和相关部门协调联系，现在，这个片区的老电网改造工作已列入计划，并正在施工。
还有很多农民向我们反映，他们想从信用社再多贷点钱，尤其是春耕开始之前，各个小队的队长提出加快办贷款速度，为农民担保多贷点钱的要求。我立即跟乡农村信用社主任艾合买提·阿不力孜见面，解决了他们的困难。由于迪坎乡农民存款意识和还贷积极性较高，信用度也很高。艾合买提主任也是事业心和工作能力较强的年轻小伙子，一直大力支持工作组的工作。
当然，我们的驻村工作能顺利开展，离不开各机关站所的全力支持和配合。我们常常组织一些有意义的聚会，在交流中相互学习，促进了彼此的工作。
有意义的参观旅游
2014年4月3日，吐鲁番地区刮风下土，但恶劣的天气并没有影响到我们按计划组织的一次参观旅游活动。当天，我们工作组组织新调整的村组干部、部分党员、农民艺人、优秀民兵、妇女宣传员等20人赴吐鲁番地区的各个名胜古迹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参观旅游。2013年11月20日，我们也曾组织20个人参加过这样的活动，活动效果很好，并得到了鄯善县领导和自治区驻鲁克沁镇维稳工作团的肯定。这次活动主要以上次没有去的人员为主。
我们早晨8点启程，先后到阿斯塔纳古墓、千佛洞、吐鲁番示范区、葡萄沟景区、苏公塔、吐鲁番博物馆、吐鲁番科技示范基地、交河故城、吐鲁番地区文联等地参观旅游。期间，我亲自当解说员，每到一处，我就把此地的历史、文化背景和吐鲁番的历史结合起来讲解，使他们进一步了解了吐鲁番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增强了他们爱祖国、爱家乡的意识。
当然，在农村基层没有来过这些地方的和虽然来过、但只是走马观花没有深入了解的人比较多。他们每到一处很激动，不住地感谢我们。他们看到千佛洞的精美壁画、交河故城的古代城市设计都惊叹不已，表示以后还要带着家人来看看。
村党支部书记吾买尔·阿热孜说，这些地方有的我来过，但那时没有像你这样介绍的人，不懂价值，转一转就走人，现在我们知道了他们的故事，认识到了价值，这真是一次有意的、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
民兵连长亚森·吐合尼亚孜说，我们来吐鲁番玩，主要是逛逛街，找个地方喝酒就回去，该来的地方原来在这里！
乡人大主席阿依吐拉汗·艾海提说，内地很多地方我也去过，今天我真正感觉到家乡旅游景点和名胜古迹的价值，对我影响很深刻，我想组织乡人大代表也参观一下，开阔他们的视野。
上次参观活动吐鲁番地区文联党组书记马权、主席马庭宝非常重视，并亲自出面协调有些事情，晚上还组织座谈会和联谊活动，表示对卡孜库勒村的关心和支持。
两次参观活动在一段时间内成为村里人的热门话题，社会效益也很好。
我的一天
2014年3月28日，星期五。由于昨晚睡得比较晚，今天起得较晚。我起床后发现，有好几个人等着我，这些习惯早起的农民们，一大早就过来要跟我“诉苦”。
从4小队来的一个妇女说，她门前的树没有浇水。我问她队里不给浇水的原因，她说：“我们家在路边，当年统一安排了门前植树，老公在世时没听组织安排，多种了些树，所以不给浇。”听完后，我给4小队队长吾买尔江·尼亚孜打电话了解情况，他告诉我：“他们不遵守计划，如果每个人都按自己的想法给门前植树，会影响道路安全及村庄形象，村里就没法管了。”我说：“你说得很有道理，但是我们要去破坏长得很好的树木吗？就当是我们对这个寡妇的同情，给她浇水吧。”小队长立马同意了，妇女连忙道了谢回去了。
第二个来“诉苦”的是四位大学毕业生，他们说：“乡里的某个站跟我们签订了一年半合同，到期给我们发工资时少发了每人每月240元的工资，我们之前跟乡里反映过这个情况，但一直拖欠。”我记录下此事，告诉他们我先跟乡里协调再给答复，留了他们的联系方式后送走了他们。
第三个来的是一位农民，他想从农村信用社贷3万元，我立即给农村信用社的主任艾合买提江·阿不力孜打电话，解决了他的问题。
第四个来的农民说，他是代表3队来我办公室的，由于水源越来越少，给农作物浇水很紧张。听说挖井申请已审批，但还没有看到动工。我告诉他，会找乡里负责人问清此事后给他答复。
他走后，我正打算到乡里咨询这些事情，又来了一个农民。
“有件事麻烦你一下”，他有点害羞地说，“七八年前，我给吐鲁番市葡萄乡的一位商人卖了3万5千元的葡萄，当时他给我写了欠条，欠条上有他的名字和地址。后来这个人不在他家乡呆了，估计到乌鲁木齐去了，我一直没找到他，钱也没能要回来。现在我想找他的身份证号和居住地，听说你是从吐鲁番来的，我想应该认识葡萄乡的人吧，你能不能帮我打听一下他的身份证号码。”
我一时犹豫了一下，然后开玩笑地说：“哎呀大哥，这跟我们有啥关系呢，这私人之间的事也找我们吗？”他说：“就是……就是……有些人说什么事都可以找工作组帮忙，所以……”
我给葡萄乡副乡长、我的远亲表弟买明江·卡德尔打电话，让他联系乡派出所查询这个人的身份证号码。不一会儿，我就得到了那个人的身份证号码。然后我把这个农民带到旁边的村警务室，上公安网，用身份证号码找到了他要找的人的详细信息给他，这位农民高兴地走了。
送走这位农民后，我又为此前的两件事找到乡长白克力·吾斯曼，得到比较满意的答案后，打电话通知了当事人。
这时，快到中午了，我们工作组得赶在做礼拜的时间前到清真寺巡逻维稳。所以，我连忙吃个饭，赶往清真寺。
迪坎乡的特色
在迪坎乡工作时间越长，我对迪坎乡及迪坎乡人民的认识和感情越深。说起“迪坎”，在别人眼里大多是偏僻、沙尘较多的荒漠。的确，迪坎乡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但她也有属于自己的神奇魅力。
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东边、只有八千人的迪坎乡占地一万七千多平方公里，占鄯善县一半面积。历史学家把迪坎称作“楼兰的最后一个活村”。作为丝绸之路驿站的迪坎，接待过很多历史学家、探险家、旅游家，他们在迪坎乡人的带领下，进入过神奇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和令人迷恋的河西走廊。尉犁县猎人乌尔达克·乌马克给瑞典籍的世界著名探险家斯文·赫定找到楼兰古城时，祖辈在迪坎的有名向导阿不都热依木也跟他们在一起，在找楼兰古城的过程中，阿不都热依木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斯文·赫定到新疆尉犁区的几次探险中，与中国著名探险家、罗布泊学家陈宗志一起到敦煌，通过玉门关往西出发，在向导阿不都热依木的带领下，通过迪坎，到尉犁和罗布泊区进行探险。陈宗志女儿陈亚丹也是在1997年按照她爸爸的线路到迪坎，与当时向导的后代、现在的年轻向导白克力见面。
如今，走老路经迪坎到楼兰古城、“死亡之海罗布泊”、敦煌的探险家、冒险家、野外旅游者，以及到山谷里寻找宝石、矿产，财富的人有很多。这些人大多数是从内地来的商人、企业人士，他们到迪坎后会找向导。迪坎的老向导、猎人、放羊人的后代已经组成了一个向导人团队。这个团队的人很精明、有经验、敢冒险，为雇用他们的商人及企业人士做好服务的同时，增加了自己的收入。在带路的过程中，宣传了维吾尔族的习俗，同时用带路过程中的精彩故事谱写了民族团结之歌。
这就是迪坎乡的一大特色。迪坎有很多老猎手，虽然现在禁止捕猎，捕猎器具也被收回，但是他们常常会走进山谷，给需要的人带路，帮他们解决难题。
迪坎乡和巴州尉犁县以荒漠交界，很早以前就有一条小路，两地的人民交往很频繁，到现在他们还时常用这条小路联系。从迪坎乡可以到“尉犁野骆驼基地”，由于近年来禁止捕猎，现在在荒漠上不仅可以见到野骆驼，还可以见到很多黄羊、马鹿、野兔等野生动物。
迪坎乡南边无边无际的荒地是各种各样石头的源泉。在这里，可以找到经大自然风吹雨打而形成的各种宝石、奇石、玛瑙、玉石，托帕石等珍贵石头，所以，这里有很多农民在靠找石头、卖石头来养家糊口。其实，这些石工算是冒险家，因为他们常常在这个不毛之地上开着自己改装的摩托车、拖拉机及汽车找石头。其实在这里越野车也难以前行，因为这里没有路，只能冒险前行。在这里，汽车随时有可能陷入石地、沙地；在这里没有手机信号，很难辨认方向，总之，找到石头没那么容易。而当地的石工了解这里，他们靠着自己的智慧和多年的经验克服一切困难，用简单的交通工具进出石地，找到宝石。他们把一般的石头卖几百元，如果遇到好点的石头就卖几千元甚至上万元。玛瑙跟红豆差不多大小，从咸石层可以找到，一般一公斤可以卖到三四百元。在迪坎乡的老迪坎村专门挖玛瑙石的农民有很多，勤劳的迪坎乡妇女把挖出来的玛瑙石穿洞，做成手镯、项链卖，这些首饰还有保健作用。
迪坎四处环绕着沙漠、红柳林、胡杨林，东边有连接鄯善库木塔格沙漠公园，西边是连接大小城堡古迹，南边是南山（觉里塔格），迪坎乡是这些荒漠中的绿洲。绿洲中间也有荒漠和沙漠，各个村庄也有红柳树、胡杨树，红柳树分泌红柳胶、红柳根上生长大芸，骆驼刺分泌刺糖等特产。这些特产在迪坎享受充足的阳光，汲取了沙漠及盐碱地的营养成分，在新鲜空气中成长，营养价值高，是有利于提高免疫力的自然保健品，有很高的经济价值，所以当地很多农民生产这些特产来增加收入。近年来，迪坎乡农民开始种植人工大芸，效益也很好。
迪坎乡南边的老迪坎离塔克拉玛干沙漠比较近，盐碱地和沙漠较多，而聪明的迪坎人民充分利用这一点，用撬开盐碱地的土块做房屋及牛羊圈的围墙，这些盐碱围墙在雨后会变成很牢固的围墙，而圈里的牲畜通过舔围墙来补充体内所需盐分。在荒漠吃骆驼刺、在圈里吃盐使这些牲畜的肉很好吃，也很有营养，所以迪坎乡羊肉远近闻名，所以迪坎养羊的人很多。一般家庭有30-50只羊，经济条件不太好的家庭也有10-20只羊，当地农民靠卖羊可以挣到很多钱。
迪坎乡的各个村庄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打谷场上有用盐碱土块垒起的墙面，这些盐碱土块在太阳底下光芒四射，像是保护打谷场的士兵，保护打谷场不被外来的垃圾袭击。这是迪坎乡适应自然环境的杰作。
迪坎乡的面积很大，这里勤劳的农民靠双手开垦了很多田地。生活在这里的大多数农民，家里的院子很大，在院子里一般都会种杏子。由于生长在沙漠，这些杏子味甜，很结实。农民还喜欢在院子里养鸡，迪坎乡的土鸡个大，肉很好吃，非常出名。
在迪坎乡卡孜库勒村西边，有公元前3-4世纪建立的大城堡、小城堡（这里的人叫哈沙城）古城。在玉儿门村北边有森林保护站，而保护站周围被无边无际地骆驼刺、芦苇包围着。这些草地中间有人工开挖的盐碱泉，很多患有风湿、类风湿及寒性体质的人专门来这里泡盐碱泉。在老迪坎的东南边，也有一个盐碱泉，据当地人说这里曾经住过神人，他们就把这个盐碱泉当做“神泉”来拜。虽然路途遥远，仍有很多人来这里泡温泉。老迪坎还有一个叫“皇帝澡堂”的温泉，这个温泉的水源是一条坎儿井，来自东边的库木塔格沙漠，水温一年四季都保持着30摄氏度以上，水性软、滑，有滋润皮肤、促进血液循环之功效。坎儿井水流进村庄，流入一个小池，有些人在这里泡温泉，泡完后，可以到南边的沙漠地埋沙、晒太阳。这片小绿洲风景十分优美。
迪坎乡人民在这样自然环境较差、生态环境恶劣、沙尘天气较多的地方，勇敢地跟环境做斗争，创造出美丽的绿洲，迪坎人的精神真是令人佩服。
迪坎乡农民的经济条件都比较好，哪怕是穷一点的农民也有一两万元存款、养着一二十只羊。由于这里阳光充足，没有污染，这里的人大多很长寿。
还值得一提的是，虽然迪坎比较偏远，但农民很重视孩子的教育，所以，这里培养出了很多高级干部和人才，这点的确很让人佩服。
每件事都有两面性
当然，迪坎乡也有不少缺点和不足。当年，迪坎乡的各个村庄都是围着坎儿井及坎儿井的界嵴来形成，所以各个村庄布置很乱，直线道路很少见。后来坎儿井断水后，在那些界嵴上盖起了房子使这些村庄变得更零散。由于道路建设没有规划，邻居之间在房屋改造方面的争执不断，甚至还存在一些居民的大门被堵的情况。迪坎乡的坎儿井大多已经干涸了，这里的水源靠机井，算是水源比较稳定。可惜的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农民很少自己种植蔬菜，搞好门口和院子绿化的农民很少，他们一般到市场上买菜。在这样沙尘天气较多的偏远乡村，其实，很有必要重视绿化的，但这里的绿化情况不是很好，并且无论机关站所、村庄街道以及农民自家房子周围，都随处可见垃圾废品。
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入户时我走进很多农民的房子，无论是院子还是房间内，生活用品、家具、衣服到处都是，有时我们入户时，房间乱得找不到站脚的地方。我们维吾尔族有句老话说：“不干净的房间不会进仙女。”我不知道这些房子的主人怎么在这种环境中做饭、养育孩子的。对于我们对他们的批评，他们会找借口说“老是刮风，到处都是土，没办法”、“才从地里回来，没来得及收拾”。我想这些借口不能成为不重视卫生的理由。
还有一件事，迪坎乡和迪坎乡南部的南山矿区铁、铜等矿石资源丰富，乡内有很多冶炼企业，环境污染非常严重，企业的生产废品在村庄内堆积如山，对迪坎的自然生态、农民生产生活造成严重威胁。
改变民族从习惯入手
我从作家的角度，在与基层群众长期交往的过程中，感受到了农民思想上产生的新问题、缺陷以及他们的软弱无能等缺点。目前，他们处在文化焦虑、精神迷茫与社交障碍之中。这不仅在表明宗教极端思想的渗透使农民群众崇拜某一宗教或信仰，而且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传统道德、社交礼仪、世界观等观念发生着令人震惊的转变。当然这些变化不仅存在于迪坎的农民群众中，而在整个维吾尔族乡村中不同程度地出现了。目前，在我们的农村中，农民群众曾经拥有的纯洁、自然、非功利的人际交往信条、道德信念明显受到了冲击，使得“农民群众才是传统道德的摇篮”、“纯洁的人际交往在农村”这样的书面语言开始不太符合当今的实际，或者可以说这些优良传统中，留下来的越来越少。
尽管大部分农民开始走上富裕之路，生活水平得到了提高，但在各种文化的影响下，他们增加了收入却没能增加智慧，增加精神财富。
城市人因为综合素质较高，尽管也出现了一些不良嗜好，但他们仍然坚守着一些传统美德，尤其是在一些原则性问题上，他们十分注意自己的民族身份。但一些农民致富后，开始忘本，沉溺于不良嗜好之中。
就以上的感受我总结出以下几点：
第一，在农民中，爱国和爱家乡的观念不是很明确，他们将目前的维稳和有益于公众的公共活动视为党和政府或者干部的工作，不仅不积极响应号召，还经常“袖手旁观”，对那些与自己“无关”的活动不重视，他们认为只要不影响到个人的利益，就不会关心公共的集体利益。
第二，集体观念和团结意识不足，甚至内部还存在着严重的不团结现象。曾经那种为了集体、为了自己的家乡、为了邻里而无私付出的人越来越少。积极参加集体劳动或者专门帮助没有劳动力的困难家庭的人几乎没有，基本上大家都是“各家自扫门前雪”。
第三，人们开始怀疑一切，相互不信任，嫉妒心强，依赖党和政府的思想有所抬头，感恩意识不强。有一些农民群众甚至对党和政府的优惠政策或惠民措施持怀疑态度，对干部的好心表示不信任。为农民群众做多少好事，他们也不会高兴，因为他们认为这些事都是应该的，觉得理所当然的。如果有好心人从事公益事业，帮助困难群众，他们也不理会，还会说：“他们是为了宣传自己，这样做肯定有其他目的，不是为了赚更多的钱就是为了赚面子。”总有人妒忌那些有地位、有金钱或者事业有成之人，当这些人遇到挫折时他们会很高兴。党和政府、干部以及好心人做了多少好事，他们不但不会高兴或感恩，还想着得到更多。此时，我深刻理解了一些作家所说的“乡村虽然头顶蓝天，但农民视野很窄”的描述。
第四，农民中一味索取、谋求私利的现象比较严重，这种现象有时像传染病一样在农村蔓延。有些人还总有这些思想：占政府的便宜，又不是侵占私人财产，拿就拿了吧；最好把政府的和集体的东西都拿上、吃上。在这些想法的驱使下，一些生活水平较好甚至是干部或职工的家庭也在努力假装贫困，抱怨自己的生活，努力去“赚取”政府用来扶贫的一袋米、一桶油、一车煤。有些人为了每个月得到90元的低保费，通过走“后门”让自己成为低保户家庭。事实上，这些人根本不需要这样的帮助，但就是因为这是公家的钱，他们觉得不拿白不拿。他们乐此不疲，有时还为此津津乐道。
有一天，我在调查贫困家庭情况，准备给民政部门上报数据时，就遇到了这样想占便宜的农民。这位农民朋友来工作组的宿舍找我，抱怨自己生活困难。其实我知道他的生活状况，并非贫困，而且家庭状况还不错。因此我很坚决地说：“大哥，您的家庭状况我了解，不符合低保户的条件，这钱您也不能用。”他说：“确实如此，但这钱是公家的，我又没去贪污别人的，拿了又会怎样？你也别坚持原则，就当是为我们做个好事吧。”他直勾勾地看着我的眼睛说出这些话，我也只好盯着他坚决回答：“大哥，您是穆斯林吧？公家的钱并不是不算账，您要是拿了给低保户的钱，那些真正需要的人该怎么办？你说没人知道吗？真主不会看吗？不能这样做人。大哥，人越爱计较，就会越伤心；人越会宽容，日子就会过得越开心。您的条件本来就好，您应该多帮帮那些该拿这些补助的人才对。”
之后的某一天，我们为了慰问贫困家庭买了30份米、面、油，当我们卸这些慰问品时，周围的群众纷纷过来摸着这些物品说：“这些东西是要发给我们的吗？发的时候别忘记我们啊！”我半开玩笑地说：“这些是发给贫困群众的，难道你们贫困吗？”由于天已经黑了，我们把这些慰问品点清后放在院子里准备第二天发放，而第二天发放时候发现少了几袋。虽然那些丢失了的米、面、油并不值多少钱，但我还是为这种缺德的行为感到痛心。
没过几天，为了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我们将很多小画册带到村里。这些小册子有汉语与维吾尔语的双语说明，图片生动、有趣，又介绍了很多知识。为了在几天后分发宣传画册，我们把画册放在了大队部的院子上，但好几天过去了，并没有人来“偷走”它们，甚至进出村委会的村民和在村委会值班的民兵，也没有拿到手中看一看。
这种差别让人感触很深。经济上富余，还想着如何获取更多；而精神上如此贫乏，反而对自己有利的书籍一点也不感兴趣。如果每位农民都能多读书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那我们的社会会更加和谐。其实，村委会的图书室中也有很多书籍，加之近几年党和政府大力扶持加强了乡村图书室建设工作，村图书室的条件也改善了很多，有很多针对农民的工具书。但遗憾的是，很少有人踏进图书室。
在我之后的演讲中，我好几次提到这两件事作对比，也对村里的民兵开玩笑地说：“要是你们把那些书‘偷’走，我会多高兴！”
第五，把个人利益放在首位，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一切代价的观念比较严重。在基层开展工作的过程中，我发现农民之前的大方、温和，把道德观放在首位的美德开始淡化。兄弟姐妹之间、邻里之间、亲戚、同乡及父子之间也存在为了一点田地、几棵树、几间房子等争执不休的情况，甚至闹到法制部门的人也不在少数。发生交通事故或突发事件时，群众就会想办法从对方那里多要些钱。虽然我们尽力在调解这些事情，但还是发生了为一颗杏树、为几百元钱而断绝父子关系的悲剧。这些事让我痛心不已。我在想，我们维吾尔族人的传统美德去哪了？“父亲满意、真主满意”、“花钱买不到亲情”、“买房子之前先收买邻居的心”、“一切命中注定”、“大限到了认命，灾难临头要忍”，在困难面前大方、勇敢地面对的高尚品德去哪儿了？
第六，农民固有的热情好客、、真诚、友善、大方、不求回报的美德开始淡化。“有客人的房子，仙女会光顾”的那种想法，把外来人员自觉请到家里吃饭的做法，来客人时热情地端上一切美味佳肴的传统美德开始弱化。我们驻村一年多来，跟农民群众的关系很好、很团结。我们解决了很多困难，也得到了他们的感谢。虽然他们在口头上邀请过我们到家里坐一坐，但实际上我们根本没有看到他们的真心。即使把我们请到家里的群众，最后我们也发现他们是为了某种目的才请我们的。我们入户到“放心户”时，最多给我们端上一碗茶，摆上两个馕而已。以前那种一来客人就热情招待，硬拉着客人吃完饭再走的友善热情的待客之道几乎没有了踪迹，即使是我们帮忙解决过困难的家庭也是如此。
第七，年轻农民的素质比较低，没有独立观念，更没有为梦想努力拼搏的精神。很多年轻人成天玩微信、QQ、蓝牙、MP3、电子游戏，浪费时间的情况比较严重，学习钻研的年轻人少之又少。
第八，农民群众的经济条件变好了，每户人家都有家电、电动车，几乎每个农民都有手机。这种情况让农民产生了“只要有钱什么都会有的”的观念。所以，一些农民虽然钱多了，但由于精神方面没有提高，因此出现一些无知、徇私舞弊的想法也就不足为奇了。有些农民在这些“想法”的影响下，不让自己的孩子上学，让孩子直接到社会上挣钱。即使让孩子上学的一些农民，也根本不关心孩子的学习情况。在他们看来，让孩子吃好、穿好，满足孩子的一切物质需要就是他们所谓的“关心”，根本不重视培养孩子的意志。
总之，我们的农村现在正面临着传统美德传承和人际关系的危机。
当然，这不仅仅只在新疆，是在全国各地都在面临的道德危机，这是时代变化导致的。
历史上很多国家、地区及很多民族也经历过这个过程。第一，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每件事都会考虑经济利益的今天，人的脑子产生了“有钱什么事都可以办成”的想法；第二，随着现代化带来的一些文化虽然不适合我们，但是因为新奇，也吸引了素质不高的群众，从而给传统美德带来明显的冲击；第三，在落实国家政策和法律法规的过程中，由于一些工作人员的不负责任、不公正行为，导致了部分群众的逆反心理。
目前，这些问题已经引起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我认为，基层工作不仅要让农民富起来，还要通过各种培训、组织活动，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开阔他们的视野，增强他们的责任感。这样，他们才不会被宗教极端思想所蒙蔽。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2013年年底，全年的干部考核工作开始了，像我一样在基层的驻村干部，在村里参加了考核。为了考核我们的工作，吐鲁番地区及鄯善县组织部门抽调干部组成考核组来到卡孜库勒村。村里的农民、民兵、宗教人士、老党员代表及乡村领导等50人参加了对工作组的考核。
投票、单独谈话等流程结束后，我们工作组得知这些人员对我们的评价很高。吐鲁番地区干部考核成绩公布后，我在几十个维稳工作组中被选为九名优秀工作组组长之一。
村里的一名老干部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我说：“我看你总是很乐观，充满活力，你说的每句话都能鼓舞人，让人激动不已；你走路抬头挺胸，从外表上就显露出你的气质、热情。说你傲慢吧，你又很谦虚、幽默；说你不平易近人吧，你又能说会道也很随和；说你冷漠吧，你又很善良、坦诚，大公无私地帮助身边的人，让跟你接触的人一下就喜欢上了你。”
2014年4月10日，在迪坎乡召开了各个工作组例会。在会上，各个村驻村工作组组长和村党支部书记发表了讲话。轮到卡孜库勒村党支部第一书记买买提·也合亚讲话时，他说：“到我们卡孜库勒村的驻村干部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做了很多好事。以前，我们以为，下基层的干部会整天呆在宿舍看电视混日子的，但是，我看到在我们村的驻村干部工作比我们还忙，给我们村干了不少实事。还有，听到要来工作组时，我们总在想能带给我们多少钱，是不是从“有钱的”的单位来的，但这次从地区文联来的工作组组长，虽然来自经济条件一般的单位，却给我们带来了比几百万元还有价值的精神财富，我们比得到几百万元还高兴。他们通过努力，让‘四类特殊群体’得到转化，提高了乡村干部、宗教人士和农民的综合素质，开创了驻村工作新局面。”
听完这些评价，我对和我一起并肩作战为卡孜库勒村的各项工作付出汗水的工作组同事，产生了深深的敬意，真心感谢他们对我工作的支持。
2014年4-5月写于鄯善县迪坎乡卡孜库勒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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