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立鹏
　　那年冬天,我第一次坐火车,绿皮火车,一路向西。
　　那年,是 1995年,那年,我 19岁。
　　接到入伍通知书的时候,我几乎被兴奋冲昏了头脑,只知道要去当兵了,再也不用坐在教室里记那些公式、定理、蝌蚪文了,根本没有想到是要告别家人,告别熟悉的环境,去几千公里之外一个毫无概念的陌生地方。
　　满身书生意气的我和一百多个同乡在县武装部门前集合,拿着老妈的煮鸡蛋和烧饼,穿着没有肩章领花的冬训服,背着背包,提着行李,戴着大红花被接兵干部领上大巴车,前往西安转乘火车。
　　记得在西安火车站,我们来自省内各地前往新疆的很多新兵在站前广场分开排列,很壮观,很多农村娃其实都是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坐火车,很是兴奋。
　　终于,轮到我们上车了,送行的人不能进入站台,于是,此起彼伏的招呼声、叮嘱声从各处响起,接兵干部催促着大家,我透过人群,看到母亲被挤在人群里,拼命地冲我说着什么。隔得远,听不清楚,但我知道,她一定是叮咛我听领导的话,保护好自己的身体等,我鼻子一酸,大滴的眼泪不争气的往下流,想说些什么,却也说不出口……很快,就随着大家进了站台,看不见母亲了。
　　没想到,和母亲这一别,再见竟然已是五年之后。
　　上了火车,大家开始忙绿地按照干部的安排坐到自己位子上,归置好自己的东西,火车就鸣笛开启了。
　　我离开生养我19年的故乡富平,前程未卜地奔向了遥远的西部。
　　我们坐的是1043次，这趟火车可以从西安直接开到奎屯，由于方便和便宜，当年是很多往返新疆和陕西求学、打工者的首选，记得到去年更换成空调列车的时候，网络上还有很多人写下了“记忆中的‘绿皮车’”的动情文字。
　　虽然是普通客车，可是我们乘坐的几节车厢全是军人，连乘务员都没有，实行“自治”，我们称其为“军列”。
　　为了将我们安全地带的到新疆，接兵干部在火车上选出了临时班长和联防队长，在社会上混过几年，个子高的杨涛等人配合几个排长负责管理我们。
　　整个车厢里面打扫得干干净净，行李和背包整齐划一，加上坐的硬座上着装统一的小伙子们，好像就有部队的感觉了。
　　在火车上除了吃自己带的鸡蛋和烧饼之外，接兵干部还定时发放方便面和火腿肠，让我们觉得还不错啊！
　　列车呼啸向西，十二月的西北大的实在乏善可陈，特别是过了兰州以后，从车窗外看出去，几乎看不到绿色的东西，听说这就是茫茫戈壁，我们第一次切身的感受到了地域的辽阔和自己的渺小。
　　怕新兵胡思乱想，学员排长开始教我们唱歌，《团结就是力量》、《说句心里话》、《一二三四歌》开始回荡在车厢里，还进行互动拉歌，一下子使得气氛热烈起来。
　　火车那是至少要走三四天吧，大约第二天还是第三天，干部开始安排人给我们发放当月津贴，多么让人兴奋啊，很多人从小到大，这还是第一次领工资，虽然只有49块钱，扣掉方便面和火腿肠钱后也所剩无几了，但想到以后每月都会有这样一份固定的收入，心里暗自得意。
　　我们是在精河站下车的，精河一个部队的兵站。
　　好像是半夜吧。一阵忙乱的搬运与集结后，我们被集中在一个候车大厅里等待天亮被接走。
　　这中间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可笑。
　　在这里集中起来送往伊犁军分区的，就不光是陕西兵了，也有其他省份的。我们随队从火车上往候车室走的时候，可能是比较困吧，走在我边上的一个“小胖子”正昂头迷迷糊糊走着，整个人居然掉到一个敞开口的下水道里了，多亏背后的背包卡在了井口上，才没有出大事儿，不过小伙子的裤子已经全湿了，自己吓得哇哇哭，接兵干部好气又好笑，让我们匀出几条秋裤给他套上。
　　世界真小，后来这个小伙子居然和我分在一个新兵班，他是甘肃临夏的东乡族，叫马文祥。
　　天蒙蒙亮的时候，部队接我们的大卡车到了，一个车厢十几二十个人，一人一个皮大衣，冒着凛冽的寒风，我们“漂大箱”继续前行，目的地就是伊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