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昌吉利”钱是古西域高昌王国所铸造的货币。高昌位于今吐鲁番市东约40 公里的二堡乡哈拉和卓村的高昌故城，是古丝绸之路的要冲，成为多元文化和多类货币交汇之处。汉五铢、和阗马钱、晋石勒丰货、梁朝女钱、后周五行大布、隋五铢白钱以及粟特、波斯等国货币等，在这里均陆续有所发现。这里曾自行铸造货币，比如高昌吉利钱、西州回鹘钱等。本文仅就新出“高昌吉利”钱进行考证，略抒己见，供方家和同好鉴赏。
一、新出“高昌吉利”钱
笔者日前在家会见一名鄯善县的维吾尔族朋友，并请他帮助购些无公害纯天然的无核白葡萄干，准备送亲朋好友之用。在交谈中，他告诉我说：“他有一位农民朋友，在11 月份给葡萄埋墩期间，获得一枚‘高昌吉利’钱，并听人介绍‘高昌吉利’钱早年就有人以高价在他们那里收购过该币……”。本人听后立即请该朋友打听“高昌吉利”拥有者并要求请客面见。以打探虚实和真伪。时隔两周左右，我那位维吾尔族朋友带了另外一位维吾尔族老乡前来吐鲁番，要求在我家见面。经本人同意后，他俩人来到我家，在喝茶水、吃水果的过程中，那位新“朋友”出示了他所获之“高昌吉利”钱。笔者上手即见是一枚“生坑之极品”好钱，询其出处？对方说：“他家住在二堡乡艾西夏村（即高昌古城边）在葡萄埋墩时所获。几经商议后，该币转于笔者收藏，之后测得该币铜质、径26mm、穿6mm、厚4mm，重13.2 克。再将该币对照《新疆钱币》“大黑本”后发现与该书中074、075 号钱品貌相似。二、高昌吉利钱的铸造年代、铸造地点
高昌吉利钱的铸造时间及铸造地点，由于史无明载且缺乏足够的出土实物证明，故铸造年代及铸制地点不详。但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吐鲁番地区文物局博物馆、铜川市博物馆、旅顺博物馆、英国大英博物馆以及日本龙谷大学等文物单位和海内外个人藏家所收藏的高昌吉利钱实物来看，除内蒙古杨鲁安1 枚出自西安周边地区外，其余几乎全部出自新疆吐鲁番，即古高昌王国故地附近。对已知下落的所有高昌吉利钱分析，除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实物来源尚待公布外，唯一的是陕西省博物馆所藏的那枚高昌吉利钱，是从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文物中发现的。至今所有研究高昌吉利钱的学者都认为，该钱是高昌王国所铸造，当无异议。虽然高昌吉利钱的制造时间不详，但是既然认为该钱是高昌王国之物，人们就可以根据高昌王国的历史进行研究。关于货币制造时间的上限与下限，并非该钱制造时间的定论，而是最早(上限)与最晚(下限)两个时间的概念。高昌国灭亡时间约在唐贞观十四年(640 年)，故其下限应为公元640 年，这个结论是目前大多数的学者都能够接受的。
高昌吉利钱制造的下限，得到何家村出土唐代窖藏文物的证实。郭沫若先生在生前曾经撰写《出土文物二三事》，对此进行过详细的考证，同时又有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第519 号唐墓出土的一枚高昌吉利钱实物进行佐证。显而易见，此前日本奥氏《东亚泉志》、丁氏《古钱大辞典》，以及黄文弼、荷兰Dr．TjongDingYih(易仲廷博)等的“元钱”之说被彻底否定②。
关于高昌吉利钱的制造上限问题，可上溯到阚伯周称高昌王的公元460 年。然而自阚伯周历经阚义成、阚首归、张孟明、马儒等5 个汉人高昌王共约37 年，期间仍然处于柔然、高车等部族的统治者充当傀儡，柔然、高车等部族经济、文化、军事落后，政权还未巩固，尚无铸造钱币的历史，所以高昌吉利钱的制造上限绝对不会早于公元497 年。
麴嘉是麴氏高昌王国政权的创始人，他在位的34 年中与北魏并存,期间，虽然经历连年战争，但是经济发达、国力强盛，铸钱的可能性最大。其子坚即位，立年号为章和，时在公元531 年。此时国力更强，他在位与西魏并存18 年，虽然时有战争，但不会影响他们的钱币制造。根据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资料的显示，仅从1959 年至1975 年间，对高昌古城遗址、阿斯塔那进行的13 次考古发掘中，459 座古墓中有119 座古墓发现了文书。总数1586 份汉文文书中，有403 份确定为麴氏家族统治的高昌王国时期，1020 份出自唐代。发掘出来的300多块墓志铭中，大部分是属于麴氏时代的，从而证明这个时期的高昌国，是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发展的鼎盛时期。
鞠氏王朝虽然常常受到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但王朝在抗击了外来的侵略后，还是生存了近144 年(公元497-640年)，是当地政权中延续时间最长的，因此，将高昌吉利钱的制造上限定在高昌王朝麴嘉执政开始，即公元497 年后为宜。
笔者进一步大胆设想，根据高昌吉利钱的文字铭名、书法风格和钱币形制及王永生先生的论述《“高昌吉利”钱币考——兼论隋唐之际高昌地区的文化融合》综合考证：钱背的内郭类似北周钱；特别是该钱的钱文非常接近唐初“开元”钱风，高昌吉利就是高昌王汉语音译；是否可以持上限定在麴文泰延寿四年，即公元628 年。也就是说，高昌吉利钱仅仅铸造了12 年以后，便结束了她辉煌的历史。
三、关于高昌吉利钱的铸地及铸造量
高昌吉利钱的铸造地域、铸造量，史书不载，至今也末发现钱范和制造遗址，因此关于这方面的详细情况无法知晓。上海《钱币之友》刊有“咏高昌吉利钱”七言诗一首，言为唐铸国名，但出处未明。有人认为该钱系隋炀帝同麴伯雅时期，铸造于“隋京”，或唐太宗同麴文泰铸造于“唐都”。以上说法虽然有一定的理由，但笔者认为此钱应该铸造于高昌故城，即吐鲁番本地的可能性更大，隋及初唐的铸钱水平已经很高，尤其是“开元通宝”钱更是开创了钱币制造的新纪元。但从我们所见高昌吉利钱实物，背部内外廓常发生移范的情况来分析，如果系“唐太宗同麴文泰铸造于“唐都”，显然是不太合适的。
高昌吉利钱的铸造地域和铸造量，史料没有记载。笔者仅从已经确实知道下落的高昌吉利钱来统计，其中新疆12 枚，陕西省博物馆1 枚，铜川市博物馆1 枚，旅顺博物馆3 枚，日本1 枚，英国大英博物馆2 枚：此外，民间收藏的不少于10枚，上述30 余枚钱几乎全部出自新疆吐鲁番一带，出土地域集中于高昌故城附近。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蒋其样先生曾经说，高昌吉利钱至今发现总数不少于30 枚左右。这使我们联想到一个人口仅仅3 万左右，面积约5 万平方公里的区区小朝廷，经过三百余年的历史变迁，竟然会留下这么多的货币实物。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还不断地有高昌吉利钱被人们发现，所以说它的制造数量应该是不少的。但应予指出的高昌小王国的所在地吐鲁番盆地，从技术上铸币条件是具备的，高昌吉利钱应本地铸造。
根据笔者所知，近五十年来，仅从新疆地区发现的高昌吉利钱，包括古籍披露的、海内外公私收藏的全部数量大约有50 枚左右，估计一部分已经流入民间收藏家的箧中。由于该钱比较稀少，一般藏家都秘不示人，因此详细的情况和确切的数量目前尚无法估算。
根据目前已经能见到的图片资料，确切的知道高昌吉利钱大约有3 种版式。其一是光背，数量占已知钱币总量的90%以上；其二是背四角有三角形的花纹，现在仅有上海博物馆所藏的一枚，即李荫轩先生的捐赠品；其三是背有星纹者，仅见丁福保《古钱大辞典》刊出一枚。
高昌吉利钱的钱文为隶书，结体方正，布局匀称，书法用笔遒劲，飘洒秀丽，笔法中含有北魏及初唐书意。在钱文的结构中，“高、昌、吉”三字为上下方块形状，“利”字为左右开式结合，为获得人们的视觉效果，钱文的书写者将“利”字稍作放大，以求取总体的平衡。此外，在字体的局部处理中，亦见作者刻意经营。如“高”字下部左右，直接与穿孔相互连接；“昌”字两日中间的一横，左联而右离，以免除方块汉字呆板的弊病：“吉”字竖笔与内郭相连；而“利”字最具该钱的特征，其“禾”字首笔微弯，中竖垂针顿笔，最绝妙之处为右旁的刀部，内中末笔以点代竖，全部的精神集中于此，可谓“画龙点睛”之作。且此点安排在“禾”部的中间，即横与捺之间，钱文书法细微之处，从中可见一斑，这也是高昌钱钱文辨伪的最关键之处。上述钱币文字的几处细部，正是我们对高昌吉利钱鉴定的要点。凡是“利”字右旁刀部内，一竖者基本上是有问题的；凡是一点者当为真钱。当然，各类光背钱中，钱文也有不同的细微变化，这也就是我们钱币研究者称作的小版别。
在封建王朝中，钱币制造是重大的事件，而钱币文字的书写，大都是有身份和地位者，有些还出自帝皇将相的手笔，绝非春秋战国时期的工匠随意刻画；同时，钱币文字从题写到铸造，有着十分严格的程序，并不是朝令夕止、随心所欲的。因此，钱币的文字差异应该不大，这里所说的细微差异，就是钱币的不同版别。
仔细分析钱文的笔画不尽相同，若以大英博物馆所藏的高昌吉利钱版式与其他高昌吉利钱相比较，人们就会毫不犹豫地说：高昌吉利钱绝非一种版式,高昌吉利钱确实有不同的版式存在。然而，由于这种钱币的铸造量很少，出土传世更稀，其版别差异不会太大。
那么，背星点是否就是赝品呢?对于《古钱大辞典》所刊载的这一枚“高昌吉利”银钱，从各类钱谱的拓片和所见实物来判断，认真从各方面分析钱币实物，这枚钱“无力而神态呆滞”，缺乏“时代气息”，当属赝品无疑。关于高昌吉利银钱，周昆宁先生文章中叙述：“1988 年秋，路经无锡，亲眼见到过一枚银质高昌吉利光背钱……”“1989 年，在西安市泉友李某家又见到过一枚，当时在座五人皆泉界人士，几经审视无一人能视其为赝品。”由于笔者未见到过此类银钱，因此不敢遽下妄论。
结语
综上所述，麴氏高昌王国时期，正处于丝绸之路的繁荣兴盛阶段。高昌地处古代东西方丝绸之路的交通要冲，自然地担负起国际贸易的汇集和交流站。由于商品经济和国际贸易发展的需要，波斯萨珊银币就充当了“准国际货币”的角色，成为麴氏高昌王国时期的主要货币。关于高昌吉利钱确切的制造年代，笔者认为应该在麴氏统治时期铸造，其上限定在麴文泰执政之时，约唐贞观二年(公元628 年)，下限定在麴氏灭国之年，唐贞观十四年(公元640 年)为宜。其铸造地点大致在高昌故国的地域内，即吐鲁番本土，其制造的时间仅有12 年，因此，制造的数量较少。
关于高昌吉利钱的性质，由于钱币的铭文“高昌”、“吉利”，集国名、国王与祈祥吉语(双关语)而一体，所见实物大多比较厚重，多在10 g 以上，为同时期五铢钱的2-3 倍；但钱币由于铸造时间比较仓促，钱币之间的轻重分量相差很大，个别甚至相差7-8g，多达半枚钱的重量。从阿斯塔那519 号墓出土的那枚高昌吉利钱分析，该钱出土前原放置在死者的背部，且墓主人是贵族身份。虽然少数高昌吉利钱有磨损痕迹，大部分实物均未经过流通使用，特别是该泉制作又极为精整，因此，笔者认为此钱是麴氏皇家正式发行的、具有纪念性质的“货币”，是朝廷作为赏赐或馈赠珍品。
根据所见到的高昌吉利钱实物和见到的拓片，对照该新出“高昌吉利”钱，可以推断应为高昌吉利所铸之头炉钱或早期铸品，该币的面世为研究高昌吉利钱提供很好的佐证，亦有极高的收藏价值。（该币已被吐鲁番地委外宣办申报2013 丝绸之路（吐鲁番段）世界历史文化遗产录入宣传图录中）
本文仅代表一家之言，不妥之处还望方家同好斧正。
注：
①《新疆钱币》、《新疆钱币》图册编辑委员会、新疆美术出版社、香港文化教育出版社1991 年8 月版。
②④盛观熙著《再论高昌吉利钱》，《新疆钱币》2004 年第三期。
③蒋其祥著《新疆古代钱币的发现与研究》，《舟山钱币》1990 年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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