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长胜
　　《石英红诗选》（作家出版社2012 年3 月第1版），含“烽火硝烟”、“英烈千秋”、“壮丽新程”等三辑共102 首抒情短诗。相对于石英先生的60 余部文学作品集来说，这是他最具代表性的作品集。编选精，分量重，境界高，开掘深，艺术新，是这部“诗选”的特征。
　　这是一位散文作家的“诗选”，因为他出版有《石英美文选》、《石英军事散文选》等近40 部散文集；这也是一位小说作家的“诗选”，因为他出版有《同在蓝天下》、《人性磁场》等10 余部长篇小说；这还是一位文艺评论家的“诗选”，因为他出版有《怎样写好散文》、《文心的合鸣》等多部文艺评论集；这也是一位老编辑家的“诗选”，因为他有40 余年在报社、杂志社、出版社从事文学编辑工作的经历；这当然是一位老诗人的“诗选”，因为他出版有8 部新体诗、旧体诗选集，现已77 岁高龄……从这个角度来说，石英先生不属于“纯诗人”，当然也不属于“纯散文家”、“纯小说家”、“纯文艺评论家”等等。这种文体上的多种创作实践及其成果，使他的诗歌呈现出多维度和多向性的诗美特征。
　　从《石英红诗选》的思想内容来说，这是一部写伟大时代之光的“诗选”。中国共产党90 余年的革命史、建设史、改革开放史、科学发展史等，在他的“诗选”里都有不同程度的抒写，读后令人热血沸腾，精神振奋，信仰坚定，趣味高雅。50 多年来，石英先生坚持写正气，写崇高，写信仰，写道德，写奉献，与时代同步，与大众同心，与党和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宗旨及其伟大事业保持一致，他的这部“诗选”也充分体现了这些美好的追求。诗和其他的文学形式一样，确实有一个写什么的问题，写什么的关键是为谁写的问题。是为人民而写，还是仅仅为自己或几个人而写？石英先生始终坚持为人民而写的大众立场，力求新诗拥有更多的读者，这也是他的创作激情不因年迈而减和愈写愈好的根本原因。在《南昌起义》、《井冈山》、《遵义的选择》、《延安》、《挺进大别山》、《上甘岭》、《李大钊在一九二七》、《杨靖宇的最后时》、《刘胡兰》、《彭总》、《黄继光》、《孔繁森》、《奥运来到中国》等人们非常熟悉的革命事件及其伟人和英雄烈士中，写出了震撼人心的思索和情感，开掘出了新的深度。当我读到这些充满艺术特色的红色诗篇时，总是从不同角度受到许多启迪。他的好多诗，已经远远超出了诗的范围，让人想得更多更深。如：“‘七一’是这样一个好日子∕她是砸开旧世界铁栅的巨锤∕又是打开新天地之门的钥匙∥从‘七一’到‘十一’∕不过九十天的距离∕但历史走了二十八年∥我们熟悉‘七一’的声音∕从嘉兴南湖轻拨的桨声∕到今日‘高铁’横跨江河的车轮声”（《‘七一’是这样的日子》，第5-6 页）。这首33 行的短诗，写了党的90 年奋斗史。这首诗被许多读者拿到舞台上去朗诵，使观众沉浸在诗美和哲意营造的艺术氛围里，激动、庄严和信心难以言表。再如:“从两次世界大战中三届断层∕到虽有点陌生却又熟悉的面孔∕人们终于发现原来——∕在同一起跑线上的运动健儿∕其实共享着一个太阳的笑容∥八·八祥云驱散了五·一二的迷雾∕喜泪粲然取代了悲情的泪痕∕‘鸟巢’将孵化出惊人的喜讯∕‘水立方’托举世纪的出水芙蓉∕二00 八年站在理性的高端∕将试跳的标杆庄严的扶正∕看蓝天下飞跨自信者的公平竞争”（《奥运来到中国》，第181-182 页）这不是常见的“歌颂”，也不是数以千行计的长篇“抒情”，这首37 行的短诗，诗化了一个强大的体育政治事件，形象地概括了“一百一十二年”梦想成真的现实，把“古老与现代”交融得浑然一体，把淋漓尽致与余音袅袅组合得井然有序，使人不得不按照诗句的张力进行多向性的思维和清醒。因为来到中国的，不仅仅是奥运，而中国举办的奥运，又不仅仅是体育赛事，诗人在这个“庞然大物”面前，既有举重若轻的“自信”，又有“否极泰来”的哲思。从这部“诗选”里，我看到了石英先生的创作优势。应该说，他“在少年时代直接参与了缔造人民共和国的伟大工程”（诗集《走向天安门》语，第4 页）。解放战争期间，他直接投入我党领导的对敌斗争，成为一名未穿军装的小兵，而且参加了试建时期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他少年时参军做的是与战争直接相关的司令部内的工作，解放后又考入和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这种革命经历和学养，使他对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党领导的中国人民有了清楚和深刻的认识。他写这些红色题材的诗歌，确有如数家珍般的轻松和自豪。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部“诗选”不是靠技巧“做”出来的，而是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和改革开放沧桑巨变等生活成就了他的创作。
　　从《石英红诗选》的创作方法来说，这是一部聚诗艺之美的“诗选”。石英先生是把诗歌“作为语言艺术的最高表现形式”来写的（诗集《走向天安门》语，第154 页）。为此，他从多方面进行探索和突破，取得了有益的成果。一是力求从点上突破，摆脱平面铺叙议论的老套。诗人要善于抓住所写的事件的点，使它成为一首诗的诗眼。诗眼活了、新了、深了，全诗也就有神有味了。只有这种“诗眼”透射出的光芒，才是真正的诗化的品格。如：“五个人对五万万人是最小数∕五万万有了五个才是真正的大数”（《删不去的“狼牙山五壮士”》，第36 页）。这种对照产生的反差，这种开掘产生的哲理，这种借代形成的联想等等，一下子把读者的思维引向了深处、远处和高处。这种诗句是立体的，因而是以少胜多的。二是力求意象新奇，换一种角度表现自己的感受，诗人要善于把细节提升到意象的高度，让诗情浓烈起来，具象起来，峭拔起来，这种“新奇”，不是人为的猎奇，而是诗意的拓展和深度的再现。如：“斑斑驳驳的弹孔∕与太阳对视了七十多年∕子弹头至今没有抠出∕槐树枝叶却比那时更繁茂∥这弹孔举目千里∕远望着南京大屠杀纪念地∕既然那边秀英大妈死不瞑目∕这边的弹孔就将永远睁大眼睛”（《台儿庄街树上的弹孔》，第31 页）。“弹孔”这个意象好，是因为诗人引进了小说情节、细节的组合法，使诗的内在节奏既紧凑又严密，让诗的时空有了“七十多年”和“千里”的博大。三是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继承，使二者成为不可分的对立统一体，让诗的探索呈现一种良性循环过程。这些话说起来容易，但在诗歌创作实践中是大不易的，不是“泥古”而不能自拔，就是“食洋”而不能消化。石英先生在这方面看透彻了，显出得心应手的老到。如：“有风的天气，旗∕是迸发时的兴奋∕无风的天气，旗∕是成功后的沉静∕每天 千百双观旗的眼睛∕都闪亮在灼灼的金星上∕正如目光与朝阳会师∕有此虔诚的合力 国旗∕自然飘展出非凡的从容”（《天安门与五星红旗》，第136 页）。这种“非凡的从容”，是从诗的意象“五星红旗”展示出来的。这种“从容”，是中国人民的从容，因而也是祖国的从容，党的从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从容。这是在白描，诗句行如流水；这是在象征，让人想到很多很广；这是在潜喻，省略了许多的言语；这是在升华，但又不是凭空的拔高……这种舒放的手法，在他的散文里常常见到，但此处却被他用意象的“五星红旗”牢牢掌控，使这种借鉴没有被“散文化”。四是在语言上灵活多变，但不失准确、美感和力度。有些诗他侧重典雅。如：“当时古老的中国∕古老得过于沉重的中国∕他喜爱抚摸青铜器的铭文∕却又痛恶九鼎的负重∕压折了多少苦力的脊梁”（《李大钊在一九二七》，第85页）。有些诗他偏爱口语。如：“羊山集——∕一过黄河就碰上硬骨头∕陈再道一拍膝盖：我啃啦！”（《挺进大别山》，第45 页）。有些诗他讲究节奏，像鼓点一样入耳。如：“娄山关，腊子口∕在课本上，只有几行字∕甚至只有一个简单的地名∕但在七十年前的昨天∕雷是喊声，河是血流∥这个关，那个口∕有的有名，有的无名∕只有草鞋和枪机记得清∕对于战士，艰辛与壮丽是同义词∕生是太阳，死是月亮，同照征程”（《回眸“关”“口”》，第23 页）。而更多的时候，他是注重在一首短诗里甚至是一段诗里采用多种修辞手法，增强诗的表现力度。如：“在这里，一曲《歌唱二郎山》∕打通了一条四千里的隧道∕每一记镐声都是一个音符∕岩缝滴水掀动词曲家的灵感∥从此川民和藏民的汗水∕不必再去填平茶马古道的拐子窝∕大渡河落日的余晖泡了澡∕折转身子又去迎接二郎山的朝阳”（《二郎山隧道和那支歌》，第164 页）。在这8 行诗里，通感、借代、比喻、细节、夸张、幻觉、想象、炼字、浪漫、精确、用典等手法全都派上了用场，使整首诗生动鲜明而又浑然一体。五是他重视诗句的高度凝缩与大开大合的相契合，使诗味更加浓郁。如：“也许 正因为这样∕当侵略者扼住民族的喉管∕汉阳造才喊出洪亮的七月七日”（《观卢沟桥晓月》，第28 页）。再如：“有人看到他深夜的灯光∕说他有一种办公室情结∕当他正思索阿里如何致富的时刻∕面前却是一本方志敏的《清贫》”（《孔繁森》，第153 页）。这种通感之奇、跨越之大、借代之新、组合之巧，使他的“凝缩”与“开合”给人许多惊喜和回味。
　　《石英红诗选》可圈可点的诗句和段落占了整个诗集的六成以上，诗意之美也不仅仅是上述之例，在一篇短文里难以全面的表述。石英先生曾经在一篇文章里说过：“在我文学生涯中，始而为诗，而且终未中辍，我愿今后在诗歌领域中进一步探索，实现又一新的‘突破’”。作为石英先生文学作品爱好者和研究者，我期待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