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昌，在今吐鲁番市东南约40多公里的地方，汉代时戊己校尉府的驻地，是汉王朝经营西域的重要根据地。因其“地势高敞、人庶昌盛”而得名。“高昌吉利”钱最早见于清代乾隆、嘉庆年间翁树培（清代著名的钱币收藏家）所著的《古钱汇考》中，由于早期出土，传世的实物非常稀少，长期以来它一直是古今泉界珍视，藏家所追集的新疆古币珍品。这首先是因为其钱文“高昌吉利”四字，一为公元5世纪下半叶，在吐鲁番盆地出现了一个汉族人建立的政权——高昌国，并推行一整套中原王朝的政治制度，在新疆历史进程中是值得特别重视的重要事件。以国名“高昌”入钱。一为将中原的儒家及佛教思想的吉语“吉利”加入钱文，而这种国名连吉语的古钱是我国古钱币中的一枝独秀。其次不仅钱体淳厚、形制规整、且钱文劲挺，凝重古朴，加之其流传至今的数量很少，有这两点原因，“高昌吉利”钱就成了今日泉界非常关注的稀罕之物了。
笔者从1988年开始在吐鲁番市政协从事文史撰写和编辑工作，因工作机缘涉足古钱币收藏，经过20多年的寻觅，在吐鲁番的乡镇村庄征集到“高昌吉利”铜钱十八品，转让泉友，交流九品，还有九品珍藏在我的古钱册中，现从中择出5品展出供专家研究与同好共赏。
一、我所收藏的“高昌吉利”钱
1、红锈饱满，钱径26mm，孔7mm，厚约4mm，重12.8g，正面方笔隶书环读“高昌吉利”四字。书法清秀，文字深峻，字体精整。背面光幕，有内外廓，轮廓规整，制作精湛，品相极佳。这枚古钱是从吐鲁番市三堡乡（古代高昌国所在地，维吾尔语称“阿斯塔那”意为首府）的一位维吾尔农民家中征得。在高昌故城所在地的二堡乡、三堡乡共征集到“高昌吉利”钱5枚。2、青铜材质，钱径26mm，孔7mm，厚（有拔模斜度）：“高”字部位轮厚5mm，“吉字”部位轮厚3.5mm，重16g，钱面钱背有牢固熟透的黑色和绿色包浆。其“高昌吉利”四字深峻细挺，从厚轮面裸露出的钱质看，颜色青黄细腻，规整光滑。无沙眼气孔，厚度和重量均超出常规（1954年中国科学院编印《考古学专刊》第三号、黄文弼先生著《吐鲁番考古记》载：“高昌吉利”钱直径25mm，厚4mm,重12.5g，1973年吐鲁番阿斯塔那519号唐墓出土的“高昌吉利”钱直径26mm，厚3.6mm，重12.5g），这枚“高昌吉利”钱制作浑厚，气势凝重自然，耐人寻味。这枚钱是从吐鲁番市区以西10公里古代魏晋时期的交河郡唐朝设在西域的最高军政机构安西都护府的交河县，今为吐鲁番市亚尔乡亚尔果勒Yargol（亚尔果勒系维吾尔语，亚尔乃孜沟，意为悬崖）村的一位维吾尔族农民手中征得。据称给葡萄墩子挖坑上肥料，当挖到1米多深时从土中挖出。在亚尔乡亚尔果勒一带征集到高昌吉利钱4枚。
3、钱径26mm，孔7mm，厚4mm，重12.3g，绿锈入骨，青铜材质，形制规整，文字清晰，品相好。这枚钱是从高昌城北10公里左右的新兴县，今天的吐鲁番市胜金乡的一户农民家中征得。在胜金乡和宁戊谷（今胜金乡木头沟）一带征集到高昌吉利钱3枚。
4、钱径26mm，孔7mm，厚3mm，重12.4g，黑锈入骨，钱面与钱背内外廓规整，文字清晰，笔画粗壮，品相极佳。这枚钱是从高昌城东行10公里，高昌国天地郡，田地县的治所，这里从十六国时期就是仅次于高昌的大城之一。麴氏高昌王封王子为田地公镇守此地。今天的鄯善县鲁克沁镇征得。在鲁克沁镇一带共征集到高昌吉利钱3枚。
5、钱径26mm，孔7mm，厚3mm，重11.7g，黑锈入骨，形制规整，文字清晰，品相好。这枚钱是从高昌国东北部的政治、军事中心横截郡、横截县治，今天的鄯善县汉墩乡征得。在汉墩乡一带征集到高昌吉利钱2枚。
二、从出土文书探索“高昌吉利”钱的铸期和用途
北魏和平元年（460年）柔然军功占高昌城，立汉人阚伯周为高昌王，此后由张氏，马氏高昌至麴氏高昌前期（560年），高昌国的货币关系表现出以叠布为主，绢、绵辅助的等价物为主要流通货币。毛毯作为一般等价物，使用百余年，在公元482年以后便销声匿迹。其原因主要在于高昌地区自身生产力的发展，棉花种植面积的扩大，可以不依赖于游牧民族的皮毛作为通货。麴氏高昌王国中期（561-631年）纯粹以银钱为通货时期，货币关系表现出以银钱为本位流通时期，约80年左右，如高昌延寿六年（公元629年），唐代沙门慧立所选《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玄奘去印度取经，到高昌讲经一个月，唐玄奘离别高昌时，全城万众欢送，高昌王麴文泰送他盘缠行装，便有金银钱，银钱竟多至三万文，由此可见“文”为银钱的基本单位。再如，阿斯塔那古墓M99出土1份“隆质等田亩出银帐”记载：延隆田七系保悦田二半，延寿八年（631年）辛卯岁6月7日出银钱二文。这件文书较具体的记载了高昌延寿八年计田输银钱二文的情况。出土文书和各种史料仅见金银钱的记载。到麴氏高昌王国后期（632-640年），货币关系表现出以银钱为本位而向铜钱，帛练相辅而行的趋势发展。如巴达木墓地M245出土的竖行墨书文书高昌延寿九年（632年）六月十日随葬衣物疏中记载：“金、银、铜钱一千文”。录文转引如下：白绫褶夸一具，白绫衫袄一具，白钼（银）带一具，大刀服（腿）屯一具，冈（铜）究（完二口）弓箭一具，金银铜钱一千文，脚口一两，播（潘=攀）天思（丝）万万九千丈，在得自去不得相注五（仵），若为相注五（仵），各自有别舅（咎）。若谷（欲）求海东头，若谷（欲）觅海西壁，（以下未写完）
延寿九年壬辰岁六月十日倩书吏（李）定度，时（见）
张贤（坚）固
高昌延寿九年六月十日随葬衣物疏
以上录文和随葬衣物疏照片转引自吐鲁番学研究2006年第1期
再如，阿斯塔那墓地M302出土的文书《高昌延寿十四年（637年）四月参军海相等人入辛卯岁钱条记》说：
1、辛卯岁钱壹文，铜钱十四个，高欢住五人入。丁
2、岁四月廿六日，参军海相、赵松柏、赵隆儿、赵延济、严波姚。
3、伍人入
59TAM302:35/3(《吐》五，第24页)
阿斯塔那M408随葬衣物疏中亦有“故手中黄丝，三两铜钱”的记录[吐鲁番地区文物局：《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西区408、409墓清理简报》、（吐鲁番学研究、2004年第2期）]。
由吐鲁番出土文书可知，延寿九年（公元632年）之前未见铜钱的记载，我们看到出土文书中有铜钱记载是在巴达木墓地M245出土的文书《高昌延寿九年（632年）六月十日随葬衣物疏》中记载：“金、银、铜钱一千文”和阿斯塔那墓地M302出土的文书《高昌延寿十四年（637年）》中记载“铜钱十四个”的记录，可见高昌延寿九年（632年）之后铜钱在人们的经济生活中已占有了一席之地。麴氏高昌王国麴文泰统治的后期公元632年至640年铸造了“高昌吉利”铜钱，使铜钱与金银币一起荣升为高昌国人们日常经济生活中普遍使用的流通货币。
三、关于“高昌吉利”钱的铸地
笔者通过巴达木墓地M238出土的高昌吉利钱以及随葬出土的铜器和高昌故城的残基遗址——手工作坊，欲对“高昌吉利”钱的铸地作一番探索研究。仅与同好商榷，以期抛砖引玉。1、从出土铜器看“高昌吉利”钱的铸地
2004年10月吐鲁番地区文物局发掘清理巴达木墓葬79座，出土的随葬品铜器38件（组）其中铜饰品17件。器形有葡萄缠枝花铜镜，连体双桃形眼罩，铜戒指，铜簪，铜铸带扣，铜头饰等。M238号墓室不仅出土了“高昌吉利”铜钱还出土了9件铜器，均为薄铜片制作，器物类型有圆形方孔币状，鸡心状，圆形和月牙形等，这组饰件出土于墓室内人头顶部，为头上佩戴的饰件，M106出地铜铸带扣2件，平面呈长方形，面一边铸有长方形带孔，分上下两片，面扣片中间用四腰形小圆柱连接，呈层状中空，是一件工艺复杂的铜铸双层带扣。随葬铜器在一座墓中出土十数件，表明麴氏高昌国麴文泰统治时期铜器已被广泛的应用于生产，经济，生活的许多方面，反映出铜器进入较为成熟的冶金和金属加工技术阶段，笔者认为麴文泰统治时期高昌国亦有条件自铸高昌吉利铜钱。
2、从作坊遗址看“高昌吉利”钱的铸地
高昌城奠基于公元前1世纪，是西汉王朝在车师前国境内的屯田部队所建《汉书》中最早提到“高昌壁”即指此地。汉、魏、晋历代均派有戊校尉驻此城，管理屯田，此后，张、马、麴氏在高昌相继称王，其中以麴氏据有高昌一百三十九年之久，历史上，称此为，麴氏高昌，在高昌故城建设史上，是相当重要的一个阶段，今天高昌故城遗址中的中城圈，就是当年麴氏王国的都城，作为“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商业都会，古代西城的政治，军事中心，曾为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做出过贡献的高昌，在历史上确实曾经繁荣一时，新疆师范大学历史系侯灿先生在《高昌故城址》（新疆文物1989年第3期）一文中载：1902年德国探察队艾伯特·格伦威德尔（A·Gtunwedel）所绘的“高昌城平面图”上外城城中西南的寺院和坊市遗址。他说在寺院遗址外的东南和东北，有两个“坊”的遗址。格伦威德尔把这处寺院和坊市遗址编号为B号。
东南的坊有两排很整齐的建筑遗址，正如今天天山以南，一般民居经常建筑的纵券顶和筒行的房屋一样。在这南北两排相对的房屋之前，有一广场，南排房屋之后，又有一广场。四角都有巷口式的道路，通到场外……这样的坊是当时手工业者的作坊，广场该是陈列成品供购物者选择，达成交易的场所。在大寺的附近，还有许多残基址。可能有很多的手工业作坊和商业场所，围绕这这座寺院。
可惜我们今天已不能完全窥见当年“作坊”的面目。但是从哈拉和卓1号墓出土《唐何好忍等匠人名籍》中可以看到“缝匠、苇匠、皮匠、木匠、画匠、油匠、杀猪匠、景匠”等称谓。阿斯塔那210号墓出土《唐西州都督府诸司、厅、仓库等配役名籍》有铜匠、木匠、弓匠、画匠等名目。高昌王国征调工匠被编为“团”（“团”在当时是一种组织的泛称）到官办作坊服役，在团头督监下完成官府指定的生产任务，反映其时手工匠人之多。从墓中出土的铜器实物可以看到有带扣、带钩、铜镜、铜镞、铜刀、眼罩、铜铃、铜菩萨等。从巴达木M238墓地和阿斯塔那墓地M519墓、出土的“高昌吉利”铜钱以及圆形方孔钱币状头饰，印证了高昌故城当年的作坊里服役的铜匠在团头的监督下造了“高昌吉利钱”。
四、“高昌吉利”钱书体探源
高昌王室来源于金城郡（今兰州），与中原南北诸王朝的文化往来十分密切，麴氏高昌国时期不仅公文用语使用汉文，甚至连文书格式，用词也都来源于中原汉魏之制。麴氏高昌国又是一个佛教昌行的佛国，从高昌王到一般百姓，一直以佛教信仰为主体，从出土文书中，可以找到一百三十余座佛寺的寺名，史书记载高昌国有3万7千多人，其中和尚就有3000多人，随着高昌地区佛教的迅猛发展写经的队伍亦不断扩大，不但官方、寺院经生抄经，而且出现了“拥书”使抄经商业化，在高昌国出现了书法与宗教的双重性，形成了独具一格的经体书法。孙传波先生在《旅顺博物馆藏吐鲁番出土北朝时期佛经残片书体探源》中对吐鲁番出土的26000余片佛经残片整理研究后认为，从吐鲁番流传下来的大量佛经残片的书体而言其主流仍为楷书体，只是于楷体中受到汉隶风格的影响而呈现出各种形态的变化。楷书体是当时的官方正书体，楷书的特点：结体规范工整，笔法齐方，字势挺拔，突出一个“方”字，字体中蕴含古意。仔细对照“高昌吉利”钱的钱文，同样是规范工整，“高、昌、吉”三字突出了一个“方”字，均为上下方块形状。“利”字为左右结构，字头平齐，高昌吉利四字劲隆挺拔，书法流畅，观感俊美，字体中蕴含古意神韵。“高昌吉利”钱的书体是魏晋时期官方正书体之遗韵风格的楷书体。
吐鲁番出土的佛经残片官方正书体——楷书
五、高昌王亲笔书写“高昌吉利”四字
“高昌吉利”铜钱是武德六年（公元623年），麴文泰继王位之后铸造的，这是多数学者共认的。但是，高昌吉利四字出自哪位书法名家之手，史书和近现代学者无人涉及，长期以来是一个谜，我认为或许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麴氏高昌亡国之君，麴文泰也未可知。当然，这只是一种推测，提出来与大家讨论。其主要依据是，以麴文泰的经历和品质来追本溯源寻找答案，孰对孰错，还有待于地下资料的进一步证明。1、在佛教信仰弥漫的麴氏高昌王国，第七代高昌王麴乾固（麴文泰的爷爷）在延昌三十一年（公元591年）认上抄写了一百五十部《仁王般若经》，延昌三十七年（公元597年）抄写《金光明经》，延昌三十九年（公元599年）抄写鸠摩罗什译本《大般若波罗密经》佛经传写在高昌国蔚然成风，撰写碑文也成为当时的风尚。高昌新兴县令（今吐鲁番胜金乡）麴斌芝（一名斌）和麴亮撰写碑文《造寺施入记、造寺铭》，该碑文在1911年5月为吐鲁番市三堡的农民发现，运到迪化（乌鲁木齐）荷花池，接着移至将军署，立碑亭保护。1944年黄文弼在新疆寻找此碑不获，据说被盛世才当作奠基石，埋在乌鲁木齐一座楼房的下面，现在只有拓本流体。《造寺施入记》碑文共31行，每行41字，共计1271字；《造寺铭》碑文31行，每行38字，加上碑顶八位造像者题名，总计1187字。碑文为楷书体。通过以上史料可以断定麴文泰自小不可避免的受父辈书法风尚所影响和王室的严格要求，高昌王麴文泰有一手好书法，以下史料可以得到印证，唐太宗贞观四年（630）高僧玄奘来到吐鲁番，受到高昌王麴文泰的隆重欢迎并拜为兄弟，留下千古佳话。玄奘离开高昌西行时，麴文泰亲笔书写了二十四封关文给高昌以西龟兹等二十四个小国让玄奘顺利通过。吴承恩《西游记》中的唐太宗李世民与玄奘结拜为兄弟和每到西域小国要转换关文的故事应该是由此而来的吧。可见麴文泰的书法跃然纸上。
2、麴文泰继位之前，随父入隋，期间随隋帝杨广历游长安、洛阳，对隋朝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有了深刻而鲜明的印象。有研究认为，麴文泰的父亲第八代高昌王麴伯雅，学识渊博，聪明睿智、仁厚爱民、施德为文，他仰幕中华文化，推行汉化“解辫削衽”的改革失败。6年后又重新统治了高昌王国，父亲就让儿子麴文泰以世子身份监理国政。可见麴文泰继王位之前就有丰富的阅历，才智胜过父亲。武德六年公元（623年）麴文泰继王位，直至贞观初年当倾心向唐，执礼甚恭，贞观五年公元（631年），遗使致贡，表示归附唐朝。麴文泰亲往长安朝见唐太宗。王后宇文氏上书希望能加入唐朝皇家宗室，太宗诏准改姓李氏，封为常乐公主。贞观六年（公元632年），唐将西伊州改为伊州（今哈密），麴文泰感到自身的安全受到威胁，大碛路的开通、高昌垄断商道的利益受挫。高昌与唐恩尽怨来，麴文泰就依附西突厥与唐对抗，他在国中置官署位，筑城挖堑，以独立的王朝自居，并渐生狂傲之心，终于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为唐军所灭。有研究认为，就麴文泰的品质而言，他心高气盛，刚强直理，有克定祸乱之志，尊崇佛祖，才智过人。由于高昌与唐的关系恶化，为适应其经济发展的需要，麴文泰铸造的“高昌吉利”铜钱不可能请来唐朝著名的书法家欧阳询和在敦煌佛学界著名书法家智永、怀素等一代宗师书写钱名。麴文泰铸造的“高昌吉利”铜钱以国名“高昌”入钱，象征皇权至上，王法无边。并将中原的儒家及佛教思想的吉语“吉利”加入钱文，这恐怕是心高气盛的麴文泰特别看重的。有狂傲之心的麴文泰亲笔书写“高昌吉利”铭文完全是可能的。高昌王麴文泰亲笔书写钱名，首开了中国古代钱币铸造史上“御书钱”之先河。麴文泰铸造的“高昌吉利”铜钱给中国古代货币史上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参考书目：
吐鲁番地区文物局《吐鲁番巴达木墓地清理简报》（吐鲁番学研究2006年第1 期）
吐鲁番市志《第二十编金融》（吐鲁番市志编纂委员会编）
侯灿：《高昌故城址》，《新疆文物》1989年第3 期
宋晓梅：《麴氏晚期政治与高昌国的衰亡》（吐鲁番学研究2003年第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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