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文类概念的“成长小说”（）最早在19世纪初由摩根施坦（Karl Morgenstein）提出，来源于18世纪下半叶的两个新兴概念——“教育”（Bildung）和“小说”（Roman）的结合。摩根施坦跟随施莱格尔步伐把歌德的《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看作文类代表并系统阐述文类特征。后来大多研究者基本沿用其理论进路，如《梅茨勒文学词典》（）对成长小说的定义为：“该文类描述主人公在体验现实生活不同领域中发展，从青少年（多数经历人生危机阶段）直到最终找到自我身份确定。理想的典型作品按线性时间顺序叙述发展过程，早期成长小说含有明确的发展方向，指向目的论意义上的特定教育目标。”国内对成长小说的文类研究直到2005年才开始重视，期刊文章从每年不到十篇增长到数十篇甚至上百篇。虽然目前还没有研究发现成长小说文类理论对中国作家创作产生过重大影响，但近二十多年来关于西方成长小说的研究为中国文学批评提供了新的阐释维度，此类批评进路回应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当代小说创作的类型化趋势，有学者还认为小说类型研究也有助于建立古今中西融通的小说研究新范式。目前国内研究大多以西方成长小说的理想化模式为参照系在中国古今文学作品中按图索骥，大多认为中国成长小说有独特发展理路，而80年代以后的中国成长小说总体上呈现偏离文类经典叙事模式的趋势。有研究者认为这种反成长叙事只是回归中国文学传统，因为中国在进入现代化以前还没有进化论和线性发展的时间观。有的则批评中国80年代以后的成长小说具有“主体精神虚弱和叙述软化的倾向”。有的甚至认为中国成长小说作为“舶来品”，“缺乏主体性生成”而还未成型，还在成长阶段。那么，中国现当代成长小说自始至终都“落后”于西方？还是成长小说作为西方文类概念被用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完全是生搬硬套、削足适履？又或者说，成长小说到了当代已经彻底消亡？
成长小说文类概念提出之时，正是18世纪下半叶启蒙运动兴起之际，此时的启蒙知识分子赫尔德、门德尔松、洪堡等相信人是受教的（bildsam），个人可以通过世俗教育或者自我修养发展为完善的人。作为古典教育观的集大成者，洪堡认为“人的真正目的”在于“最大限度、最协调恰当地运用自己的力量把自我教育（Bildung）成为一个整全人（Ganzen）”。这种乌托邦式的教育理念不仅以个人的整全性、完美性为目标，而且也指向全人类的发展目标。然而20世纪的西方成长小说呈现出对古典教育观的深刻怀疑，有不少学者因此认为成长小说到了20世纪已经消亡。就此问题，也有学者提出这种把文类变形纳入文类研究范畴，如塞勒波曼和迈耶（Gerhart Mayer）把颠覆文类经典模式的作品称为“反成长小说”（Antibildungsroman）。事实上，若以成长小说的这种共时性文体特征衡量历代作品的话，不难发现文类概念与创作之间的错位。福斯坎普（Wilhelm Vo?kamp）注意到成长小说诗学特质与古典教育观之间的张力并认为：纵观成长小说史，大多数作品的诗学意蕴实质上是对目的论导向的教育观的创造性批判。这些作品都可看为文类标杆的各种变形，其叙事特征与文类定义的错位恰好反映了文类概念在诞生之时的现代性张力——在新的文类形式逐渐成型的同时，超越文类的自我反思式的小说艺术也正在生成。这种反思性诗学是从早期浪漫派延续下来的，具有冲击一切固有秩序的消解性倾向。这种自我反思的诗学反映了18世纪欧洲社会现代主体形成中的悖论：一方面，单独个人作为现代主体具有发展潜力；另一方面，个人发展的开放性同时又意味着不确定性和不可预估性。新人文主义教育观提出主体具有自主性和自我确定性，个人有可能并有义务通过自身努力和自我负责的行为不断取得进步从而达到自我完善，发展成新的教养公民。这个教育目标设定的前提是人的“永恒不变的理性”。理性的主体在不断自我反思，个体的反思是个体自主性、可塑性和受教性的前提。在这个自我教育过程中个体总是处于内在私人性和外在社会性之间的张力中：一方面，个人要在社会中找到身份认同从而确定自我；另一方面，个人通过内在自我反思追寻更多可能性，而不断反抗确定性。这种现代主体的悖论就透过新兴的成长小说发出回响，其作为教养公民主体自我反思的媒介，既承担着构建和传递某种意义的功能，同时又作为一种可能性的艺术呈现个人的追寻过程。这双重功能就导致了成长小说的文类概念与创作看起来总是难以完全吻合，但这种症候正好体现了文类概念诞生之初就蕴含的文学现代性的张力。如果说，歌德时代的成长小说对古典教育观在反思中依然保有积极乐观的大基调，那么这种基调到了20世纪的严肃文学作品中就几乎消失殆尽。现代主体性生成的悖论在当代德语成长小说中更凸显为时代语境下对人性问题的深刻怀疑和批判。随着21世纪新科技的发展，传统人文学科对人的物种界定的认知受到挑战，而同时当代资本主义以更隐蔽的权力运作方式实施对生命的操纵。当代成长小说以非人类中心思考质疑新人文主义的人性理想，揭示现代人类机制，通过对“非人”的生存困境书写表达深切的人文关怀。
德国作家尤迪特·夏兰斯基（Judith Schalansky）的《长颈鹿的脖子——教育小说》（Bildungsroman，2011）以Bildungsroman为副标题，点名了作品与文类传统的对话关系，为德国当代成长小说最新代表力作。而深受《简·爱》《远大前程》等西方成长小说影响的王安忆首部长篇《69 届初中生》（1986）便为一个女性成长故事，其后“雯雯系列”等多部作品都以成长叙事回应时代启蒙主题。自《遍地枭雄》（2005）起王安忆也开始尝试男性成长故事，《启蒙时代》（2007）则是以男性为主人公讲述启蒙的正面意义，以成长小说形式“试图建立一个新世界的精神的‘质的飞跃’”。而同样以男性为主人公的《匿名》（2016）却颠覆了成长小说理想典型叙事模式，描写了主人公的“退化”历程并以成长失败为结局，与《长颈鹿的脖子》一同代表着当今成长小说的最新发展趋势。本文尝试以成长小说这一文类为对话平台，通过当代中德成长小说的互资镜鉴与双向阐发，发掘中国成长小说的美学特质，同时借助文本批评为文类理论研究提供新启发。本文比较分析两部小说在时间结构、人物形象和空间书写三方面的叙事特点，探讨两个文本如何体现对进化论和古典教育观现实有效性的反思，进而反观成长小说文类理论的普遍适用性，并借文类平台探索一种基于跨文化比较的世界文学体系的可能性。
一、发展的失败
启蒙以前的成长小说大多按救赎史意义上周而复始时间安排情节，描写主人公从无辜到有罪到认罪悔改的过程。启蒙以后的成长小说受发展进步的历史观影响，以线性时间顺序描写主人公的成长历程。主人公在发展过程中虽然遭受挫败，但最终达到成长目标，体现了启蒙思想家对人性发展的乐观预期。在赫尔德看来，发展过程并不是直线的、单调的，而是有回转和曲折，但在这些左冲右突后还是会回到中间点，人类在错误中能更多认识自身周围的环境，从而整个人类最后会整体达到最好的状态。20世纪以后的成长小说呈现深刻的现代性，基本上不再遵循按时间成长的模式。《长颈鹿的脖子》与《匿名》都以主人公的退化为主线，以成长失败为结局，通过在虚构叙述中嵌套了生物进化论的科学话语，进而表达对启蒙主义历史观的彻底质疑，同时体现了成长小说固有的反思机制。《长颈鹿的脖子》描写了一位55 岁的女教师英格·洛马克（Inge Lohmark）仅仅半年左右的经历，期间穿插对过去的回忆。英格没有离乡漫游而一直留在家乡小镇，没有结识更多工作和邻居以外的不同人，人生观、世界观已经固定，人格也没有发展变化。故事最后以主人公在家庭和事业上的双重失败为结局：与女儿分离大洋两岸且交流稀疏，与丈夫只是共同生活但已经没有感情；与学生的关系也很疏远，最后因学校面临倒闭和自己犯错而被解雇。英格的变化轨迹不是向上的发展，而是向下的败落（Verfall）。英格被解雇时，校长批评她“僵化的个性”（verkn?cherte Pers?nlichkeit）（verkn?chert词根为Knochen骨头）已经沉积成化石。校长还批评她缺乏社会能力（Sozialkompetenz），反讽地呼应了小说这一页右上角“社会化”（Vergesellschaftlichung）的小标题。英格并没有在错误中得到陶造，也没有改过的机会，她的一个错误就终结了事业的发展。小说还描写了英格身边的人和环境发展停滞甚至倒退的现象。她班上其中一个学生因发展障碍（Entwicklungsst?rungen）而成绩跟不上，而其他孩子也不算是“进化皇冠上的钻石”，“发展（Entwicklung）和生长（Wachstum）不是一回事”，他们只是身体发生变化，但人格并没有发展，精神上没有生气和活力。小说描写了小镇衰败萧条的景象，大部分小镇居民在两德统一后迁往西德，英格所在的学校四年后将会因为没有学生而彻底倒闭。故事接近尾声时，英格在她人生最后一节生物课上向学生解释长颈鹿的脖子如何进化，这段演讲成为小说标题的自我阐释。这种进化观来自达尔文进化论的前驱拉马克（Jean-Baptiste Lamarck，1744-1829），他以长颈鹿的脖子为例说明“用进废退”和“获得性遗传”两个物种进化的法则。英格的姓洛马克（Lohmark）与拉马克（Lamarck）谐音，暗示了英格深受拉马克主义的影响。拉马克主义为英格提供了一整套世界观和历史观，她在讲人类驯化野生动物为家畜的时候觉得其实自己也在讲人类文明史，甚至在上哲学课，她用自己的历史哲学去理解世界和人生。整部小说当中，叙事者在情节叙述中不断穿插动植物的灭绝、人类的返祖现象，以蒙太奇手法暗示了叙事者透过英格的视角对人类历史进行自然史式的观察，如导游般带领读者行走在博物馆中冷静观察这些消逝的人和物。以这种观看模式审视人类历史，启蒙主义进步神话被小说的反讽叙事解构，本来发展/落后的价值秩序被相对化了，正如叙事者透过英格内心独白所言：“谁说过的，发展根本就是好事？发展就是发展。没有别的。但没有什么无排列可说，没有什么无价值可想。好，更好，最好。即使完美的眼睛也会衰退。退化也是一种生存战略。”
《匿名》的故事主线为退休白领老新的“退化”历程，他从现代文明世界被劫持到原始荒野成为“野人”，然后又从“野人”逐步回到文明世界朝着“人”的方向“进化”，但最后却始终无法回到上海的家重新成为“文明人”。小说讲述了上海一外贸公司的老文秘被误认作老板吴宝宝遭麻和尚绑架，因为害怕绑匪直接撕票而不敢直接说自己不是吴宝宝，一直故意隐瞒身份。绑架者后来还是发现认错了人，让手下哑子把他带到更深的荒野，他从此开始学习像“野人”一样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老新的“退化”历程其实早在被绑架之前就已经开始。虽然身为上海人，他在职场中也跟不上时代步伐而被年轻外地人慢慢爬上头，沦为外地老板的低阶下属。叙事者对此评论：“所有存活至今的物种无一不是通过自身改良，通不过的即被淘汰，逐出生物群。”这次被意外“发配”到文明的流放地林窟，他的适应力却被重新激活了，手变得勤快而且聪敏，还养成了以极少的进食维系生息的能力，在新的环境中变为新的物种。当哑子开车出大山抛弃老新的时候，老新妻子同时也到警署注销他户籍，这就宣告了老新在文明世界里的死亡，但同时也宣告了他在荒野里的变种完成。老新之后被山里的居民二点和他哥哥发现并送到小镇九丈的福利院，从此又重启了通向文明世界的进化之路。在福利院，他的听觉渐渐向人类的声音打开了，文字书写的功能重新恢复了，还说起了上海话，“许多潜能在新条件下获得解放，诞生出新感官，所以叫老新老新嘛”。他看到在镜中的自我形象，也从被绑架开始的完全陌生，变得“有些稔熟”。最后福利院热心的年轻人鹏飞为他在上海警察局找到他的真实身份。正当老新换上新西装宣告他进化成人将要圆满之际，却在福利院的最后一次集体郊游时不慎落水遇难。老新“再次”死亡，他的成长进化之路以彻底失败告终，最终成为文明的残余、除不尽的余数。“进化论将一切计算成平均值，必然性就是从平均值里出生。可是，在这里，漂流的尽是一些纳入不进或者排斥出来的残余，就像除法里的余数。”
经典成长小说通常都安排一位导师为年轻主人公的成长提供恒定的准则，但《匿名》中的导师反而比主人公年轻，子辈哑子和鹏飞在父辈老新的“成长”中发挥重要作用。两位“导师”都出生在与世隔绝的山窟，却在老新的文明之路上扮演启蒙者的角色，同时又接受着现代文明启蒙。哑子是被遗弃的孤儿，在林窟里野生野长，没有机会受正规教育，后来麻和尚引导他进入社会（只是黑社会），使他得以在文明世界的夹缝里勉强生存。鹏飞来自大山深处的白化病村白窟，四岁时自己逃到福利院，自取的名字表明他心怀大鹏高飞之志，在福利院自学成才并计划以后考公务员。他虽然自己弱视，但是热心带老新配眼镜，执着于寻找他的真名。眼镜作为启蒙的隐喻，社会身份作为文明世界的门槛，都暗示了鹏飞是老新进化历程中的关键人物。哑子的人生视野还只是局限于自然经济和工业时代的生活世界，而鹏飞开摩托、持卡消费、熟习手机和电脑还计划要为福利院连网，表明了他对市场经济和信息化时代的认识已经远超哑子甚至老新。陪伴福利院的心脏病小孩小先心治病的上海之行让他大开眼界，更激发了他积极融入现代社会的进取心。一方面，故事的主线是两位“导师”引导老新成长，但以老新的成长失败为结局；另一方面，在故事的主线之外，却是两位年轻人学习知识和技能，一步步重新进入文明世界的成长之路。这条副线却恰好符合成长小说的经典叙事模式，两位年轻人尤其是鹏飞的个人奋斗史从侧面证实了启蒙主义发展进步观的有效性和时效性，在批判现代文明的主色调下浮现出一点希望的亮色。王安忆自己也曾解释：“这个故事很容易让人以为我要对现代文明进行什么批判，其实我没有能力去批判它。”
《长颈鹿的脖子》和《匿名》都在虚构叙事中嵌套了生物学的科学话语来阐释进化论，形成了虚构与写实之间的独特张力。叙事者通过自然史的角度看文明史，重新审视启蒙主义的发展进步观。而《长颈鹿的脖子》以反讽的口吻彻底质疑和批判启蒙主义进化发展观的神话，但《匿名》在反思发展观的同时并没有彻底否定文明进步的积极意义。
二、人性的边界
成长小说概念发轫之初正是欧洲新人文主义兴起之时，无论是成长小说的创作实践还是对文类概念的理论探讨，都是对新人文主义人性理念或直接或间接、或肯定或反思的回应。新人文主义代表思想家赫尔德在《人性提升书简》（）中探讨人性（Humanit?t）发展的可能性，他认为人有潜能成为“超人”（übermensch/Au?ermensch），一个“更完全”“更好”“更幸福”的人。他认为人天性具有祖传的“力”（Kraft），这种“力”在一生中持续显现和作用，能使人达到“完全”（Vollkommenheit）的状态。进入21世纪，生物学和医学技术的发展革新了人对自身物种界定的认识，器官移植可以治疗疾病甚至挽救生命，整形手术可以改变人的外貌甚至性别，试管婴儿可以改变人的繁殖方式……一些当代后人类思想家把过去视为万物尺度的“人”去中心化，从自然文化的连续统一性出发研究人类的境况。如布拉伊多蒂认为：“后人类中心主义替换了物种等级观念和一个‘人’作为万物尺度的单一共同的标准概念。在由此打开的本体论缝隙中，其他的物种一个个跃入其中。”当代思想家尝试超越古典人文主义，以动物为参照探讨人的本质，在人与动物的关系链条上建构人类知识和文化。而福柯以降的生命政治学则强调生命并没有一个稳定的、标准的本体论参照，而是一个可形塑的过程，政治就是在复数的人民层面管理单数的个体的生命过程。当代成长小说依然可看作是对当下思想界关于人性探讨的一种审美回应。《长颈鹿的脖子》和《匿名》以各具特色的叙事艺术探讨人性与动物性之间的分界，从否定性、差异性的角度来重新审视新人文主义对人性的认识，从而暗示了当代资本主义对生命的隐蔽操控带来的深层社会问题。《长颈鹿的脖子》从生物老师英格的内部视角呈现她的思想和感知，小说叙事体现了对新人文主义的深刻怀疑。英格看人看事都是从远距离科学客观、冷静理性地观察，并时常加上冷嘲热讽的评判。她模仿生物教科书的图表绘制学生座位表并加上外貌和性格特征描述，把学生看作“无记忆的生物”，“不能指望他们感激”。她并没有把人与其他生物作出区分，只是把教育对个人的作用放在现实生存的意义上去理解，认为人生就是“出生，成长，新陈代谢，死亡，这些，人无法学习”，“教育本能”（Bildungstrieb）是为了生育、喂养和再生育。英格并不认为通过教育能让人完全脱离动物的兽性，提升人的道德伦理水准而改善人性（Humanit?t）。当校长在全校讲话中讲到这所“人文主义的（humanistisch）中学”是一项“自由民主之基本秩序的成就”时，英格内心里默默嘲讽：“人文主义（Humanismus）曾经是一句骂人的话”。她把“人处于中心”的“人文主义”看作没有实践意义的空洞概念，因为口号和事实形成强烈对比。这所自称推行“人文主义”的学校并不能挽救小镇的衰败，也不能通过教育给学生一个光明的前景，连老师的基本生存权利都不能保障，显然并不把对个体的关怀放在中心。两德合一后，随着小镇的衰落和学校学生人数减少，校长早就谋划要辞退她。得知校长开始动了解雇她的念头后，英格自我的社会价值感和认同感降格，自我认识也降格到身体性、动物性。她只感到身体“毫无力气”，头重脚轻，而大脑这个“巨大能量吞噬者”只是堆积知识，并不能帮她适应环境变化。她甚至觉得自己连动物也不如，动物还有本能帮助它们适应环境，而她却因坏境变化而被彻底剥夺基本的生存权利。
人恰恰不是半大牛犊子。这个大脑太大。一个知识储存器，尺寸超过冰川时期巨鹿的角，猛犸的牙，锯齿虎长长的尖牙。一场灾难。一个死胡同。早晚。有什么用？如此堆积知识。那些我们不知道的，和那些还没有知道的，以及所有的在未来我们可能知道的。没有秩序的杂草。对此继续教育并没什么帮助。人跟不上来。［……］人也许必须是动物。一个真正的动物。没有阻挡意志的觉悟。动物总知道他们该做什么。或确切地说，它们根本不需要知道。遇有危险蜥蜴就扔掉尾巴。是累赘就扔掉。人却总要思考，下一步做什么，怎样才是最好的行为。动物知道自己的需要，有本能。饥或饱，累或醒，怕或发情。它们该做就做。它们随大流，游向水源，打着哈欠躺在阳光下或者阴凉里，随意而定。吃出个脂肪层。冬眠。
英格因自己的遭遇而怀疑理性和知识的意义，甚至设想：“如果人是绿的，人不用吃，不用买东西，不用工作。人们根本不需要做什么。只要稍稍在太阳下躺躺，喝喝水，吸点儿氧，那就是一切，而且一切也按规则的。皮肤下有叶绿体，那该多美妙！”人“退化”成动物甚至植物，或许更能适应环境变化，更容易生存下去。小说的反讽叙事不仅激发我们对人生命本质的反思，还揭示了两德统一后的深层社会问题。不能适应社会变迁和政治变局的边缘人、底层人仅被当作不能适应环境变化的生物而被“自然”淘汰，被“真正的人”用“非人道”的方式当作“非人”处理。新人文主义的基础是不可侵犯的个体性、私人性，但在当今资本主义统治的社会中，这种私人化身体也被政治入侵，生命本身被各种权力操控。正如阿甘本在福柯那里看到的：“在现代时期的肇始处，自然生命已经开始被纳入国家权力的诸种机制和算计中，政治转变为生物政治。”小说叙事借英格的反讽口吻表达对人的生存本质的反思，关于人的生物性论调下面实则是一曲社会政治变迁下人性被降格的挽歌。
《匿名》中的老新被抛弃到荒野后，开启了向着动物性退化的进程，体验着人的存在的临界点，最后还变种成“杂食动物”。哑子虽能听但不能言，老新跟哑子之间并没有言语交谈，他们在山野中几乎等同于前语言阶段的“野人”。哑子走后，二点“接任”成为老新的引导者。二点也是胎生于自然的“山里的物种”，但是他比哑子更接近人性的一端，会说话，更善良，识字更多。二点把老新带回家，甚至还把他当作自己的父亲。二点与老新对事物的冠名游戏唤起他对文明的记忆，对老新叫出“爹”的称呼唤起他的情感记忆，这种与事物的意义关联、与人的情感连结使老新的物种属性与动物断裂而向着人类方向进化。
然而，老新最终还是不能成功进化“成人”，原因已经由小说标题“匿名”点出。到了老新文明进化的最后阶段——福利院，对进化起关键作用的命名问题就浮现了。小先心在去上海做心脏手术之前需要取名和办各种身份文件，而随着他“逐渐步入普遍性的人群”，手术后逐渐长大向着“正常人”方向成长，也就意味着他慢慢远离老新。老新不仅为与他有强烈祖孙情感连结的小先心的离开而伤心流泪，而且为自己相比之下还处于“无名”状态而顿感空虚。小先心的命名与老新的“匿名”形成对比，表明了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名字，有了名字才有社会身份。而社会身份基于人与他人的关系，是人的存在意义的根本依据。在老新教小先心认字的场景中，应该作为启蒙者的老新自己却陷入了自我身份的怀疑，甚至怀疑“我”不是“人”：
“人”字边加上个“也”，就是“他”，“也”是什么意思？“我”也是人，“你”也是人，“他”也是人，大家都是人！张乐然欢喜起来，指点着屋里人：你也是，他也是，我也是——说到此却停住：“我”不是“人”吗？大家都一怔，低头向字纸上看去，果然，“你”和“他”都从“人”部，唯“我”不是。眼睛看向老新，老新答不出来了。［……］“我”以什么为部首或偏旁？这字可不容易解啊。他试着从中间拆分，拆成一个“孑”和一个“戈”，“孑”是独自一人的意思——“人”原来藏在这里！独自一人持一柄“戈”，单枪作战，这就是“我”？老新几乎落泪，什么时候他也染了山里人的抑郁病，动辄哀伤。“我”真不容易，很艰难，又危险，可“我”是谁呢？
在老新的身份危机中，首先最大的难题是名与实的分离，身存而名亡，就意味着他与文明世界的一切联系断裂了，是人，又是“非人”。他因为被误认为“吴宝宝”而遭绑架，一开始为了保命不敢告诉劫匪自己不是吴宝宝。后来哑子还是再找到老新，二点的哥哥保护老新脱离追踪，麻和尚才放过老新。老新曾尝试到九丈镇派出所用“吴宝宝”的名字寻找庇护，但不用真名终归不能重归文明世界。“这名字本应该将老新纳入人间，结果适得其反，产生分裂的效果，老新严重变形，变得更不真实。”小说从头到尾没有出现过他的真名，甚至到最后派出所找到他的身份时，小说叙事中只用“三个字”来称呼，而鹏飞依旧叫他“老新”，“那三个字，他的名，离他有万水千山之遥”。上海派出所为老新找到他家人后，由于老新对失踪前的记忆已经模糊，家人不敢仅凭视频远程确认，要进一步做基因鉴定。尽管检验结果是基因配对相符，但他最后的意外身亡还是说明了名和实最终无法回归同一性，也就意味着他被驱逐出文明世界后根本无法重新恢复人的身份。根据阿甘本的生命政治理论，这种特殊的生存处境呈现了一种特殊的政治身份缺席下的政治存在——“赤裸生命”。从被绑架那天起，老新就被剥夺了全部社会联系与政治资格，被剥离为纯粹生物性的存在。进入福利院后，他虽然步入文明世界，但是仍被开除出法律应用范畴和社会共同体之外，处于一个“非人”的生存空间中，而他被九丈派出所所长安排到福利院的处置却又构成政治体制之内的合理运作。这就意味着来到福利院的老新仍然处于在法律之外与政治之内的悖论当中，就像卡夫卡《在法的门前》中的那个乡下人，一直站在那个为他打开又无法跨越的法律门前。基因检测虽然在老新的身份认证上起决定作用，但这只是人处于赤裸生命状态的物性印记。他的身份不再由家人或朋友来确认，不再和他人的认可联系在一起。这样的身份不再有“人格”（persona）和他者认同的功能，只由一组纯粹的生物学数据来确定。
《长颈鹿的脖子》和《匿名》都走出人本主义设定的藩篱，在传统认定为“非人”“野人”的地方重新开启对人性的探讨，看似背叛了人本主义界定的“人性”，实质上则重新竖立起“人”的旗帜，进而揭示了现代人类机制的运作。根据阿甘本的理论，人是通过人与动物、人与非人的对立而产生的，现代人类机制通过对内部排斥出野蛮人、异乡人等“非人”而产生人。这两部小说通过在叙事文本中建立一个人与动物、人与非人、言说的存在和有生命的存在之间发生关联的例外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人与动物的区分和重新关联总是在不断重新脱节和错位，而产生了一个“与自身分裂、被自身排斥的”“赤裸生命”。当失去工作的英格和失去身份的老新都降格为作为生物性事实的赤裸生命时，被资本权力和市场经济运行机制所挟持的“人权”概念便陷入危机。而在资本主义生命政治权力机制隐秘运作的时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疏离，都落入动物化的赤裸生命的境地。不过相比之下，《匿名》在“人性”的减法的主线之下还是埋伏了“人性”的加法的暗线，透出新人文主义残余的熙光，依然肯定了文明进步带来的些许冀盼。正是哑子的“人性”，恪守林窟不杀生的戒律，信奉着“人的哲学”，把老新当人看待，在林窟教他基本的生存技能使他能活下来。正是野骨兄弟的恻隐之心，看到老新泪光中的“人情人性”，决定帮助他寻找归家之路。正是郭睦这个“有思想的”“文明人”“充分运用文明的武器”保护老新，救他脱离麻和尚之手。而鹏飞、志愿者这些拥抱现代文明的年轻人，更积极运用高科技帮助老新寻找真实身份。正如刘杨所说，“在中国新文学传统中，人的主体性往往是被现代社会观念所裹挟的基于公民权利的主体性诉求，而王安忆通过审美创造给出的是她关于人的‘主体性’生成的一种更切近生命本质的叙事”。这些老新“成人”之路的帮助者身上闪烁着超越动物性的人性之光，而正是这种超越性使得文本叙事有了更贴近生命本质的温度。
三、文明的缝隙
德语文学传统中不乏自然征服文明的主题，尤其在浪漫主义中，自然常常被表现为强大的永恒生命力，而人类文明的力量则短暂易逝。《长颈鹿的脖子》也呈现了自然的旺盛和文明的衰败，但没有像浪漫主义文学那样描绘出人与自然和谐合一的愿景，而是渲染了一种废墟的凭吊氛围。小说描写了自然空间生机勃勃，而文明空间颓败凋敝。英格有一次散步到城墙边，叙事者从英格的视角描绘了文明缝隙的景象：弄清在环线上的哪些房子还住着人并非易事。一眼望去，满是绿色，直到城墙。城市墓地，一条无名臭沟流过。房子间的空隙。经济繁荣年代造的房子，墙面涂抹了一半。用蹦架钉上的窗洞。一座开裂的房子上，烧毁了墙垣残迹。裂缝延伸。剥落的墙面上的脉络。
叙事者还描绘了倒塌的城墙、荒废的学校、老银矿、码头、糖厂等古旧建筑，还有苍白的老女人、不知羞耻的醉汉，渲染一种昏昏沉沉、冷清颓废的气氛。而这个“鬼城”里的野花野草到处繁殖、蓬勃生长，“占领没有用上的间隙，在路基的裂口，在墙的缝隙下种，植根于瓦砾堆间的肮脏的淤泥里，埋进以前老建筑残留废弃堆里”。
所有的都为未来播种，未来的自然，未来的风景，未来的深林。被甩掉的绿地面积？费力的造林？这儿有伟大的力量出场。没有人能阻挡它。也许什么时候，过几百年，这儿将矗立着一片巨大的混合林。会超过除了教堂的最高处以外所有的建筑，一个砖造的框架，一个林中的废墟，像在一幅油画上。多宏伟！人们要想更高更远，超乎绵薄的人类之力。那都是什么年代？瘟疫，三十年战争，人类形成，洞穴人的第一次用火？所有这一切都只在眨眼之间。人，只是一个易逝的以蛋白质为主体的事件。还要承认人是令人惊奇的动物，这种短时期侵占了地球的生物，最终也像其它一些神奇的事物那样，又消失了。
自然把文明“野化”，植物的茂盛蓬勃反衬出城市的颓废荒凉。这里小说叙事对废墟景象的描写呈现出巴洛克式的废墟审美，叙事者的视点就如本雅明的那个新天使对历史废墟的凝视，而整部作品语言的破碎性也折射了废墟美学的审美倾向。本雅明在分析巴洛克艺术对废墟的崇拜时特别留意到，在“废墟中的败落之物”“意义重大的残破之物”当中，历史展演自身而真实在场。叙事者运用波德莱尔式的忧郁目光察看废墟中的底层人，展现他们的生存危机和精神危机。文本通过展现颓败、破碎的形象以打破美的幻象，打破人们一般的审美习惯，使人产生陌生感和惊异感，从而唤起人们对破碎世界的关注，提醒人们对历史和现实警觉反思。
小说中的公交车作为连接自然空间与文明空间的流动载体，也带领英格穿梭在废墟之间。叙事者从英格的视点凝视车窗外残败的乡村景观，时间性的历史就被空间化地呈现出来。在空间的流动中英格的意识也在流动，这些颓败的风光勾起她对过去的记忆，回忆像野生植物那样从文明的缝隙中生长出来：与丈夫的相识、被国家安全局审问、女儿克劳迪娅的离开、与汉弗瑞德的外遇……这些都是她埋藏很深不愿讲起的创伤记忆，处于无定形的无序状态，需要重新组织收编起来并在一个意义结构中去阐释。文本中风光画面与记忆碎片交替拼贴，暗示了这种在场和缺席的多次变换构成了主人公回忆过去的先决条件。而这部小说本身以文字形式想象性地重构并固定了主人公回忆的内容，为记忆内容赋予了永久可读性和可支配性。这种对记忆的考古式挖掘也体现在夏兰斯基的《逝物录》中，叙事者诗意地审视和记录消逝的动物、岛屿、建筑、港口和书，挖掘记忆的媒介以探寻过去，重新激活过去：“死亡的休止是继承与回忆之始，哭丧则是种种文明之源，人们以之填补开裂的空缺、突兀的静寂，逝者则在歌声、祈祷和故事里再度焕发生机”；“废墟是一处乌托邦，过去与未来在此合一。”正是在这些废墟里存在着未来的可能性，阿斯曼（Aleida Assmann）对此有深入系统的论述。她在探讨记忆与历史的关系时把记忆分为有人栖居的功能记忆和无人栖居的存储记忆，前者的特点是群体关联性、价值关联性、有选择性和面向未来，后者的特点是没有关联性和价值性，被不断遗忘清理。对于1980年出生于东德梅克琳堡-弗坡门（Mecklenburg-Vorpommern）地区小城格莱斯瓦尔德（Greiswald）的夏兰斯基来说，当她要回访历史时，不仅要处理自己碎片化的童年记忆，而且要面对9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去政治化并铲除历史遗产之后所造成的记忆危机。当冷战终结同时历史也被宣告终结时，历史被驱逐，被埋葬。这部小说中的废墟和死尸显影了历史的缺席，便是历史幽灵重返的症候。作者尝试整理无人关注的历史遗留物，使之与现实重新接续而焕发活力，从而开启存储记忆与功能记忆衔接的可能性，而这样的历史记忆正蕴含着重启未来的可能性。
《匿名》中的老新在不同空间的漫游中经历“退化”，小说通过上海城市空间和野外自然空间的对比探讨文明进步观，同时尝试通过构建回忆空间以挽回逐渐退场的历史记忆。小说叙事中城市/自然空间的划分也代表着现代/前现代、文明/落后的划分，时间上的先后次序被呈现为空间上的区隔，老新从大城市（上海）到荒野（林窟）的游历代表着从发达到落后的“退步”，而介乎城乡之间的小镇（九丈）则处于发达和落后之间，是老新重回文明世界的跳板。老新失踪前主要活动场地是普通上海小市民的日常生活空间，一切事物在这个空间内被安排得井然有序，生活工作的一切都按着既定轨道运行。老新失踪后被放逐到林窟，在这个空间中有远离工业文明的自由，但同时又面对自然的危险，有悬崖峭壁、野猪野狼、毒蛇毒果，“那大山养得活口，也杀得活口，山肚子里不知藏着多少命”。老新在这个环境下生存艰难，甚至有时候怀疑自己是否还活着，还是进入了“异度空间”——“人类史的缝隙”。
第一次霜降来临。霜降之后，树木又换声色，红和绿之间的一层黄转为金和铂金，绒毛似的，镶在红绿的边缘，或者一蓬蓬地垂挂下来。落叶满天飞舞，就像五彩雨。淙淙流水换成蛙鸣，顺溪而下，呱呱呱一条涧。背阴的岩石上开出一朵朵大黑花，其实是菌类的一种，肥厚的重瓣上布着经脉，边缘打着皱。屋顶上的蒿草却是雪白，倒伏下来，覆盖瓦片，将这新石器时代的重要物证，陶土的工艺封起了。说起来，这一簇房屋，就是个退化的尾巴，被遭际一股脑儿扔进山坳，消失在人类史的缝隙里。
现代文明人回到远古文明寻找自我身份，让人联想起寻根文学的经典主题。八十年代跻身文化寻根大潮的王安忆以《小鲍庄》名重文坛，这次借《匿名》回归荒野重新踏上寻根之路，但那个被文化想象构建出来的家园已经荒芜，已经被历史掩埋。对老新来说，林窟里的自然不是逃离现代工业文明的避难所，也不是体验人与自然和谐合一的诗意栖居的家园。老新对这个自然环境感到陌生而无法融入，想逃离却无处可逃。他像以往为一切物件归类整理那样为房子的每个房间编号，依然尝试用理性去“征服”这个环境。他非常珍爱灯盏、打火机这些人类社会的残留物，这些器具正是现代社会中带来文明之火、启蒙之光的普罗米修斯。而这一切重回文明世界的挣扎在空虚寂静的林窟里都显得无效，他逐渐意识变得迟滞，混沌懵懂，清醒地去思考和回忆反而让他感到痛苦。正当他慢慢努力适应着环境时，林窟的一场山火把老新“驱逐”出境，最终说明这里的自然始终不是他落叶归根的家乡。小说在杂志上发表时，上部取名“归去”，但小说叙事并没有渲染陶渊明式田园生活的浪漫诗意，也没有描绘一个老子式的“无为而治”“道法自然”的理想国。与其说，作者通过书写文明以外的“例外空间”探寻历史的另外一种可能性，不如说，老新在文明世界和自然世界的双重被逐以双重否定的逻辑再次回归到对启蒙主义文明进步理念的肯定上。
从小说发生学的角度讨论，小说中的林窟不是虚构的地名，而是当年王安忆母亲茹志娟跟谢晋为筹拍电影到过的地方，王安忆的散文《括苍山，楠溪江》对此有记叙。作者在这篇散文文末回忆起母亲和谢晋因事业发展“被时代叫停”，向括苍山、楠溪江发问，是否可能不谈政治、只谈物理。王安忆在《匿名》中确实谈了很多物理，几乎丝毫不提政治。她以虚构的叙事尝试重构文明正史以外的野史，而正是这“正史”的缺席成为值得关注的症候。王安忆在谈到《匿名》的写作素材起源时提到，当年在妇联工作时听到一个妇女说寻找她丈夫，丈夫在学校组织的退休工人爬山郊游时失踪了，她丈夫曾经是大学教授。王安忆在《匿名》中借用了这个故事，但把主人公从大学教授改写为普通白领。可以推想若是故事主人公仍为大学教授，会引人联想起知青上山下乡的现代版，就容易陷入伤痕文学的套路。但是作为“共和国的女儿”，政治记忆和个人记忆的纠缠始终是她写作中不能回避的。小说在全篇冷静的叙事笔调中不经意透露出强烈的悲情：老新一次在林窟中生病，无意识中突然叫出妻子的昵称“杨杨”，忽然心如刀割，在梦里痛哭；小先心被取名张乐然而去上海治病，他又陷入悲怆而痛哭。老新的悲情也是当年上山下乡的知青的悲情，老新与他们都有被放逐到社会底层、失去接受正规教育机会、失去正常家庭生活、经历畸变的成长经历。而老新究竟何时开始失忆，小说中没有明确交待，甚至老新是否真的失忆也是可疑的，很有可能他一直害怕被麻和尚追杀而故意隐瞒身份，故意假装失忆，或者记忆让他太痛苦，他宁愿选择拒绝去回忆。无名则无主体性，无法回忆，也就代表着无力回访历史。吊诡的是，整部小说唯一有名有姓的杨莹瑛，名字虽然暗示了她的主体性，但她却拒绝处理历史记忆。作为历史的幸运儿，她年轻时有幸逃过上山下乡、失业失学的苦难，按部就班完成人生大事，动荡的历史记忆对她来说是威胁，连丈夫的过去都不愿想起。她要寻找丈夫，事实上心里已经明白丈夫死活不知，已经去往虚空，特地为孙子换幼儿园，为了“隔断记忆”。她最后决定注销丈夫的户口，这也意味着她放弃寻人，而要把一切威胁性记忆推进洞穴封存起来让它们自然泯灭。杨莹瑛代表着小市民的日常生活哲学，既然无数次叩问历史真相都难以抵达核心，那么干脆把自己封闭在庸常的生活细节里，用生计的忙碌填补意义的虚空。小说结尾描写了一行摩托车载着惠安女飞驰而逝，福建的惠安女象征着王安忆祖籍的文化记忆，现代文明携带着文化记忆就这样消逝了，而且速度飞快，一去不返。“摩托过去，留下单纯的时间，声音消失了，寂静也消失了，载体都退去，赤裸的时间保持流淌的状态，流淌，流淌，一去不回。”历史终结了，文化之根被拔起又飘走了，但是作为文化记忆的文字载体并没有退去，而且被不断阅读着和阐释着。王安忆的写作正是尝试努力调动起她内心的个人情感记忆去抵抗历史记忆被遗忘，正如作者本人所说：“文学以破除而实现创造，即使取消，一旦进入虚构便又成为存在，甚至比真实的历史更肯定，因为它脱离了时间的流逝，承载于另一种质地坚硬的载体，想象的记忆。”
夏兰斯基和王安忆都尝试书写废弃空间和边缘人物，对独特的记忆场所进行考古挖掘，揭露连结着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之间曾被遮蔽的印痕，从而呈现出一种全新的历史记忆。从这两个文本可见，在空间维度上，当代成长小说放弃了塑造生活广阔整体性的宏大叙事，通过小人物的个人故事而尝试对时代进行整体把握。
四、结语
虽然表面上夏兰斯基和王安忆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单线关联，但西方成长小说对王安忆创作的影响其实是潜在而深刻的，而世界文学关系网络往往又是宏大而多层次的。本文通过对《长颈鹿的脖子》和《匿名》两个文本在社会语境、文学形式和精神内核三个层面进行类比，可发现八十年代以来中西文学谱系之间正体现了杜里申（Dionyz ?uri?in）提出的“文学间过程”（interliterary process）的深层交叉融合。而运用成长小说文类概念切入中国文学批评，通过文本批评反观文类理论的有效性和时效性，破解西方文学的“主体性迷思”，也说明现代成长小说叙事特征所引起的文类存亡与否的争论，其实正好凸显了成长小说内在固有的反思机制及其体现的现代主体性悖论。以上两部作品都颠覆了传统成长小说的经典叙事模式，以人物的“退化”为主线和发展失败为结局，都在虚构叙事中嵌套生物进化论的科学话语，形成了虚构与写实的张力，并且从自然史的角度审视文明史，反思高举发展进步旗帜的启蒙历史观，通过与动物性的参照质疑新人文主义的人性理想。两部小说更描写了在文明的缝隙之中、在历史的巨轮之下小人物的生存困境和生命困局，通过对荒野空间中的“野人”“野史”的书写，以虚构叙事构建回忆空间，在唤起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的独特场所中回访历史。《长颈鹿的脖子》的反讽风格显示出对乐观主义的进步观和人性理想的深刻批判和彻底质疑，而《匿名》的批判性较为温和，对现代文明的态度较为暧昧。后者也透过鹏飞的个人奋斗史证实了启蒙话语的有效性，借老新身边有心人的善举肯定了人性的超越性，在废墟的迷雾中透射出文明的希望、进步的曙光，反映了中国当代成长小说的独特审美品质。八十年代“文化热”中的知识分子一方面热烈拥抱现代派艺术带来的思想和形式的突破，另一方面又在异化、破碎化的世界中努力寻找新的综合和统一，在分裂的社会领域和文化领域重建总体性。而这一辈的知识分子在今天仍然努力在寻找一个新的整体，一个连续性的叙事框架，一种统一和谐的形式空间，这是在迅速分裂、分化的当代中国社会中的文化心理需要。至于未来的人类图像，两个小说文本都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而是继承成长小说诗学传统与新人文主义形成抗辩性对话。或许正如阿甘本所说：“遵从历史规则并不意味着要回到过去，我们必须为寻找人类的新形象做好准备，既不满怀歉疚，也不满怀希望，这一新形象应该既超越个体认同，又超越无人格的认同。或者说，我们必须寻找的可能只是活生生的人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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