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岩 南方科技大学
一、探源与对“文学”的再认识
孟庆枢（以下简称孟）：当下，人们都感到社会发展的节奏很快。身处信息爆炸和万物互联的时代，知识更新的速度有时超出了我们的想象。过去的人们仰望星空，把太阳、银河，更遥远的天体，乃至整个宇宙和自己的生活联系在一起。比如屈原在世界上发出“天问”，他是人类探索宇宙的杰出先驱。而现在，从少年到老年人，这种探知都越来越普遍与深入。他们从宏观上也想知道多少光年外遥远的星球与黑洞的真面目；从微观上看，比如关于新冠肺炎病毒的想象与克服也进入了寻常百姓的思维。从宏观到微观，人们的认识都在急速拓展，思想不断更新。可以说，人对自身生活在现实和虚拟交融场域的感受更为突出，因此人们才说，现在人类的生活本身就很富有科幻感。人类面临巨大的转折，在此节点上所出现的带有规律性的问题，在21世纪以来不断显现出来。在后疫情时代，一方面，新冠病毒造成灾难，另一方面，促使我们的思维更加适应时代的发展需求。我认为把科学看作是生产力，创新是最大的生产力，科学幻想是原创性创新活动的重要催化剂，因此，科幻文学是促使社会发展的动力之一。
科幻所面对的不仅是科技创新，更是以人为本的生活理念。从本质来讲，我们都是智人的后代，人在长期的砥砺前行中形成四个精神元点，即生命意识、创新意识、矛盾统一意识、回归意识。没有生命意识就不能延续后代；没有创新意识就不能发展进步；任何事物都是双面的，高科技也是双刃剑；人离不开自己走过来的元点，即那个形而上“人成为文明人”的时间段。在当下，智能化融媒体克服了隔行如隔山的科技障碍，破壁整合势在必行。影视界对中国科幻的关切是很有眼光的，我们以中国科幻电影为前导，让中国科幻出海过洋，传播中国文化。回顾历史，中国科幻在过去始终被边缘化，各方面对科幻了解得不够准确，理解上有误差，科幻界没有形成气候，正能量的东西发挥得不充分。在中国科幻界，甚至有很多优秀的科幻作家心中也有一个自我边缘化的倾向，这是很不利的。我们欣喜地看到有中国特色的科幻正在走向世界，科幻也和我们生活的各个层面密切契合，尤其在教育方面的进展令人瞩目。
我是从1976年开始在大学里进行科幻讲座教学，先以苏联科幻为主，到80年代初翻译介绍日本的科幻小说，特别是星新一的超短篇小说，我第一个在国内出版了他的小说选集《保您满意》。当时我与星新一联系，得到他的支持，为我寄来他的所有作品，还为译本写了序言。我讲科幻课的思路是把科幻作为文学的组成部分。此后，我在《光明日报》发表《列宁论科学幻想》，并于1978年参加了“苏联当代文学研讨会”和“日本文学研讨会”。我的论文《浅论苏联科幻小说》是国内最早对苏联科幻的论述，受到戈宝权先生的高度评价，还被黄伊收入他的科幻论文选集中。但那时对科幻的研究和讲授，在大学中不被待见。在中国，科幻的发展真称得上是“砥砺前行”。我作为中国科幻发展的亲历者，反复思量科幻的内涵，并继续翻译科幻文学作品，尤其是与同行合作编辑翻译了世界科幻名著，以此了解西方的科幻，加深对科幻的认识。因为我从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教学，当时在西方文坛和日本，不断出现“文学死了”“理论死了”的论调，所以对它的认识需要深刻反思。从“何为文学”重新阐述文学的变化，在变化中应变，以动态多元的视角探讨科幻，在翻译过程中理解中国科幻的特点，在对人的本质认识中理解文学。我对科幻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摸索的过程，把文学与其他学科，特别是自然科学结合起来，作为一个整体的动态结构，把人与文学置于其中，相互联系起来思考。在新时代中国科幻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开始走向世界，在这种情况下，我形成了对科幻的新认识。
吴岩（以下简称吴）：我觉得孟老师谈的都是特别重要的问题。您讲了有关科幻的基本认知，科幻的理论、科幻和影视的关系、科幻和创造力的关系，以及科幻和国家和世界的关系。没有一个不是重要的问题。这里我要谈另一种观点，就是“科幻过时论”。1997年在我与韩松、刘秀娟的对话里，我们就提到科幻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已经死亡了，现在是需要寻找新的文学形式的时代。我是从文类的构造谈起，应该是文学“内研究”的方法。但是韩松有非常不同的观点，他认为由于世界各国的发展不平衡，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所以在中国可能还需要更长的时间，这涉及到是“死亡论”还是“阶段论”的问题。
孟：这就必须回到“何为科幻”这一根本性问题上来。追根溯源的话，一般将1818年玛丽 · 雪莱的《弗兰肯斯坦》作为科幻文学之始。但也把美国诗人和小说家爱伦 · 坡作为科幻小说的始祖之一，比如《瓶中手稿》。但必须明确的是，玛丽 · 雪莱和爱伦 · 坡“科幻小说先驱者”的名头都是追认的，不是在他们创造小说时就有这样一个称谓。这正说明科幻小说本质的时代性。纵观当今人文学科各领域理论都在发生转型期的变化，其中一个核心的趋向是对“文学”的再认识，说到底是对“人”的更深层次的关心和与时俱进的叩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一思考随着近代工业革命、后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智能+”社会的更迭，“文学”在不断地变迁，同时形成对人的体悟：人是他自身，又不是他自身，归根结底还是他自身。
科幻文学的产生与科学技术和思维方式的变化休戚与共。科学技术的创新一直是影响和改变世界乃至人类思维的关键变量。第一次工业革命后，先进的生产技术对社会影响巨大，达尔文的进化论从自然科学扩延到社会生活中，人们的思想发生剧变。科幻就是在这一形势下催生出来并开始被命名的吧？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如果追溯中国科幻的源头，总能在本民族的历史血脉中找到线索或依据，但科幻小说不是中国土生土长。至今谈到中国科幻小说，有的研究者把中国从远古时期的神话—比如《山海经》—作为中国的最早的科幻小说，这是不对的，没有科技力量和人思维方式的变革，科幻不会诞生。清末民初是中国科幻小说兴起的阶段，比如徐念慈的《新法螺先生谭》有很深的科学意味，同时它对善恶的探讨与《金银岛》作品很相似。
从儒勒 · 凡尔纳、赫伯特 · 乔治 · 威尔斯开始，法国和英国成为科幻大国，两位作家的科幻作品和当时国家的地位密切相关。因此，对科幻的研究必须将其和社会发展、科学技术、世界观念联系在一起，形成整体。在我和陈楸帆的对谈中引用了一位芬兰神话学家的理论，涉及到古代神话与现代科幻有着密切关联的12个方面。想象是人类共通共有的，人的四大精神元点不分民族、地域、宗教信仰，但是人类社会发展到特定阶段，不同区域会长出自己新的“花蕊”，这就是独创。从科幻文学的角度看，有的国家民族文学中未必产生这种文学类型，科幻文学在不同阶段的形态也不可能一样，有的作家和学者将当下中国科幻称为“科幻现实主义”。我们现在对未来的构想已经深入骨髓，以科幻来预构未来、警世社会和疗愈心灵，成为目前生活的常态，这不就是真正的“现实”吗？所以这个称谓是非常有道理的。我们既赞叹刘慈欣《三体》中以奇绝的幻想，编织了人性的多彩画面，引发了对于中国未来的思考；同时感叹王晋康的《古蜀》以恢宏的气势，用奇幻编织中华远古文明画卷，构建绚丽的中华民族精神史诗。我们处在信息社会，世界各国如同一室，尤其科幻作家更应该接受世界各国优秀文化的影响。好的科幻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说到科幻的理论，在我和陈楸帆的对谈《后疫情时代的中国科幻》中，就多次提到日本是我们独特而有价值的参照系，在科幻方面亦是如此。今年是日本科幻大师小松左京（1931—2011）诞辰90周年，病逝10周年。近来我重读他的一些作品和2019年出版的第4版传记《SF魂》。他以半个世纪对科幻的执着追求，畅谈了很多切中肯綮的见解，摘引如下，可作参考。小松左京从重新阐释“何为文学”的视点指出：“所有形式的文学—神话、传说、古典、通俗等作品，可以看作它们相互之间都是等价的，而且对于其中的‘文学的文学性’也不是实体的概念，应该是旨在作为机能概念的导引。”他非常准确地洞见了科幻的“思考实验”性，使人放飞梦想，用“想象的模拟”来建构未来。他强调科幻具有其他文学类型所不具备的“无尽可能性”。他指出：“人在面向未踏入的领域时，急需想象力，在这一点上，科学与文学是极为相似的，这两者结合在一起就有了科幻。”他甚至颇有诗意的说：“SF就是文学中的文学。”我的表述是：科幻是大文学，是一种科幻泛文化。我想它们是相通的。
吴：我去年出版了《中国科幻沉思录》，今年马上要出版《20世纪中国科幻小说史》和《中国科幻文论精选》，对这些事情都有比较详细的陈述，可以作为孟老师的这些说法的脚注。
孟：你的著述我都看过，我希望大家都挤出时间多了解一些，互为借鉴会更好，有些交叉看法让认识更深入。
二、世界为何重视中国科幻？
孟：先说一件科幻交流轶事。1991年夏天，我赴莫斯科大学参加国际会议。出国前夕，穿一身蓝制服的年轻学者吴岩，领着我换乘了两趟公共汽车到了郑文光家。这是我头一次见到郑文光，他家的条件虽然比我略好一些，但也不敢恭维，屋子里面除了书和床铺之外什么都没有。郑文光希望他比较重要的短篇小说能在苏联出一部自选集，他知道我和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的谢曼诺夫教授很熟，谢曼诺夫是苏联翻译和研究鲁迅的第一人，同时他非常热衷向苏联介绍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郑文光交给我厚厚的一大沓他的短篇小说选辑，我把它们保存好，带到了苏联。但我抵达莫斯科大学后，亲眼见证了苏联的解体，郑文光自选集在苏联的出版也因此夭折。吴：您是中国科幻走向世界的先驱者之一。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叶永烈、吴定柏、郭建中、王逢振等都做了中国科幻国际化的大量工作，如叶永烈常在《轨迹》杂志上发表中国科幻报告，还在《奇异的解剖学》上写了中国科幻史。吴定柏与墨菲共同主编了《来自中国的科幻小说》，这本书在英文版之后，还出版了几种其他文字的版本。虽然这些先驱者做了大量工作，但成效确实无法跟今天中国科幻的影响力相比。
孟：是的。时代不同了，在新时代世界上许多人把中国说成是“最富有未来感的国家”。在国际性科幻会议上，中外科幻作家乃至普通民众经常说“我们的生活都很科幻”。为什么时代变成了这样？当然首先是整个世界面临百年未有的巨变，“变幻莫测”；同时，中国科幻崛起，刘慈欣的《三体》让世界对中国文坛刮目相看，王晋康的作品在日本也使日本读者耳目一新，通过科幻认识和了解中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吴：同意您的想法。新世纪之后，中国科幻的外推力度加强。国外对中国的关注也加强了。当前统计，在世界上有关中国科幻小说的英文版，至少有200部/篇之多。在CLARKE’S WORLD杂志上，每一期都有中国科幻专栏。《三体》《北京折叠》获得雨果奖，都是上述变化的体现。当然，这种变化跟中国实力变强吸引国外关注有密切联系，但也如您所说，与一些突发的、和科技与未来的事件有关。孟：后疫情时代使我们看到，新冠肺炎疫情是对人类文明的一个挑战，它就需要人类交出一份答卷，不管你同意不同意，都必须交出你自己的答卷。我认为在这种形势下，各国之间在科幻方面的关系发生了改变。中国科幻过去始终被边缘化，但在后疫情时代，中国科幻逆势而上，出版了更多优秀的作品，进行了更广泛的中外科幻交流，对科幻有了更新更深刻的认识，做出了很多出色的工作。可以说，对科幻文学的新认识既是社会发展的结果，又反过来推动思想与社会前进。当代中国科学技术的振兴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带来新的精神需求，实现从文化大国到强国的转化势在必然。因此，包括科幻文学在内的文化形态必须适应社会发展的新变化，构建科幻文学和其衍生形态以形成新的文化场域，为中国文化战略的展开和民族软实力的提升做出贡献。
吴：同意您说的。但我要指出，当前的这种关注，还是比较脆弱的，还没有一个很强的文学基础被打造出来。我认为有如下三方面尤其要重点关注。
第一，应该关注西方科幻的认祖归宗问题。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西方科幻理论家最关心的一件事情是认祖归宗的问题。70年代，就是像达克 · 苏文、弗雷德里克 · 詹姆逊这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还有很多是受到俄国形式主义影响的学者，开始大范围地把科幻当成一种重要的文学形式来研究，科幻文学才开始进入正统文学。这就是一种认祖归宗。让它和传统的文学理论—亚里士多德诗学接轨。这么一个认祖归宗的过程，我觉得对我们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但中国科幻文学的研究理论的起源和西方完全不同，如果说西方是一种文学的研究，那中国的科幻研究从它最开始就是一个文学的“外研究”。鲁迅、梁启超这些学者感受到这种时代的变化，他们认为文学作品和这个时代的变化之间有着一个很重要的联系，所以把文学架设在一个更广的框架里。因此这种研究持续了大概70年左右。后来是从童恩正开始使它转变，1980年后才开始考虑文学的“内研究”问题。而文学的内研究，又经过了几十年，到我们这些人逐渐在吸收西方的理论、苏联的理论，包括孟老师做了大量的工作，关于日本的理论引入等等，我们这才逐渐地有一个基本的科幻形态框架，但这种形态我觉得和一个比较完善的理论系统还差得很远。无论对国外研究者还是国内研究者，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科幻在世界上的地位问题就无法解决。
第二，需要回答科幻的起源是独根论还是多根论。它到底是发源于某一个固定的起源，然后在全球扩散，还是它在各个不同地区有它自己的发生发展，这个问题需要弄清。近年来，谢瑞 · 温特等人提出的网络概念，正在解答这个问题。我的博士生会在她的博士论文中提到这个事情。第三，科幻到底应该算怎样的文学。苏恩文等将俄国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是否就真的把科幻在文学中的根扎牢固了？科幻是特异文学还是常规文学？如果它跟主流文学是一个类型，那么为什么被分开存放？如果它单独的存在，不在主流文学框架之内，就需要一个新的理论。像陈平原在他讲的武侠小说的论文中曾经提到，对武侠科幻这些通俗文学需要一种非亚里斯多德诗学去解读。在新理论方面，各国都在同一起跑线上。所以，我们需要动员自己的力量来做。国外也正在关注我们。今年春季的美国科幻研究会会刊SFRA-REVIEW上，有一个“中华未来主义专号”，一共14篇文章，170多页。所以说，别人是真的在关心这个扎根问题。孟：世界上各个方面的变化，也促使人们思维变化，可能某一个时期要滞后一点，或者某一些地区滞后一点，它的发展不一定平衡。去年你们组织的那个“人类的历史经验与未来展望”国际论坛，许多作家认为中国现在是最具有未来感的国家，中国现在的日常生活就很具有科幻色彩。记得我和刘慈欣交谈的时候，他说：“科学技术发达，不一定就能够成为科幻大国强国，可是，要成为科幻大国和强国的话，科学技术一定是处在一个蒸蒸日上的阶段。”我觉得中国在最近这个十多年，科幻重新崛起，刘慈欣的《三体》获得雨果奖能从一个方面来体现中国文化在国外的影响，没有一些代表性的东西，就谈不到国家形象。
空泛的形而上学研究是没有意义的。日本是中国的参照系。中国作家受日本影响很大。梁启超逃亡到日本，在轮船中度过了一个多月，看到了日本的科学小说，虽然是日本人的作品，但是日本当时还多用汉字，读起来并不费力。受到这种类型作品的冲击和启发，于是梁启超开始倡导新小说，科学小说是首当其冲的，他认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要革新就要从这个小说开始，于是小说的地位上扬，这和日本在明治时期倡导“小说”、坪内逍遥用英文的“Art”（艺术美术）来替代“小说”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小说从边缘走向中心，成为文化生活中重要的存在。在这一进程中，日本在先，中国在后，中国从日方受到启发影响。由此看，世界科幻的产生是英国工业革命的产物，但中国科幻引发全球关注，是中国科技发展的缘故，也是综合国力变化在“文学”领域的反映之一。中国科幻还有很长的路要开拓。但是只要为追求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努力，克服短板，加大力度提高创作队伍水平，塑造出具有世界影响的“人物形象”，加强理论研究，逐步建立中国特色的理论话语是大有希望的。警惕浮躁，行稳致远，为人民喜闻乐见的中国科幻将在征程中迎接更为辉煌的未来。
吴：我完全同意您说的观点。今天中国科幻在世界上引人瞩目，到底是研究者们寻根的结果？还是整个世界的文化发展的结果，即原本边缘的东西正在走向中心所造成？抑或如孟老师所说，是跟新冠病毒（或者中美贸易战）这样的东西的肆虐有关？这些都值得思考。
孟：中国科幻的发展与时代脉络联系紧密，可以视为一种结构性的文化征候。由于各种原因，许多方面对于我们并非有很好的了解，一些带有成见的外国媒体的宣传歪曲了中国形象。新冠疫情以来，这种趋势愈演愈烈，中国科幻必须用文化元素为世界真正了解中国做出更多努力，科幻与文化的互补共建将产生更重大的价值。社会发展是科幻兴盛的根本原因。当今中国科幻“黄金时代”的开启得益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全面进步，中国科幻又书写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新时代的中国是一个最富未来感的国家，以中国科幻传播中国文化，密切和世界各国人民的联系，是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文化战略。科幻文学将人类视作一个整体，在创建和谐世界与人类新文明的进程中，科幻必将发挥巨大的作用。科幻文学必须在交流互鉴中求得发展。传统文化价值与哲学观念的现代转换，日本科幻界给中国同行做出了非常好的示范，在文学作品、动漫、影视和游戏方面都有出色体现，值得中国科幻借鉴。中国科幻文学需要更多的创作者一起拿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持续不断地冲击市场，进入全球读者的视野，产生更大的影响力，多方位地讲好中国故事。这些都是科幻文化的一部分。我们要探索怎么把中国的价值观、独特的情感、文化理念放到故事中。中国是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必须思考创作什么样的作品配得上中国的地位和体量。对各种文化符号的借用、活用、变形，文化的译介就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通过科幻回到中国文化的元点，这个元点包括了中国古代典籍神话以及蕴含其中的宇宙观、价值观、伦理观，由此探求中华文明的深层情感符号系统，重塑中华文化的国际形象。
三、大学与科幻教育
孟：在大学，教师和大学生对科幻文学有较深入的理解。首先，师生普遍赞同科幻文学能够促使现代科技与文学融合，并体现自然科学与人文精神互补互助、相互支撑；其次，科幻文学课程对新文科、新工科、新农科、新医科人才培养有所助力，是培育文科学生科学精神和培育理工科学生人文素养的有效载体，也是构建文理融合的可行路径；此外，科幻文学可以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打开新思路。因此，师生们认为，目前极有必要开设包括专业、选修或通识课在内的科幻文学课程。但与师生对科幻的重视和理解不相匹配的是，中国现有高校三千多所，绝大部分没有开设科幻文学课程。你于1991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开设本科课程“科幻阅读与欣赏”，并于2003在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现当代文学中开始招收科幻方向硕士生，2015年招收博士生，这是很突出的，做了示范。其他大学即使开设了一些科幻课，也多以拓展训练、社团讲座或课外活动的形式为主。尽管科幻文学课程已经越来越受到教育界高度重视，但仍然缺少规范化的课程体系。因此在当前形势下，科幻文学进大学课堂正当其时。应该以本科生为对象，针对当代大学生特点和现代中国社会文化生态，真抓实干、精准施策，将科幻文学课程加入教学大纲，因地制宜，实事求是，根据大学实际情况从科幻文学、科幻电影、科幻哲学、科幻创作等多方面设置必修课、选修课或其他课种。核心是凸显人思维方式的更新，促进社会的进步。课程重点是经典作品解读和培养思维创新，目标是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与科学理性，开发想象力。作为课程要设置合理的考核标准与程序。除书籍以外，通过影视、游戏、网络等各种传媒，多种途径促进本科生对于科幻文学内涵、历史、特质、传播的学习。吴：不过现在开课的的大学越来越多了。这个现象挺好的。课程多数是讲科幻电影。教师来自理工科的多个专业，经济学的也有，文学的反而不多。虽然表面上科幻课程较多，但仍然比较初级。在南方科技大学，有“科学与人类想象力研究中心”，清华大学有“未来研究中心”。还有更多大学成立了跟科幻相关的机构。这些现象都是可喜的。中小学也在抓紧开设科幻课程。北京景山学校的周群、南京十三中的曹勇军等，都做得很好。温州在这方面推广的步子比较大。我们去年编制了国内第一套《科学幻想：青少年想象力与科学创新培养教程》，这个教程放眼想象力培养，比过去的科幻教育更上一层楼。至少我们的初衷是这样的。
孟：这几年科幻在东北有较大发展。比如，长春大学教师丁卓开办“科幻训练营”，从外星生命、近未来、太空歌剧、反乌托邦、时空旅行和人造人等角度为本科生讲授科幻文学史，同时针对大学生开展科幻文学文化问卷调查，此外还为中学生开展科幻文学讲座，以重点作家作品为基础，介绍科幻发展史和科幻文学创作方法。长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以“放飞理想的平台，面向寰宇的窗口”为理念，建立“孟庆枢书苑”，推广科幻阅读，以经典的科幻小说启迪学生的想象力，重塑现代大学生对自然与社会的认知，架构幻想世界。医高专图书馆初步建立了阅读与研究平台，搜集整理科幻图书近500册，为校内外科幻迷提供借阅服务和讲座。
有的大学还在建设科幻资料平台，把科幻课程与本校的学生社团活动结合起来，开展科幻文学创作班、科幻美术创作、科幻剧、科幻文艺节等丰富的活动，培养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和组织能力；建构大学科幻文学课程体系，对科幻文学文化研究加大资源投入力度；充分利用网络技术和网络资源，采取微信推送、线上教学、网络视频等多种形式开展科幻文学文化交流和研究；加快科幻文学研究队伍的培养速度。这些都应该做。科幻本身在一开始就是以科学为核心的多种形式组合，科技是科幻的原动力。科学与技术的迅猛发展既是人类的创造物，又改变着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许多新的文化现象也应运而生。在“互联网+”与“智能+”时代，科幻文学与多媒体、AI等方面都有比其他文学形式更密切的联系，我们对此还有很多方面没有进行更多更好的研究。科幻是最容易让青年学子接受的文学类型之一。
吴：这些也都在做。例如，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八光分文化公司、未来事务管理局等都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工作。《教育研究与评论》在2020年第4期发表了一组科幻教育的论文。我与陈发祥也在里面发表了文章。我们认为，科幻教育的兴起，是中国的教育走向第三波教育的一个起点。所谓第三波教育，指的是从知识教育培养普通劳动者、能力教育培养能赶上国际水平的人才之后，在领跑阶段需要的教育。这种教育带去的不单单是科幻，而是未来人的基本素质模式。现在开展这种教育已经是迫在眉睫。中美冲突，国际竞争，瘟疫的流行，人工智能的发展，所有这些都在彻底改变我们的社会。如您所说，这种改变需要人才培育方式的彻底改变。
孟：说得对。围绕量子理论，愚以为通过时空概括宇宙似乎缺少了核心的东西。为此牛顿、爱因斯坦都大惑不解，最终他们先后期待宗教的解答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诚实做人的表现。人类在巨人的肩膀上进入21世纪，迅猛的高科技让我们进入到人造“人”时代，更需要彰显中华文化对人精神元点的呵护。老子用《道德经》五千言回顾人类文明的产生，展望未来。《道德经》阐明的重要问题之一，是人对事物命名的暂时性，“名”并非是事物本身，在天地之始，对事物根本还没有命名。只有名字确定之后，才会产生紧密的联系性，事物的名称与其特点联系在了一起。而一旦命名开始，万物也就同时进入人的意识。命名是文化之始，人有了文化就是用文字来理解世界，同时与原初拉开了距离，产生了不同。尽管人的原初与文化有不同的特点，但都表明人自身的存在意义，这是难以用语言文字表述清楚的“玄”，是宇宙的终极真理，只有用可见的符号形式，人才能领悟。老子的《道德经》体现出深刻的对立统一性，人类社会在无名与有名的辩证过程中前行。人的四大精神元点是人和宇宙形成动态的“场”，动态演进，生生不息，变化无穷，永无止境。这是文科知识和理科知识存在发展的基础。
因此，世界万物都不可能有一个先在的“名”。事物的“名”都是在人类的实践中不断发展变化的，这一变化体现了人思维的进步和社会的演进。可以说，任何反映了人类合理诉求的“命名”或“赋值”，都是对现实的新认识，都赋予了世界以新意义。由此出发反思科幻与教育的关系，人类生活原本不存在所谓的“自然科学”或者“人文科学”，教育本身也不是一个“先验的圈定”之物。我们应该深入思考科幻小说的产生与科学技术对文学的“越界”。文学艺术与科学技术互补互助，但同时也是矛盾的统一，并非是静止状态下的共存。整个宇宙是个动态的整体，运动是贯穿一切的，只有它才是绝对真理，文学艺术必须承担起制约、调整科学技术带给人类负面影响的任务。同时人文思想也必然与时俱进地吸收自然科学的新成果，并将其融为一体。在当代社会，科幻文学在这方面的作用已经充分体现出来并将发挥更大的作用。科幻可以深入理解人、理解文学，弥补过去其他文学类型的不足。当今科幻文学的勃兴，恰是深入思索这一问题的切入点。我们必须坚持把“人”作为整个“文本”网络（内与外结合）的有机整体构成，提倡人文情怀与自然科学理性更好融汇。从文本入手把人的内心世界、外部世界，过去、现在、未来的时空，再加上多维空间建立一张动态的网或意义的场域，人就是其中一个节点，还原人生活在一个既是物理实在又是虚构世界的实际。因此，人们应该逐渐接受科幻、欢迎科幻。如何能让科幻喜闻乐见是很重要的。我认为下一步我们的工作重心是否应关注如下几方面。
其一，当代中国科幻文学和多种文化形式兼容，与相关的许多体裁结合，研究“大科幻文学”或“泛科幻文化”的发展演化，这理应成为当代中国文学研究新的增长点。中国科幻站在新时代及时应答了全球范围的文学走向文化、单一学科走向科际整合的趋势，并在媒体和信息技术的支持下，形成创作、研究、教育、经济、社会化的全产业链结构。我们处在一个百余年来从未有过的巨变的时代。教育作为国家的基础，既受到从来未有的挑战，也面临新的更大发展的机遇。特别是在后疫情时代，对“人”更深层的关心，把人与整个自然作为一个整体的和谐发展为目的，对未来的构建，追逐新的梦想成为焦点。虽然众声喧哗，但这一发展态势不可抗拒。社会发展的原动力是有创新思维的人。培育创新精神要有多种条件，其中，科幻可以起到相应的作用，科幻中有很重要的一个特质，就是“应变”。科幻作家如果不讲出新的故事，就不会吸引人，科幻是适应时代发展变化而产生的一种新的形态的文学作品，或者说是一种新的文化现象。这是人在经过自我超越之后推出的文化新品种，反过来科幻也能促进人的创新。
其二，高校的科幻可以更加高扬人文精神，促进立德树人。科幻的美丽还在于彰显了强大的人文精神，倡导关注人的处境。它要思考造物和被造物的关系。人成了万物的灵长以后，自然不可以轻慢粗暴地对待其他物种，要对科技这把双刃剑进行质疑和反思。科技的发展不能脱离社会，科幻对未来的预构是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之上的，同时科幻文学也最能关注现实、反映现实、改造现实，科幻是在现代化的进程中生成的世界性文化现象，与社会发展形成交互作用。中国科幻在这方面尤其明显，在新生代中国科幻作家中形成了对科幻的许多新认识。正如毛姆所说：“我们都知道尼采的哲学如何影响了世界的某些部分，它所造成的祸患应该说也是众所周知的。它的流传不是靠它可能蕴含的深邃思想，而是得利于生动的文体和给人深刻印象的形式。”这提醒我们让科幻起到更好的传播作用，就要讲好故事，要让读者与观众入心、互动，形成充满生气的场域。
其三，当代中国科幻文学的兴盛是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领域全面复兴的反映，而中国科幻又反过来强烈地表现这一伟大进程。从这次对抗新冠肺炎病毒的战斗中看，中华民族历史上总是在砥砺前行，这种坚忍不拔、攻坚克难的民族精神在世界各民族中是很突出的。在后疫情时代，抗疫精神是必须发扬光大的一种对抗灾难的精神。科幻表现了对疫情的想象和反思，科幻对他者的想象丰富多元，并且把未来作为人类近况的引申和隐喻。当今时代，人类社会高度科技化、全球化、数字化。我们更要思考如何重新挖掘科幻的发展动力。我们需要有危机意识，才能够产生这种精神。我们需要将其发扬光大，当代中国青年不能没有危机意识，不能忽视对精神信仰的追求。科幻教育能培养人的危机意识和对抗灾难的精神。这是人思想品质的“锚定”。中国科幻着眼未来，实际上是在勾画中国乃至世界发展的伟大事业。在新时代，人们更加重视想象力、创造力，特别是原创精神。我认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有愿景，中国梦就是一种想象力、原创力的体现。在某种意义上讲，经典科幻文学能导引人，有更全面的精神信仰，有人类的自信心，以人类的大爱去应对人类可能遇到的各种困难，建造人类的未来。人必须有追梦精神，文学艺术作品对此有很多体现。但和一般“纯文学”比较而言，科幻作品更容易体现梦想，科幻是逐梦的文学类型，对梦想的追求是科幻作品的突出特点，必然在新时代格外受到青睐。所以在新时代科幻作品的繁荣是一个必然。
其四，高校重在培养青年学子的创新精神，科幻大有可为。一直以来，中国教育太注重课本上的知识条目，而实际效果仍然与时代发展要求存在一定的距离，甚至落后于时代。我们的教育到底怎么搞，教育之中的高墙究竟如何攀越，或许可以从培养学生的想象力破题。当代社会的核心是转换思维模式，而在这点上科幻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科幻不必拘于“软”或“硬”，核心在于它必须让读者有想象的空间。中国人不缺少想象力，但缺少的是科学想象力。想象力是对意识现象的重构，是创造力的前奏，创造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在当今世界，人的想象力培育是最主要的基础工程，也是社会发展的趋势。比如在抗击新冠肺炎病毒的战斗中，我国发挥攻坚克难精神，弘扬中华民族在大灾大难中临危不惧的想象力，以突出的应变能力转危为机，在世界上得到广泛认可。我们盼望在国家“十四五规划”中，科幻能起到更好的作用，在世界科幻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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