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隐喻：十字路口、市场与熔炉
《比较文学简论》的第1 章首先铺陈了比较文学研究背后的人性论，即“比较的冲动”这一心理驱动力（3、5）。随后，哈钦森论证比较文学是政治领域中的“国际关系”—以后所谓 “法国学派”的比较文学理论将建立在这个核心概念上—在文化领域的延伸。作者在此处提出了“国族的”与“国际的”二者的吊诡：在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建立的欧洲民族国家体系之后，不同国族都想要战胜国族分野、想要成为“国际的”，但成为“国际的”却恰恰是建立在国族分野的既成事实上（4—7）。国族主义与国际主义或世界主义的张力，到如今还内蕴在比较文学之中。第1 章提出的核心问题是：我们要如何来理解比较文学所说的“比较”，其究竟意味着什么？哈钦森提出了三个主要隐喻，作为思考的起点：十字路口、市场与熔炉。其中，前两个隐喻表明的是“连结”与“相似性”，可以归为一组；后一个隐喻表明的是“断裂”与“差异性”，与前一组形成对照（7），亦即笔者所说的吊诡。十字路口意味着不同文化与文学相互的交汇、交流、刺激与协商。相似地，市场的隐喻意味着文学在本文化之外的“适销性”（marketability）；由此，哈钦森提醒我们不仅要从读者的角度、也要从作者的角度理解比较文学。他指出，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在1827年主张“世界文学”时使用市场的隐喻，部分原因是“为了鼓励自己作品的传播”（9）。换言之，作者需要文学的外贸。
十字路口和市场这两个隐喻都假定了文学交流的可能性与文学之间的相似性，比较文学在这两种隐喻下似乎可以归结为不过是“思想的进出口贸易”。但是，思想也会被阻断，说两种事物相似的前设在于二者是不同的。熔炉的隐喻就是为了捕捉文学交流的断裂与文学之间的差异性。在跨文化交流中，地方性的思想为了能在本地之外表达自身，可能需要经历其自身形式的根本变化。哈钦森指出，前现代时期的拉丁文或梵文，以及后现代处境下的英文或法文，就是“语言熔炉”的例证（10—11）。换言之，文化的差异性可能会在比较的过程中、在熔炉中泯灭自身。
二、实践：“做”比较文学的六对范畴
当我们说“做”比较文学时，这究竟意味着什么（15）？这是哈钦森为《比较文学简论》的第2 章讨论比较文学的实践所提出的问题。就此而言，哈钦森提出六对具比较性的范畴，这些范畴构成了比较文学的学科实践（16）：主题相对于方法、时期相对于区域、细读相对于远读、经典相对于反经典、文类相对于风格、作者相对于读者。第一，主题相对于方法（topics vs.methods）。哈钦森指出，比较文学家所关心的最基本问题在于：比较文学之所以为“比较”，是根据文本的“主题”还是根据解读文本的“方法”来决定的？最常见的比较文学实践是前者，亦即寻找到一个重复出现的问题，进而辨别出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这类重复出现的问题，常被称为主旨（motif）。在这种主题进路的比较文学研究中，最直接的形式就是跨语言地比较两本书或者两个作者所共享的某个主题。比较文学家要建立比较的基础，除了根据不同文本具有的共同主题之外，也可以根据解读不同文本的某一种方法或某一个特定的视角，比如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或者后殖民主义。无论是主题进路还是方法进路的比较文学，背后所涉及的都是比较的“有效性问题”。19 世纪法国与德国的比较文学模式强调可实证的“影响”作为比较的前提（即所谓的影响研究），但是在20 世纪所谓“美国学派”的影响下，比较文学已经将没有事实关联的、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所称的“家族相似”（family resemblances）作为同样有效的比较前提（即所谓的平行研究或类比研究）（16—18）。
第二，时期相对于区域（periods vs.regions）。哈钦森也将比较文学研究分为历史意义与地理意义两种进路。前者意味着比较文学家总是需要留意不断变化的历史处境，进而将不同文学时期的某个主题进行比较，例如浪漫主义与现代主义对“散步”观念的不同理解。比较文学对历时性的重视使得克罗齐（Benedetto Croce）抱怨该学科本质上不过是文学史，所以哈钦森认为比较文学不能限制于某一个单一文化之中。因此，地理的概念对于比较文学更加重要，因为哈钦森坚持认为只具备历时性的元素不足以证成比较文学，而只具备跨区域的元素却可以构成比较的进路。但是，哈钦森也注意到，“区域”的概念也具有争议性，比如当我们说“东方”与“西方”之间的比较文学时，就将“东方”和“西方”同质化，从而忽略了这两个大区域内部的复杂性与差异性（20—25）。
第三，细读相对于远读（close vs.distant reading）。传统的比较文学实践将一个以上的原文文本并置来诠释，以让这些文本互相照亮，这就是与20 世纪20年代英国瑞恰慈（I.A.Richards）等学者推动的“实践批判”（Practical Criticism）以及20 世纪40年代美国“新批判” （New Criticism）相关联的文本细读。哈钦森指出，这种对待文学的语文学进路最终源于对文本和作者之权威极度尊崇的圣经解经学。但是20 世纪70—80年代的理论战争削弱了作者权威，在这个背景下产生了莫莱蒂（Franco Moretti）在2000年所提出的“远读”观念 （25—29）。莫莱蒂将文本细读称作庄严对待一小部分经典的“神学性质的活动”，转而提倡依赖二手文献的远读，以回答更大范围的文学浪潮、模式或趋势。就此而言，哈钦森总结细读和远读的性质差异：细读是美学的，远读则是社会学的（30）。
第四，经典相对于反经典（canon vs.counter-canon）。传统的比较文学研究专注于某些流传下来的西方文学经典，但是过去几十年对西方传统的批判挑战了既有的经典观念，以不同的名义—例如女性、弱小族群、小语种、底层—为以往被边缘化的文学赋权。经典的范围于是不断扩展，20 世纪90年代以来重新焕发生命力的“世界文学”概念最能体现这一点 （33—34）。但是，吊诡的是，正如达姆罗什（David Damrosch）关于经典的三分法理论所指出的，世界文学的趋势不仅使以往被边缘化的某些作家获得关注并成为所谓的“反经典” （countercanon），而且使以往的某些主流作家成为“超经典”（hypercanon），同时使以往的某些次要作家被彻底边缘化并沦为“影子经典”（shadow canon）。同样吊诡的是，反经典的建构在逻辑上也必须依赖于某套经典的存在（37）。
第五，文类相对于风格（genres vs.styles）。在根据某个文本反观另一个文本的比较文学实践中，主要的方式之一就是比较地考虑文类或风格。以戏剧、抒情诗与史诗为西方文学传统三大范畴的文类可以视为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契约，框定了读者的“期待视域”。哈钦森提醒道，比较文学家既须挑战文类范畴在跨文化中的适用性，但无论如何又必须依赖传统的文类范畴。同样地，风格传统—例如浪漫主义诗歌或现实主义小说，又如高雅文学或通俗文学—既可能帮助、也可能阻碍比较文学家的研究工作（37—39）。
贵州省对花生的需求主要表现在油用和食用，尤其以食用为主。传统的地方品种表现出籽粒小、口感好、气味浓郁的优势，但产量较低，长期的种植导致品种退化严重，抗性变差。而新选育出的花生品种在产量较高、抗性较好的同时，其口感和蛋白质含量却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然而，关于花生蛋白质含量差异较大原因的遗传基础研究尚属空白，因此，需要加强对花生蛋白质含量、比例以及相关的遗传基础研究，为贵州省花生种植业发展提供较为坚实的支撑。第六，作者相对于读者（writers vs.readers）。哈钦森在这一点上给我们重要的提醒：就实践而言，不仅作为读者的文学批评家可以是比较文学家，而且文学作品的作者也可以是比较文学家。比较不仅会发生在文学生产之后，也可能发生在文学生产之中。哈钦森提出的例证包括孟德斯鸠（Montesquieu）的《波斯人信札》（Persian Letters）等在文本创作过程中就内蕴着比较视野的比较文学实践（41）。在笔者看来，对文学生产作为比较文学实践的强调，言下之意与达姆罗什在另一个场合提到的观点有一致性：比较文学家一度必须将一部以上作品放在一起才能算为比较文学的研究，但是如今单一作品也可以作为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
三、历史：国族主义与超越国族主义的双重变奏
在《比较文学简论》的第3 章，哈钦森主要从西方的视角，描绘比较文学作为一门自觉的学科从19 世纪以来的兴起、发展与变化，以及比较文学历史中重要的人物。哈钦森在开篇就呼应本书第一章中已经提出的洞见：比较文学在兴起之初为了回应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之后的、现代意义的国族观念，强调自身的国际性；然而这种对国际性的强调又吊诡地让该学科与它要胜过的国族观念本身捆绑在一起。因此，国族（而不是文化或语言等）成为了比较的基本单位，比较文学成为文学的跨国比较。跨国的比较文学作为学科的历史根源，要追溯到19 世纪前后的比较语文学（comparative philology）。在当时，比较是最前沿的学术研究方法。欧洲浪漫主义的理论家—如施莱格尔 （Friedrich Schlegel）—梦想着透过比较语法来找寻人类一切语言、思想与诗歌的共同根源。斯塔尔夫人（Madame de Sta?l）则致力于欧洲内部、尤其是法德之间的国际交往。在这种文化背景下，“比较文学”这个术语第一次出现在欧洲，大概是1816年诺尔（Fran?ois-Joseph-Michel No?l）与德·拉·普雷斯（Guislain-Fran?ois-Marie-Joseph de La Place）为他们合编的法文书Le?ons fran?aises de littérature et de morale作广告，称之为“比较文学课程”（cours de littérature comparée）。在莱茵河的另一边，德国的赫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是浪漫主义运动中为比较方法张本的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他将人类学与语文学结合，对比较文学学科的出现产生重大影响（46 — 47、51—53）。不过，哈钦森提醒我们，在19 世纪早期比较文学发展的第一个阶段，以比较语文学为母体的比较文学常变成“竞争文学”（competitive literature），各国追溯文化与语言的起源—如德意志的希腊起源或法国的罗马起源—为的是证明本国族的优越性（55）。比较文学内在的国族主义与超越国族主义之间的紧张关系可见一斑。在比较语文学作为比较文学的第一阶段之后，哈钦森将该学科第二阶段的历史发展界定为“走向世界文学”。该阶段的比较文学英雄自然属于德国的歌德，他在1827年分享的关于“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e）时代的到来这一观点被哈钦森看作大概是比较文学史上最重要的陈述。但是哈钦森提醒我们，拥抱世界文学的歌德仍然怀有将古希腊看为文学标杆的欧洲偏见，并且歌德也认为德国人在世界文学的形成中发挥特别的作用。同样地，法国批评家沙勒 （Philarète Chasles）在《外国文学的比较》（The Comparison of Foreign Literature）一书中也声称自己主要关注法国这一个他认为最具“比较性”的民族（57—58）。歌德与沙勒的两个例子让我们再次看到了比较文学在学科发展之初就一方面意图超越国族主义、拥抱世界文学，另一方面内蕴着国族主义这个相对立的意识形态力量。国族主义与超越国族主义的双重变奏也体现在比较文学此后的历史发展中。19 世纪后半叶，丹麦的文学批评家勃兰兑斯（Georg Brandes）一方面羡慕欧陆的主流作家，另一方面意图让丹麦文学家得以与前者平起平坐（64）。进入20 世纪，纳粹对国族文化的迷恋，反而刺激了比较文学走向世界主义。尤其是逃离纳粹德国的流亡语文学家史匹哲（Leo Spitzer）与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为战后北美的比较文学复兴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不过，西方的比较文学在战后反对国族主义狂热、倡导人文主义的同时，又因着冷战的缘故与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形成了针锋相对的两种文化模式（73、75—78、80）。随着比较文学走向世界、后殖民时代的来临以及第三世界的崛起，国族主义与超越国族主义的张力仍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比较文学家的头脑。四、理论：比较文学的多学科化身
哈钦森在《比较文学简论》的第4 章探讨比较文学的理论。随着20 世纪60年代文学理论的兴起以及20 世纪80年代文化研究的兴起，对什么是“文学”，什么是“文本”的追问，使得这些概念变得争议重重（83—84）。层出不穷的理论决定性地改变了比较文学的发展轨迹，或者按哈钦森的说法，从20 世纪60年代以来，比较文学分裂成一系列相互竞争的学科（84）。本章勾勒了比较文学在其他学科中的化身，这些学科包括文学理论（literary theory）、文化研究 （cultural studies）、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ism）、世界文学（world literature）、翻译研究（translation studies）与接受研究（reception studies）。本文在此不拟详细讨论上述学科的具体内容，只强调哈钦森在分析这些化身时，再度涉及到比较文学的“吊诡”。第一，在阐述文学理论对比较文学的影响时，哈钦森指出，比较文学为了证明自身存在的正当性，变得越发理论化；但是，在越发理论化的同时，理论的对象—文学本身—却变得越发边缘化（84）。第二，在分析文化研究使得文化、文学的外延不断扩展时，哈钦森认为文化研究的出现既降低、又增加了比较文学的“筹码”。“降低”是因为如今几乎一切都可以进行比较，而不局限于传统意义的文学文本；“增加”是因为比较文学家对意欲比较之“文本”的选择总是暗含了某种政治立场，比较的实践成为一项“意识形态的事业” （93）。第三，作为过去半世纪最有影响力、本身内蕴着比较属性的理论，后殖民主义提出“权力”作为比较文学最主要的议题。但是，哈钦森注意到，假若说“比较文学是在国际主义中茁壮成长”，那么相反地，“后殖民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国族主义修辞所驱动”（93—95、98）。
第四，作为进入21 世纪以来最受瞩目的比较文学模式，世界文学的观念也具有吊诡的特性。达姆罗什强调世界文学不是固定的经典，而是一种“阅读与流通的模式”；最具世界性的作品就是在翻译中得到最多的作品。但是，艾普特（Emily Apter）等学者认为强调可流通性与可翻译性的世界文学范式忽略了“不可译”（untranslatables）的问题（98、102—103）。第五，翻译研究也一直纠结于归化与异化之间、以及相信一切可译的“普世主义者”与坚持严格而言一切不可译的“唯名论者”之间（105）。第六，哈钦森观察道，接受研究—例如希腊经典、罗马经典与阿拉伯经典的接受—之所以在21 世纪崭露头角，部分原因在于古代经典苦于证明自身存在的价值，不得不通过接受研究来主张自己仍然具有时代的适切性；哈钦森称之为“古代作为现代性的向导”（111）。如此，比较文学的吊诡再次显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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