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2018年曾在本刊第1 卷第2 期发表了《中国翻译研究的发 展与动向（2009—2018）》，资料收集时间截止到2018年上半年，本次综述时间从2018年下半年至2020年上半年。本文通过梳理近两年刊登翻译研究文章的相关重要期刊，结合其他期刊刊登的高被引文章以及学术会议成果、著述等，侧重综述翻译研究领域引起广泛关注的问题以及较少关注但比较重要的话题，尝试总结中国翻译研究的新方法、新发展和新发现。
一、翻译与技术
技术工具的发展和跨学科的方法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范围，也使得翻译实证研究更具科学性、更深入具体、更有说服力。录屏软件、眼动仪、键盘记录工具、神经成像仪器等技术手段可以即时探测、记录并直观展现译者/员在翻译实践中的眼动、大脑和心理情况，为研究者提供更多原始数据和材料。口笔译过程研究一直是翻译认知研究的核心领域，20 世纪60年代起就开始借鉴心理语言学、心理生理学、神经生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探讨译者/员双语转换的心理过程和认知机制。我国近两年在此方面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这一系列实证研究的成果可以反哺翻译教学。作为翻译过程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译者在信息处理过程中的认知负荷成为很多学者着重讨论的议题。王一方收集的眼动—键击指标数据证实了在汉译英过程中存在平行处理（即同时处理源语和目的语）。在源语理解处理、目的语产出处理和平行处理这三类加工中，平行处理所耗费的认知负荷量最少。该研究者又以眼动追踪法和键盘记录法分析了汉英隐喻翻译，当源语中出现语言隐喻时，平行处理认知负荷量显著降低。此外，语言隐喻是否在源语和目的语中同时存在固定表达，也会对平行处理的认知负荷量产生影响，但该影响在各项指标的体现不一致。武光军和王瑞阳结合眼动和敲键记录数据，发现学生译者在英汉隐喻翻译中，使用对源语意象的替换策略时所花费的认知努力最多，释义策略花费的认知努力则最少。保留源语意象比释义策略要花费更多的认知努力，这一结果与以往的研究不同。陈士法等利用脑电数据，发现从英汉非平衡双语者心理词汇表征来看，汉译英存在较弱的词形联结和较强的语义联结，而英译汉则存在较弱的词形联结和词汇—语义界面联结。
大部分研究选择以熟手译者和生手译者为受试，试图通过对比他们的翻译表现，揭示熟手译者的翻译转换过程，以期总结其翻译经验。比如：王福祥和徐庆利使用击键记录法，发现准职业译者在删除、移动鼠标或光标次数方面显著超过翻译初学者，其翻译递归性特征（即翻译过程中计划酝酿、产出文本和检查修改过程及其次级过程间的互相嵌套现象）更加明显，翻译递归性呈现出随翻译经验积累而提高的趋势；随着翻译经验的积累，准职业译者使用远距删除、远距移动光标和鼠标的次数明显提高。王家义等采用眼动法，发现与翻译有关的阅读任务在加工难度和深度上大于常规阅读任务，但这种影响是有限度的；译员的阅读与专业水平有关，职业译员的阅读速度更快，阅读效率更高，学习者译员在阅读中的认知负荷更大。
口译过程研究也呈现出明显的特征，大多都用眼动法研究译员的视译表现。连小英和康志峰发现非英语专业学生译员眼动速率均匀，则视译成绩较好；速率过快或过慢，成绩都越差。他们还发现视译成绩较好的非英语专业本科生注视点相对集中，而成绩较差的被试注视点相对散乱。何妍等则使用近红外脑功能成像技术，发现学生译员的汉英视译错误率显著高于英汉视译错误率；英汉视译时左侧前额叶激活显著，而汉英视译却没有在目标脑区内引起显著的脑激活，汉英视译会导致更高的认知负荷。
还有一些采用统计软件SPSS（Statistical Product and Service Solutions）对实验数据进行分析的实证研究也值得关注。王律等发现学生笔译者的翻译问题率（每翻译一百个单词识别的翻译问题个数）约为职业译者的两倍，二者在数量上差异较大的是复合型和产出型问题，复合型问题体现在语境、修辞和语义分析方面，产出型问题体现在语言形式、意义和用法方面；在控制加工过程中，学生译者倾向选择网络搜索等微观策略解决问题，而职业译者更倾向采取推理、监控等宏观策略；学生译者译文出现的错误总量的平均值是职业译者的两倍多，且错误集中体现在语篇、语法、语体及语义层面。王静和柴明颎发现职业译者在不熟悉的专业文本翻译任务中显著增加词典资源的使用次数，对包括词典资源的轻应用资源（即只在信息资源中寻求双语对应的表达）使用次数也显著增加；还显著增加了停留轻应用资源的时长，但没有表现出对专业领域知识类资源的更多依赖。
口译质量问题一直是译员和研究者都非常关心的话题，其中停顿是判断译语流利度的一个指标。袁帅和万宏瑜发现学生译员在英译汉时产生的不当停顿更少，但产生的修补更多，因此并不能证实学生译员总体上译入母语比译入外语更加流利的看法。齐涛云的研究显示，职业译员英汉同传的停顿相比原语增加，表现为严密语言结构松散化、长信息结构的切分、译文的分批次产出、与副语言特征的共现，以及逻辑衔接词的明晰化。王家义等发现学习者汉英口译产出中有声停顿发生率高于无声停顿；高水平与中等水平组和高水平与低水平组在两类停顿上均存在显著差异，中等水平与低水平组在有声停顿上存在显著差异；口译水平越高，停顿发生率越低；女生倾向于多用停顿填充词；停顿主要发生在名词、动词、形容词等实词前，因此实词提取困难可能是导致停顿的主要原因之一。
影响译员顺利产出的因素很多，工作记忆是研究者讨论较多的一个方面，考察译员工作记忆的特点和差异性，有利于针对性地采用一些有效的训练方法。臧庆等发现，学生译员的英汉交传工作记忆中存在着词类效应，即副词、名词和动词具有稳定的记忆属性，副词难记、名词和动词记忆难度一般，这种属性不受测试任务影响。不论是工作记忆广度还是信息处理效率，工作记忆都与某一种或几种词汇存在相关性，这是以往研究没有发现的。刘玉花和董燕萍认为初级阶段的口译训练没有给学生口译组带来额外的工作记忆优势；训练前及训练后的二语听力广度及工作记忆更新能力显著预测了训练后的口译绩效。
还有针对其他原因的一些研究成果，诸如：白佳芳和陈桦认为非本族语英语口音程度显著影响学生译员的英汉交传质量，中度以上口音造成不熟悉口音译员口译质量显著下降，重度口音造成熟悉口音译员口译质量显著下降，且该效应主要体现于译语的准确性和流利性，对及时性则影响不大；非本族语英语口音熟悉度对英汉交传质量不产生显著影响，但影响效应随口音程度而变化，该效应在中度口音语境下最明显，主要影响译语的准确性和流利性。谌莉文和李丹弟发现学生译员的口译认知加工受先备知识运作障碍的影响，表现为语义激活障碍、记忆检索障碍和原型选择障碍。其中，先备知识运作障碍对记忆检索障碍的影响最大，原型选择障碍次之，语义激活障碍受其影响最小。先备知识运作障碍对口译忠实度具有直接中高度负向作用力。
如何大幅度提升译语的生成能力?邵娴发现专业译员使用大量的语块，语块选择体现稳定性；语块的结构分类中，分句成分占比最高，是译语最重要的构建模块；不完全词组的使用频数较低，且具有较强生成完整词组的属性；通过线性“缝合”不同结构类型的语块。
口译现场的多模态呈现形式引起不少学者的研究兴趣。李晶晶提出视觉模态是声音模态的重要补充及上层建构，视觉呈现模式体现了口译活动的意识形态导向及参与者之间预设的权力关系。分析声音模态有助于还原译员的认知处理过程并解析口译话语策略。多模态批评话语分析方法可同时定位多种口译变项，对口译过程进行精准的定性考察。齐涛云和杨承淑认为同传的多模态信息呈现方式比较特别，译员的“隐身性”导致身势语等视觉模态信息发挥作用较弱；“同步性”意味着原文和译文两类听觉模态信息以并行而非线性方式排布。他介绍了团队自建的“职业译员英汉双向同传语料库”的设计原则、资源库的建立、研究库的语料选择、语料预处理、多模态转写与标注、多模态库与文本库的转换、文件结构等。
技术在翻译教学中的使用，尤其是在口译教学中的使用，使得学生的口译训练更加容易便捷。我国部分学者，如刘梦莲、蒋莉华和彭雪姣、陈菁和吴琼、邓军涛和许勉君等，大力推介欧洲的数字化口译教学资源建设，尤其是欧盟的IVY（Interpreting in Virtual Reality，2013）虚拟现实口译训练模式。
Python 技术的出现，打破了长期以来文学翻译量化研究主要依靠语料库技术的局面。张璐分析了《三体》的海外读者评价，发现整体呈正向情感态度，接受度较高。对小说叙述角度的情感评分最高，情节和人物次之；对刘宇昆译本的接受程度比周华译本高。李书影和王宏俐采集了《道德经》英译本的读者评论，呈现了读者情感态度、主题词云图、语义网络图、热度引文指数和主题认知，发现受众接受度较好，英美读者给予正面的情感评价与阅读体验分享。胡加圣和管新潮提出信息贡献度的概念，描述翻译文本中的词汇因其对译文特定部分或主题贡献最大的信息量而被赋予相应的权重。借助Python，可实现文学作品不同译本之间的文化意象的系统化历时对比研究。
二、译介研究
2019年至2020年，《外语学刊》和《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组稿发起对译介学和译文学的大讨论。以谢天振为代表的学者们通过对译介学的发生展开追本溯源、正本清源的梳理工作，就译文学近年对译介学的误释误读进行商榷。王向远撰文回应了他对这次讨论的看法。此次观点交锋引起了学界的注意，何绍斌、范若恩、梁新军等学者也提出对译介学和译文学的争议话题的认识。以祝一舒为代表的一些学者集中展开对许渊冲翻译理论思想的研究，她撰写系列文章梳理并分析了译界对许渊冲翻译文化观和三美理论的质疑，指出许渊冲所强调的文学翻译有着超越文字翻译的本质追求，关键在于突破文本的“字面”束缚，以文学翻译的艺术性为衡量，追求“神似”，还“翻译”以“文学”之风采。高度评价许渊冲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做出的巨大贡献，总结了其翻译思想内涵，即理论构建性、融合创新性、实践指导性及时代价值与精神力量。
在王初明的推动下，“续译”引起学者们的注意。续作源于近年兴起的“续论”，包括续说、续写和续译。续译是语言习得研究的衍生物，旨在提高翻译学习效率，助力培养合格翻译人才。张素敏认为“续译”能显著提升形容词加工中的译者主体性，对译者主体性有显著协同效应，但因不同词类而有所不同。她还发现母语使用组情感激活较多、加工准确性较高；续译组情绪信息加工准确度及反应敏感度均更高。因此，语篇中的情绪信息加工存在外语效应，但“续译”能显著抑制这一效应，促进学习者的情绪信息加工。
文军提出附翻译不同于副翻译，主要包括背景介绍、主题诊释、语言解释、脚注、尾注、诊释性段落或短文，分析了自译、释义、赏析、研究与考据等使用策略，论述了附翻译的结构同一性、意义的延展性、历时动态性和译者认知差异性四个特点。
口述影像（audio description）翻译也是引起学者兴趣的新领域。鄢秀和罗康特梳理了口述影像的学科定位及发展情况，回顾了口述影像的理论依据，指出该领域在学科建设、实践及法规方面存在的不足，并展望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肖维青和董琳娜认为语音合成（text-tospeech）口述影像高效经济。通过对上海视障人士的实验与调查，发现除了与内容理解相关的指标外，真人声音口述影像的其他指标得分均高于语音合成口述影像。有超过一半的被试者认为，语音合成口述影像不但可以是一种过渡方案，甚至可能成为一种永久解决方案，期待能带来更多无障碍电影。
少数民族文学的译介或方言文学的译介也被学者们持续关注着，比如《红楼梦》蒙译、昆剧英译、说唱文学英译、新疆民汉语互译、藏戏英译、《萨尔王》英译、西南少数民族语言的汉译、汉蒙文学翻译。
三、新增长点
2019年底，新冠疫情的爆发催生了译学界应急语言服务研究的激增。《语言战略研究》先组稿“突发公共事件语言应急多人谈”、后又开设“应急语言问题”专栏，《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开设了“应急语言服务研究”专栏，《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设置了突发公共事件应急语言服务专题，《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设立了“战疫语言服务团”研究专题，《当代外语研究》组织了笔谈文章，纷纷邀请学者们展开讨论和研究。应急语言（emergency language）是指突发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中用于抢险救援或危机沟通所使用的语言，包含国家通用语、外语、民族语言、方言、手语等。王立非等介绍了“国际危机翻译网络”（International Network on Crisis Translation）于2017年服务新西兰抗震救灾项目时，培训语言应急人员针对不同人群调整句子长度、篇章顺序、替换具体用词、术语的通俗解读等，保持语言通俗易懂可接受。王辉认为应急语言服务主要是对突发公共事件中的特定对象（如不会说普通话者、听障人士、外籍人士等）提供的语言支持。张天伟指出应急语言服务不断向多语化发展，“语言翻译”因此成为各国语言应急服务的主要形式和应急语言研究的重要内容。应急语言中的翻译能力、翻译技术问题日益凸显，包括语言应急产品的研发、筹划建立应急语言服务团队、积极推进应急语言的研究。郑璇提出听障者的听力和语言状况多元化，疫情期间迫切需要在口语交谈、笔谈、手语翻泽、唇读等沟通渠道上得到有效支持。建议推动手语翻泽专业化和职业化，进一步提升语言应急服务效率。朱慧芬等借鉴世界发达国家应急管理体系中的应急预警公示语、应急控制公示语、应急处置公示语、应急防范公示语、应急核心区管理公示语、应急外围区管理公示语的体系化、规范化应用实例，揭示我国应急管理体系中公示语译写规范建设仍是目前制约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效益发挥的短板。
结 语
翻译过程研究近两年发展迅速，多为采用新技术的实证研究。尤其口译研究成果丰富，专业笔译研究数量增长。翻译教学和文学翻译研究在新技术的介入下，也有新发展。“新”概念续译、附翻译的提出，为译介研究提供了新视角和新方法。口述影像翻译引起学者们的兴趣，少数民族文学或方言文学的译介研究维持着一定的热度。在疫情时期和后疫情时期，应急语言服务使人们重新思考翻译研究、实践、人才培养和行业需求，成为新的学术增长点。除了以上比较凸显的课题，中国学者近两年的研究依然比较广泛，还包括翻译策略、外译研究、典籍译介、翻译史、机器翻译、翻译伦理、翻译家、外交翻译、军事翻译、学科建构以及专题综述、书评、访谈等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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