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文学”内部构成极为多元，涉及区域广大，语种繁复，且其 中大部分为“非通用语”文学。“东方文学研究”在我国外国文学、比较文学学界实际上长期处于弱势地位，绝大部分语种文学自身也存在研究队伍薄弱、研究资料贫乏、研究对象失衡等问题。近年来东方文学领域出现了一些新动向。本文关注2018年以来东方文学研究的特点和走向，尤其注重日本和韩（朝）文学之外的成果。
2018年以来东方文学研究极为重要的一个学术动向是我国东方文学界重新整体思考东方文学学科。这一动向以2014年以来的三个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为代表，分别是王向远主持的 “‘东方学’体系建构与中国的东方学研究”(2014)、穆宏燕主持的“新世纪东方区域文学年谱整理与研究(2000—2020)”（2017）和黎跃进主持的“丝路文化视域下的东方文学与东方文学学科体系建构”（2019）。第一和第三个课题着重于反思现有东方文学体系以及试图建构新的体系。王向远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方文学史建构可分为“社会学（非西方）模式”、“文化学模式”和“东方学模式”三种，其中“东方学模式”的东方文学史根本立场方法是要聚焦东方文学的东方特性。在东西方文学的大背景下，在“民族文学-国民文学-区域文学-东西方文学-世界文学”这一宏观比较文学的框架结构中，对“东方文学”加以研究、界说和确认。黎跃进认为“丝绸之路”为我国东方文学学科建构提供了一个视域，为突破现有东方文学学科体系以国别、区域相加的叙述框架，将东方文学做出整体的打通叙述提供了可能性，可以将东方文学史加以整体性的重新建构。两位学者的研究侧重点虽然不同，但都体现了对现有东方文学学科体系的深刻思考，并都希望突破国别、区域文学的限制，建构一种具有学理整体性的东方文学学科。东方文学内部语种多差异大、学界非通用语人才缺乏，因此当代东方文学研究的发展始终比较薄弱。第二个课题着眼于在充分掌握当代东方各语种文学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总结发现当代东方文学中存在的文学思潮、文化思想以及整体规律，并希望以此培养一批既掌握本土语言、又具有理论修养的东方文学研究人才。
经典作家作品研究是东方文学研究的重点，也是研究成果最为集中的领域。2018—2020年的研究中，传统的重点研究对象如泰戈尔、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索因卡、库切、夏目漱石、村上春树等依旧是研究焦点，前数者代表了以诺贝尔文学奖为导向的研究取向，后两者以语种文学自身评价体系为准则。这些经典作家作品研究成果众多，因此仅论述其中一些值得注意的新动向。其一，对研究对象的深层开掘。以泰戈尔研究为例。侯传文通过全面解析泰戈尔诗学内涵再次强调了当今时代下提倡东西方诗学对话的重要性。黎跃进细致梳理了泰戈尔诗学在中国翻译传播的证据、路径和方式，指出泰戈尔诗学在思想资源、文体形式等各方面参与了中国现代诗学的建构。孙宜学着重研究泰戈尔在中国的“群影响”效应，提出并尝试建构“中国的泰戈尔学”，我们期待看到这一研究课题的最终成果。其二，利用新资料提出新见或对以往研究提出质疑。以川端康成为例。张杭萍认为川端康成作品中的“战争半未亡人”精神之恋是游离于结婚报国主旋律之外的边缘化时代表征，川端战时和战后作品中对此类主题的表达，实际体现了作者对战争“由抵抗转向妥协的印记”。王新新则尝试以川端创作为例说明日本作家的创作和审美无法完全脱离政治现实，并以此来批驳日本文学“脱政治性”说。2018年2月村上春树新作《刺杀骑士团长》简体中文版面世，立即引发学界围绕小说本身的文学创新性、小说内容、小说的历史文化意义等问题，进行了热烈探讨。东南亚经典作家如黎萨尔等也有新的研究成果出现。随着新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发以及新的语种作家被认识，重点研究名单也在延长，如石黑一雄、阿米塔夫·高希、钦努阿·阿契贝等。
既往东方文学研究的显著特点是经典作家作品研究突出，文学史、文学思潮与文学理论研究薄弱。2018年至今，文学史领域出现了几部重要的国别文学史。李德纯著《战后日本文学史》、李先瑞著《日本现代文学研究》重点关注日本战后文学，王升远认为前作以研究者突出的中国“本土意识”为特色，后作贯穿了明确的文学史意识，其女性文学研究颇有新意。黄宝生是我国当代杰出的印度学家、梵学根基深厚，其新著《印度古代文学》在1982年旧作基础上扩展30 余万字，系统论述公元前15 世纪到公元12 世纪吠陀文献到古典梵语文学的发展史，资料翔实、评价中肯、脉络清晰。该作尤为可贵之处有二，其一展现了大量文辞优美的梵文汉译，其二辟专章扼要阐述了梵语诗学。穆宏燕是我国当代伊朗文学研究著名学者，所著《伊朗小说发展史》突出特点有三，其一时间跨度长，从公元前11 世纪到21 世纪，可称通史；其二重点论述了20 世纪小说文体变化，重点作家作品突出；其三，将伊朗小说与伊朗社会两者的现代化进程进行相互观照，研究具有厚度。朱振武著《非洲英语文学的源与流》特色在于：对非洲各地区英语文学发展进行了概要梳理，具有文学史意识；其最后一章从中国学者立场对中国和西方非洲英语文学研究进行了反思。作者另有编著《非洲国别英语文学研究》（2019）可与《源与流》同读，其中个案研究可充实对前作的认识。
东方诗学和美学研究薄弱不但是我国东方文学研究、而且我国外国文学研究领域长期存在的问题。21 世纪以来这一领域出现了几大重要成果，如以黄宝生为代表的梵语学者出版的一系列梵语诗学原典译作及相关研究论文，以王向远为代表的日本文学研究者出版的日本文论、日本审美系列译著和研究成果，以穆宏燕为代表的波斯语学者对波斯古典诗学的研究。2018年以来王向远日本文论和美学研究系列论文，将“味”“幽玄”“歌道”“俳谐”“观照”等日本文学和美学核心概念，置于日本文论史美学史与中日乃至东方整体比较研究的双重视野之下，既有以原典翻译为支撑的充实论据，又极具理论高度和中国学者主体意识。如他认为“观照”这一传统东方美学的概念，经近代日本美学家先后不同阐释，最后与西方“审美”概念结合，在日本现代美学中完成了由传统美学概念向现代美学概念的转化。以“味”这个共用诗学范畴为纽带，南亚、东亚、西亚三个区域诗学形成了三元一体的“东方共同诗学”。刘英军 《此味与彼味—中国与波斯古典诗学味论例说》可与该文对读。非洲文论我国学界此前鲜有涉及，2020年出版了一部重要译著《非洲文学批评史稿》，这是我国学界首次出现类似著作。姚峰、孙晓萌以阿契贝思想为重点，阐述了非洲文学“介入”非洲政治变化的特点。
东方各地区、各语种文学之间的比较研究是我国东方文学研究的一个主要研究领域，其中“涉中”或“与中国有关”研究是成果最丰富的主题。2018年以来值得注意的新动向有：其一，古典文献“涉中”研究的深入和拓展。已有领域的深化，如朝鲜文学“燕行录”研究和学界对“燕行录学”的建构。日本汉文古写本研究的发展。王晓平依托国家社科重大项目“日本汉文古写本整理与研究”组织团队发表了系列成果，推进了日本文学这一“冷门”领域的研究。引入新的研究方法，郭雪妮在《从长安到日本：都城空间与文学考古》中引入“都城研究”视域，深度剖析日本“汉”“和”文献“长安描写”异同，研究历史的、文学的和想象的“长安”并以此探讨日本古代“都城观”和“中国观”，研究方法和观点均有创新。其二，“近现代以来‘涉中’研究”新视野、新成果。中韩近代文学交流研究依托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出现了众多个案研究新成果，内容以论述朝韩文学作家受中国文学影响或中国文学在朝韩译介为主，金柄珉提出中韩近代文学中同一题材的共同书写和跨界相互书写体现了东亚近现代的“超越文化的现代意识”，以抗日为主题的中韩跨界书写充分体现了20 世纪上半叶中韩共同的文化精神。贾岩通过爬梳印地语资料挖掘丁玲抗战剧《重逢》在近现代印度传播情况、以及印度近现代戏剧对中国的表现，曾琼基于印度多语言事实和对印度文化政策、本土图书市场的细致剖析，提出“本土化”是中国文学作品顺利进入印度市场的有效途径。马峰长期关注印度尼西亚华文文学，在著作《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华文女作家小说比较研究》中借助“马六甲海峡华文文化圈”区域视野，对女性创作“叙事维度”“族群意识”等的异同研究具有新见。中国文学中 “涉东方国家地区”文学研究领域，以往被忽视的近代时期获得了关注。以印度为例，王春景近年来发表了民国时期文学中印度书写的系列主题论文，以钩沉史料、考证辨析见长，填补了中印文化交流研究诸多空白点，如对民国文人印度游记的开掘。
语种文献细读，尤其是一些“冷门”语种文学的原典研读，极大推动了东方文学研究新领域、新方法的出现。日本文学中“战争与文学”关系是近年来研究的热点，王升远通过大量史料考辨从文坛史角度切入，为相关研究提供了新范式。该主题之下的日本战争思想史研究、日本“冲绳文学”研究均具高度学术价值。近年来姜景奎率领团队翻译出版了大量中世纪和近现代印地语文学经典如《苏尔诗海》等，姜景奎在大量翻译实践基础上，化用已有翻译理论，提出现当代印度文学汉译中存在“水平翻译”与“同一性他者”构建这一独特见解。张忞煜的 “格比尔文本传统”研究超越了单纯的作品研究，深入了中世纪印地语诗歌内部。孙晓萌团队依托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英国殖民时期非洲豪萨语和斯瓦希里语本土文学嬗变研究(1900—1960)”发表了针对非洲本土语言文学的系列论文，其特点是将我国学界鲜有关注的非洲本土语言文学引入研究场域，在本土语言文学传统和殖民文化影响双重视域下展开研究。其最新成果认为非洲现代文学的生成是非洲的本土语言文学与使用西方语言书写的文学在后殖民语境中相互激荡影响、相互补充渗透的结果，二者共同作为积极的政治性因素,参与了重构非洲身份与主体的集体表述。陈明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古代东方文学插图本史料集成及其研究”系列论文为东方古典手抄本研究带来了具有方法论意义的突破，他对“老鼠噉铁”故事19 个异本和五幅插图画的文本细考、文画互证，为探讨丝绸之路佛教故事文学的复杂性提供更多的例证。文画互证对于波斯文学插图本具有极强适用性，贾斐通过分析15 世纪《蕾莉与马杰农》插图本主题插图的选择、插图中色彩、构图和其他绘画元素的呈现，探讨了波斯细密画中的苏非神爱故事。
2018—2020年的东方文学研究，较之以往有更突出的学科意识、中国学者的主体意识也日益突显，研究中强调语种文献的原典阅读，拓展了研究领域，并出现了不少在研究方法上具有创新的学术成果。在一批国家社科项目的促进下，东方文学新的研究队伍迅速成长。应该说“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沿线各语种文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契机，我国东方文学研究正值发展的良好时机。未来的研究可继续开掘各语种文学本土资源，运用恰当的理论研究工具，深化和开拓文学思潮、文论、诗学、美学等思想理论研究范畴，注重文学的多边交往与交流，加强语种文学研究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在中国、东方和世界的整体视野下展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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