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蓄积了近半个世纪的势能之后，海外汉学研究逐渐成为学术研 究的热点之一。作为一门“内外兼修”之学，海外汉学研究的价值，不仅在于系统介绍和评价了相关海外学术成果，而且也积极反思和推进了国内对应学科的发展，见证了中国研究的国际化。而与汉学研究相对应，海外华人文学研究作为观察和研讨境外汉语创作的重要窗口，也在新时代里得到了深入辨析和探讨，尤其是海外华人文学与中国文学的跨界关联成为重点研讨的内容之一。本文将聚焦2018 至2020 两年间国内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成果，尝试从面上做出一些粗略的概括和梳理，并顺势推演其可能的发展趋向和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一、从头开始：“包括在外”的学科定位
因为被冠以“海外”的“头衔”，“海外汉学研究”和“海外华人文学研究”不可避免地和国学研究、中国文学研究产生联系，甚至张力。过去学者们已经指出，海内海外的分野，本身已代表一种华夷有别的立场，形成中心与边缘的构造，应当加以修正和调整。可是近来的分析又覃思如此的“政治正确”，是否有矫枉过正的嫌疑？强调海外汉学研究和海外华人文学的自主性，固然是学术研究的重要一面。可是，这种强调独立和差异的做法，事实上延续了海内外的简单地理分界，形成二元结构。更重要的是，它有可能从历史和价值两个层面，完全切断不同“文化世界”间的内在关联。就历史的维度来看，“海外汉学研究”和“海外华人文学”曾直接受惠于国学研究和中国文学，不能被粗暴地剥离。正如张西平在对《高本汉〈左传真伪考〉的辩伪方法及其学术史意义》和《从沙畹〈史记〉译本看其对早期中国史书编写的批判》两文的评价中指出的：无论是高本汉的辩伪法，还是沙畹的注译阐释，其实都借鉴了中国传统的学术方法，并同时借镜民国时期中国史学家的相关成果。两者并不是彼此隔绝的研究体系。相应的，海外华人文学在经历了百年的发展历程，尤其是进入全球化之后，来到了一个所谓的“离散终了”的阶段。海内海外形成了极不同的表述“中国”的方案，已然是另一个创作系统。但是，就郭惠芬对早期华人书写史的梳理来看，当代海外华人文学事实上起步于“华侨文学”，且带有非常鲜明的政治属性，是中国革命经验和文艺创作的域外延伸。世易时移，这一属性固然为海外华人文学的“文化面向”所遮藏，淡化了彼此间以民族国家为纽带的联结，但是政治与文化的辩证，始终是理解海外华文文学的重要起点之一。郭惠芬的判断是，五四至20 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籍作者的域外华文书写，具有“双重归属”。它既是属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华侨文学”，也是隶属于海外华文文学领域的“华人文学”。而由此进一步推论，既然我们视“海外华文文学”自成系统、其来有自，那么，就不能无视此传统的发皇与中国文学思潮、学科等的直接历史姻缘。换言之，无论当代华文文学有怎样的时代新貌，如何突显其“在地”的意识，都不能割断它与中国的联系。
鉴于此，批评家们建议把“海外”这个定语，变成一种动态的观察方案，以彰显彼此的价值联结。比如，张西平提出海外汉学乃是一门“内外兼修”之学，而黄万华则视海外华文文学为 “出走”与“走出”之间永恒的辩证法。张西平说：“汉学无论作为一种知识体系，还是作为一种思想观念，都深深卷入到我们自身的思想变迁和知识重建之中。”而且这一交互事实可上溯至晚明，西方的汉学研究成果被吸纳到中国自身思想体系的演变之中。同汉学领域中长远的知识互动类似，海外华文文学书写也持续处理“进与出”的问题，变过去对“落叶归根”和“落地生根”的“根”的执念，为一种“势”的诗学。王德威在给张松建《重见家园：海外汉语文学新论》的序言中提出：“势”不妨是一种能动性（agency），一种情动力（affect）。而且尤为关键的是，如此的“势”能、“势”力，不必只是直来直往的单线运动，而是宛如“风”的来回摆荡，既带来声音（国风）的流动、现象（风潮）的展示，更引出对文明教化（风俗）、节操气性（风范）的理解。在此意义上，黄万华指出，“走出”哪里可能只是简单的居所的变动、国籍的改变。“出走”并非“有去无回”，而是充满了主动对话意识的伦理选择和价值省思，其内蕴丰富的生命意识、情感取向和形式意味，有助于吾人“出入”不同文化传统的人生，寻找普遍的人类经验。
张爱玲曾引出金句“把我包括在外”（include me out），以指代一种参差、交错的立场形态。它让我们自觉联想起德勒兹（Gilles Deleuze）和瓜塔里（Felix Guattari）所谓的“去疆域化” （deterritorialization），一种以不断松动板结的界限来达到活化自身的策略。然而，这样的策略当然也同时会引发危机和挑战。
二、修复断裂：“复合互渗”的学科形态
对研究者而言，如何有效追踪和揭示海内外研究/书写的交互关系，并对之加以历史化乃是首要的任务。独立的（国别）汉学史和海外华人文学史，虽不在少数，却难免自说自话，缺少对“包括在外”这一关系形态的持续思辨和展示。有鉴于此，古远清提出“修复论”，刘艳祭出 “兼容性”，而张西平则主张师法“全球史”的治学理念，把“中国文化与域外文化之间的互动作为进入海外汉学研究的基本前提”。尽管在文章《新中国文学与海外文学叙事断裂的修复：论海外华文文学对新中国文学的贡献》中，古远清立足“贡献说”，强调了新中国文学在互动中的受益事实，而实际上，这种受益应该是双向的。它留给我们的思考是：海外华文文学在这种关系中收获了怎样的增长可能？刘艳的文章《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叙述的兼容性问题—以严歌苓、张翎、陈河研究为例》在某种意义上回答了这一提问。在她看来，兼容性问题，不仅是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深化的自然需求，也是海外华文文学发展与嬗变的必然结果。与中国相连的身世背景，以及主流的叙事倡议（“讲好中国故事”），乃至广阔的中国读者市场，都在一定层面上丰富乃至构型了海外华文叙事的当代面向，赋予了它新的生长动力。刘艳在文章中提示我们，对海外华人文学的形态思考，需要从命名本身开始。她提及了 “海外华文文学”“世界华文文学”“华语文学区域”“华语圈文学”“华语语系文学”等概念，而这个集合至少还可以延展到上述张松建所谓的“海外汉语文学”，以及颜敏的“跨区域华文文学”。尽管张松建并没有在他的专书中交代他启用“海外汉语文学”一语的初衷，但是从“华文”到“汉语”的调整，可能暗示张松建对文学“复调多音”特性的关注。如果说，文字的书写有繁简之别，那么，汉语的声音系统就更是万别千差，足以展示众声喧“华”的可能。由此，我们见证《重见家园》一书以作家为中心，努力呈现了他们极不同的叙事声音和汉语腔调。张松建的讨论，侧重强调“家国”的当代构想。无论是物理层面，还是精神层面，亦或者是历史中的或地理上的，这些观察都不在意华文文学内部的流动关系。换言之，它们是“根与流”的辩证，而不是“流与流”的互通。在这个意义，颜敏提醒我们注意：在变风变雅的声腔之间，其实另有一种秘响旁通、“复合互渗”的表现。她称之为“跨区域华文文学”—不同地区之间的华文书写，存在一种互通关系。而该理念的源头来自王列耀的“跨界书写”一说。
在《海外华文文学“跨界”动向与意义》一文中，王列耀、李培培明确了“跨界”包含跨族裔、多重空间往返、双语书写、华语传媒互动，以及跨媒体转化等多重意涵。在此，“跨界”不仅突破了过去以民族国家为导向的观察思路，将“马华文学”“新马文学”“美华文学”等政治属性、地理界划清晰的概念范畴，引向了超权力地理和社会生活地理的区域概念，形成类似于海外汉学研究中所提倡的“环太平洋位移研究”“东亚研究”等理念。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也同时明确了当代媒体及其传播形态，在结构海外华文书写方面的关键作用，呼应了历史研究对“物质文化”或“物性”观念的关注趋向，避免将文学看成是一种纯粹的精神活动。在文章中，王列耀还以“非奈保尔一类第三世界流亡知识分子”和“第三世界华人移民知识分子”等概念，持续强化不同华语区域间的内在关联，既在整体上，也在细节中，摸索了“海外华文文学”成立的主体逻辑，同时也触及了华文文学在追寻和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方面的作为。另一个可能将各区域华文书写联系起来的纽带是“冷战”。这一普遍的书写情境，对金进而言，不仅是一种外部环境，更是一种情感结构，它塑造了一代知识分子的文化表现。
在海外汉学研究方面，曹顺庆也比较了“海外汉学比较研究”（Comparative Studies of Sinology）、“海外汉学的接受研究”（Reception Studies of Sinology）、“海外汉学的再研究”（Restudy of Sinology）和“海外中国学研究”(Research on Chinese Studies)、“国际中国学研究” （International Chinese Studies）等概念，并认为“从学者身份、研究内容和学术范式来看，将其学术称为海外汉学（Sinology）有其合理性”。而至于海外汉学内部更复杂的互渗关系，目前也并未得到学者们更多的回应与讨论。
三、批评意识：“在世界中”的学科问题
如果说，学科定位和学科形态分别处理汉学或华语文学的内外关系与内部关联，是一种“境遇化的思考”，那么，学科问题则将聚焦其具体的研究内容，是为本体层次上的考量。它同样可以通过对关系的辨析来加以表现。例如，蒋述卓就分辨了海外华文文学中“本土经验”的两个维度及其关系。他强调“本土经验”既可指居住国经验，也可指祖籍国经验。两者交混并存，既形塑一种书写的内容和技巧，更成就一种写作的伦理与价值。在蒋述卓的二分法之上，温明明进一步发展出“本土”的三重形象，即文化原乡（祖籍国）、生命故乡（出生国）与寓居之乡（移居国）。在温明明看来，当代华人的双向、复数流动，已经大大消弭了过去华侨、华工背井离乡的悲情意识，而富有更多灵活性与主动权。为此，他主张为“diaspora”正名，变“离散”为“跨国散居”，转“情感表述”为“客观呈现”。而且尤为关键的是，散居的状态持续不已，完而未了，就不得不敦促我们以行进的、运动的方式来处理、定位海外华人文学。定位的方式，通常以历史回顾和当代聚焦两种方式展开。在历史回顾方面，龙扬志的《世界华文文学学科拓荒与知识型构—以潘亚暾为对象》、朱文斌、岳寒飞的《中国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四十年》，以及杨剑龙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现状与21 世纪文学史编撰的意义》等文章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这三篇文章在正面评析成绩和勾勒历史线索之余，有志将目光聚集到海外华人文学史的编修问题上。在龙杨志看来，文学史编写不仅是海外华文文学建制与教学必须，更是学科意识突破的关键所在。但无奈，目前的情势是，研究者多舍小取大，更关心知名作家和关键区域，不仅视野不够开阔，而且在诸多属性问题上也分歧明显，比如对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国文学、文化关系的理解，以及对中国性、本土性、民族性、世界性等基础概念的界定。此外，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方法单一、整体性弱，作家作品论构成了其基本内容，在评价的取向方面又基本是说长多道短少，极不利于研究的深化。正是在此意义上，黄维樑、李洪华等视“大师的评定”“经典的生成”为当代华文文学研究的一大难题。因为遴选经典，不仅意味着突破地域、国别的视域，寻求整体、联动的意识，更在于它吁求建立一种批评意识。在汉学研究方面，张西平明确提出了“建立一种批评的中国学”的观念。对他而言，批评西方中心主义和基督教本位主义，所展示的不仅是一种求真、务实的学术立场，更是一种充分的文化自觉和学术自觉。“批评”以开放和包容的文化态度审视人我，历史化地开启了一个平等对话的时代。当然，在徐宝峰看来，“批评”不仅应该处理崇洋的问题，更应发展自省的觉悟。当代中国的海外汉学研究“呈现的是一种马赛克似的整体景观”，局部观察和专题研究深入，却缺少对现象和历史的综合把握。这种片面的深刻，可能会引发我们在评估民族文化国际传播时的“自我效应化”，即透过一些非常浅表的符号化状态，如版本、印数、销量等，过高估计文化的跨国传播与接受力度。何培忠说，汉学研究毕竟“不是‘自嗨’之学，在评价自己的文化和成就时，切忌使用最高级别的褒词”。
而在当代聚焦方面，“新移民文学”继续成为海外华人文学研究的重点，而“圆周思维”则成为海外汉学研究观察重心调整的新思路。对研究者而言，“新移民文学”之所以重要，关键在于其逐渐疏离了对民族国家或文化身份等族群议题的执迷，转而面对作为个体的人的命运及抉择，代表了一种新的书写方向和意识。我们可以将之看成是对夏志清早年倡议的一个回应。对夏志清而言，普遍人性而非感时忧国，才是文学的“伟大传统”。“圆周思维”对话“原点思维”，主张“深入体会中国周边的语言国家、区域文化、民族存在、价值选择对于中国文化的接受态度、视角，最终形成众多的文化群体共同参与的互动性的人类文明共同体的文化格局”，推动“方法论”上的更新。从某种意义上，“圆周思维”是葛兆光所谓的“宅兹中国”和“从周边看中国”的综合应用。
四、数字人文：“远读”中的学科展望
正如史学界在晚近十年里对“碎片化”研究的焦虑一样，“局部研究”也成为海外汉学研究与海外华人文学研究的趋势，同时也是问题。人们担心过分地沉溺细节，容易造成对整体的忽视。同时，更关键的是，碎片并不一定能确保研究“以小见大”，有时候反而是“以小见小”。但王笛鼓励我们，“以小见小”未必不好，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循序渐进，碎片拼合起来，最终能促成我们对整体的认识。比如，朱崇科的《马华文学12 家》重心在马华，却无不指引我们思考“中国性”的第四个维度。他主张将马华与大陆、港、台对“中国”的不同论述方案合并观察，分辨差异，明确主体。在此，“以小见小”未必错失与整体对话的契机，关键在于我们需谨记“关系法则”乃是海外汉学研究和华文文学研究的基本出发点。就这两年的研究来看，我们对“关系”的定义有一面倒的趋势。本来关系是双向的、互惠的，但目前的情形似乎是，为了强化研究对象的价值，学者们多谈论它们施“利”而非受“利”的一面。谈海外华文文学侧重的是它对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刺激与推动，谈海外汉学研究则关心其对国学研究的借鉴和启示意义，反哺的一面基本付之阙如。尤其是在海外汉学研究领域，中国研究作为西方学术建制中的边缘和少数，它的产出是不是也带来西方学术构造和观念的调整，应该成为我们从学术史角度把握海外汉学研究的一个关键入口。前两年，由周宪、周宁、顾明栋等学者提出的“汉学主义”观念，已尝试从“体制”层面检讨西方汉学话语的生产形态，多少触及了海外汉学的“内爆”问题。可如是的话语考古，在这两年转入沉寂，只有少量的论文回顾或总结了这一研究，没能形成一种持续的追踪效应，从而成为曾军所谓的“尚未完成的‘替代理论’”。
鉴于目前研究有不断往纵深、细节发展的趋势，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接下来的若干年里，海外汉学研究和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将在整体问题、体制反思等方面做出补充。数字人文的发展可能为此提供契机。张西平关于“加强海外汉学目录学的研究”呼吁和实践，以及何明星针对当代文学世界影响所做的效果评估和数据统计，已经为此做出了初步示范。被视为数字人文起点的“远读法”（distant reading），起初是弗朗哥·莫莱蒂（Franco Moretti）为解决“世界文学”的构型问题而提出。其基本的主张是要加强对系统的整体理解，从而规避甚至牺牲各种不必要的细节、经典。海外汉学和华文文学研究，既可以沿着当前“计算批评”的思路发展，通过地毯式、开放化的数据收集来推敲中国文化外传的实效，追踪各种关系交错的“旅行”线路，量化比较的数值，也可以回溯式地发展其“关于世界文学猜想”的初衷，探讨海外汉学和华文文学，作为特别的文化传播形态，在推动中国文学进入世界文学之林方面的价值和局限。这同样有助于调整当下研究在定位其价值时过于内化或朝向中国的问题，从而为其寻求更大的阐释空间提供可能，即探求“作为世界文学的海外华文文学”和“作为学术共同体的海外汉学研究”。
最后需要被特别提及的发展趋势是有关于“跨学科”的。在2019年10月12 至13日山东大学举办的华文文学会议上，主办方已经明确提出了“跨学科”的大会主题。尽管这一跨越还局限在中国语言文学各二级学科之内，但相信在具体的实践中，它至少已经触及了政治、历史、哲学、社会、外语等其他人文学科。为了行文的方便，以及受到篇幅的限制，本文有意笼统地使用“海外汉学研究”这一表述。这意味着牵涉其中的各学科状况并没能得到具体展示。但与此同时，它也不妨引出如下思考，即在进行如是的整合表述时，我们是基于怎样的学术判断和立场？除了它们的中国属性，我们是否可以有其他的判别标准，将这些研究取经、思路、方法和进度各自不同的领域和学科统合起来，以及这些差异是否可以成为其内生的动力机制，推动海外汉学研究继续前行？
总体而言，在过去的两年里，海外汉学和华文文学研究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通过不断回向原点，清理自身的学科定位，廓清学科形态，检讨学科问题，学者们强化了对“关系诗学”的论述。而随着个案研究的不断丰富，人们也意识到整体研究可能会是这两个领域未来研究的一个重要趋势。而数字人文有望在某种意义上助推这一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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