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8月18日，由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主办，《中国比较文学》杂 志与大连外国语大学共同承办的首届“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云讲坛”以腾讯会议为平台在云端拉开帷幕。讲坛第一讲，由叶舒宪教授做题为《文化文本的一级编码—中国统一的神话信仰分析》的学术报告，由徐新建教授做点评；对于中国文学人类学2018年至2020年上半年研究发展态势的分析和评述，可以从这一学术界的“高光时刻”入手，分层展开。
一、双重回归：“中国”和“文学”
在点评中，徐新建提醒参会者注意叶舒宪讲座中的两个回归。一是重新回到“何为中国”的理论问题，二是重新回到“何为文学”的永恒追问。对这两个“回归”的强调，既是牵引文学人类学研究走向深入的动力，同时也是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最基本的“核心关切”。2018年以来，文学人类学研究继续展现出多元论域不断开拓的探索势头。除了学界同仁熟悉的神话、仪式、物与图像、口传叙事等文化文本之外，科幻文学、电影、微信、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数智时代的崭新事物也映入研究者的视野中，汇聚成文化文本的“万花筒”。对多元文化文本的广泛涵摄和立体释读，表明文学人类学将最广义的“文”（纹饰、文字、仪礼、符号、图像与物、编码、原型、数智时代新科技、科幻想象等）与最具流动性和可塑性的“人性”（对符号的依赖、想象力、开放性、生成性、社会性、情感需求等）相关涉，始终在更紧密、更牢固地强化着“人”与“文”的本质关联。在2019年召开的文学人类学研究会第八届年会暨学术研讨会（南宁）上，上述缤纷多彩的文化文本同台绽放。文化文本的多元呈现，要想避免论题的散漫和理论的“失焦”，必然需要一种统合性的理论予以阐释。叶舒宪提出的“人是幻想动物”的崭新定义，正是系缚这些多姿多彩文化文本的理论彩带。通过以“幻想”重新定义人，“人”与“文”的符号学关联获得了存在论的奠基。“符号的动物”与“幻想的动物”在文学人类学中实现了汇通，即，一方面，人之所以是“符号动物”，是因为他借助于符号使自己的“幻想”本性得以“物化”和“物态化”；另一方面，人之所以是“幻想的动物”，则是由于，符号作为人的有意识创造物，将人从动物性生存中提升出来，赋予他以想象性的超越维度和能动性。以上两个方面的理论探索，是文学人类学近两年来回归文学本体的重要体现。从“文学是人学”和“人类学是关于人的学科”这个起点出发，到“符号的动物”和“幻想的动物”，文学人类学研究看似从“人是什么”的源点出发，离开“初心”渐行渐远了，实则是在更本质和本源意义上对于“人学”的回归。这种迂回而辨证的回归，是扩充传统文学理论有限的“想像性” “抒情性”和“语言艺术”，在跨文化、跨语际视野中对本质性“人学”（“文学”）的理论回应。此为徐新建所论第一种回归。第二种回归即对“何为中国”问题的回归，在既往两年的研究中同样有明显的体现。叶舒宪承接“玉成中国”的理论，继续以“全景中国观”论述了玉文化与华夏文明的天然一体性。如果说“玉成中国”突出的是玉文化在构型“中国”的历史进程中的观念动力，“全景中国”则尤其强调了玉神观念在中国文化中的普遍影响和“内置性”。这样，围绕玉而展开的探讨，就可以看作是对“何为中国”理论问题的深刻回应。同样，玉文化研究向历史深处的掘进和在广袤中华大地上的伸展，也就自然地拓宽了“中国”的时空范围。历史性地看，“中国”就从五千年、八千年延长至万年，即所谓的“万年中国说”，即所谓的“万年中国说”；空间上，则有助于解释何以在方国、诸侯国林立的三代时期，一种文化共同体的认同感将广袤大地连接为“一个中国”。另一位领军人物彭兆荣教授对于“中国性”的探究，更加贴近农正、乡村、乡土、乡建等课题，在乡村振兴的国策背景中探讨“新耕织传统”中的“中国性”。尤其是，彭兆荣在对贾平凹小说的文学民族志观察中，把回归“何为中国”和回归“何为文学”这两个核心论题绾结起来，表现出高度的问题意识和深刻洞见。彭兆荣指出，中国的社会是“乡土性”的，因此，最具代表性的文学表述无疑是“乡土文学”。他认为，贾平凹的乡土文学系列反映了传统村落的历史与变迁的形貌，尤以《秦腔》最具代表性。秦腔既是传统地方戏剧的一种，也是传统乡土社会的“现场演出”，融历史、现实、认知、象征于乡土文学之中。“小说全方位地折射出秦腔之于那一隅土地上的人民的生命体验和表达，她也在面临困境和挑战。”在彭兆荣的“文学民族志”中，“文学”“乡土”和“中国”三个概念形成三元一体的关系。这样的关联论述，无疑是深刻而本质的，是在“文学现场”中同时实现徐新建所谓的“两个回归”的典范。徐新建、孙九霄和李菲从民俗、遗产和旅游方面阐述乡村振兴的学理依据，同样是立足当下中国乡土的文学人类学关照。另外，胡建升教授关于“史前彩陶图像”对“华夏精神”之表现的研究、李菲教授对少数民族文学生活可能性的探讨、唐启翠教授对礼器神话中的中国礼制话语建构问题的探讨等，均构成回归“何为中国”理论关切的专精研究。
二、方法论工具的切磋琢磨
李菲和邱硕指出，“四重证据法”所体现的田野整合机制，有助于形成一种具有本土文化品格的认知范式，亦是理解文学人类学从“对象的学科”向“方法的学科”转变的关键所在。方法论的高度自觉和对方法工具的切磋琢磨，始终是文学人类学研究中的重要特征。近两年的研究中，这一特征同样有鲜明体现。研究者明确提出要结束没有自己理论和方法论的被动局面，尝试建构以文化文本及其符号编码原理为核心，以文史哲和宗教不分的“神话历史”为认识目标，以“四重证据法”为方法论的一个理论体系。并希望按照这个理论系统去解说华夏文明发生的特殊性，通过对非实在的、看不见的文化文本的整体认识，重建出让看得见的文学文本得以构成的文化编码和再编码规则。方法论探索中，一方面是运用多重证据、N 级编码对更多文化文本的解析；另一方面，则是在案例解析中对方法论的不断检测和自省。胡建升教授在对华夏精神的探源中，借助大量考古资料，对史前彩陶图像做出解析，探索神熊意象背后的观念背景，并对神话背后的原初力量和心性结构予以探析，是案例解析与方法论砥砺相结合的典范。谭佳、韩鼎和李川就“四重证据法”提出的背景和利弊、为何要关注与之相应的"神话历史"理论等问题展开对话。通过不同学科视角之间的讨论、辩难,呈现中国文学人类学发展的前沿状况，反思这一学科涉及的诸多重要问题。方法论工具的砥砺和自省，是在学术研究规范之内的创新。这一工作需要遵循学术共同体的基本研究规范，在此基础上谈创新才有意义。徐新建对于大小传统理论的反思和推进在于，他认为“大、小传统”其实也还只是生命潜质的外部呈现，是人类秉性的创造物和指涉表象的“外传统”—“外知识”与“外化物”；与此同时，使这些外化物得以缘起和流布的还有更为根本的“内传承”—“内知识”与“内能力”。徐新建对“内知识”和“内能力”的呈现和解释，是通过“缪斯性”与“东朗性”的对比研究展开的。“缪斯性”是西方“文学性”的源头，而“东朗性”则因现代学术体系的双重遮蔽（西方遮蔽中国，汉族遮蔽苗族）而被学术界忽视了。缪斯与东朗代表了人类生命的“内传承”，因由它才使人成为人，使人成为有想象、能神思、会创作的文化生物。人类的文学性是人类生命的“内传承”，也即“文学后面的文学”，是人类生命的“内传承”而不是其他决定了文学的产生和传承。作为“内知识”和“内能力”的本源，“缪斯性”与“东朗性”代表了与大小传统的“外在叙事”相呼应的内在心性，是现代审美意识的“内在大传统”。这种从理论细部展开的自我反省和方法调试，是文学人类学方法论自觉和自立的标志。徐新建对“大传统”之“内传承”的提示，可以用西方思想中的一个辨证过程作为思想的对照项。马克思把黑格尔集其大成的传统思想看作是头脚倒置的观念哲学，从而以唯物主义将其颠倒过来，使观念的东西立足于物质的基础之上，而弗洛伊德则通过开采内在潜意识的矿藏强调了内意识的重要性。“内意识”与外在因素的关系问题，是一个攸关思想和物质相互关系的辨证圆环。传统文学理论限于单一民族文学而遏制了跨文化的文学想象力。为救此弊，叶舒宪借助跨文化符号世界（“文”）的阐释力，揭示了人类古老观念的普遍支配力，说明了文学生产的观念动力，徐新建则深入到人类心性内在结构中，揭示了不同民族“内在诗性”的源头。参酌西方思想从外到内的深化，从“文”（仪式、文字、符号、编码等）的外显到内意识的掘进，文学人类学方法论的这一内省和革新逻辑，不啻为立足中国“文”之“化”的一个辨证回环。
三、论域开拓与诸“他者”的交替现身
在“中国性”站位和“文学性”坚守之外，文学人类学的观念影响力在人文学科其他领域中持续起效。对“筑牢中华文明共同体思想基础”的重大理论课题，文学人类学也以积极的姿态参与并提出独具特色的理论方案。叶舒宪云讲座中对秦统一中国中的“三大文化文本”的分析，显示了文学人类学的理论穿透力和现实关切。同样，由于时间轴的向前（史前）向后（科幻）延展，关于大历史的讨论也成为热议的话题。“大历史”不仅仅意味着时间跨度之大，同时蕴含着一种崭新历史哲学的思想要素。当王朝史被观念史刷新，一朝一代的“时间围墙”被 “大历史”的洪流冲垮后，通观历史的视野就形成了，“什么是历史”的问题便不再以经验的方式而是以历史哲学的思辨方式被提出来了。黄玲教授以中越边境的民族交往为研究案例，指出中国文学人类学所提炼的诗性思维与生命智慧可为人类文化多样性的实践传承、交融创生提供动力。同样，程金城、张栋教授提出“丝绸之路文学话语”的建构问题。杨朴教授在对《玉石神话信仰与华夏精神》的评析中，提出了中国本土的文化理论建构问题。金立江教授提出了神话建构文明史的可能性问题。赵周宽运用人类学的通过仪式理论，对中国古典文学中“闹”的主题进行的解析阐释，具有文化动力学的意义。作为“人文”文本的总汇，神话的研究始终在牵引着文学人类学的论域开拓。文学人类学对于神话的研究，依照其方法论逻辑，依次展现为以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对寄身于“上古文学”中的“神话故事”视野的拓展。经此拓展，神话不再仅仅在文类意义上被理解了，而是具有特定类型文明源编码的意义，是后起各种文化文本的源头和“密码本”。第二阶段，神话不仅仅被看成是文化表达的原型形式，其中同样含有可供历史学研究和哲学研究借鉴的思想资源，由此形成了“神话哲学”和“神话历史”的观念。叶舒宪在云讲座中再次强调从“中国神话”向“神话中国”的发展逻辑，这表明神话研究具有在中外思想比较的哲学思辨论域中进行中国“思想考古”和“思想深描”的意义。王倩教授在认知神话学的引介和中国认知神话学体系建构方面进行的研究，是中国文学人类学神话研究理论体系自觉的最新标志。此体系的建构成熟，或可视为文学人类学神话研究的第三阶段，值得期待。随着神话学研究的深化和对“文学”“中国”等核心的回归，文学人类学研究涵摄包容进大量跨文化、跨语际、跨学科的“他者”，一边进行着视域的拓展，一边融会着崭新的文本，对其进行别具一格的再阐释。人工智能（AI）和其他的数字“他者”也进入文学人类学的理论视野中。对科幻文学的神话解释、对现代文化符号“鸿蒙”的神话阐释、对科幻文学中科学与神话的共生关系的研究、对智能化时代的情感与道德关系的探索、对数智时代文学幻想的思考（徐新建）等，一方面是对人与文（智能时代的新科技，是人类崭新的文化符号形式）之关系的深入解析，同时也把文学人类学研究引向日新月异的社会存在，展现出存在本体论的思想蕴涵。
余论：文心回映
正如徐新建在云讲坛点评中所说的，文学人类学对于无文字的早期观念的追溯和对神话的解读，不应该看作是历史性的解读，而是无时间性的永恒主题。这种探究所揭示出的，主要的并不是一种历史性的观念表达方式，而是指向神话思维。叶舒宪的回应是，在中华文明早期，在没有西方式逻各斯体系的情况下，一切的文化表述都是受到神话观念决定的，并且至今依旧。神话观念构成了“中华文明”和“中国思维”的“底牌”和“潜规则”（叶舒宪）。文学人类学已经将神话思维看作是可与西方逻各斯相对照的思想类型，这是将中西思想二元对峙的方法。整体来说，这两年的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继续在新材料的发掘、视野的开拓、方法的革新等方面锐意精进。牵动文学人类学研究的观念源动力，是对包括“文学”在内的一切文化表达形式（最宽泛意义上的“文”）的关注和深入解析。经过无远弗届的理论远征后，文学人类学重新聚焦“中国”“文学”。“中国”和“文学”的立体形象和深刻思想性，再次展露在理论聚光灯下。经过对“中国”“文学”的深层回归，文学人类学在中华民族“心性”的深层根基上重回起点，“初心”映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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