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两年间，置身全球化、数字化时代的中国比较诗学学者积极地在国内外学术话语平台发声，学界前辈笔耕不辍，中青年学者亦锐意进取。作为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分支，比较诗学领域的新成果既有从“元诗学”（metapoetics）的维度反思比较诗学本身的范式与方法，也有植根于具体文学文本的理论思辨，共同致力于破除旧有的东西文化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剖析“比较”所预设的“同”与“异”之下的复杂面向。自2018年以来，中国比较诗学研究的新进展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站在“元诗学”的维度反思比较诗学的方法论
在“世界文学”一词已为学界耳熟能详的今天，王宁《从世界文学到世界诗学的理论建构》提出对世界诗学的构想：世界诗学的建构是基于世界文学和比较诗学的一种理论升华，它同时有着这两方面的基础，是可行的、可译的，世界诗学的建构能够提升中国文论的影响。刘耘华的《远程阅读时代诗学对话的方法论建构》以诗学为对象，尝试建构工作平台意义上的 “精神性‘面对面’”，借此克服框架式“诗学比较”所伴随的“非客观性”，也为未来诗学的创造发展提供生长空间。刘骥翔的《中国人文学科话语构建及与西方话语的对话之路》通过考察曹顺庆、张佩瑶和葛兆光三位中国人文学科学者在各自领域构建中国话语的背景、方式以及在西方学术界的影响，探讨“中国人文学科话语”的内涵、对象、构建主体及与西方话语的关系。识古方知今，“学术的前瞻性往往吊诡地建立在历史回顾上。”张汉良的《符号与修辞：古典诗学文献的现代诠释学意义》从历时与共时的双重维度考察了西方诗艺与诗辩传统，关于隐喻的论辩，记忆与叙述、诠释的关系，古典诗学与生物学范式之间的因缘等问题，“符号”与“修辞”既是该书的对象文本的线索枢纽，亦是其方法论视野，由此解析和定位西方诗学的宏大网络中多种话语机制的不同动机。该书是一部以诗学为对象语言的元诗学，于比较诗学与古典学而言俱是一种别出机杼的探索。
二、在古今跨学科对话中思考文艺的本质与生成方式
比较诗学学者对不同学科的理论、方法（而不仅限于文学理论）的天生敏感，让诗学研究与跨学科研究具有天然的亲缘性，比较的视野又让他们自觉地将文艺理论与批评范式置于全球化时代的大背景下予以整体关照，探索文学批评与阐释的新的可能。在2019年4月召开的“数字时代的文学与文化学术研讨会暨四川省比较文学学会第12 届年会”上，赵毅衡针对罗兰·巴尔特关于“艺术无噪音”“艺术全噪音”两种看似矛盾的观点，从符号学的角度找到解决冗余问题的途径—所有的艺术文本都落在指称对象和解释项这两种趋向相反的意义之间，正是来自两种冗余之间的张力构成了“艺术性”，非艺术体裁不会落在此对抗中，赵教授对艺术的本质的反思可视为人工智能时代的“诗辩”。《中国比较文学》2019年第4 期辟专栏讨论数字人文这一“晚期人文批评时代”的人文学批评方法的可行路径。中国数字人文学界如何在后发的时空框架中以西方已有经验为参照，建立本土化的数字人文理论框架及实践路径，成为比较视野下中国数字人文发展探索的核心议题。在2019年10月上海交通大学协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哲学与人文国际理事会等单位共同举办的“首届科技人文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创刊四十周年高端论坛”上，曾军负责的分论坛“数字人文与文学性”就数字技术与文学研究方法、数字技术与文本内容分析、数字技术与文本情感研究、数字化语境中的文本批评展开思想的碰撞，倡导在数字技术与文学研究间的张力作用下，回归文学研究自身，探讨数字人文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学术价值及前景。陶锋、刘嘉敏的《文心与机芯：中国古代文论视阈下的人工智能文学》从中国古代文论的角度分析指出人工智能文学无法媲美人类文学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徒有“机芯”而没有“文心”。在杨乃乔主编《中西文学艺术思潮及跨界思考：文学与美术、音乐、戏剧、电影的对话》中，赵宪章从诗歌与绘画的相互模仿及其艺术效果着眼，审视这两种艺术形式的意义生成机制。吕效平对“drama”这一概念的内涵提出了有别于戏剧学界传统认知的新观点，他以中国戏曲为例分析了中世纪集体信仰的价值观对其戏剧文体的决定作用。丁亚平梳理了现代通俗文化/文学在中国电影历史发展中的形态与位置，试图寻找中国电影与民族通俗文化/文学的“知识共同”。“比较诗学疆域中一种很有吸引力，却又很难进入的跨越性研究，就是如何走出人文边界，直接进入科学和技术的场域，去做大跨度嵌入式的现象研究。”陈跃红认为，如何对技术实施人文和伦理“审计”，关注它的意义展开，推动人文价值和意义的关怀引导，是跨学科比较诗学正在开启的新的研究途径。
古典学与比较文学素来渊源深厚，古典学本就具有跨学科、跨地域的研究视野，西方诗学界的弄潮儿们多半具有深厚的古典学学养。作为一个源远流长的学科，古典学已愈来愈被比较文学尤其是比较诗学学者所重视。中国的西方古典学研究方兴未艾，比较文学视域下的古典学研究也是中国比较文学学术阵地中尚待垦拓的一块。前文提及的《符号与修辞》一书，所研讨的对象文本有西方文学批评史中的经典，更有大量鲜见于文学批评史著述或教材的哲学篇章，所涉猎的主要学科有逻辑学、修辞学、生物学、神经科学，这一切考掘与检视的最终落脚点是诗学。如张巍指出，在西方古典学同样存在着“考证”与“义理”的交互关系问题，具体表现为古典语文学与哲学之间的张力。张巍《尼采重估“荷马问题”》将尼采论述的“荷马问题”置于18 世纪末古典语文学在德国兴起以及贯穿19 世纪德国古典学的两大潮流—“人文主义”与“历史主义”—的思想史脉络予以考量，解析其中内含的古典语文学与哲学之间的本质性争执。张巍的《希腊古风诗教考论》梳理“诗教”在古希腊教育史上的位置，辨析哲学、智术与诗的分合，诗人、先知与王者身份的糅合，诗言与辞令的分野，以赫西奥德的《农作与时日》里的农人教育、梭伦与雅典城邦的公民教育、特奥格尼斯与会饮上的贵族教育为个案，探究“诗教”的运作以及诗教与城邦政治生活之间的关系。
三、西方诗学在中国与中国诗学的海外传播
通过检视西方文论在中国的接受史，进而探索如何超越西方文论的局限以展开我们自身的理论建构，同时考辨中国诗学、美学的海外旅行，揭示中国文化与文学思想的世界性意义，是近几年文艺美学与比较诗学学者热切关注与探讨的议题。从张江“强制阐释论”到王宁对 “世界诗学”的呼吁，学者们探讨改革开放以来文艺美学的三次转向，继而思考当前文学的间性特征，或考察中国“审美经验”的知识谱系，检视西方“美学”与“艺术哲学”两个术语的纠缠带给中国学术的难题，或倡导关于西方美学的比较文献学研究，寻求中西方平等对话，重建“中国话语”，或围绕中国与世界的学术语境、对西方理论影响的焦虑以及学术的“术”与 “道”的问题，作出元批评和思想史(知识谱系学)角度的分析。或针对古代文论及其研究长期所处的焦虑、失语的状态，考察新时期以来中外学界对中国古代文论文本的研究方法、研究思路的转变历程，重估中国古代文论的当代价值。或是通过回溯词语和概念跨国、跨语际流通的过程，将中国现代性建构置于全球现代性概念史的图景中进行还原和评析。在2018年8月中国外国文学学会文学理论与比较诗学研究会第11 届年会上，周启超追溯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学者在外国文论借鉴上的重要缺失，指出有待填补的译介空间，反思40年来外国文论引介的经验教训。《文艺争鸣》2019年第6 期“批评理论的中国问题”研究专辑汇聚老中青三代学者，深入剖析应以何种学术规范、话语形式来开展中西文论对话，“中国问题”“中国经验”等概念术语如何获得相对明确的界定，倡导跳出自我和他者之间的对立关系以获得整合性的“第三者视角”，同时具备一种世界主义的立场。
在2018年11月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举办的“18 世纪研究高峰论坛”工作坊上，张西平从启蒙时期中国文化古籍的西译、启蒙思想家对中国文化的解读等方面说明了中国文化在欧洲传播的历程，由此破除“欧洲思想自身成圣的神话”。刘耘华则指出，自然神学为启蒙时期中西思想的交往和对话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但是中国只是欧洲启蒙运动的一个“外力”，只是刚好适合、并被欧洲启蒙思想家选择作为其自我重新建构的一个“榜样”，其内涵主要是西方借“他者”的想象所展开的自我诉求与言说。
乔国强《问题与方法：西方学者对中国叙事的研究》梳理西方学者对中国叙事研究的现状，指出西方叙事理论研究中国叙事文学出现的“捉襟见肘”或“文不对题”，评析西方学者所关注的中国问题及所采用的研究方法。邵志华《20 世纪前期中国美学精神对西方的影响》回顾了中国文化影响西方的历史线索，着重论述道家思想在西方思想界与文学界的接受，中国诗学精神对英美意象派诗歌的划时代影响，中国戏曲美学对布莱希特、梅耶荷德的戏剧理论的影响。吴娱玉《西方文论中的中国》聚焦20 世纪西方文论尤其是后殖民理论中对中国文学艺术和思想文化的探讨。
四、中外诗学议题平行比较的拓进
不少学者在中外诗学的交流对话中，从双向互动角度或以全球视野，对两种语言文化的诗学理念进行比较研讨，或正本清源，发掘新知，或对中外文化交流互鉴提供有价值的建议。赵黎明的《“境界”传统与中国新诗学的建构》通过分析新诗学的现代西方诗学话语与中国传统境界诗学的颇多交集，说明境界传统具有贯通古今中西诗学的活力与对中国新诗学建构的召唤意义。刘毅青《中国美学当代重构的跨文化路径》对比探讨了法国汉学家朱利安与德国汉学家何乏笔对“平淡美学”的论证，凸显了平淡美学的内在超越性维度。李志春认为中西之诗在语言上的差异，实质是思维方式、生存方式上的差异。从运思、生存方式上看，“兴”是“道德之现象学意向性的直接性”。
汪洪章的《翁方纲“肌理说”与兰色姆“肌质”论比较》提出翁方纲“肌理说”对“义理”表现出明显的本体论追求，与“新批评”兰色姆对诗歌本体论的探索颇有相合之处，继而探讨两人诗学差异的中西文学史、诗学史之成因。赵卿《“生态正义”何以可能：两种形而上学辩护》探讨了阿多诺的生态神学观和石涛的“我为山川代言”命题的殊途同归。胡易容《论“像”“似”： “道”与“逻各斯”的文化符号偏倚》认为中西文化思维模式的差异，可从两种文化早期对自然宇宙的符号再现方式归纳为“像”与“似”。从符号再现方式切入的差异不必以现代科技文明为预设参照坐标进行优劣比较，而恰恰是对这种预设方式的反思。李健的《“神思”与“想象”的隔和融》指出“神思”与“想象”产生于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语境中，存在“本质之隔”，但是二者所表现出的思维特征与情感性具有融通性。李卫华《中西文学文本理论范畴比较研究》将文本分析分为语词分析、结构分析、语境分析三步，并从中西文学文本中提炼出八组具有可比性的范畴予以考察。江守义指出中国史传传统让古代小说叙事伦理研究从真实作者入手，叙事伦理研究重视作者的伦理意图而忽视叙事形式的伦理意义；西方古典小说注意具体伦理情境的描述，德性伦理压倒规范伦理。
五、诗学思想的跨文化影响源流的深入考掘
对诗学概念的生成与演变追本溯源，廓清理论跨文化传播的路径，也是比较诗学学者重要的当代使命。姜荣刚的《现代“意境”说的形成：从格义到会通》指出晚清经由中西诗学的交互格义，传统“意境”论不仅在他者镜照下得以自我“发现”，同时还整合了中西相关文论资源，促成了意义上的增殖。“意境”说的形成既是中国的也是西方的。王怀义提出，《周易》“观物取象”被作为中国古典美学的核心观念予以研究，是近现代以来西方美学进入中国，杭辛斋、王国维、郭沫若、马一浮、宗白华等学者为解决时代问题而重新阐释以确立中国艺术独特性的结果。彭英龙的《钱钟书隐喻学说与概念隐喻理论对比》既考察钱钟书对认知语言学概念隐喻理论的征引，也注意到钱钟书本人隐喻学说潜在的系统性。李阳指出吴兴华对里尔克的文学接受建立在其自身固有的诗学基础之上，具有鲜明的“误读”色彩。李浴洋则着力考释冯友兰文化比较观念的形成中泰戈尔的触媒作用。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兴起，曾是1980年代中国文论转型过程中最具标志性的事件之一。除了来自欧美的西潮之外，曹谦的论文《1980年代俄苏文论的译介研究与中国现代主义文艺思潮》论证了俄苏文论中有关现代主义或针对现代主义的理论也对新时期中国文论转型起到过至关重要的作用，且这种作用对中国当代文论的转型历程构成一种复杂的关系。回首过去两年，中国比较诗学研究取得颇多成绩，亦知前路漫漫。由于篇幅所限，本文所引述的成果势必挂一漏万，它们最突出的共同特点，也许是面对西方学术话语与主流思想不盲从，而是注重中国诗学理论的话语构建，从而与西方学者从容真诚地正面对话，在中西方互识互鉴中较之以往体现出更加清醒的主体意识，以及对本土与异域诗学理论的双向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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