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末至今，中国的中外文学关系研究在诸多方面继续推进。所 涉及的西方语言仍以英语、法语、德语为主，偶尔处理与其他欧美地区如意大利的文学关系。中国与周边国家（尤其是日本韩国）的文学关系是重点探讨的另一领域。相较之下，南美、西亚、非洲是较少被研究的地区。从主题与方法上看，对时代语境的重视，对复杂翻译形式的研究，对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关系的探索，均为此时期的亮点。
张西平与刘耘华的两篇文章，就中国对欧洲启蒙时期的影响这一中西文化关系史上的核心问题展开讨论，具有宏观方法论上的指向性。张西平的《中国文化的世界性意义—以启蒙思想与中国文化关系为视角》一文视野开阔，包含中国与欧洲启蒙关系的诸多重要议题。张西平认为，在17—18 世纪，中国儒家典籍的核心内容经由传教士翻译传到欧洲，对莱布尼茨、伏尔泰、魁奈等产生了实质影响。这体现了中国古代思想的现代性内涵，却是19 世纪以来的西方主流思想所遮蔽的。张西平认为，西方文化并非自我生成，研究启蒙思想中的中国因素是对西方中心论的批判，具有世界史层面的意义。
刘耘华的《欧洲启蒙思想与中国文化有何相干？—就一个学界热点问题回应张西平先生》，从莱布尼茨的个案出发，认为莱布尼茨的二进制、单子论等思想在接触中国文化之前已成型，中国文化对莱布尼茨与其说是“植入式影响”（in-fluence），毋宁说是“确认式影响”（con-fluence），使自己已认定之物得到确认，而这一结论亦可适用于启蒙时期其他人物。
以上二文各擅胜场，隐含对中西文化的不同立场。张西平对西方的主流声音持批判态度，刘耘华的声音则为中国当前学界所罕有。这一有益的讨论说明中国与启蒙时代欧洲的关系这一似乎确定的论域其实仍是动态的，也远未穷尽。
在中德文学关系领域，夏可君的著作《无用的文学—卡夫卡与中国》挖掘卡夫卡、本雅明从道家哲学得到的灵感。作者最终导向“无用之用”的哲学，作为给现代困局中的人（包括中国人）带来救赎的可能出路。作者并非采用下断语的写法，而是展开提问性、暗示性的思索，力求在文学与哲学之间建构起桥梁。
范劲以系统论的方法，聚焦于西方作为系统与作为外来符号的中国文学如何进入该系统的问题，探索知识系统的运作规则与动态变化；其《〈肉蒲团〉事件与中国文学的域外发生》以1959年瑞士的《肉蒲团》庭审“事件”为核心，勾勒包括法官、译者、汉学研究者、中国通等控辩各方的立场，探索李渔如何在欧洲成为中国文学的代表性人物，以此分析欧洲汉学的发生机制。《世界文学家孔子：德国文学史系统的孔子塑造》一文勾勒了19 世纪以来德国人书写的世界文学史与中国文学史中作为文学家的孔子，以及孔子的这一身份在不同文学观之下的历时变化。
就法国而言，法国学者朱利安是中国学界持续关注的对象。刘耘华的《中国绘画的跨文化观看—以弗朗索瓦·朱利安的中国画论研究为个案》，挖掘朱利安中国画论的方法论基础与西方现代哲学资源，肯定朱利安的创见，尤其是他事实上推动了中西平行研究，也指出朱利安忽略了中国画中的儒家与佛教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关联思维”缺少批判。
以上论述均基于中国古代文化的海外接受。由于中国当代文学在西方的地位有所上升，对当代文学的西方传播这一领域中国学者亦加强了研究。其中莫言为重要一环。姚达兑的论文《诺贝尔文学奖与制造世界文学》通过分析诺贝尔文学奖的遴选机制与授奖词，尤其是对马尔克斯、莫言等非西方作家的授奖词，分析诺贝尔奖收编东方与边缘地区文学，制造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诗学标准的策略。彭倩的《文学场域中的权力与象征资本—莫言在意大利的传播与接受》，选取莫言海外传播的重要国家意大利，分析意大利权力场域（如其中的东方主义与政治信息）对莫言译介的制约，梳理了出版社、译者、汉学家、批评家、莫言本人等如何在这一场域中促进象征资本的流通与增值。
如果说莫言借助诺贝尔奖得以在西方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作家，那么中国网络文学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则展示出与此截然不同的译介形式和效果。吴赟、顾忆青的文章《中国网络文学在英语世界的译介：内涵、路径与影响》以翻译中国网络文学的网站为研究对象，讨论译者的民间性、团队性，分析这些翻译如何吸引大量英语读者并呈现出文学民主与狂欢化的盛况。论文作者认为，中国网络文学的英译可称“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成功范例。
中日文学关系方面，钱婉约的专著《内藤湖南的中国学》是2004年《内藤湖南研究》的增补再版，为迄今国内唯一的内藤湖南研究专著。此书将京都学派重要学者内藤湖南的中国学术做了全景式呈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书中关于内藤湖南的中国访书之旅、汉诗写作、时事评论的部分。作者将内藤湖南的学术与时评置于当时中日关系与中日学术的大语境下考察，辨析了内藤湖南与日本扩张主义政策的复杂纠葛。
王中忱的《现代文学路上的迷途羔羊》一书由作者此前发表的文章修订集合而成，聚焦日本现代作家与日本帝国这一主题，相关作家与中国文学的关系融入在许多篇章里得到讨论。作者分析了被认为是远离帝国立场的二叶亭四迷在其中国之旅中将帝国思维内化。文集更多内容关注质疑与批判日本帝国，积极介入时事的作者群体，如中野重治、大江健三郎等。文集覆盖的时间跨度从明治至今，对于一些重要问题提出了独特见解。
张哲俊的研究采取打通中日韩古代汉文文献的路径，在关于日本五山诗僧的题画诗的论文中，亦力求打通文学与绘画。《卧游：中日潇湘八景诗的山水描写与地理信息》分析五山诗僧的潇湘八景题画诗，认为其“卧游”对象应指日本画师所作潇湘八景图，题画诗体现了五山诗僧对有丰富中国历史与神话意蕴的潇湘的神往。《绘画与诗歌：瑞溪周凤的〈宴滕王阁图〉》分析中日共有的《滕王阁图》画及题画诗，探索了各时期《滕王阁图》的构图与题名，对瑞溪周凤的题画诗做了详尽阐释。
同属题画诗文研究的是崔雄权的论文《传承与变异：韩国“归去来”图题画诗文的文化美学阐释》。此文探讨韩国文人在中国诗画影响下创作的“归去来图”及相关诗文，认为这些诗文既表达了韩国文人对陶渊明的仰慕，对自然与劳动的向往，同时，与中国文人不同的是，韩国文人更强调忠君战胜归隐思想。
就中国从古代到当代文学中的外国文学影响而言，关于各时段的研究均有佳作。范晶晶的论文《何为源文本？谁是译者？如何界定译作？—从译场制度管窥佛经汉译的过程》，分析佛经汉译从源文本到形成译作的复杂过程：源文本灵活变动；译者是复数的，包括汉语水平未必很高的异域僧人，作为口译的“传译”，书写或加工汉文的“笔受”等。如文章题目所言，这些翻译实践都对当下通行的翻译观形成挑战。
对晚清时期的研究成果尤为丰硕。姚达兑的晚清研究以注重原始材料，分析详赡见长。其专著《现代的先声：晚清汉语基督教文学》考察了19 世纪上半叶到20 世纪初中国“翻译的基督教”的本色化策略。作者探讨了大量个案，其中尤为精彩的部分包括基督教方言小说，王韬等口岸文人的文化认同，以及基督教作品插图的中国化等。此书做了诸多跨语言的溯源与对照，挖掘晚清新教文献里中西杂糅的俗语现代性，认为它们是小说界革命与五四之前的现代的先声。
赵晓阳的专著《域外资源与晚清语言运动：以〈圣经〉中译本为中心》，从历史学与语言学角度对晚清《圣经》中译本进行了全面考察，涉及《圣经》的多种方言译本、罗马字译本、传教士为西南少数民族以新创制的文字翻译的版本，勾勒《圣经》中译本为白话所带来的新词语、欧化语法等贡献。
孙柏的论文《十九世纪的西方演剧和晚清国人的接受视野—以李石曾编撰之〈世界〉画刊第二期〈演剧〉为例》，以1907年《世界》画刊的《演剧》版这一新材料为核心，反对一直以来对晚清曾纪泽等人西方观剧体验只是“热闹热闹眼睛”的主流判断，强调当时的西方戏剧正是注重于视觉愉悦。本文重视“剧场”（theatre）中戏剧的多样演出形态，意在拓展社会文化史路径的戏剧研究。
进入现代文学领域，值得注意的是中韩现代文学的彼此渗入。朴银淑的论文《流亡与书写：殖民地时期来华韩国作家的上海想象》分析20 世纪上半叶流亡上海的韩人笔下的上海形象。这些文字常书写韩国志士，上海呈现为革命之都、独立运动家的聚集地。崔昌竻的《论卜乃夫〈荒漠里的人〉对李范奭口述“自我民族志”的改写》，对比中国现代作家卜乃夫的小说《荒漠里的人》与流亡中国的韩国志士李范奭的自传材料。在李范奭自传中，光复祖国是其最大情结，而以李范奭的生平为基础的《荒漠里的人》则注重刻画作为个体的人的自由与生命意识，对中国东北的自然有富于审美意味的描绘。
张爱玲在中英文之间的自译与自我改写是若干论文的研究对象。其中李俊国、周易的《张爱玲〈相见欢〉英文遗稿的发现与研究》，基于作者在南加州大学图书馆发现的一篇张爱玲英文遗稿，判断其为《相见欢》较早的英文稿，分析了《相见欢》与该遗稿在叙述视角上的差异。
降至当代，陈戎女关于古希腊悲剧在中国演出的研究继续深化。《〈安提戈涅〉的中国面相：戏曲新编的策略、路径和意义》，分析以《安提戈涅》为基础的2002年河北梆子《忒拜城》，认为此戏曲作品作为战国时期楚国历史的新编，其唱词、服装、布景有中西杂糅的特点而不突兀，人鬼同台、冥婚等处理给《安提戈涅》以新的阐释。
总体而言，过去两年的中外比较文学关系研究在宏观与微观层面均有拓展与深入，体现出对动态语境的关注。佛经中译与中国网络文学的英译研究，打破关于单一源文本、单一译者的传统翻译观，探索了丰富的翻译实践。晚清的西方戏剧观以及古希腊戏剧在当代中国的改编研究，均注重剧场实践而不止步于关注戏剧的文学性。晚清基督教文学的研究将白话文的发端提前并将其复杂化。无论是对卡夫卡作品中的老庄成分的解读，还是对法国学者朱利安的中国画论的分析、中日韩题画诗的分析，都力求打通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尤其是图像）的界限，打通文学与哲学的边界。中国学者在过去两年的学术努力，使中外文学关系这一重要领域得以稳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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