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研究中越文学、文论关系时，越南学者常强调在中国文学深刻的 影响背景下，越南文学如何超越现有体系以实现现代转型及建设具有民族特色的新文学体系的问题。回顾越南文学的运动与发展历程可以看出，近千年的越南古典文学几乎都以汉字与喃字为主要创作文字，且在创作思路、审美观点、创作题材及用典等方面，中国文化元素的体现十分明显。甚至1945年后当国语字成为越南全国范围的官方文字后，现代国语字中来源于汉语的词语比例仍非常高。不过作为“儒家文化圈”的成员国之一，中越文化紧密相连，中国文学辐射越南文化的现象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在朝、韩、日本等其他“儒家文化圈”成员国的文学中，儒家思想和中国古典文化的影响和越南一样深刻。本文通过对中越两国文学、文论在20 世纪的文论体系现代化转型，以及作为核心价值观的中越两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在当代的发展两大问题进行全面深入的讨论。从而指出中越文论在历史中的演变历程、发展特征，发展异同，为研究东方文论史，特别是中越文学比较研究提供理论依据和实际参考价值。二、从传统东方文学体系迈向现代转型轨道
中国文化、文学对越南的影响最为全面、最为深刻的时段是越南封建自主建国时期，其主要表现在汉字、中国古典文学体裁、典籍、典故在越南文学中俯拾即是。首先要强调的是，汉字文学是越南文学史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是越南历代贤哲和英才用来表达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彰显才华的重要方式。而喃字文学是越南前人在繁体字的基础上将其与越南人的发音特征相结合而成，虽然在文字使用方面并非理想的文字体系，但从民族意识方面上来讲却，反映了历代越南人对外来因素的改造及创新精神。从15、16 世纪开始直到19 世纪末，喃字文学日渐成为越南文学史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阮廌的《国音诗集》、阮攸的喃字诗歌、胡春香的诗歌等都属于喃字文学，同时也是越南文学的发展象征，民族精神的标杆。从某种意义上讲，喃字文学是越南文学对中国文学的接受、改变、本土化及不断创新的重要成就。在创作领域，越南陈庭史教授致力于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体裁对越南的接受及影响，他认为：“越南与中国，虽然在疆域、风俗习惯已有一些区别，但在文学领域，人们仍然感到有某种谈不清楚的继承。每当提到中国古典名作，大部分越南儒家知识分子都把其当作自己历代祖宗所创作的作品似的并把自己称之为继承者（在黎贵惇、潘辉注等人的文学评论文章之中，这一点非常明显）。因此，越南古典作家使用来自于中国文学的体裁、故事、典籍等元素并不以为是在借用外来的元素。”
众所周知，古典文学的创作一方面是允许使用主题、手法、故事等原有因素，另一方面也允许作家在原有文学因素的基础上重新创作或改编使其能够符合时代的转变及更好地表现出作者的情怀、思想和文采风格。因而，对于古典文学来讲，改编或重新创作是非常重要的特征。因此，越南著名文学家邓陈昆用汉文创作的《征妇吟曲》竟然有了八个国语字的阐释版本；借用青心才人章回小说《金云翘传》的故事，阮攸创作出《断肠新声》六八诗律喃字叙事诗；后来阮攸的亲友范贵释又在《翘传》的基础上创作出汉文小说《金云翘新传》。
在任何时代，国别文学之间的影响都是通过接受、选择和创作来实现，而不仅仅是简单重复或抄写。越南文学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文学，对外来文学的影响持有什么样的态度需要搞清楚。首先它可以划分为如下几点：一是，越南文学一般会选择国家情怀、民族情感等相关题材为主要创作内容。因此，不难理解为何中国文学作品中的人道、故乡、家族情怀、朋友之间的信任和情义等内容能受到越南读者的欢迎和喜爱。二是，虽然也受佛教、儒家、道教等东方古典哲学思想的影响，但越南作家和越南学者的精神世界有不同表达。
由于前期越南知识分子能够直接阅读和欣赏汉字文学作品，导致中国文学、文论在越南自20 世纪初才开始存在翻译的问题。20 世纪初，随着西方文化、文论的引进，越南文学实现了第一次现代转型，而这一进程同时也发生在中国。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中国文论作为一种外来文论，它的现代化进程对于越南文论的现代转型或多或少都产生一定的影响。只不过，中国文学、文论对于越南文学、文论的影响是双重的：作为外国文学的身份，中国现代文学及文论对于现代越南文论来讲，其影响力与其他国家文学是相同的；但中国和越南处在“儒家文学圈”中心和边缘的关系，中国文化对越南文化来讲具有长久而深刻的影响，中国文学、文论对越南文学、文论的影响具有内在性和潜在性影响。虽然从20 世纪起汉字、儒学科举等汉文化元素在越南的接受与传播已大不如前，但作为越南文化本身的重要构成因素，其影响是无法忽略的，只不过影响的范围、程度和表现有所不同。那么在20 世纪文化背景中，越南文论和中国文论的发展特征有何不同、两国文论的现代转型是否相似成为值得探讨的课题。
20 世纪前，中国和越南都是典型的东方文化国家。作为“儒家文化圈”的中心，中国早已形成自己的文论体系，而这一体系对日本、朝鲜、越南等非中心的“儒家文化圈”国家有着深刻的影响。具有几千年的儒学科举制度和知识体系的中国和越南让世人误认为这两个国家会执着地守护传统文学、文论体系。但20 世纪的历史巨变不仅深刻改变了两国的政治和社会面貌，也在文艺领域催生了新思潮新文化，并经过激烈斗争成为主流思想。在中国，鲁迅提倡：“世界的时代思潮已六面袭来，而自己还拘禁在三千年陈旧的桎梏里。于是觉醒、挣扎、反叛、要出而参与世界的事业……”在越南，潘佩珠、潘周征、黄促抗等爱国知识分子也提倡“西学东渐”文化运动。只不过，中国学者想通过这一次现代转型来实现摆脱几千年的桎梏、吸收现代西方知识体系精髓，参与世界文艺事业并救亡图的目的，而越南学者的文艺现代化运动目的则在于摆脱几千年封建制度的统治并通过文艺运动寻找救国之路。侵略者的入侵无意中打破了中国几千年和越南近千年的传统社会格局，给两国人民带来了翻身和革命的机会。从公元1900年开始，西方列强入侵到1937—1945年的抗日战争，再到1927—1949年的国共内战，中国人民的生活一直挣扎在解放民族、统一国家的艰苦长征之中。而从1858年开始，法国对越南的殖民地统治也开始了越南人民近百年的抗法战争、二十余年抗美战争的艰苦历史，其中60年代末至1975年的抗美战争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就是南越和北越两派的内战。越南文论与中国文论就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下进行了其发展过程中的第一次现代转型。
20 世纪前的越南，在潘佩珠、潘周征所提倡的“东游”运动，由梁文玕、陶元普、潘俊丰等人所倡导的“东京义塾”运动，以阮太学为领袖的越南国民党，以胡志明为领袖的越南共产党的救国革命下，越南文论正式踏入现代化进程。在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起，从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救亡图存，民族大义成为人心所向，中国人民的革命进程从此拉上帷幕。20 世纪初至20 世纪20年代，中国文学观念已从“诗言志”的传统观念转换为以梁启超为代表的“重政治实用”，以鲁迅为代表的“重主观表现”和以王国维为代表的“重文学本体”等三种不同的文论观点。五四运动后，“在以现实主义为主、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三种文学思潮交错推动和影响之下，重现实政治、时代人生，重自我表现、主体创造以及重文学实体的构成和显现等批评观念、类型和模式，显然是近代三个基本格局的重复和发展。”19 世纪末至1949年这一阶段可以看作中国文论的多元化发展阶段。20 世纪初的中国知识分子通过吸收和学习法国、日本、苏俄、英国、美国、德国等世界现代文论体系来推动文论观念更新和现代转型。梁启超受日本现代文论的影响提倡“救国小说”；王国维受德国美学的影响主张从审美观点和视角来研究《红楼梦》；胡适接受美国实证哲学主张运用实证方法来研究《红楼梦》；受启蒙文学、现实主义影响的鲁迅主张创作现实主义文学；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周作人主张“个人主义—人道主义”；受无产阶级思想影响的太阳社、创造社则倡导 “革命文学”；冯雪峰等受苏俄文学的影响支持和鼓励无产阶级文学；受现实主义文学的茅盾则主张“为人生而艺术”、自然主义；郭沫诺被浪漫主义影响主张浪漫主义文学等等。可见，20 世纪初的中国文论在文艺观念上可以说已形成了“百家争鸣”的文论格局。
20 世纪初，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历史背景下的越南文论虽然对新文学观念的认识比较模糊，没形成像中国上述如此明显的格局，但现代化的种子已开始发芽。全国各地日渐形成了不同研究流派、不同发展倾向的民主、革新运动。“勤王运动”的爆发与失败成为越南社会现代化转型的起点。以现代民族精神为动力，越南学者积极地把阮攸的《金云翘传》，胡春香的喃字诗歌，阮廌的《平吴大诰》《国音诗集》等越南古典汉字、喃字文学音译成现代国语字，同时也组织编撰和注释了多部越南古典文学史。这一切都反映了越南知识分子对本民族国学经典的传承与呵护，同时也确定了越南知识分子对国家、民族的独立事业的责任担当。与此同时，法国对越南的殖民政策以及其在越南全国范围所创建的各类现代高等教育学校的快速发展使越南知识分子第一次能够全面、系统化地接受和把握西方文化、文论的知识体系。除此之外，从国外留学回来的知识分子对越南文论的革新也是越南文论现代化转型的重要元素之一。海潮、邓泰梅、张酒、梁德铁、范琼、梁维次、阮文永、张永记等优秀知识分子成为20 世纪越南构建文论现代体系的中坚力量。
译介和传播西方现代文论，编撰、注释越南古典汉字、喃字文学，研究阮攸《金云翘传》，支持国语字文学的发展等均是越南传统文论的现代转型的重要内容。范琼、范维存等人倡导实用主义文学观念，而这一文学革新思路却与少山所倡导的以文学作品本身的审美价值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文艺观念有所冲突。范琼与吴德继关于阮攸《金云翘传》的文艺争论从某种意义上讲反映了当时越南文论的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挣扎的复杂状态。散陀等新诗运动的诗人们则主张打碎一切破旧的创作规矩、解放个性、解放诗歌。
1932—1945年期间，越南文论的现代转型已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文学创作活动与文艺批评理论协同发展。怀清和少山的作家自主意识文艺观念可以看作为这一阶段越南文论现代转型的重要起点。这一观点同时也被春妙、制兰园、韩默子等新诗运动诗人们接受并表现在他们的诗品中。“为人生而艺术”和“为艺术而艺术”的文艺争论由此发生。这场文艺争论同时还被看作是资产阶级、唯心文学观念和无产阶级、唯物文学观念之间的思想斗争。
在中国，第一次现代转型如上所述，“是从突破‘诗文评’传统文论形态、接受和转化外国文论的过程中实现的，其间经历了主要接受日本及欧美文论和主要接受转化苏联文论两个阶段，经历了从多元探索到多元归一、形成统一的理论系统的漫长过程。”可见，中越文论的现代转型与发展不是在传统文艺观念内发生的变革，而是受西方的文论思想的影响后催发的。由于中越两国的国情不同，而存在一定的差异。按照《中国二十世纪文学理论批评教程》的研究结果，中国文论的初次现代转型具有四大特征。一是：“冲决封建道统、文学观念的罗网，摒弃了为封建伦理道德服务的文学批评目的论，在进化论思想指引下，主逆、求变、尚用，开始建立起新的文学理论批评价值观。”二是：“古代注重和谐美的文艺美学观念和强调批评主体作用的表现论批评观念已不再是唯一的、主要的文学观念和批评观念。”三是：“文学理论批评开始走向科学化、逻辑化、打破了印象批评、评点式批评等批评方法的旧格局，出现了从大处着眼进行科学分析的文学理论批评方法和运思方式。”四是：“文体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小说被提到文学正宗地位。文体属文学形式的范畴、文学观念和批评观念的变革也体现在文学形式上。”本文认为，从发展流程和文论知识体系的主要特征等方面来讲，越南文论初次现代化转型在表面上似乎与中国十分相似，但在具体问题上，还存在很大的区别。
化学需氧量（COD）：450mg/l；生化需氧量（BOD5）：200mg/l；悬浮物（SS）：300mg/l；氨氮（以 N 计）：35mg/l；总氮（以 N 计）：50mg/l；总磷（以 P 计）：5mg/l。（2）一期设计出水指标
同中国一样，现代转型也是越南文学超越和摆脱数千年传统文论体系格局，建立起新文艺体系模式的过程。中国是东方文化的中心之一，其对日本、朝鲜、越南等周边国家都有着较为深刻的影响。随着“儒家文化圈”的不断扩大，中国古典文艺观念和审美价值也慢慢成为这些国家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元素。这也是人类发展史中的自然发展规律。日本、朝鲜、越南等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国家在发展的过程中，一方面学习和吸收了中国哲学、美学等古典知识体系的精髓，另一方面，在本土文化的基础上不断努力创新和建设具有本国特色的知识体系。越南喃字及喃字文学正是越南民族在这一方面的努力。因此，对于越南文化来讲，儒学文化、东方传统文论既是其内在价值，需要维护、继承和发扬，又是需要脱离的外来文化与文论。鲁迅之所以提倡“要出而参与世界的事业”是因为中国知识分子两千年来所继承的中国古典文论是民族的魂魄和精髓，有资格与西方文化与文论知识体系并立。但越南文论却没有这个传统和实力，也无法凭借属于别人的东西去参与世界的事业。因此，接受西方现代文论既是越南文论自我革新和现代化进程的必经之路，同时也是其超越传统、创建具有民族特色的文论体系的良好机遇。20 世纪初，越南文论生活中所发生的国学文艺争论、传统诗歌与新诗文艺争论等均是文化、文艺话语体系不断变换与更新的双重表现。几乎仅需要三十余年时间，越南文论已从东方文论的典型模式成功转换为现代、多元化的文论模式。当然在这整个过程中，法国殖民者以及其对越的侵略政策无意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中国文论的初次现代化转型之初是通过日本来学习西方，因此日本维新革命对当时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了较为深刻的影响。越南从19 世纪中下叶开始就成为了法国的殖民地，因而越南学者对于西方现代文论的接受主要是通过法文这一渠道。从这一点来讲，越南对西方文化、文论的接受更为直接、也较为全面。受中国“新书”和资产革命运动影响，越南多名学者如潘佩珠、潘周征等人也倡导了“东游”运动，但最后都以失败而告终。因此，日本的维新革命精神对于当时的越南政治、社会几乎没有直接影响。而在法国全面着力建设现代型教育系统和现代文明的背景下，越南文论却有着较为自由和健康的发展空间。新诗、浪漫主义小说、现实主义小说、现代戏剧等现代文学体裁和新文艺理论批评的萌生及其在1932—1945年期间的快速发展所取得的丰硕成果，正是越南文论的现代化转型所取得的成就。
而对同一个发展阶段的中国文论来讲，“从文学观念和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上看，虽然还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过渡性特征，但它本身仍然是一个取得重大成就的历史阶段。在中外文化、文学思潮的冲撞、交汇中，文学理论批评的现代品格正在形成，现代化过程亦已展开，许多重大问题都预示着今后发展的方向。”但同时，宋剑华也指出：“20 世纪中国文学对现代主义文学具有强烈的排斥性，五四时代，是以传统文化心理抗拒现代主义，30年代以后，则使用政治意识形态观念批判和否定现代主义……”这种情况与越南有所不同，十九世纪末至1945年的整整五十余年间，越南文学、文论对西方文学、文论的接受是较为主动的。而且也不仅限于西学知识分子，成名于儒家科举的老一代知识分子如散陀、梁维次等人也开始通过不同的渠道学习法文并把其做为学习西方知识的重要工具。1945年，越南民主共和国正式成立，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越南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当作唯一的文艺理论体系，几乎拒绝并批判所有非马克思主义文论。这种情况同样也发生在中国，当然其历史形态和发展特征因两国社会、文化、历史背景的不同而产生差异，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
三、引进马克思主义文论并将其当做文艺理论发展的核心价值观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乃至越南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地位。作为中越两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不仅成为了中越两国的建国指导思想，在文艺领域上也发挥重大作用，甚至完全改变了中越两国在前期所建造的文论体系。从20 世纪初多元化的文论体系，中越文论开始走进单一化文论体系。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几乎全面、彻底地影响了两国的文艺生活及文论体系建构。在中国，19 世纪末梁启超所著的《自由书》之中的《中国之社会主义》可以被看作社会主义思想正式传入中国的标志。1903年由日本社会主义先驱者幸德秋水所编撰的《社会主义神髓》以及大杉荣的《劳动运动的精神》、《社会的理想轮》，河上肇的《马克思之经济论》，山川均的《从科学的社会主义到行动的社会主义》，平林处之辅的《民众艺术底理论与实践》等都被翻译成中文，“成为许多中国留日学生和早期革命民主主义者受社会主义思想启蒙教育的重要著作”。而在这一探索时期内，翻译无产阶级有关文艺理论（其实是日本学者对于俄国文学的研究）最为积极的是冯雪峰，他在北新书局上连续发表的《新俄文艺的曙光》《新俄的演剧运动与跳舞》《新俄的物产阶级文学》等文章引起了当时中国文坛的关注。在《日本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译介》一文中，王志松认为：“中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在1928年杂志《文化批判》和《太阳月刊》同时创刊拉开帷幕，之后历经1930年‘左翼联盟’成立，至1936年‘左翼联盟’解散落下帷幕。”1926年，郭沫诺在《创造月刊》发表了《革命与文学》一文，文章就革命和文学的关系进行了系统论述。这篇文章后来被李初梨看作是中国第一篇倡导革命文学的文章。其外，在1926—1930年间，中国学者也集中精力将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文章翻译成中文，如藏原惟人的《到新现实主义》， 青野季吉的《日本物产阶级文学理论的开展》，田口宪一的《日本艺术运动底指导理论的发展》，片上坤的《现代新兴文学的诸问题》等，这些文章在中国文坛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除了来源于日本文坛的“第三种人”“超越阶级文学”等范畴之外，据胡永钦、耿睿勤、袁延恒等人在《马克思恩格斯在中国的传播》中记载，仅1920年至1927年间，在鲁迅、冯雪峰、周扬、瞿秋白等人的努力之下，有二十余种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作品被翻译成中文，并在全国范围推广和传播。从这一点可以说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译介与传播首先是受日本革命文学的影响，后来是在中国社会政治现状的逼迫下才得到系统化的翻译和推广。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如何在中国得以萌生，黄曼君也作了总结：“一则译介活动中与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掺杂在一起的也有苏联的‘无产阶级文化派’‘拉普派’，乃至日本福本和夫‘左’倾路线影响下的庸俗社会学和机械论的文艺观点；二则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从其诞生的文化场横向移到我国文化场，是一个跨越不同文化时空的接受和重构过程，外来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既可能因此而在中国得到新的丰富和发展，又可能因误导或曲解而导致不同程度的‘变形’和‘失真’。”本文认为黄曼君的这一总结已概括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思想初期发展的主要特征。但不管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是怎么“变形”和“失真”，其首先是中国文艺理论本身发展的需求，而不是社会政治的原因。这种情况与马克思主义文论在越南初期的发展有所不同。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滥觞始于译介日本学者关于“革命文学”“无产阶级”“苏俄文学”等有关问题的文章和翻译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活动而得以传播并取得统治地位。而越南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却在1935—1939年间的“为艺术而艺术还是为人生而艺术”文艺争论之中萌生。在这场文学争论中，海潮在多家媒体报刊上发表了多篇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文章，但“为艺术而艺术还是为人生而艺术”的文学争论并未直接被提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相关范畴也没有被谈及。争论主要围绕开展文学与社会的关系、文学艺术的职能、自由创作等相关问题进行讨论。但在这场争议之中，海潮以及裴功惩、山茶、石洞、胡青等人已为越南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打好基础。在《文学之两种观念》一文中，少山把文学划分为两种，即以伦理道德和以创作美为主要创作目的。1935年，海潮在《新生活》上发表了《为艺术而艺术还是为人生而艺术》一文，文章反对少山的文学观念，认为任何艺术创作的目的都在于反映和描画生活，反映劳动人民的思想情感和抱负，同时还发挥着改造社会的作用，也就是说任何艺术都是“为人生而艺术”；而少山提倡所谓“文艺奉献美”的观念仅代表社会中的衰朽力量的艺术观。1937年，海潮在《香江》杂志上发表了《文学与唯物主义》一文，深入论述了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文学与阶级斗争，革命文学，反革命文学等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有关的问题。此外，海潮、怀清、裴功惩、仲明、文明、如风、蓝开等人也在《星期六小说》和《骚坛》上发表了多篇论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问题的文章，如：海潮的《迈向写实主义文学：小说体裁之几个发展倾向》，怀清的《文学中之诚实与自由》《文学之意义与作用》，裴功惩的《赞成创建越南新文化》等等。
日本“革命文学”以及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对中国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但在越南，俄国十月革命几乎没有引起任何关注。随着中国的“新书”运动，20 世纪初的越南知识分子也开始学习日本。因此，潘佩珠、潘周征提倡“东游”运动，这场社会革命运动虽然也引起了爱国青年分子的关注但最终也没能发挥太大作用。因此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越南的译介与传播不像中国可以从文艺理论自身的需要出发，而是由越南共产党人的强烈推崇和当时越南文艺理论家的个人努力共同产生的结果。1925—1927年间，随着阮爱国所创办的共产思想培训班、越南国内的越南国民党、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新越革命党、越南工会、越南农会等革命组织的成立，马克思主义才在越南正式被引进和传播。1938年，陈庭龙在《信息》上发表了《在苏俄的这三年时间》一文，文章系统化地介绍了苏俄文学以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并提出越南文学马克思主义发展倾向的规划。因此，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越南的译介、传播与中国相比稍晚一些，且没有系统化地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原著翻译成越南语广泛地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译介、传播与快速发展主要通过鲁迅、瞿秋白、周扬或梁启超等进步文学家、思想家的努力，而越南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却不是文学家或思想家，而是越南的共产党员如胡志明、陈富、李洪峰等人个人努力，马克思主义才被全面和快速地传播。这一点就是中国和越南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早期发展最大的差异。
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作为一种完全陌生的思想，却能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被译介与传播，并成为中越文坛上独尊的指导思想，窃以为张宝贵的以下总结是非常正确的：“译文的数量、经典程度及翻译、传入时间的先后意味着逻辑上的主从关系，这说明如果不是呼应马克思主义所针对的社会实际问题，这种主义的文艺理论就失去了传入的理由。”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和越南生根发芽，不仅是因为当时中越两国文艺理论本身的需求，还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社会针对性有助于中越两国在解放民族、统一国家的革命道路上取得胜利。
1899年，列宁在谈论俄国社会主义建设有关问题时曾指出：“对于俄国社会主义者来说，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他所提供的只是一般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不同于俄国。”列宁的这一观点概括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本质，也让苏联之后的社会主义国家能够更灵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来实现无产阶级革命、解放民族和建立新国家的伟大事业。
对于中国的实际情况，李春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成功典范》一文中曾作出如下总结：“20 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末，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理论标志是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性的一系列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理论形成……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堪称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杰出代表。毛泽东以超凡的勇气冲破教条主义的束缚，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找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在这篇文章中，李春华也提到了朝鲜、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建设。对于越南的发展情况，他肯定：“越南共产党坚持马列主义和胡志明思想，领导人民克服困难，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许多重大成就。”李春华所提到的“胡志明思想”正是马克思主义越南化最典范的例子。越共全国人大第九次大会对“胡志明思想”作出了如下定义：“胡志明思想是胡志明关于越南革命基础问题的全面和深入的观点系统，是胡志明主席在我国的现实国情的基础上对马列主义的运用和发展的结果，同时也是继承和发挥民族传统美德和解放阶层、解放民族的观点系统”且胡志明也曾肯定：“开始的时候，就是爱国主义而不是共产主义让我信从列宁、信从第三国际。”可见，马克思主义不管是在中国还是越南都通过不同方式在不同的时期有了新发展，而这种发展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原则，与各国实际情况相结合，并通过各国杰出共产党人的阐释、运用和发展所获得的成就。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越南化”既属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和越南的具体发展历史所取得的成就，又具有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国际性发展特征。
总的来讲，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和越南的传播经过初期的发展之后，能够根据两国不同的国情以及两国领导者的文艺思想进行转变，取得了不同程度的发展。
四、结 语
中越两国山水相连，文化相通，在文学交流方面上因此有着密切和悠久的关系。处于东方文明之中心地位的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对周边国家产生了深刻影响。中国古典文学题材、体裁、表达方式等曾被越南先贤积极地承接、并在其基础上创造属于自已的文学体系。因此在20 世纪之前，中越文学、文论关系表现出越南文学主动接受中国文学的精髓并在本国文化和人文情怀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和创作的状态。而自20 世纪初开始，随着两国社会政治生活发生的巨变，中越两国文论从纯粹的传统东方文论体系日渐转换为现代文论体系。如果单纯从发展阶段及形态来看，两国文论在现代转型进程中，马克思主义文论思想在中越两国的译介与传播的历史演变较为相似，但如果所两者放在一起就具体问题进行比较研究会发现还存在具体的差异。而这些差异正好反映了中国和越南文论体系的民族意识和民族特色。参考文献 Bibli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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