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 岁老人郑敏（1920—）被誉为中国诗坛的常青树，是百年现代汉诗的亲历者与见证人，其持续不断、充满激情的创作为中国现代诗歌与现代诗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引人瞩目的文学典范。作为一位承接40年代、80年代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女诗人，郑敏是英语学界关注较多的作者之一。自20 世纪60年代至今，郑敏的中文诗逐渐得到海内外学者、翻译家、汉学家的译介与研究，被选入具有影响力的中国现代诗歌或世界文学的经典文集之中。本文旨在以郑敏诗歌的英译为个案，梳理中国现代诗歌在英语世界的译介状况、译介语境、传播路径、研究状况与学术评价等，管窥中国现代诗歌在海外译介与传播的有效策略，并提出多方联手的传播机制、翻译与阐释模式、推广平台与出版运作等多种文学传播路径。
一、世纪回顾：郑敏现代诗的英语译介语境
郑敏于1920年7月18日出生于北京（祖籍福建闽侯），本科就读于西南联合大学哲学系 （1939—1943）；留学于美国布朗大学英语系（1949—1952），获英美文学硕士学位；1955年郑敏回国，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1955—1961）、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现为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工作，直至退休。作为“西南联大诗人三星”之一（其余二人为穆旦、杜运燮），郑敏自1943年开始，在《明日文艺》（桂林）、《大公报·星期文艺》（天津）、《中国新诗》（上海）等期刊或报纸副刊发表诗歌，是诗坛冉冉升起的一颗明星。1949年4月，巴金主编的10 辑《文学丛刊》由文化生活出版社（上海）出版，《诗集：1942—1947》属于这个丛刊之一，收录了郑敏早期发表的现代诗62 首，这本薄薄的诗集奠定了这位年轻女诗人在40年代中国现代诗坛的地位。不过，在赴美留学（1948—1955）、回国工作（1955—1979）的近三十年中，郑敏没有发表过一首诗，在文学界销声匿迹。直到1979年，郑敏作为归来的诗人，奇迹般地开始了“第二度”创作，陆续出版了《寻觅集》（1986）、《心象》（1991）、《早晨，我在雨里采花》（1991）、《郑敏诗选1979—1999》（2000）；译诗《美国当代诗选》（1987）；批评文集《英美诗歌戏剧研究》（1982）、《结构－解构视角：语言·文化·评论》（1998）、《诗歌与哲学是近邻—结构－解构诗论》（1999）、《思维·文化·诗学》（2004）等；2012年集大成的6 卷本《郑敏文集》出版。相对于同辈诗人而言，后期的郑敏厚积薄发，老当益壮，令人刮目相看。与联大诗人穆旦、袁可嘉、杜运燮等一样，作为一个承接20 世纪40年代与80年代二个时期的现代诗人，郑敏以其独特的形象存在着。因为“九叶派”不仅代表了40年代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已经与世界同步，而且把这个被压抑的现代主义文学传统保持下来，最终作为“归来者”，在80年代重新浮出历史地表。郑敏的创作聚焦于汉语诗歌的现代性和主体性，对西方文化与古典诗学进行了积极的阐释与转化。郑敏在十四行诗、组诗、图形诗、语言诗、结构-解构批评、英语译诗等领域成果丰硕，特立独行，促进了中国现代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国际接轨。中国现代诗歌的英译始于20 世纪30年代，在《诗刊》（美国芝加哥）、《天下月刊》（上海）、《北平纪事》（北京）等一些中外英语期刊上刊载了零星的英译新诗，如：《天下月刊》在1935—1936年间刊登了邵洵美、闻一多、卞之琳、戴望舒、梁宗岱、李广田等年轻诗人诗歌作品的英译本，由英国作家、学者哈罗德·艾克顿（Harold Acton，1904—1994）及其中国学生（北京大学西语系）陈世骧（Shih-hsiang Chen，1912—1971）合作翻译，这大大晚于中国古典诗歌的英译。1936年，他们合作编译的英译诗集《中国现代诗选》（Modern Chinese Poetry）由英国伦敦的达克沃斯（Duckworth）公司出版，入选诗人（按照拼音排序）共15 位：陈梦家、周作人、废名、何其芳、徐志摩、郭沫若、李广田、林庚、卞之琳、邵洵美、沈从文、孙大雨、戴望舒、闻一多、俞平白。他们都是当时活跃在诗坛的年轻诗人，收入的诗歌多为浪漫主义、象征主义风格。作为第一个新诗英译本，《中国现代诗选》具有标志性的意义。英国记者、诗人、学者罗伯特·白英（Robert Payne，1911—1983）曾在西南联大工作过一段时间，与卞之琳、闻一多是同事，比较熟悉联大诗歌圈。1947年他编选的《当代中国诗歌》 （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ry，London：Rouledge）出版，闻一多、卞之琳、袁可嘉等亲自参与了这个诗集的编选与翻译工作，选录了从“五四”运动到1947年间徐志摩、闻一多、何其芳、冯至、卞之琳、俞铭传、臧克家、艾青和田间共9 位诗人的113 首诗作。不久，白英编辑出版了《小白驹：自古至今中国诗选》（The White Pony: An Anthology of Chinese Poetry From The Earliest Time to The Present Day，London：George Allen & Unwin, 1949）, 除了古代诗人，还选录了8 位现代诗人的22 首诗歌，与前一本有所重合，如闻一多、冯至、卞之琳、俞铭传、艾青、田间等，此外还包括毛泽东。1949年之后，由于中美、中西几乎处于文化隔绝状态，作为冯至、卞之琳的西南联大的学生，郑敏、穆旦、袁可嘉、杜运燮等一批出现于40年代的青年诗人，直到20 世纪60年代初，在美国才开始为人所知。这得益于美籍华裔学者、旧金山州立大学东亚系任教的许芥昱 （Kai-yu Hsu，1922—1982），他于1940年入读西南联合大学，最初主修工程，后转到外语系，受教于吴宓、闻一多、冯至、卞之琳、沈从文等，从事新诗创作、话剧的编写和演出，有很深的 “联大情结”，熟悉40年代“联大诗人群”。移居美国后，许芥昱意识到要让外国人对现代中国有准确深入的了解，有必要译介中国现代文学。他注意到大多西方学者并不精通汉语，在转译、解说现代诗的过程中存在隔膜？于是他开始从事这项艰巨的翻译工作，成为美国译介、传播中国现代诗歌的开拓者。1963年，许芥昱独自翻译、主编的英语版《二十世纪中国诗选集》（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Poetry: An Anthology）由纽约的达宝兑（Doubleday）公司出版，1970年康奈尔大学再版；这是继哈罗德·艾克顿、罗伯特·白英的英译本之后，中国现代诗歌在海外译介的标志性作品，收入1920—1940年间44 位诗人的350 首诗。该诗集按照先锋诗人（The Pioneer）、新月派（The Crescent School）、玄学派（Metaphysical Poets）、象征派（Symbolists）、独立派及其他 （Independents and Others）等分类排列，郑敏置于独立派行列，收入了其英译诗12 首：《寂寞》 （Loneliness）、《人力车夫》（The Ricksha Puller）、《马》（The Horse）、《一瞥》（A Glance）、《西南联大颂》（I Sing of Lienta）、《生命》（Life）、《旱》（The Drought）、《荷花（观张大千氏画）》（The Lotus）、《兽（一幅画）》（Wild Beasts: A Painting）、《濯足》（Dipping My Feet in Water）、《冬日下午》（A Winter Afternoon）、《晚会》（Evening Appointment），皆从郑敏的《诗集，1942—1947》中选出，占该诗集（共62 首）的近五分之一，数量之多，令人惊叹。这是郑敏的现代诗首次被译为英文，而此时身在北京的她对此却一无所知。在这本译诗集的序言中，许芥昱把郑敏描述为一位40年代的独立诗人：“她对生活的阐释展示了一种惊人的复杂性（a remarkable degree of sophistication），她既不像臧克家那样描写生活紧张时刻，也不像何其芳与李广田那样记录真实的平凡瞬间。她的眼睛不停地审视着生活的地平线、城市与乡村，并对此进行沉思（she reflects on it）。”应该说，这个评价非常准确，抓住了郑敏诗歌的“复杂性”与“沉思”等现代主义诗歌特质。许芥昱还栩栩如生地描述到：“1949年，戴着眼镜、梳着两条长长马尾辫的郑敏静静地漫步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的校园里。在抗战期间，这是中国许多诗人聚集并保持文学创作火花的地方：冯至、卞之琳、闻一多、李广田都在此参与各种讨论，他们成为许多年轻作家的灵感来源和维系力量。但是郑敏很少参加这些活动。她声音美丽，喜欢唱歌，更喜欢阅读哲学方面的书。在那些日子里，她安静地写作，发表的作品并不多，但每一首诗都带给读者一股清新的空气。在她的诗歌中，读者可以看到她平静而温和（calm and gentle）的外表下隐藏着一颗敏感（the sensitive）而又时常烦恼的心（troubled heart）。她的诗歌风格优雅而精致 （elegant and polished），融合了冯至和卞之琳的一些品质。”很可能许芥昱与郑敏在联大校园有过交往，他才能把郑敏的外貌、个性、学识、师承关系和时代气氛，描述得具体生动，细节逼真。不过，许芥昱的个别介绍并不完全正确，他把郑敏的出生标为（1924？）表明他并不十分确定郑敏的出生时间，实际上郑敏出生于1920年，比他还要大2 岁。郑敏于195年留学回国，而非许芥昱介绍的1959年。当然，这几处笔误有情可原 ，毕竟那时许芥昱远隔重洋，无法与国内的作家保持联系。入选《二十世纪中国诗选集》的冯至、卞之琳、闻一多、李广田等都是许芥昱熟悉的联大老师，他翻译这些诗人的诗作可谓得心应手。但不知何故，这个选集并未收录穆旦、袁可嘉、唐湜、杜运燮等诗人的诗作，也许是许芥昱对他们的了解还不够深入。总体上，《二十世纪中国诗选集》选材新颖，既有忠实雅洁的译文，又有精辟中肯的阐释，指出了中国现代诗人从外国文学和本土文学吸取营养的必要性，揭示了古诗与今诗的渊源，开一代风气，它出版后深受学界欢迎，成为英语学界了解中国现代诗歌的权威译本之一。此后一些中国现代诗歌的英译本很多采用许芥昱的译诗。自70年代起，郑敏作为一名诗人进入到美国华裔学者、翻译家和汉学家的视野中，这首先来自中国女性文学的研究者钟玲（Ling Chung，1945—）的发现。1972年，在威斯康星大学攻读比较文学博士学位的钟玲与美国诗人王红公（Kenneth Rexroth）一起主编汉诗英译《兰舟：中国女诗人集》（Orchid Boat: Woman Poets of China, New York: McGraw Hill），收录3 世纪到1970年代共52 位中国女诗人的诗作，有12 位现代女诗人的36 首诗入选，包括：冰心、郑敏、陈明、白薇、蓉子、林泠、钟玲、淡莹、夐红、蓝玲、李菊等诗人，港台女作家占据的比例很高，其中收入郑敏的2 首英译诗《学生》（Student）和《晚祷》（Evening Rendezvous）。毫无疑问，这个女性诗集顺应了20 世纪60—70年代开展得如火如荼的国际第二次女性主义运动。编译者钟玲也是一位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女诗人和学者，她对中国女性诗人历史谱系作品的译介与评价富有眼光，可谓筚路蓝缕。1978年，由科斯曼·卡罗尔（Carol Cosman）,基夫·琼（Joan Keefe）, 韦弗·凯瑟琳（Kathleen Weaver）主编的《企鹅女性诗集》（The Penguin Book Of Women Poets，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出版，在英、美、澳、加、新西兰等国发行，再次收录了钟玲和王红公翻译的郑敏英译诗《学生》（Student）。自此，郑敏作为具有代表性的中国现代女诗人，得到了海外学者和诗人的关注，成为中国现代女性文学中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在美国，另一位为中国现代诗歌译介作出巨大贡献的学者是俄亥俄大学的华裔学者张明晖（Julia Chang Lin，1928—2013）教授。1992年，她编译的《红色平原上的女性—中国当代女诗人诗集》（Women of the Red Plain: An Antholog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Women's Poetry）作为熊猫丛书之一，由英国企鹅和中国文学出版社推出，收录了冰心、林徽因、傅天琳、舒婷、翟永明等32 位女诗人的101 首诗作，其中有3 首郑敏的英译诗，分别是由澳大利亚汉学家杜博妮（Bonnie S.McDougall）翻译的《茧》（Silkworms），由张明晖翻译的《希望与失望》（Hope and Dashed Hope）和《云鬟照春（清代画家吴毂祥的一幅仕女画）》（A Cloud of Hair Gleaming in Spring，Wu Guxiang’s ‘Portrait of a Lady’, Qing Dynasty）。这3 首诗是郑敏在新时期复出诗坛的新作。在本部诗集中，张明晖对郑敏做了专门的介绍，提及她在1943年到布朗大学攻读英美文学研究生，但这个时间有误，应是1949年。张明晖曾于1985年夏天回到中国访问，收集大陆女性诗歌方面的资料，特地拜访了郑敏、陈敬容、舒婷等女诗人。2009年，张明晖主编出版的《20 世纪中国女性诗歌选集》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Women's Poetry: An Anthology，New York: M.E.Sharp），是她主编的前一本诗集的扩展版，收录了从新诗萌发到当代的40 位中国女诗人（包括台湾）的245 首诗作，并对每位女诗人做了精炼的介绍，比较全面地展示了20 世纪中国女性诗歌的历史与现状。本选集除了对经典诗歌的译介外，还翻译了80年代之后的一些新人新作，这次收入了郑敏的8 首英译诗：《音乐》（Music，1940s）、《云鬟照春（清代画家吴毂祥的一幅仕女画）》（A Cloud of Hair Gleaming in Spring，Wu Guxiang’s ‘Portrait of a Lady’, Qing Dynasty, 1984）、《童年》（Childhood，1993）、《我从来没有见过你》（I’ve Never Seen You，1993）、《心中的声音》（The Heart’s Voice, 1993）、《戴项链的女人》（The Woman with a Necklace, 1984）、《一株辩证之树》 （The World of Heraclitus: A Tree of Dialectics, 1970s）、《当你看到和想到》（When You See and Think, 1993）。除了《音乐》属于40年代的郑敏早期诗作外，其余7 首皆写于80—90年代，从其诗集《寻觅集》、《早晨，我在雨里采花》中选出。在评价郑敏的创作特点时，张明晖指出： “郑敏对中国传统女性的复杂态度是变化的，甚至有点刺耳，令人感到不安：女性被认为是父权压迫的受害者，但她们也是心甘情愿地屈服于这个压迫者。无论郑敏的诗歌创作质量是否始终如一地获得成功，但她拓宽了中国女性诗歌和中国现代诗歌的总体范围，其贡献引人瞩目。”第三位大力译介中国现代诗歌的是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比较文学系系主任、诗人与批评家叶维廉（Wai-Lim Yip），他在《我和三四十年代的血缘关系》（1977）中追溯了自己与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承接关系，尤其是受到了辛笛诗歌的启发与影响。1992年叶维廉主编《防空洞里的抒情诗：现代中国诗歌1930—1950》（Lyrics From Shelters: Modern Chinese Poetry 1930-1950，New York: Garland），收入了18 位诗人的100 首诗，“九叶派”（The Group of Nine Leaves）诗人刚好占据了半壁江山，其中有郑敏的英译诗10 首（占这部诗选的十分之一），是从 《诗集：1942—1947》中选出的《晚会》（Meeting at Night）、《冬日下午》（An Afternoon in Winter）、《金黄的稻束》（Golden Sheaves）、《音乐》（Music）、《怅怅》（Sadness）、《Renoir 少女的画像》（Renoir’s Portrait of a Girl）、《秘密》（Secret）、《树林》（Forest）、《村落的早春》（A Village: Early Spring）、《寂寞》（Loneliness）。前5 首的译者是梁秉均（Leung Pingkwan，笔名也斯，1949—2013），后5 首的译者是叶维廉。在本书的绪言中，叶维廉聚焦“为什么在30—40年代的中国诗坛会出现现代主义”这个问题，其见解对英语世界的读者理解中国现代诗歌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他认为1930—1950年代中国现代诗歌非完全受西方诗歌影响，也受到了当时的党派和政治观点左右。诗人们在战争时期的创作体现了他们在技巧和内容上的独创，呈现了民族意识和外来意识形态的对话，是吸纳借鉴与自我创作的结合。在介绍郑敏的创作特点时，叶维廉指出：“冯至、卞之琳、辛笛、郑敏和杜运燮都强调诗中的这种恍惚状态，或把客体作为沉思对象，以此揭示眼前浮现的事物的自然特质。……这种出现在郑敏的诗歌（如《寂寞》）中的凝神观照状态，以及对观照对象的内心独白，都揭示了诗人沉溺于冥想内省的意识。”他认同郑敏的诗歌观：“对于郑敏而言，诗歌是文化的塔尖。没有诗歌，一切文化都只不过是失落的、缺乏灵魂的乌合之群。我们写诗，是为了抵抗人的物化，抵抗灵魂的流失。”80年代初，叶维廉频繁穿行于北京、香港与美国之间，访问大陆诗人，与郑敏取得了联系，这开启了他们之间长期的合作与交流。1985年叶维廉特地邀请郑敏到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做访问教授，给美国大学生讲授中国新诗，促进了中美诗人之间的密切交流。第四位是来自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东亚系的华裔学者、批评家奚密（Michelle Yeh），1992年她主编的《中国现代诗歌选集》（Anthology of Modern Chinese Poetry，Yale University Press）收入了66 位诗人的378 首诗歌。这个诗集按照时间排列，根据流派分类，附有诗人小传，收入郑敏早期的3 首英译诗：《晚会》（Encounter at Night）、《读Selige Sehnsucht 之后》（After Reading Selige Sehnsucht）、《树》（Tree）。奚密在其专著《现代汉诗：1917年以来的理论与实践》（Modern Chinese Poetry: Theory and Practice Since 1917，1991）中指出：“诗歌是一个自足自立、有自己标准的审美客体，这种信念在盎格鲁—美国现代主义的引进中得到了强化。20 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诗人，包括卞之琳、施蛰存、袁可嘉、穆旦、郑敏、杜运燮等，都引介艾略特、奥登、理查兹、燕卜逊等现代主义经典，他们把诗歌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奚密从历时与共时的背景中考察现代汉诗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渊源。曾经就读于哲学系与外语系的郑敏在气质上与讲究智性与经验的现代主义十分契合，她善于吸收其中的养分，脱颖而出，持续写作，成为中国诗歌从现代主义走向后现代主义的参与者与见证者。除了以上提及的几位开拓者，还有一些学者、译者热心致力于中国现代诗歌在海外的译介与传播工作。1987年，庞秉均（南开大学）、闵福德（John Minford，新西兰奥克兰大学汉学家）、高尔登（Sedn Golden，西班牙巴塞罗那自治大学）共同编译的汉英对照《中国现代诗100 首》（100 Modern Chinese Poems）在香港出版，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与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合作，引入版权，于1993年在大陆再版，收录了刘大白、胡适、郭沫若、徐志摩、王独清、朱自清、闻一多、冰心、北岛、芒克、顾城、舒婷等51 位诗人的100 首诗作，尤其是囊括了朦胧派、九叶派、台湾现代诗，由于收入的人数众多，这个诗集只翻译了郑敏写于1947年的1 首诗《生的美：痛苦、斗争、忍受》（The Beauty of Life: Agony, Strife, Endurance），诗集后附有诗人的英文简介。这个译本主要得益于香港中文大学翻译中心的译介工作。1990年，美国诗人兼翻译家爱德华·莫兰（Edward Morin）主编《红杜鹃：中国文革后的诗歌选集》（Red Azaleas: Chinese Poetry since the Cultural Revolution，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出版，译者包括爱德华·莫兰（Edward Moran）、戴方（Fang Dai）、丹尼斯·丁 （Dennis Ding），这个选集比较新，收录了1978—1986年间五代诗人在文革之后发表的诗作，复出的“老一辈诗人”选择了艾青、郑敏、蔡其矫、流沙河等4 位，郑敏的3 首英译诗分别是《修墙》（Repairing the Wall）、《珍珠》（Pearls）、《母亲的心在秋天》（A Mother’s Heart in Autumn）均出自郑敏的《寻觅集》，编译者还提供了郑敏的生平与创作背景。可见，郑敏作为承接40年代与80年代的老一辈复出诗人，是文坛新旧交接时期的一位重要的承传者，此时她虽然是七旬高龄，却文思不绝，佳作迭出。1993年，由徐慎贵编、张明晖等译的汉英对照《我爱你：中国当代女诗人诗选》（I love you:Anthology of A Contemporary Chinese Women Poetry）由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作为“熊猫丛书”之一在海内外发行，它共收入36 位女诗人的诗歌111 首，是张明晖主编的英译本《红色平原上的女性—中国当代女诗人诗集》的再版，只是加上了中文原诗。这个双语诗集收入的3 首郑敏英译诗《茧》（Silkworms）、《希望与失望》（Hope and Dashed Hope）、《云鬟照春》（A Cloud of Hair Gleaming in Spring）沿用了张明晖的英译本。大陆英文版杂志《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自1951年创刊以来，成为中国向海外译介、发行的唯一官方英语期刊，后来还成立了中国文学出版社，自1981年开始，推出系列“熊猫丛书”，将中国当代文学以英语和法语二种语言向海外150 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传播。《中国文学》1994年第4 期（冬季）刊载了胡士光（Hu Shiguang)翻译的6 首郑敏英译诗：《金黄的稻束》（Golden Sheaves of Rice）、《门》(The Door)、《渴望：一只雄狮》(Thirst: A Lion)、《抗议》(A Protest)、《破壳》(Breaking Through the Eggshell)、《章鱼》(The Octopus)，并附有美籍华人王池英（Wang Chiying）英译郑敏的短篇自传《闷葫芦之旅》(Journey in a Labyrinth)。除了《金黄的稻束》，其余5 首都是郑敏在80年代之后的新诗，选自《寻觅集》与《心象》。不难看出，自90年代以来，大陆的翻译界逐渐主动译介当代作家的作品，以郑敏为代表的现代主义风格的诗人也成为了被译介的诗人之一，这改变了此前是由外国译者与出版社占主导地位的翻译与传播局面，显示了中国当代文学走向世界、走向海外的理想与雄心。1995年，刘绍铭(Joseph S.M.Lau)与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主编的《哥伦比亚现代中国文学作品选集》（The Columbia Antholog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年修订）隆重推出，本选集的第四部分“1918—1949年”）隆重推出，本年诗歌”收录徐志摩、闻一多、李金发、冯至、戴望舒、卞之琳、艾青、何其芳、郑敏共9 位诗人的22 首诗歌，选录了郑敏早期的两首诗《一瞥》（A Glance）和《荷花》（The Lotus Flower），使用的是许芥昱的译文。这个选集成为英语世界中国现代文学的大学经典教材，亦可视为郑敏被经典化的标识，她成为被世界文学界认可的现代经典作家之一，作为女性诗人一枝独秀，超出了冰心在世界文学中地位。1979年，荷兰莱顿大学汉学家、诗人汉乐逸（Lloyd Haft）特地到在北京访问时特地拜访了郑敏，就外国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以及中国十四行诗等问题向她请教，两人成为至交。汉乐逸在其主编的诗歌卷《中国文学简介：1900—1949》诗歌卷（A Selective Guide to Chinese Literature 1900-1949，1989）中指出郑敏诗歌采用了自由诗、半商籁体、全商籁体的形式，“也许这显露了冯至对这一形式在汉语中的成功应用的影响。”郑敏的后期诗歌则展示了“包括美国二战以后诗歌在内的技术影响更为广泛的领域。然而，从主题上来说，其前后诗歌有着更多的连续性。”汉乐逸以研究中国现代诗歌见长，他在2000年的专著《中文十四行诗：形式的意味》（The Chinese sonnet, meaning of a Form）中，把郑敏发表于1991年的十四行组诗《诗人与死》共19 首全部译为英语，并作出高度评价：“这一作品与现代中国诗歌中‘组诗’这个诗歌类型的关系，它超越了十四行诗的形式局限，表现出与大多数中国古典诗歌具有明显的平行关系。……与‘诗人’相呼应的是中国诗人的命运主题，或者说是新中国知识分子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命运主题。”汉乐逸的英译诗《诗人与死》难度较大，需要处理中文十四行诗体转换为英语十四行诗体过程中的特殊形式与音韵、节奏的关系。汉乐逸是向英语文学界介绍冯至、卞之琳、郑敏等中国现代诗人的汉学家之一，尤其对中文十四行诗歌的研究富有卓见。2005年，屠岸主编的中英对照《郑敏短诗选》（Selected Poems of Zheng Min）, 作为“夕照诗丛系列”之一，由香港银河出版社出版。这本诗选收录了汉乐逸的英译诗《诗人与死》，其余为米歇尔（Michael）和冯索（Suo Fung，音译）的英译诗10 首：《流血的令箭花》（The Bleeding Cactus）、《心中的声音》(Voice of My Heart)、《发生在四月昏暗的黄昏》(It happened on A Dark Evening in April)、《我从来没有见过你》(I Have Never Seen You)、《如有你在我身边》(Were You by My Side)、《狭长的西窗》(The West Windows, Long and Narrow)、《魔术师掌上的鸽子》(A Dove on a Magician’s Palm)、《深秋的林地》(Forest in Late Autumn)、《海底的石像》(Stone Statues at the Bottom of the Sea)、《黎明》(Dawn)。这是迄今为止出版的郑敏诗歌的唯一的汉英双语单行本。此外是日本汉学家秋吉久纪夫（1930—）在1999年日本本土美术社出版的日语版《郑敏诗集》，收录郑敏诗的日译本108 首，并附有郑敏的序言、译者的评论、访谈录和编年。半个多世纪以来，作为承接40年代（现代主义）与80年代（后现代主义）二个时期的女诗人，郑敏的诗歌地位逐渐得到认可与巩固，其代表作逐渐翻译成以英语为主的多语种（也包括法语、日语、韩语、瑞典语等），选入海外重要的中国现代诗歌合集、中国女性诗集或中国文学作品选集，并出版了英汉双语本、日语单行本。郑敏的名字出现在各种中国现代诗歌史、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论著中，得到了恰当而积极的评价，其诗歌地位得到提升；此外，以郑敏为代表的中国现代女性知识分子的独立形象，也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另类”的可能。
二、20 世纪70 — 80年代：郑敏在学界的评价与定位
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1981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出版诗集《九叶集》，“九叶派”复出，学术界重新认识20 世纪40年代以穆旦、郑敏、袁可嘉为代表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流派。1980年，留美后返港的学者钟玲发表《灵敏的感触—评郑敏的诗》(载香港《八方》1980年9月第3 辑)，提及她如何发现郑敏的一段经历：“1971年，美国诗人Kenneth Rexroth（王红公）与我合作，英译一本中国历代女诗人集。搜集资料的时候，我由美国的图书馆里，找到了抗战时期崛起的女诗人郑敏的作品，即1949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的版本。当时我惊喜交集。喜的是，在海外竟能找到这三十多年前的版本；惊的是，这么出色的诗人，我在台湾由小学念完大学，居然听都没听过她的大名。我们把郑敏与冰心、白薇，及台湾女诗人林泠、夐红等的诗，都译成英文，收在那本集子里。”钟玲高度评价郑敏：“她诗中感触的空间和层次，不是静态的，也非用于平铺直叙的方式表达，而是倏然的，跃动的，常有意想不到的转折，带着读者跃入一个全新的境界。”郑敏之所以能够进入钟玲的视野中，这与钟玲作为女诗人、译者和学者的身份有关，她不仅特别关注、译介中国现代女诗人的作品，同时也敏锐地把握了她们的写作特点，善于在中国诗歌传统的谱系中，确立各自的文学地位与诗歌特色。在70年代中美文化隔绝的冷战时期，她对郑敏的挖掘与认知无疑是深刻而超前的，也可以看出“墙内开花墙外香”的不同审美取向。香港学者、作家陈德锦于1982年发表《折叶看脉纹—论〈九叶集〉里郑敏的诗》，认为郑敏是“有个人的创作风格，独抒己意的诗作者”，但他同时指出郑敏早期诗存在的不足之处，如 “先有基本概念而再赋以形象描述”“思想深度不够而流于清浅浮滑”，在语言方面有过度欧化的弊病。这个评价比较客观而中肯，郑敏后来也指出自己早期创作中存在的败笔，如过度说教。
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与深圳接壤的香港成为成为译介与传播中国当代诗歌的特殊城市。比起内地，香港更具有接受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文学环境，出版市场更为宽松自由。1984年11月，《八叶集》由香港三联书店、《秋水》（美国）杂志社联合出版，收录了九叶派诗人中的八位诗人（除了曹辛之）写于50—80年代的诗作，刊登了郑敏写于1979—1981年间发表和未发表的中文诗22 首。这个诗集展示了复出的八位诗人的新作。此后，郑敏多次应邀参加在香港举办的各种文学活动，与香港诗人建立密切关系，同时也体验这个国际都市带来的文化多元性与开放性。1990年10月—1991年1月，应叶维廉教授之邀，郑敏赴香港中文大学讲授“中国新诗史”。旅居香港期间，郑敏写诗《海底的石像》《有什么能隔开》《黎明》；撰文《知其不可而为之：德里达寻找自由》。1990年12月1日，她参加了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文学史研讨会，以《两种文学史观：玄学的和解构的》为题发言，此后该文发表在香港杂志《二十一世纪》1991年第3 期；此外，她还发表了《自由与深渊：德里达的两难》（载《二十一世纪》1991年第4 期）、《评论之评论—谈朱大可的“迷津”》（载《二十一世纪》1991年第17 期）；《诗和生命》（载《香港文学》1991 第6 期）。显然，香港成为了郑敏讲学、参会、创作与交流的重要地方，她不仅在这里讲授自己的解构诗学观，在香港的文学期刊上发表作品，也通过与香港学者、读者的直面交流，促进了海外华人对大陆当代诗歌的深入了解，成为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当代诗人。值得一提的是，郑敏与叶维廉、也斯的诗歌情谊很深。也斯（原名梁秉均）曾师从叶维廉教授，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比较文学攻读博士学位，后在香港岭南大学任教。其1984年完成的博士论文《异议的美学：1936—1949年间的中国现代主义诗人研究》（Aesthetics of Opposition: A Study of the Modernist Generation of Chinese Poets, 1936—1949）从审美的现代性 （Aesthetic Modernity）、实践、模式、抒情、语言艺术等多个方面，探讨了20 世纪40年代穆旦、郑敏、陈敬容等创作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特色。在《中国诗歌的文学现代性》（Literary Modernity in Chinese Poetry）中，他指出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在20 世纪30—40年代涌现，有两个中心，一个中心是围绕上海施蛰存主编的《现代》杂志（1932—1935）和戴望舒主编的《新诗》 （1936）而逐渐形成的“现代派”（如邵洵美、戴望舒、卞之琳、孙大雨、梁宗岱、冯至），另一个中心是位于昆明的“西南联大诗群”：“受到西南联合大学气氛的熏染，涌现了郑敏、穆旦、杜运燮、袁可嘉等一批学生诗人，他们在40年代中期建立起自己作为诗人与批评家的地位……在此期间表现活跃。”改革开放后，大陆与香港学人交往甚多，1987年冬，在香港召开的中国当代文学会议上，郑敏与也斯相识，此后他们成为忘年交。郑敏专门写了一篇评论《梁秉均的诗》（载《香港文学》1989年第4 期），她对这位后辈作出了极高的评价：“也斯的诗让我觉得丰富而不造作，具体而意味无穷，有形而无形。”1991年7月，香港突破出版社出版了郑敏的诗集《早晨，我在雨里采花》，收录73 首诗歌。也斯为之作序《沉重的抒情诗—谈郑敏诗的艺术》，评价道：“郑敏这种现代抒情诗的一个特色是它的绘画性，这不仅是指她有以绘画为题材的作品，也指她视觉性强、描画性丰富的特色，也概指她擅以具体形象去体会心情和哲理的表现。”“如果说画是代表纯粹的视觉，音乐是叙事和言语的动作，郑敏的抒情诗实在是两者的结合。”也斯对郑敏现代诗的多种艺术形式综合的特质把握得非常准确，这包括丰富的视觉性意象，寓于感性中的哲理，诗与画、与音乐的交融，等等。概言之，在叶维廉、也斯、钟玲、奚密等诗人与批评家眼中，郑敏是一个他们既可以回望、又可以触摸的现代汉诗的历史谱系中的关键人物，其持续绵长的生命力与创造力也是中国现代诗歌充满希望之所在。在国内，1993年出版了现代文学史家唐弢主编的英译本《中国现代文学史》（Tang Tao ed.，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这是一本很有分量的论著。在本书第11 章“抗战期间的文学（Literature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中，作者介绍了《诗创作》与《中国新诗》两个期刊聚集的年轻诗人群体，即后来命名的“九叶派”：“每个人都有他或她自己的风格，但他们都相互回应。他们都反对‘夸大其词的宣传主义’，同时强调基于中国形式的审美主义 （Chinese-styled aestheticism）。他们吸收了西方现代诗歌的技巧，丰富发展了新诗。面对着压迫，诗人们勇敢地站在人们的一边，表达他们的反抗。”在评论郑敏与陈敬容二位女诗人时，作者写道：“在《春》中，郑敏‘听见春’从‘枯枝上的几片新叶’上升，‘它好像一幅展开的轴画……又像一个乐曲’。””这指出了郑敏诗歌的通感特色：把音乐、绘画、舞蹈融汇在对意象的展开之中，这些具有象征意味的诗歌表达了一个时代从黑暗中破土而出的希望与憧憬：“她们的诗歌是清澈的，生动的，新鲜而美丽，抒发着她们对人民的爱国主义情怀与同情心。”1994年，中国现代文学馆(The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rchives) 主编的英语版《中国现代作家大辞典》（A Biography Dictionary of Modern Chinese Writers,Beijing: New World Press），收录了有关郑敏的英语简介，这个词典同样也是对中国现代作家的一个经典化的综合与记录。在英国，1997年出版了汉学家杜博妮（Bonnie S.McDougall）与雷金庆（Kam Louie）撰写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The Literature of China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这本书对1900—1989年的各种文学类型进行了论述，其中对“九叶派”有比较详细的介绍与评价。在讨论郑敏时，本书作者认为：“像她之前的郭沫若和之后的杨炼一样，郑敏是极少数试图探究中国文化的全方位图景的诗人之一，虽然她的图景更为克制。”这本材料丰富、不乏卓见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为中国现代文学在英语世界的传播起了很好的效果。2004年，比利时的一位诗歌译者伊歌（Lege van Walle）就读于莱顿大学东亚系，是汉学家安乐逸的研究生，她在论文《形式 · 意象 · 主题—郑敏与里尔克的诗学亲缘》（载《诗探索》2006年第1 期，赵璕译）中，指出：“在（40年代）这样的气氛中，郑敏所写的有专门技术的作品则展示了她对西方—尤其是德国文学与哲学—和中国成分的综合。这引导她在一种其他中国诗人从未涉及过的、宽阔的世界背景中进行其哲理抒情诗的创作。”此文具体讨论了郑敏诗歌与奥地利诗人里尔克的密切关系，就诗歌的形式、意象和主题而言，里尔克对郑敏早期的创作有巨大的影响力，如有着明确的形式特征（十四行诗体），哲理化的抒情道路，以一种远距离的方式/方法来描述生活现实而不流露其个人情感，以一种准确的几乎是事务式的观察来处理现实。这表明“在中国现代诗歌发展史上，郑敏的作品有它自己声音和无可置疑的地位。”由此可见，师承关系让年轻的一代学子延续了他们的老师对中国现代诗歌的译介热情，莱顿大学东亚系也成为翻译中国当代诗歌的重镇。美国女记者黛博拉·布鲁诺（Debra Bruno）与郑敏的英语访谈《一位来自中国先锋诗人的追忆》（A Poet From China’s Avant-Garde Looks Back）发表在2012年8月9日《华尔街日报》 （The Wall Street Journal），主要涉及到诗人郑敏对世界保持好奇心，郑敏诗歌与哲学的关系，以及她如何在文革期间不轻易地被彻底卷入到各种政治运动之中，保存了真实的自我，保持了一个知识分子的理智清醒与内心自由等话题。显然这位女记者的访谈与文学批评家的视角不一样，她更多关注诗人郑敏作为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及其在特殊时期的个人经历与生存方式。以上列举的诸种事实表明，英语学界对郑敏诗歌的译介与传播经历了近六十余年的时间跨度，从最初的零星译介到各类文学史的积极评价，从默默无闻到进入教科书或文集的被经典化的过程。这当然与中国现代文学在海外影响力的提升有极大关系，它既得益于当代中外文学交流的世界文学语境，也得益于海外迫切了解中国现代诗人或女性作家的意愿。无论是作为一位思想活跃、特立独行的女诗人、一名中西比较诗学的研究学者与英美现代诗的翻译家，还是作为历经百年沧桑的中国当代知识分子，郑敏的写作历程、个人生活经验与创作硕果，都已成为这个风雨变幻、动荡不安的20 世纪的鲜活见证。在这一点上，郑敏与冰心、杨绛、宗璞、灰娃等几位长寿的女作家一样，其充满顽强的生命力与旺盛的创造力的“祖母形象”，令人敬慕和惊诧。正如郑敏的博士生，现就职于北京师范大学外语学院的章燕教授所言：“中国新诗至今已经走过了百年的历史，在这蜿蜒曲折浩浩荡荡的历史长河中，跃动着无数为新诗的诞生、发展、创新而献身的诗人们，‘九叶派’诗人群便是这条歌唱着的诗之长河中的一湍急流，激荡着新诗的活跃的生命力。它在上世纪40年代便从西来的风中呼吸到新鲜的生命气息，带给新诗活的力量，而在改革开放之后的诗坛又焕发出新的光彩，给新诗的全面革新注入了鲜活的能量。而今，‘九叶’诗人中仅存的一叶，已经百岁的郑敏先生又带着她永不停息的脚步向我们走来，散发着她诗人的灵动和智者的沉稳，把我们从当下带向未来。”
三、以郑敏为例：中国现代诗歌的译介与传播策略
一般而言，中国当代诗人走向世界文坛的路径主要有自我传播、同行传播、机构传播等，通过发表出版、学术研究、翻译与媒介推广，逐渐为人（读者、学者与译者）所知，达到文本化、学术化、经典化的效果。郑敏是一位充满智性与才学的女诗人，也是熟稔英语诗歌的翻译家和善于交往的国际化学者，她始终保持独立自主，个性突出，思想敏锐，在持久的寂寞与孤独中坚守一个诗人的独特思考与写作，是中国百年新诗的参与者与见证者。这些优异的品质使之成为中国当代诗人的中流砥柱之一。郑敏作为诗人、批评家和翻译家的经典地位之确立，与20 世纪中国现代诗歌的起步、发展、转型及其与世界文学的接轨、全球化的语境、中外文化的频繁交流等有密切关联。作为一个值得关注的个案，通过研究她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传播与学术评价，我们可以窥见中国现代诗歌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与传播的有效策略与经验。（1）来自文学界的同行评价：中国现代文学的海外传播得益于富有眼光的翻译家、批评家、学者、汉学家的译介与研究。如果我们对郑敏诗歌英译本的译者、编者、评论者的身份进行考察，不难发现，从事中文诗歌翻译的群体主要由诗人或大学教授构成，如许芥昱、叶维廉、也斯（梁秉均）、钟玲、奚密等都是华裔学者，有些同时也是诗人；汉乐逸、杜博妮、闵福德、伊歌、（日本）秋吉久纪夫等是精通汉语的汉学家或翻译家，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与郑敏有较好的私交，熟悉译介的对象。此外，随着国际女性主义思潮的兴盛以及中国的改革开放，郑敏的女性身份引起了海外女学者和女作家的关注，如张明晖、奚密、钟玲、杜博妮、伊歌等女性研究者都很关注中国现代女性的诗歌写作，郑敏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之一。总之，以上提及的译者、学者、诗人、汉学家大多属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群”“中国诗人朋友圈”，他们往往具有特殊身份（华裔学者、汉学家）、文化角色（诗人、翻译家或学者），都以译介和研究中国现代诗歌为己任，在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的语境中发掘以郑敏为代表的中国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诗歌成就，推动了郑敏之类的现代诗人进入中外诗歌的经典化行列，确立了中国先锋文学的合法性与独特性，其积极的翻译与大胆的评价往往走在了同时期大陆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之前列。这也从另一个方面印证了20 世纪中国现代诗歌的丰富复杂与多元化的趋势，证明了它并非只有一种占据主流的权威之声或单调的意识形态话语，而是有趋于审美化的、具有冒险与探索精神的各种先锋诗歌流派。
（2）诗人的自我传播与国际形象：郑敏是一位具有世界视野的现代知识分子，入选英国 《国际知识分子名人录》和《国际妇女名人录》，其教学、研究与创作构成了相互促进的“三位一体”。郑敏就读于西南联大哲学系，又在布朗大学攻读英国文学，受到了比较严格的哲学与外语训练，学贯中西，思维开放，能言善辩，且性格温和，心性博大，健康长寿，是一位同时代作家中极其罕见的非凡女性。尤其是在80年代之后，郑敏的国际交流频繁。1984年，郑敏应邀首次参加了荷兰鹿特丹举办的“国际诗歌节”（此后她又多次参与这个重要的国际诗歌活动）。1985年9—12月，郑敏应加州大学圣地亚哥比较文学系主任叶维廉的邀请，赴美访问，这是一次收获颇丰的学术交流，因为自1955年回国后，时过30年，郑敏才有第二次机会重返美国，她在大学用英文讲授“中国现代诗歌”课程，同时阅读70年代后的西方后现代诗歌，接触到以法国哲学家德里达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思潮，这开启了她用结构—解构主义的视角来反思20 世纪汉语文化的议题。1986年2—6月，作为美国科学院对华学术交流委员会（CSCPPC）的特邀学者，郑敏再次赴美，访问了哥伦比亚大学、明尼苏达大学阿波利斯分校；并参加了加尼福尼亚举行的中国新诗巡回朗诵演出，获得圣河西(San Jose)“名誉市民”的称号。由于儿子在康奈尔大学任教，此后郑敏多次赴美探亲，居住在伊萨卡，切身体验中西文化之间的碰撞与交汇，写下了一系列域外诗与实验诗。1990年10月—1991年1月，郑敏又赴香港中文大学讲授“中国新诗史”。不难看出，郑敏知识广博，英语交流能力强，能与不同国家的学者、诗人进行对话，善于接受新理论新观点，能言慎思，直言不讳，是一位充满智性与艺术情趣的女性知识分子，具有率真坦诚的人格魅力，赢得了海内外翻译家、批评家、诗人和读者的尊敬与青睐。应该说，作为一位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诗人，郑敏在海内外的自我传播还是非常成功的。
（3）推动多元化的传播媒介：这主要涉及到作家作品及其译本、研究论著的出版，学界举办的各种诗歌奖、网络的媒介传播，等等。无论是来自政府官方、大学机构还是民间团体，对于当代诗歌的多种传播，都以不同的方式激发、推进了海内外诗歌爱好者对中国现代诗歌的了解欲望与阅读热情，让中文现代诗与古典诗一样，慢慢走入了大众的阅读视野，作家的身份与声誉逐渐被文学史经典化，获得学术地位的认可。例如，2000年全国语文高考的阅读试题中出现了郑敏写于40年代的名作《金黄的稻束》，推动了中学生对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了解。以穆旦、郑敏、袁可嘉为代表的中国现代诗歌除了入选中国的各种语文教材，也入选西方权威的教科书（如1995 出版的《哥伦比亚现代中国文学作品选集》），成为世界文学经典。通过主流媒体传播中国当代诗人，让作家及其诗歌走出书斋，是有效的传播渠道之一。有几件重要的文学事件值得提及：2008年郑敏获得了中央电视台新年新诗会授予的“年度推荐诗人奖”，被誉为“中国女性现代性汉诗之母”，在CCTV 现场的诗歌朗诵扩大了了她的影响力。又如，2011年11月20日在美国布朗大学教育董事谭崇义（Chung-I-Tan）教授、华裔学者胡其瑜 （Evelyn Hu-DeHart）教授以及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刘燕教授的筹备下，布朗大学北京校友会专程在清华大学举办了一场“布朗大学校友郑敏的诗歌朗诵会”，郑敏出席现场，畅谈自己与布朗大学的深厚渊源，特地朗诵自己的诗作《流血的令箭荷花》《发生在四月昏暗的黄昏》，她还用英语高歌一曲，这次现场影像 的记录是在布朗大学举办的“写作与记忆：中国年作家论坛”（Writing and Memory: Writers' Symposium for Year of China at Brown University）上展示。半个世纪后，作为布朗大学的硕士生，郑敏在母校获得了崇高的荣誉，见证了中美文化交流的跨世纪历程。
在中国新诗百年之际，2017年10月，北京文艺网（www.artsbj.com）诗人奖组织委员会授予郑敏“2017年度北京文艺网诗人奖”，称之为“东方与西方的女儿”“是一位坚韧的独立思考者”。著名诗人食指亲自为郑敏颁奖，批评家、诗人杨小滨发表了授奖辞：“作为百年新诗的重要诗人，‘九叶诗派’诗人郑敏先生在新诗的历史光谱中占据着特殊的地位，代表了从白话诗出发而历经的中国现代诗向当代诗转换的重要里程碑。……作为一位在东西方文化交界处不倦探索的诗人，郑敏也大量吸收了欧美现代主义写作资源，将‘横的移植’与‘纵的继承’融合在一起，为汉语现代诗的发展树立了典范。”97 岁高寿的郑敏参与了现场颁奖仪式，还发表感言。这些生动形象的媒体视频、诗歌朗诵会，吸引了当代读者对这位百岁女诗人的诗歌产生兴趣，也为处于焦虑中的现代人带来了诗意与安慰。
从郑敏的诗歌译介与传播趋势来看，中国现代诗歌在海外的译介与推广依然面临着诸多挑战，究其原因，存在如下几个方面：
（1）中文诗歌翻译与传播的难度巨大：近二十年中国当代小说的海外翻译呈现繁荣景象 （例如莫言、阎年科、余华、毕飞宇、萧红、王安忆、残雪、姜戎等小说家的作品以多语种译本发行海外），相比之下，中国现代诗歌的外译一直处于边缘地位，属于小众之小众，只有少数诗人、诗评家、汉学家、翻译家、文学史家比较关注中国现代诗歌。这种现象在各国都存在，毕竟诗歌属于精英文学，读者相对有限。同样，在当代世界诗坛中，北岛、顾城、杨炼、多多、翟永明、舒婷、海子、于坚、柏桦、王家新等80年代涌现的年轻诗人受到比较多的关注，而郑敏属于衔接40年代与80年代的过渡诗人，其重要地位是不言而喻的。更为核心的一点是，比起艾青、流沙河、牛汉、穆旦、唐祈、陈敬容等老一代诗人，郑敏从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的转型也是独一无二的现象，她在2000年80 岁高寿之后依然有诗作发表，加之其女性知识分子的身份，这是她得到较多关注、译介与研究的原因之一。当然，这只是相对而言，对于郑敏的诗歌与诗学的翻译与研究依然有待深入。
（2）中国现代诗歌的读者群比较狭小：中国现代诗歌的阅读群非常有限，多为专业学者、翻译家、热爱诗歌的读者，主要传播路径是通过诗刊杂志（包括网络诗歌推广、各类诗歌奖）、诗集出版与中国文学史的介绍，以及在大学教程中设置现代诗歌课程。中国现代诗歌在文学研究界依然处于边缘与小众的有限范围，译本在海内外的销量极少，多数存于大学图书馆，仅供少数人阅读或研究。其结果就是除了某些研究专家和诗歌读者外，普通大众对20 世纪以来的中国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诗歌的了解非常浅显，尤其对于像郑敏这类偏向哲理沉思写作（而非浪漫情感类）的老一辈诗人知之甚少。也就是说，诗人的写作风格与主题也决定了其诗歌的接受范围，越是先锋类、创新型诗人，在理解、翻译、接受与传播方面遇到的阻力越大。但其在世界诗歌史中反而容易得到肯定与接纳。在某些方面，海外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评价与国内的学术研究和评价有时候呈现反向的状态，这种现象令人反思。（3）中国诗歌的传播渠道非常有限：中国当代诗歌的译介得到了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些翻译家、汉学家、批评家的极大推动，尤其是西方汉学家、华裔学者或诗人的个人译介与研究，但这主要是某个人的单打独斗或几个人的合作成果，在编选翻译诗歌时，译者往往根据个人的趣味进行零散的译介，缺乏系统性与全面性，无法呈现诗人的全貌。毕竟翻译与研究当代诗歌的工作显得繁琐而艰难，何况诗歌翻译中存在着“不可译”的现象，对译者的中英文水平的要求极高，因此，比起小说或其他吸引眼球的通俗文学作品，现代诗歌的翻译与传播效果往往滞后，不太容易获得商业效应与读者追捧，只能成为小范围的专业研究或诗歌爱好者的自娱自乐。
综上所述，相对于现代小说，中国现代诗歌翻译的规模与质量仍处于弱势，缺少高效的公共平台与传播机构、文学翻译团队以及专业出版社的鼎力支持，缺乏对对象国接受者的考量，中文诗歌译者的人才培养更是薄弱。这必然影响中国诗歌的翻译水准、传播范围、传播深度与接受效果。为了改进这种现状，本文从自我传播、他者传播、机构传播与读者传播等几个方面提出以下建议。
（1）提升作家的外语水平与国际交流能力：自我形象与自我传播往往是作家获得某种声誉的最佳途径之一。德国汉学家顾彬（Wolfgang Kubin）一直在倡导，如果中国当代作家能够较好地掌握一门外语，就可以克服语言障碍，直接与国际作家、学者、译者和读者进行面对面的对谈与深入交流，同时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其作品翻译的质量与准确性。像穆旦、郑敏、陈敬容、袁可嘉、叶维廉、也斯、钟玲等诗人同时也是翻译家，精通一门以上的外语；穆旦甚至用英语改写或翻译了自己的诗歌；有些当代诗人也尝试在用双语写作或通过翻译外国诗歌提升自己的世界视野，如北岛、王家新、北塔等，他们都为中国当代诗人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2）发挥文学译者与学者、批评家的作用：汉学家和中国译者双方可以携手合作，取长补短；专家学者的研究有助于促进作家的声誉与地位，发掘年轻作家的潜在价值，加大对诗歌译者的资助（相对于小说而言），建立中西学识深厚的翻译队伍，提升中文诗歌翻译的力度与广度。与此同时，文学史家对现代诗歌的阐释与研究，有助于我们反思历史，展望未来，这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比如，“搜集中国新诗对外关系的史料；总结与推广对外传播关系原理方法；深入考察新诗对外关系个案研究；梳理中国新诗对外传播史；考察中国新诗在域外的传播及影响。”事实上，诗歌翻译家、批评家、专业研究者对于诗人的定位、诗歌的阐释与评价往往起着关键的作用。正如比较文学家达姆罗什（David Damrosch）提出的，翻译文学正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试想一下，如果没有译者与学者们兢兢业业的翻译与研究工作，中国现代诗歌如何可能入选世界文学经典文集，争取文学话语权，并获得一席之位？在一个世界文学走向繁荣的时代，这需要我们做出相应的文学传播对策。
（3）搭建中外翻译的合作与推广平台：不同于传统诗歌译者的单打独斗或个人趣味，在全球化资讯发达的当代，机构性之间的合作成为重要的文学传播媒介。翻译界、学术界、出版界与作者之间可以联合成立“中国当代文学海外译介推广平台”，形成一个相对客观的可持续性的评选机制与出版渠道，采取国内外译者、出版机构多方携手的合作形式，设立固定的出版基金，在网络上进行多语种的文学翻译项目，通过发行的多语种文学杂志、报刊、网络平台、诗人奖、朗诵会等进行中国文学的连续性译介，以生动活泼的方式进行推广。
（4）建立作者、学者与读者的交流机制：文学史家、书评家、杂志报刊、出版社与图书市场的推动对于作家的传播非常重要，这有助于增强中国当代作家的国际影响力，提升中国文学期刊在海外的曝光率和传播力度。我们可以建立便捷的交流机构，鼓励当代作家受聘于大学机构，例如北京师范大学设立了“国际写作中心”（International Writing Center，由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担任该中心的主席、主任，每年邀请代表作家驻校，举办“北京师范大学国际文学论坛”，邀请国内外著名作家、翻译家、汉学家与学者开展主题对话与研讨、讲学或授课；推动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作与批评，打造文学教育、作家培养基地）；鼓励作家参加国际诗歌节和国际书展（签名售书、现场诗歌朗诵、多媒介影像、纪录片、广播电视台主办的“诗歌节” “读书节”）；在书店、文学馆、图书馆、茶馆、酒吧等地方设立“诗人之角”，培养良性循环的作者—学者—读者互动群体，通过大众或普通读书人的自发参与和积极呼应，自然而然地扩大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内外传播效果。简而言之，让诗歌热、读书热、文艺热成为我们日常生活审美化的一部分，让“诗与远方”不再是遥远的梦想。
中国现代文学（诗歌）如何走出去与走进去？”这个提问成为当下讨论的一个热点。有学者指出：“百年来，中国现代诗歌固然是在西方诗学理论的影响下发生发展，但中国独特的汉语美学与文化元素使现代诗歌走出了自己的路，假如说早期中国现代诗歌在英语世界的接受，还是以西方文学理论为参照，存在着较多的误读与误释，那么，随着中国现代诗歌的不断成熟，现代诗歌在英语世界传播与研究的不断深入，西方中心主义的偏见不断削弱，现代诗歌在中国形象塑造以及展示中国现代文学价值方面获得了世界文坛的认可。”这是值得我们肯定的方面。中国现代文学的对外译介与传播意味着文本从一种文化语境向另一种文化语境的语言形态、运转模型和思考观念的根本性转变。因此，文学的翻译与阅读、研究与评价、教育与普及等多渠道的文学传播策略是中国文学走向国际化的前提。尤其是，作为国家的精神灵魂的隐秘体现，诗歌承载着民族语言、文化身份、族群审美意识、个体现实经验等丰富、复杂而独特的内涵，诗人被誉为一个民族的“夜莺”，天才诗人的声音往往充满微妙婉转的个性与独创性。旅美翻译家、作家裘小龙指出：“一种语言文化的独特感性所凸显的，正是在另一种语言文化中所难以真正理解的深层组成部分，因此在诗歌翻译中，不仅仅要凸显，也要在两种语言中融合这种异质，甚至进一步尝试，怎样来构成一种包含着不同语言感性的文本。”因此，中国现代诗歌的翻译任重道远，通过翻译诗歌，我们可让置身于不同文化中的阅读者在跨文化交流的语言深处，找到人类在差异中共享的精神品质和不同语言感性的审美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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