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都有着自己的研究个性与气质，《悖立与整合》显在的特点是把理论沉淀于大量的中西文献阅读与引用中以投射出清晰的思辨性分析。这部专著在理论思辨的向度上所呈现的深度与难度是显而易见的，并且所涉及的关涉诗学之背景的哲学与史学知识量也是相当广博的，然而在中西诗学的宏观背景下，作者把语言论与本体论设置为自己的思考路径，让自己的研究集中且有效地定位于中西文化传统的四种诗学之间，提纲挈领地构建了一个悖立与整合的逻辑体系。
这部专著的体系性构成虽然相当宏大而复杂，但作者能够以其思辨的逻辑力量在这四种诗学之间描绘出一个澄明且通透的理论系谱地图，因此，中西四种诗学之间的互文关系与张力关系被作者阐述得明晰且透彻。
在西方文化传统的本体论上，形而上学诗学和解构主义诗学构成了悖立与冲突，在中国文化传统的本体论上，儒家诗学和道家诗学构成了悖立与冲突；作者在其平行的互文性思考中指出，解构主义诗学与道家诗学作为两脉具有破坏性的逻辑力量，均从语言的角度切向对终极本体的破坏，旨在对各自文化传统中具有中心主义的话语权力形成了解构性的颠覆，即西方的解构主义诗学所颠覆的是形而上学诗学的逻各斯中心主义，而中国的道家诗学所颠覆的则是儒家诗学的经中心主义。
但是在时空的逻辑上，中西诗学传统有着相关的差异性与共同性。
形而上学诗学和解构主义诗学的悖立与冲突是在西方文化传统的历时性上展开的，从语言的古典学分析上，尽管德里达把逻各斯诠释为一个终极的语音幻像，然而两者悖立的冲突最终还是走向了互补的整合，因此哈贝马斯提出要重建形而上学，后形而上学对科学及其工具理性的拒斥，让主体—人得以重新在自我的精神世界拓建信仰安身立命的家园。
儒家诗学与道家诗学的悖立与冲突是在中国文化传统的共时性上展开的，儒家诗学以“六经”为古代文章之祖，在文学批评的向度上求“善”，以追寻伦理的道德理性深度，而道家诗学在对“道”的心斋玄览中，于文学批评的向度上执求审美的体验，企望以静观与坐忘的心理达向身心体道的境界。无论如何，儒道两家诗学在冲突的悖立中最终还是走向了互补的整合，儒家诗学与道家诗学协同于后来融入中国本土的禅宗诗学，共同形成了中国古典诗学文化的整体，这就是元末明初的画家与诗人倪瓒在《良常张先生画像赞》中所总纳的：“据于儒，依于老，逃于禅。”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法国哲学家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逐渐被译入中国汉语学界，后现代主义理论在90年代成为覆盖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界的主流理论。然而一个关键问题在于，当时的解构主义操用者在理论上没有真正地懂得解构主义理论所挑战的标靶是统摄西方本体论哲学传统的逻各斯，结果导致了解构主义在文学批评中的理论误读与误用，解构主义一时成为可以“解构”一切的泛化理论。可以说，杨乃乔在《悖立与整合》一书中把西方的解构主义带入中西诗学传统的汇通性研究中，在理论的本质上，指出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与西方解构主义具有通约关系的理论即是道家诗学。这的确是真知灼见！
在杨乃乔的中西比较诗学理论体系构建中，“逻各斯”“经”与“道”是三个本体范畴。他指出，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最早指出“逻各斯”与“道”是一对平起平坐的本体范畴，可以见诸钱鍾书的《管锥编》，在《老子王弼注一九则·二·一章·“道”与“名”》一章中，钱鍾书对“逻各斯”与“道”的翻译与语源追溯，“确切地把道家诗学的本体范畴—‘道’认同于西方诗学的本体范畴—‘逻各斯’，并自觉不自觉地把‘逻各斯’之‘ratio’与‘oratio’的二重意义赋予了‘道’。”也正是在钱鍾书的启示下，张隆溪在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道与逻各斯：东西方文学诠释学》,这部专著在欧美学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杨乃乔则认为，“逻各斯”与“道”的确是一对本体范畴，然而在中西诗学的本体论生成与发展的轨迹上，较之于“逻各斯”作为统摄形而上学诗学的终极话语权力，其在理论的本质上绝然不同于道家诗学所不可言说的“道”，而可以通约于儒家诗学所崇尚的“经”。《悖立与整合》在中西诗学平行通约的体系性构建上，最大的突破点之一即在于，杨乃乔把儒家诗学沉淀于中国经学思想史与《十三经》及其注疏传统中得以展开思考。在文献的通贯性梳理中，他把“六经”之“经”在理论上论证为一个统摄儒家思想传统及其诗学的本体范畴。的确，西汉古文经学家刘歆在《三统历》中记忆着这样一段重要的表述：“经，元一以统始，易太极之首也。”遗憾的是，这段文献被学界遗忘得太久了，或者没有被后世的学者给予有效的理论诠释。于思考展开的递进逻辑上，《悖立与整合》进行一步陈述了德里达在古典学的语源释义上把“逻各斯”论证为终极语音，指出西方的形而上学诗学与解构主义诗学是在印欧语系下的写音语境中生成与发展的，而中国的儒家诗学与道家诗学是在汉语的写意语境下生成与发展的；道家诗学以无言之“道”而力图解构儒家诗学所崇尚的话语权力—“经”，反对在经典文本上的“立言”，而主张“立意”。在这部专著中，杨乃乔首次提出“经中心主义”这个可以通约于“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术语，同时，也指出儒家诗学的“经中心主义”吻合于汉字以书写使意义出场的文化观念，以提出儒家诗学所崇尚的“书写中心主义”在话语权力上恰然通约于西方形而上学诗学的“语音中心主义”，为此，杨乃乔还进一步论证了两者之间的语言差异性：西方的拼音语言是声音使意义出场，而汉语是书写使意义出场等等。
如果我们能够恰切地进入与把握《悖立与整合》这部专著所构建的宏大理论体系，便可以充分地理解杨乃乔在中西比较诗学理论体系的建构中所深化讨论的以下命题：语言家园的建构与语言家园的“颠覆”，遮蔽的本体与敞开的本体，“立言”与“立意”，写音语境与写意语境，哲人之隐与诗人之隐，视域的融合与意义的让位，圣人之道与自然之道，柏拉图的向日式隐喻与《四库全书总目》的“经，如日中天”，诗言志与隐喻的“磨蚀”，道德理性对审美感性的替换等。总而论之，一如作者在这部专著的终结处所言：“在当下的全球化时代，中西文化的对话与交汇使中国的儒家诗学、道家诗学与西方的形而上学诗学、后现代解构主义诗学，在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文化背景下冲突着、互补着，……西方的后现代文化需要中国的儒家精神，中国的传统文化需要西方的后现代文明。这个多元文化的世界就是这样，在悖立与整合中时时获取崭新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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