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吞布拉克山上有丰富的石棉矿藏。1958年建矿后，从17把铁锹23个人开始逐年增加设备和人员，到20世纪60年代末，已有职工近3000人。石棉开采是热火的，文化生活却是冷清的。60年代末去了百余名大学、中专毕业生，才像一锅凉水烧开了，热腾起来。
那时的学生被称为“臭老九”，参加工作一律要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中专毕业生去山上当矿工，北航大学毕业生去开车，清华大学毕业生去食堂卖饭票。但是，星期天，学生们占领了篮球场;节假日，青年学生在舞台上独领风骚。一条冷清的街上，女生们嬉笑着逛独一无二的商店。不安分的青春与不安分的风沙、还有石棉粉尘搅合成茫崖镇独有的人情市井。
当时石棉矿的娱乐中心，是建成没两年的电影俱乐部，被大家称为“大礼堂”。实际上是设备简陋的影剧院。舞台只有大幕，场里没有座位，落下银幕放电影，卷起银幕演节目。
我接受再教育时间不长，就经过考试当了广播员。一年后当上了电影放映员。那是1970年，电影队由两个师傅增加到5人。
当时石棉矿电影队的技术管理和电影供片，归属位于德令哈的海西州电影管理站（后来改名为电影公司）。由于海西州属于边远地区，电影拷贝抵达时间比省市电影院要晚几个月，有时晚一年以上。而且在接片之前已经放映数十场甚至数百场，胶片已有损坏，甚至缺少多个片段。茫崖石棉矿是边远地区中的边远地区，取到拷贝的时间就更晚，影片的缺损就更多。尽管如此，那也是没看过的新电影，所以石棉矿几千人渴望早看到，我们放映员更是迫不及待。
记得1972年有人从内地城市探亲回到矿区，尤其兴奋地告诉大家，电影《卖花姑娘》太好看了，讲着一些情节就眼泪汪汪。这可成了热门话题。差不多有十几天，问我的人没断过：“《卖花姑娘》啥时来呀？”那急切的神态，跟盼望恋人似的。殊不知，这些天，我们给海西州电影管理站的电话都快打爆了。终于在一年以后接到管理站的通知。电影队马上派我去取片。大约是1973年5月，我乘坐调度室急派的货车去取片。从茫崖石棉矿到德令哈，至少800公里，路况不太好。如果遇上大风沙，还会耽误时间。为了当天抵达德令哈，我们凌晨五点就出发了。司机比我还高兴，一路说笑，快速奔驰。搓板路跟嫉妒似的，让汽车狠狠地上下颠簸，毫不留情。别说我被撞晕了，连司机都撞伤了头。不过我们依然开着玩笑，乐了一路。谁让朝鲜的“卖花姑娘”在等着我们呢。戈壁路实在漫长，到牛鼻子梁食宿站吃午饭已是下午，到大柴旦吃晚饭已是夜里11点。去德令哈只好半夜赶路。
第二天早上，上班之前司机就把我拉到管理站门口，他赶紧去装货。《卖花姑娘》是35毫米影片。管理站的师傅帮我把3个装着电影胶片的方形铁箱（一箱装着4个铁圆盒，一个圆盒里装了一盘电影胶片，一盘胶片可放映9至10分钟）抱到门口等车。我们又开始了愉快的返程。说好了晚上10点赶回石棉矿。我们在车上吃烧饼充饥，途中尽量不停车。真是争分夺秒地狂奔。那时没说“时间就是金钱”，而是“时间就是精神”。是茫崖人的精神所需。
我们按时回矿了。广场上已经挤满了人，坐小木凳、小马扎的，坐地上的，更多的人是站着的。还有不少抱小孩的，一家子都来的，好朋友聚在一起的，黑压压一大片。有人看见我们的车，就一起欢呼：“电影来了！”“卖花姑娘来了！”好多人跑过来帮我抱影片铁盒，还有人送给司机一个大苹果，说着感谢的话。人们主动让出一条道。两台35毫米流动放映机早已架好，银幕早已拉开。两个放映员迅速把影片铁箱打开，拿出12盘影片盒，按顺序摆好，快速装好影片。所有人静默无声，眼睛齐刷刷地望着银幕，就像等待一个庄严的时刻。
电影队长让我回去休息。我哪里肯走。那时年轻，劲头上来不知累。我坐在地上看电影，帮着拿影片。影片里，主人公花妮、顺姬姐妹的悲惨命运，瞎眼妹妹在街头卖唱的情景和那支歌，触动了人性的痛点。我跟着观众哭，整个广场“呜呜”一片。
这部电影，我们在广场免费放映了一场，第二天在大礼堂卖票放映也是场场爆满。人们对电影的热爱达到痴迷的程度，何况这是好看的电影。
在戈壁深处，人们对文艺的渴求，就像得了一种病，急需治疗。电影就是良药之一。
到了1974年，大礼堂安装了座位，从此不在广场放映。入座的人数比站着的人数少了一半，争抢电影票的情景就成为常态。记得有一次印度的《流浪者》放映前，大礼堂门前用铁皮焊接的小小售票房前挤满了人。售票窗口很小，只能容纳两三只手。人们唯恐买不上票，拿着钱的两三只手一起挤进去。我多次看见这种令人心痛的情景。那天也是这样。挤进去一只手的人还争着喊：“五张（电影票）！”“五张！”（规定一人最多买五张）有的抽出来的手已是道道血痕。他们仿佛是铁人，不知痛，举着电影票挥舞着，咧着嘴开心地笑，有的还喊着：“买上了！买上了！”。取票的人就围着他嘻哈着抢票。排在最后不一定能买上票的人真是羡慕嫉妒恨。一个人讥讽买上票的人：“跟叫花子抢钱似的！”这句话像针尖刺痛了我的心，泪水立刻奔涌而出。
一定要多放电影，一定！我下决心。
流动放映的次数也增加了。记得有一次带着《少林寺》去牛鼻子梁食宿站为两个师傅放映。我与小赵两个女性，晚饭后搭车前往。一部机子就有30多斤，还有几个影片铁箱、一个倒片机、两个三脚架、银幕等等。我们从货车上搬上搬下，司机和食宿站师傅都热情帮忙。那天无风，我们把银幕挂在食宿站外面墙上，给他俩（司机有任务开车走了）放映。接着来了一辆车，司机不走了。电影放完了，司机说：“我只看了一半，重新放映吧。”好的！我们从不拒绝。食宿站师傅特别高兴，说：“太好看了！看你们两个姑娘辛苦，没好意思说，就是想再看一遍！”电影还没完，又来了两辆车，两个司机就像遇上了大喜事，停下车大笑着跑来，喊着：“以为回矿上看不成《少林寺》了，憋着一肚子气。没想到今儿个在这里碰上了。好得很啊！”“有福气啊！”我们又从头开始给他们放映。后来，又有开夜车的司机在这里聚集。那天我们放映了一个晚上。那是个夏天，那晚老天心疼大伙，静悄悄没刮风。但是，“早穿皮袄午穿纱”是柴达木戈壁滩温差大的准确描述，夜里跟深秋一样冷。食宿站两个师傅看了一夜的《少林寺》，也陪伴和照顾我们一个晚上。一会儿拿来棉衣，一会儿递来开水，一会儿送来热乎乎的肉夹馍。一个司机开玩笑说：“你呀你呀，对你闺女都没这么好！”
在孤独的食宿站，电影放映员是最受欢迎的人。天亮了，两个师傅很过意不去，让我们赶紧去休息，说房间已经给我们收拾好了。几个回矿的司机为了表示感谢，说把我们拉回去，回家好好睡一觉。大家说着温暖的话，似乎我们就是他们的闺女，其实有的司机跟我们年龄差不多。每次在食宿站都受宠若惊，其实我们带着歉意。在戈壁荒漠，电影，岂止是电影！那是心灵的营养，是精神的填补，还有生活在大城市的人难以体会的痛！
因为还要去其他食宿站，那天我们睡了半天，吃了师傅给我们准备的丰盛的午餐，就搭车出发了。在戈壁路沿途各站放映，搭车太方便了。路过的司机，无论是石棉矿的還是石油局的，或者是大柴旦运输公司的，都热心服务。流动放映辛苦一些，却有更多的感动。
那天临走时，两个师傅分别握着我俩的手，问啥时再来啊？那真挚的渴望的眼神，直刺我的泪腺。我不住地点头。车开了，他俩挥着手，距离很远了，他俩还站在那里挥手。戈壁无垠，又剩下他俩了。孤零零地，渐渐变小，直至消失。我的泪眼里却一直闪现着那两个身影，还有渴望的眼神。
李玉真 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任青海油田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作品散见于国内外报刊、网站，著书9部，好百余篇作品收入《2010中国经典散文》等数十本文集，获各类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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