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信是我在西北师大上学时的学长,我是84级中文系,他高我两届,是82级历史系,在校时并不太认识,来往不多,我们当时还挺热闹的诗社,他也没有参加,真正熟悉起来,是毕业以后的事了,那时他已是甘肃诗界一颗冉冉上升的新星了。我在西安读研时,他带学生来访学考察,我跑去旅馆看他,他正半开玩笑地叮嘱那些纯朴的学生。
我还记得第一次去甘南州府合作的情景。早晨,天刚蒙蒙亮,我在兰州七里河,上了长途班车,一路翻山越岭,经过田野和牧场,成群的牛羊、三三两两的毛驴和狗,还有大片的林区。一条河流始终在车旁奔流,山上的岩石闪耀着金属之光,全车的旅客都已昏昏欲睡,我们也慢慢从黄土高原登上了青藏高原。下午时分,转过一座山,就能看见下面安静的,有些尘土飞扬的小城。刚一下车,我立刻感到充满凉意,有些粗糙的风,在夏天真是少见。我还想,这儿可真远,真有些荒芜啊(那会儿甘南还没有成为现在的旅游热点,单位出差,没人爱来,只能打发一些混不清楚的边缘人员前去,我倒也得以数次来到这里,不但畅游了过去从未到过的草原、喇嘛庙,与朋友欢聚,在充满马圈气息的电影院看武打片,其间牧民们摇晃着长条木椅,爆发出阵阵狂笑,我还在此留下了自己的诗作,后期阿信还在学校给我安排过诗歌讲座)。安顿完公事,就是去找朋友报到了——阿信,还有他的同学、诗人桑子。他们所在的合作民族师范学院(当时还是师专)位于小镇的近郊,要走好一阵子,似乎也要高一些。好像到了这里,就过了三千米海拔线了(对心脏和肺活量似有要求,我四十多岁后再到这里,开始出现气短和失眠的症状)。学校挺新的,条件也还不错,坐在他们的宿舍喝茶,看看周边的风景,我突然觉得这儿也挺好的(现在阿信在此都住了快四十年了)。我们写作的诗歌路数不同,但这一点都不重要,校友加诗友,彼此欣赏,那就是江湖兄弟的情谊了。文学青年消磨时间的方式估计都差不多,喝酒,吃肉,没完没了地聊天,讲笑话,四处闲逛,我们度过了难忘的快乐时光。某年暑假他来我所在的干部学校小住,正好兰州要搞什么中国艺术节,我有个师兄在筹备组,硬是要揽下开幕式解说词的活给我们,他大概想,诗人妙笔生花,这点文案还不是小菜一碟。这也是我和阿信唯一的一次合作,我们还挺重视的,但辛辛苦苦弄了半天交上去,等到盛会开幕,词儿当然有,但不是我们的。看起来,我们不是干这号事儿的人啊,倒也好,以后就再也不碰这种事情了。阿信脾气温和,为人厚道,总是带着微笑,和他相处非常舒服。诗歌反倒谈得并不多,顶多说说诗坛逸事什么的。各自的诗都在那儿放着,作品就是最好的诗论,所以也无须多言。我的第一本诗集出来,最早写评论鼓励的朋友就有阿信。那会儿声名不显,出头不易,还只能发在天水的一家小报纸上。反过来,我可能也是比较早研究阿信的人之一,而且,后来很多人讨论的阿信的若干诗歌品质或者特点,诸如孤独、安静、缓慢、谦逊和感恩等,好像正是本人先总结出来的。写诗的人很多,但能写出自己的地域或境界的诗人很少,阿信就是这少数人之一。他创造出的诗歌的甘南草原(后来他的领土有所扩大,涵盖了西部乃至全国,但都是他特有的笔触和色调),跟我见到和感受到的并不太一样,可能我只是个浮光掠影的匆匆过客,而他已经与这片高地水乳交融了吧。但在这里祖祖辈辈生活的人多了,别的人也并没有写出来呀,况且,即或是写了(我想起同样待在那儿的诗人桑子、扎西才让、敏彦文、李志勇等),也跟他的完全不同。这就是每个诗人自己特别的诗学了。 阿信笔下这个自足的世界,清冷,寂寞,略带忧伤,也饱含温暖和柔情,气质很像我看过的某些俄罗斯小说,特别是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这是情境,也是意境,更是诗人的心境,他要在这里安顿自己,徜徉和休憩,出发并返回,这是他独有的、专属的诗歌家园,非常迷人,吸引着无数的读者,我也时常沉浸并沉醉其中,获得久违的宁静和感动。我忘不了他一首写藏羚羊的诗,“它们从藏身的岩穴出发,踩着草茎,碎石,/薄薄的月光,沿河谷走向库赛湖湖畔。/湖面的反光,路边一丝轻微的风吹草动/都会让它们感到心惊。”真是令人战栗,这不光是那些可怜的动物,也是大部分人类的写照吧!小心翼翼地活着,真不容易啊,我们怎能不彼此珍重?很自然地,阿信那里就成了甘南的诗歌中心,围绕在他身边的年轻人不少。记得有一次我到合作出差,去阿信他们学校玩,碰上一位从山里来的,看上去还很腼腆的小伙子,敲门进来,拿着一本《诗刊》,挺兴奋地跟他们说,他的作品又发表了。我看阿信和桑子的神情都不太自然,有点尴尬,支支吾吾的,拿过来一看,果然,明明标注着是洪烛的诗嘛!小伙子还拿着个大本子,把洪烛发布的作品都粘贴在上面,看来他是把洪烛当作自己的笔名了,就陶醉在自己的幻觉里。哎呀,这可真是有点凄凉。但恐怕阿信他们看他那么真诚,又那么高兴,谁也不忍心揭破他吧。还有一次,一个冒名的诗歌骗子跑到了甘南,主要是蹭吃蹭喝,顺带着也偷点东西之类。阿信给我讲他是怎么识破这个家伙的——晚上他们在看电视,正播中国的小提琴独奏《梁山伯与祝英台》,大家都全神贯注,这小子不知趣,兀自东张西望,说个不停,虽然这人对诗坛还有些了解,掌握着联络图上的很多信息,但对美如此无感,完全绝缘,他当即断定,此人必是骗子。有点道理,我心里暗想,阿信也够天真简单的。甘南的雪下得早,结束得晚,雪天很多。雪天是否更适宜写诗呢?我觉得肯定是的。还有,阿信常年生活在这里,对当地的生活态度耳濡目染。这都成了他诗里独特的底色。但命运的安排谁也不会想到,又过了几年,老实巴交的阿信居然成了学校的领导,上面自有慧眼,他的品行和能力经得起公论。见面发现,阿信作为一位平易近人、没有架子的大学副校长,确实也没有丝毫的违和感。2006 年我调到北京,学校对面,俗称校长大厦,是教育部培训高校领导的专门机构,阿信正好在此学习。好嘛,我又去体验他们的伙食,比方西安羊肉泡馍,做得还真是地道呢。 又是长谈, 看到我的近作,他回去后,还用电脑写出模仿的诗体来唱和调侃。有一年的五一节左右,他来北京,我们在三联书店附近的一个饭馆喝啤酒。还有一次,是在新疆乌鲁木齐的某个酒店,我们因为两场完全不搭界的诗歌活动相遇。当然,工作的变动,并没有影响他的写作。没准他比以前,更需要诗歌的支撑和平衡。诗人,真的是一个特别的种族,其感受方式和表达欲望,构成了很难摆脱的身份和情结,他的热情和乐趣就在这个地方。对诗歌的忠诚终生不渝。职务只是一时,诗歌和诗人才能长久。后来阿信的诗反而更多了。“有人说,马在这个时代是彻底没有用了/牧人也不愿再去牧养它们/而我在想:人不需要的,也许/神还需要/在天空,在高高的云端/我看见它们在那里,我可以把它们一匹匹牵出来”。确实如此,我看到他的诗越来越好,也越来越受到欢迎,各种大奖纷纷收入囊中,这是诗人成熟期自然收获的结果了。
虽然相距遥远,朋友圈交集也不多,但作为青年时代的朋友,心理没有距离,时常还是惦念。如他所说,“我始终对内心保有诗意的人充满敬意”,是的,我们方向不尽相同,但想象并体会这样的旅程,永远有着并肩向前的亲切感,“黑马涂炭,红马披霞,栗色夹杂着雪花。/我们的皮袍兜满风,腰带束紧。/人和马不出声,顶着风,在僵硬的裸原行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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