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 怒
　　“百感交集，却不知从何说起。”说这句话的人叫吴西峰，是一个陌生的读者（他也是写作者吗？我不知道，但应该是），我不认识他；这是他在解析我的一些诗歌作品时写下的。他能说出这番话，并且对“百感交集”的心理状态坦然处之，不为之纠结和恐慌，可见其熟知阅读的某些后现代观念；只有持有这种观念的人才会说出这番话。
　　在拙文《体会与呈现：阅读与写作的方法论》中，谈论读者接受时，我也说过与之类似的话：
　　体会是包括广阔的感觉领域在内的一种欣赏方式。体会的后果是读者接触文本时产生的“快感”。所谓“快感”是指读者文本接受时心理和生理方面的微妙变化，这些变化常常是莫名的、不可言传的，可以像被击了一拳、被摸了一下或被惊了一颤那样直接、突发；可以是狂喜、惊诧、恐怖、反胃、痛苦、虚脱等强烈的反应，也可以是心动、愉悦、熨帖、迷茫、苦涩、忧伤等微弱的反应；可以是其中一种，也可以是多种“快感”的混合。
　　处于无言状态或言语状态的“百感交集”即是读者在文本接受时的审美快感，它是复杂的、纷乱的、难以用既有语言命名和表述出来的非知识性的一类人类感受。在上文接下来的阐述中，我给予了这种感受与古典美学观念不同的界定：
　　显而易见，我此处所言的“快感”是与传统美学的“审美感受”或“审美愉悦”有所不同的。前者是词语间（句子间、句群间）的关系引起的读者非解读性的欢娱，是抛弃意思和理性思索后的读者的反应。而后者却是文学功能性的附庸，更多地源于语言所传递的信息以及对其进行的分类与重组——这样的感受或愉悦是基于理性认识和理解之上的；它是剔除了文本体验后的残渣；或者说，此种意义上的感受即是对丰富复杂的文本体验的篡改与删减。
　　与对体会的界定一样，我是在诗学意义上使用快感一词的，它是集体性的语言事实与个人体验在某一点上的契合。正如体会不是来自理性认识和意义判断，快感也并非来自对意思的追寻及共时产生的社会学意义上的震撼、悲怆等情绪。快感是体会的后果，而不是思索的后果。体会和快感都是对思索的回避与叛逃。
　　故此，“百感交集”中的“感”并非来自对意思的追寻及共时产生的社会学意义上的感悟、震撼、悲怆或愉悦、憎恶或热爱等被理性给予图解和引导的情绪，它总是陷于沉默中，会悄然触动读者最敏感的神经和心底最隐秘的角落，令其心潮起伏，却难以用话语概括和倾诉出来——故而才名之曰“百”感。这个“感”不是“感悟”，而是未被命名或难以命名的“感触”，是未被语言统一化和驯化的那么一种感受。有了“感”，却无法说出，无法用现有的语言描述出来，这是什么样的一种感受呢？它是什么呢？它为何会产生呢？难道不正是被语言忽略的、尚未被语言命名过的人类感受吗？——在此我不将它说成是“人类情感”，只说成是“人类感受”，是因为“情感”一词带有十分浓烈的主体认知的成分，是有倾向的，有选择的，经过人类伦理法则审视和考查过的，而“感受”一词要偏中性一些。这种有“感”却说不出来的现象在生活中随处可遇——在生活中它并不陌生，只是在诗歌中它还是陌生之物。现在，保存和呈现这种状态的作品出现了。当读者在疏离传统阅读习性，不再沉浸于解读带来的所谓“审美愉悦”之后，只有这个仿佛来自四面八方的，由诸多不确定的意谓同声交织的，或来自意识深处的无言状态的“快感”在撞击他。这快感，我们是可以称它为“审美快感”的。在读者对艺术作品的欣赏中，“感”是必须有的，且必须处于相互“交集”的那种缄默中。缺少这“感”，则作品有可能（在读写双方认知、感知同构的前提下）是一个失败的文本，“感”是唤起读者共鸣和“创作”的原动力，它是替代传统型读者“理解性共鸣”的一个新的“共鸣点”。
　　在此我要补充说明的是，这快感虽说并非源自理性的价值判断，不是社会学意义上的震撼、感悟等，但它依然是要归于受群体交往活动影响的人类感知的，而不是纯粹的动物性生理反应，人的心理乃至生理的机能和反应归根结底仍是人类活动的产物，只是这种感知总是混合着诸种不确定的意向、歧义、异见、错觉以及自我对同一性的犹疑和抗拒，常常处于一种互辩的、纷乱的、模糊的、无序的、“失语症”一般的言语化状态。
　　然而，在我的同乡先贤朱光潜先生那里，这种“百感交集”之“感”的“快感”可能是不能被划入审美意义的“美感”范畴的，至少这种“快感”是不纯粹的。在朱先生的名著《无言之美》中，他认为，美感的态度不带意志，所以没有占有欲，美感与实用活动无关，而快感则起于实际要求的满足。他在批评弗洛伊德的艺术观念时说道：
　　弗洛伊德的文艺观还是要纳入享乐主义里去，他自己就常喜欢用“快乐原则”这个名词。在我们看，他的毛病也在把快感和美感混淆，把艺术的需要和实际人生的需要混淆。美感经验的特点在“无所为而为”地观赏形象。在创造或欣赏的一刹那中，我们不能仍然在所表现的情感里过活，一定要站在客位把这种情感当一幅意象去观赏。……弗洛伊德派的学者的错处不在主张文艺常是满足性欲的工具，而在把这种满足认为美感。
　　这种“美感”与“快感”的划分法源于康德的审美的“无功利性”观念，仍然是可归为古典美学的“有机整体”（组织材料以形成一个有意义的形式）与材料的划分法的，它简化了在艺术欣赏时人类纷繁复杂的心理活动，贬低和驱逐了性冲动、无意识在审美活动中的作用，把典雅高尚的“情趣”——这是朱先生在另一本书《诗论》中使用的概念——与世俗的欲望相区分而独独认为前者是审美的；在他眼里，“希腊女神雕像”是要比生活中的“血色鲜丽的姑娘”更具审美价值的，审美是一种高雅的、脱离了低俗趣味的纯粹精神活动。他所说的“曲线美”的“美感”实质上是对抽象的、形而上的“绝对理念”的艺术化阐述。
　　而我所言的“快感”是剔除了人类语言化的感受之后的言语性感受，它是包含着心理和生理两方面的（很多时候，人的心理活动和生理活动很难加以区分），尽管这种“百感交集”之“快感”与弗洛伊德的作为本能和性欲的表现的“快感”不能画等号，但是前者是包括后者在内的，它并不排斥后者的存在。这种快感没有雅俗之分、高低贵贱之分。人类语言化的感受，这些被古典美学视为“审美感受”的东西恰恰不是我所认为的审美感受，它只是一种由集体意志和理性认识拟定或指导的同声表达，是排斥了个人想象力的、对制式化思维及欣赏方式的复述，而言语性感受，即未被驯化因而也难以以语言的方式说出的感受，才是真正的、基于个体自由意义上的“审美感受”。
　　这种持有不在“审美快感”中寻觅意义标识的文本欣赏方式的读者是一种理想读者。但这里同样需要说明的是，不去“寻觅意义标识”并不意味着禁止读者去创造源于己方经验的“意义产品”，以及由这些“意义产品”所建构的阅读感受。前一个“意义标识”是属于作者或由之按照集体性的意义图式注入文本的，后一个“意义产品”则是属于读者私有的，它是读者经验中未被驯化的那一部分言语，该“意义”来自读者自己对世界的阅读及由此形成的体悟，并由它来构成他的写作。
　　我需要这种始终保持着思维的某种未被污染的原始状态，不受语言规约和价值判断所羁绊，在阅读中体味自由，并主动参与文本的意义生产，在语言的沉默之处与作者交换心灵感受的读者。我相信，随着阅读观念的更新和演进，这种读者会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