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姜雯议

　　

　　2018年12月18日，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我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位“洋厂长”——德国人威尔纳·格里希被授予中国改革友谊奖章。这枚奖章不仅记录了沉甸甸的成功历史，也包含着中国人对经验的总结。

一句感慨变厂长

上世纪80年代初，德国巴符州曼海姆市的退休发动机制造专家格里希受邀前往中国，作为首批外国专家组成员，格里希首先前往武汉柴油机厂，展开了为期4个月的考察。

　　武汉柴油机厂曾取得过辉煌的成绩，毛泽东主席专程来到该厂视察新中国生产的首台手扶拖拉机。但日月轮转，这家原本国内最先具备万台农机生产能力的企业，已经跌入谷底，在计划经济的体系中过着得过且过的日子。格里希在考察中发现，工人们缺乏纪律意识，每天上班时间都在聊天。进一步分析数据后，格里希看着生产原料严重浪费以及生产出的低劣产品，怒不可遏：“如果我是厂长，绝不允许这种现象存在！”这句话，辗转传到了武汉市委市政府领导的耳中。

　　各级领导深知武汉柴油机厂的弊病，却未能讨论出合适的整改方案。格里希的一番抱怨让他们灵光一现，为何不聘用这位富有经验的专家做厂长呢？时任武汉市外事办主任丁华曾说：“让外国人当国企的厂长，当年是需要极大勇气的，回头看这绝不是历史的偶然。”正因为邓小平同志在此前说过，“尊重人才的价值，大胆使用外国人才”，武汉市又是全国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城市，格里希才有机会担任厂长。

大刀阔斧显奇迹

上任伊始，格里希就请武汉市领导列席他开的第一个会。会上，格里希把武汉柴油机厂生产的气缸放在了桌上，他开口就说：“如果说质量是产品的生命，那么，清洁度就是气缸的质量以及寿命的关键。”他从气缸中掏出来一把铁砂，毫不客气地说：“请大家看看，这就是我们厂生产的产品。这样的产品，怎么可能符合标准？这根本不是工艺技术的问题，是人们互相包庇、工作疏忽、不负责任的结果！”会议室里一片沉默。

　　接着，格里希免掉了失职的总工程师、检验科长，开始狠抓产品质量，“晚上八九点，这个白发苍苍的老头还在仓库、车间转悠，别人以为他是发货的，实际上是厂长。”格里希强调质量第一，他每天都亲自跑到各个车间里，来回检查。格里希还安排了一批年轻有干劲的技术人员进入质量监督部门，并告诉他们：“质检部门就是厂长的眼睛。”每个人都可以在车间检查任何产品的质量，而且和厂长一样，对于产品有质量否决权，一发现问题，立刻整治责任人。格里希每天都会给这些年轻人上课，帮助他们熟练掌握质检工作的要领。

　　格里希还要求厂里的中层领导必须到生产一线办公，解决生产问题。

　　格里希的一系列举动，激起了一些眷恋旧日松散工作环境的人的抵制。如果格里希在巡视，那些工人都会在工位上假装认真工作，他一转身，工人们就又开始闲聊。格里希痛心疾首，他告诉工人们，自己在厂长的岗位上并没有拿一分钱工资，在华收入只有一些专家费，“你们有人可能认为我是发疯了，不知道享受，天天到车间，累得满身是汗……我已经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了，拼命干，不是为自己，是为了你们，为了你们的老婆孩子！”

　　格里希的举动感染了一批年轻的职工，他们自觉地开始学习，产品质量有了大大提高。1986年，柴油机气缸杂质从5600毫克下降到100毫克以内，主轴承盖废品率从50%降到3%以内，年出口5000台产机，为国家创造外汇利润百万美元。

终究不再遗憾

格里希说：“我不愿把我的知识和技术带到坟墓里去，希望它们能对中国有所贡献，让中国农民花同样的钱,买到更好的农业机械。”他用他的努力改变着武汉柴油机厂的命运，撰写的26万字的企业机构设置和劳动重组方案让人由衷赞叹。

　　1986年，格里希任期结束，获得在华永久居留权。遗憾的是，后来因各种原因，武汉柴油机厂最终从国企中的佼佼者沦落破产。格里希曾数次想回武汉柴油机厂看一看，但是人们用各种理由婉言拒绝，不想让格里希看到这家工厂的窘境。2003年，格里希逝世，次年武汉柴油机厂安置完所有职工。

　　如今，格里希的儿子伯恩特·格里希踏上中国的土地，看到《中国制造2025》计划，他由衷地感慨：“父亲不再有遗憾了。”

　　莫愁 2019年1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