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嘉谟 词  刘雪庵 曲

 

    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
    愁堆解笑眉，泪洒相思带。
    今宵离别后，何日君再来？
    喝完了这杯，请进点小菜。
    人生难得几回醉，不欢更何待？
    （白）来来来，喝完这杯再说吧。
    今宵离别后，何日君再来？

 

    停唱阳关叠，重擎白玉杯。
    殷勤频致语，牢牢抚君怀。
    今宵离别后，何日君再来。
    喝完了这杯，请进点小菜，
    人生难得几回醉，不欢更何待？
    （白）唉，再喝一杯，干了吧。
    今宵离别后，何日君再来？

 

    [赏析]

 

    《何日君再来》的命途多舛，也可算是华语歌曲的经典冤案。1936年，还是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学生的刘雪庵在一次联谊会上即兴创作了一支探戈曲，1938年上海艺华影片公司拍摄歌舞片《三星伴月》选用了这支曲子，而导演方沛霖未经刘雪庵同意，就让编导黄嘉谟填写了歌词，对此刘雪庵极为不满，但碍于朋友情面未公开抗议，却为他将来的坎坷命运埋下伏笔。1939年香港一部抗战电影《孤岛天堂》将《何日君再来》选为插曲(黎莉莉演唱)，描述青年男子参军前与女友依依不舍的情景，歌曲韵味恰到好处，这便使其风靡海内外，也就成为后来褒贬不一的《何日君再来》。其实这支歌在电影中还是很能切合抗日主题的，即使离开其生存的土壤，单独来看歌词，也只是真实地唱出了人生短暂、聚散匆匆的惆怅，无所谓“不健康”，无所谓“消极颓废”。因为面对生命个体的终极悲剧，人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及时建功立业，要么及时行乐。（选择吃斋念佛修来世则不合逻辑，既然今生短暂，来世就算有，也会同样短暂，苦苦修来又能如何？）“人生难得几回醉，不欢更何待？”即如专注于建功立业的雄才大略的曹孟德，也有对酒当歌，偶尔“醉”一回、“欢”一回，更何况在友人伤别时，念及“今宵离别后，何日君再来”，愁怀难释，又何妨举杯痛饮，一醉方休？至今还有人把这样一支人生幽怨之歌判定为“美丽颓废的罂粟花”，如果不说是假正经，至少也是偏颇。其偏颇在于，要求人们始终都须保持社会政治关怀和参与的昂扬斗志，不可有片刻的生命终极关怀的怅惘忧伤，否则就是颓废。当年把曲作者打成右派欺之辱已经被历史证实为荒唐，而如果今天再以“高、大、全”标准来衡量艺术作品，恐怕也应是被历史嘲笑的荒唐。

 

    《何日君再来》，歌词是很有艺术特点的，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但必须是边听邓丽君演唱，边进行艺术感受中的：

 

    一、送别情景的真实再现性

 

    关于送别的壮士之行，所描写的场景，具我所知，当数《史记》中的《荆轲刺秦王》，文中这样写：“至易水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微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为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慷慨羽声，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意思是说，到了易水边上，祭过路神，就要上路。高渐离敲着筑，荆轲随着拍节唱歌，发出了声调悲凉的声音，送行的人都流泪哭泣。（荆轲）又向前唱道：“风潇潇啊易水寒，壮士一去啊不再还！”筑声又发出激愤的声调，送行的人听了，都怒目睁眼，头发都竖了起来。这里描写音乐，不在于摹画乐声，而在于烘托气氛，渲染人物，表现了在场的人们从悲凉到愤激的复杂感情，特别是表现了荆轲舍身赴难，义无反顾的大无畏精神。这是一种以歌送别。

 

    而《何日君再来》，则是以酒送别，你听“喝完了这杯，请进点小菜”的表达友谊的劝酒，你听“人生难得几回醉，不欢更何待”的人生情怀的抒发，你听“（白）来来来，喝完这杯再说吧”的对未来前程的祝福，你再听“今宵离别后，何日君再来”的来日庆功的期盼，无一不是送别情景的再现，且是真实的，感人的。

 

    至于“人生难得几回醉，不欢更何待”的情感，我们可看古今送别诗，它们都程度不同地展现出主体意愿与严酷现实的矛盾，集中体现“欲留不能，欲舍不忍”，以感情的悲剧性冲突和心灵的巨大波荡唤起读者的共鸣、同情与悲悯。举诗为例：

 

    故关衰草遍，离别自堪悲。路出寒云外，人归暮雪时。
    少孤为客早，多难识君迟。掩泪空相向，风尘何处期？（卢纶《送李端》）

 

    此首送别诗是在说，少小孤独，正需亲友抚慰，却过早为客，一可悲也；相识恨晚，当抵掌促膝，朝夕同处，然又临别，欲留不能，二可悲也；适逢衰草暮雪，那堪凄凉时节？三可悲也；别后期聚，却不知相会于何时何地，四可悲也。可见，正是这种主体意愿与客观现实的严重背违导致了作者渐次腾涌的感情冲突，从而使作品染上一层浓郁的悲剧色彩。

 

    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人生难得几回醉，不欢更何待”，其实质也是表达主体意愿与客观现实的严重背违导致了作者渐次腾涌的感情冲突，又战争的严酷而产生的必然的感叹，同样有着浓郁的悲剧色彩。

 

    二、语言表达的典型艺术性

 

    “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愁堆解笑眉，泪洒相思带”和“停唱阳关叠，重擎白玉杯。殷勤频致语，牢牢抚君怀”，有着浓郁的古代诗词的风味。“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是比兴，“停唱阳关叠，重擎白玉杯”，是引典，都是为了抒发情感的。古代送别诗，所选用的物象，一经带着作者的离情别绪入诗，成为“人化的自然”，便构成一种荒寒而悲凉、空廓而沉深的美感形态。如“荆吴相接水为乡，君去春江正渺茫。日暮征帆何处泊？天涯一望断人肠。”（孟浩然《送杜十四之江南》）荆吴相接，春江渺茫，境界廓大而苍凉，包孕着作者无边的离情别绪。后两句在联想中开发意境，在沉挚的“天涯一望”中深化感情，顿使全诗情景浑成一体。再如“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李白《渡荆门送别》），“长江一帆远，落日五湖春”（刘长卿《饯别王十一南游》），“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莫不如此。这些送别诗多从大处、远处和动处着笔进行描写，不仅使人从其空间的无限扩展和延伸产生一种知交远别的失落感，而且给人以“兰舟催发”、“桂轺不驻”的躁动感和忧烦感，从中体味到离别的惆怅与悲伤。《何日君再来》中的“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停唱阳关叠，重擎白玉杯”，与之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而情感抒发，如“以我穷途泣，沾君出塞衣”（陈子良《送别》），“心事同漂泊，生涯共苦辛”（王勃《别薛华》），“知君命不偶，同病亦同忧”（孟浩然《送席大》），“客处不堪别，异乡应共愁”（崔曙《送薛据之宋州》）——客中送客的生活内容加强了离别的悲伤，同病相怜的特殊情境更在恨别中增添了“天涯沦落”的感慨。在这些送别诗里，意愿与现实的矛盾，理想同时运的冲突，如此交相错杂，显现出更加引人注目的悲剧色彩。而《何日君再来》中的“愁堆解笑眉，泪洒相思带”，“殷勤频致语，牢牢抚君怀”又何尝不如此。

 

    但，我们还要说的是，歌词加进说白，这在古代诗词中是少见的，你看那口语的运用，“（白）来来来，喝完这杯再说吧”，还有那层次的递进，“（白）唉，再喝一杯，干了吧”，这种咏叹式的说白，和前面古典化的诗词格调构成对比式的辉映，造成特有的歌词风格。

 

    二、情感抒发的应时共鸣性

 

    纵观古代的送别诗，均写生离的惆怅，尽管“言志抒情”原是中国古代诗歌数千年间积淀而成的一种民族特色，而非独为送别诗所专擅，然而这类诗在抒情方面较其他类属作品却来得更为挚厚、强烈。正如前人所说：“古伤逝惜别之词，一披咏之，愀然欲泪者，其情真也。”（《古汉语修辞学资料汇编》录骚隐居士语）形成这种特点，不是没有缘由。即如送别诗：重团聚、怨别离，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心理。古人说“悲莫悲兮生离别”（《九歌》语），“有别必怨，有怨必盈”（江淹《别赋》），只此一端，就可使人“黯然销魂”，此其一；古代每有行旅，动辄经年累月，别易会难，故而深为“古人所重”（《颜氏家训》语），此其二；或军阀混战，朋党交争，或农民举义，“犯上作乱”，古代社会政治局面的动荡不安，“忧患意识”时常笼罩着封建士人的心灵，以此面对离别，难免产生一种“风尘何处期”的悲观意绪，故而离别更为人们所看重，此其三；隋唐以后，受科举制度的引诱，士人往往远离家园，多方游处，或者科场失利而别图一骋，或名获咎朝延而戴罪远窜，终年行无定所；新交故旧，实难影从，遂每有“浮云”、“流水”之叹，在这种情况下离别，发为诗歌，其情必然真切，此其四。诚如钟嵘所说：“若乃……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妇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归……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诗品序》）证之以诗，则“高楼送客不能醉，寂寂寒江明月心”（王昌龄《笑蓉楼送辛渐二首》之二），“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王维《送元二使安西》），“荆南渭北难相见，莫惜衫襟着酒痕”（岑参《奉送贾侍御使江外》），“世情已逐浮云散，离恨空随江水长”（贾至《巴陵夜别王八员外》）等，无不以感情真切见长。

 

    《何日君再来》，继承古代诗歌的传统，吟出“人生难得几回醉，不欢更何待”，唱出“今宵离别后，何日君再来？”这种情感的抒发，既深得古风，又有送别的应时情感，使人挥泪惜别，表达对人生的终极关怀，更有一种激起人们建功立业的情怀，产生悲壮之感。这不能不说是艺术的效果。

 

    前面我们说这鉴赏须在聆听邓丽君的演唱声中进行的，为什么这样说，到并不是我们对邓丽君有着情有独钟，而是这个“当之无愧地站在二十世纪歌坛之巅，论唱功论才艺论影响，试问神州大地，谁与争锋”的歌后，用她那对爱情的向往、对时光的悲叹、做平凡人的梦想和做歌女的哀伤，把歌曲演绎得尽善尽美，《何日君再来》，确实可作为邓丽君一生的微雕。我们这样来评价，实质上是唤醒人们对人生的终极关怀，这不是颓废，而是一种至美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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