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霞艳

　　我以直觉判断，康坎是喜欢使用书名号的作家。他的引述五花八门，不断地干扰着叙事的走向，像树丫。不对，树丫终归是朝上的。书名号没有固定的方向，每个读者都可以把书名号引向自己。大家知道，钱锺书曾被人戏称“掉书袋”，在他们的时代，知识的获取仍然受阶层的禁锢。今天的情形有所不同，知识已经成为普通物，为更大多数所拥有，即使知识不存在于脑袋里，也存在于我们手边的搜索引擎中。搜索能够将我们带到广袤无垠的神秘莫测的虚拟世界。而且网络世界也并不全然是虚拟的，就像梦，一面通向黑暗和虚无，一面通向日有所思。从知识的繁衍、传播和消化的角度说，人类历史就是一个知识不断向更多大众敞开、流动的过程。知识正在电脑和人脑之间产生前所未有的剧烈的激荡，这也在加速知识的生产。这是移动互联网时代对于文学的重要意义，文学必然要面对印刷文明和智能文明的交锋。黑格尔曾说一个人走不出他的时代，犹如走不出他的皮肤。大时代对个人有具体的规约性。李白活在盛唐，那是骑马乘舟的时代；而小王子的作者是职业飞行员，今天我们乘坐高铁，用5G，快递，一切都在加速。科技的进步改变人类的视野和生活方式，也改变作家对世界的想象和讲述方式。知识生产的速度也在倍增。如果对今天的作家出身进行统计，那么，有个明显的趋势是受过大学教育的作家占比越来越大。这个利弊暂且不论，今天我们被大学教育塑造，大学生活必定会作为成长经验作用于文学创作中，就像童年深深地扎根于乡土文学一样，大学横亘于城市文学中央。

　　2022年，康坎仍是大学生，畅游于知识的海洋，受媒体以及老师、同学推荐书目的包围，这是一个职业阅读的阶段。阅读塑造我们的审美趣味。他的写作既启动了个人的成长经历，也启动了时代的阅读经验，显示了当今时代的特殊性：一方面是对童年、故乡及成长记忆的打捞和淬炼，如《地下酒馆或斗狗场》和《阿德拉商店的招牌》；另一方面是对阅读尤其是西方现代派文化遗产的热情吸收和转化，如《从饥饿艺术家到清源山野人》《奥黛丽魔方》和《麒麟，或消失的劳伦斯》，不断地有西方的符号、人名、空间穿梭在文本中，的确这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就生活在西方文化不断横向传播的过程中，每个人都在不同程度地吸收这种西方文化的横向传播并与自己的本土传统资源进行融合。童年、故乡是几乎所有作家共享而又具独特个性的资源，尤其是今天乡村已经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后者具有时代性，是新时代中国文学在全球化语境中所面临的新问题。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真正建立在流动基础上的全球性知识与文学已经不再仅仅是作为一个产生刺激的他者，而是内化成为我们体验的一部分，被吸收的广义的世界文学已经变成微妙写作的起点。我们不能够说仅仅是那些有形的实际发生的事情才是真实的，而我们所想象的图景和思想意识是不真实的。具有阅读《红楼梦》经验的读者都感觉林黛玉等金陵十二钗是比隔壁邻居更为熟悉的姑娘，类似的典型人物已经定格在我们心里，在我们的思维方式中顽固而倔强地占据一席之地，并形塑我们民族的精神内核。西方，广阔多样的西方也在进行注意力的竞争。康坎这一代比任何前一代都更加明晰地站在新的文化地表上，他们面对更多样甚至更多维的文化资源。

　　我乐意将《从饥饿艺术家到清源山野人》后记中的一段解读为康坎的小说观：

　　我发表了个人见解。前两点不足为奇：一是可以将故事看作完全真实来读，二是当成作者一个冗长繁杂的梦；两者大相径庭，实际是一个意思，适用于绝大多数小说。我想突出的是以下两点：第一，不妨将小说真的看成一篇论文的写作过程；第二，将故事视为一篇阅读笔记或许别有一番趣味。

　　我们会看到，今天的写作者与二十世纪新文学的写作目的不同了，没有“为人生”，没有“引起疗救的注意”，没有对社会问题的揭露，更多的是阅读的碰撞以及自我之谜的衍生物。伴随着翻译对文学的重塑，二十世纪五四时期和八十年代，中国作家经历了两个虚心向西方（主要指欧美）学习的过程，而十七年期间我们深受俄苏文学的影响。大体来说，八十年代先锋文学的兴起使写作资源也发生了位移，卡夫卡、卡尔维诺、博尔赫斯、马尔克斯、福克纳、海明威、加缪等作家取代了巴尔扎克、司汤达等传统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占据上风，成为越来越多的青年一代致敬的对象。康坎既处于这个大潮中，他的阅读必然地受到具有时代性和政治性的世界文学的影响，并反映在他的创作中。

　　卡夫卡的警觉、敏感和忧思让他创作了世界级的经典作品《变形记》。在某种意义上说，《变形记》发现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办公室的“异化”哲学，被权力禁锢着的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枯燥的职场生活会让人的心灵产生异化，让人的想象变形。格列高利变成的甲虫在世界范围内爬行，成为朝九晚五的办公室职员的肖像画。卡夫卡脆弱，他没有勇气在临死前处理自己的遗稿，而是托付给了好友布罗德。这位对卡夫卡怀有深厚感情的朋友背叛了他的遗嘱，不仅没有按照好友卡夫卡的托付将他的遗稿付之一炬，而且尽自己所能将卡夫卡的遗作以及与他的谈话全部整理出版，为卡夫卡的“复活”做出杰出的贡献。他所整理出来的传记成为后世理解卡夫卡的钥匙。经典的传播不仅仅是要考虑经典的生产、流布和接受，还要考虑在这个传播过程中所发生的多文化的差异以及跨界融合。对这个复杂而迷人的过程的反思成为康坎写作的一个契机乃至小说观——“将小说真的看成一篇论文的写作过程”。今天绝大多数写作者均接受完整的大学教育，他们所受的论文训练对小说写作产生的影响不可低估。搜索引擎让知识（包括伪知识）的获取变得十分便捷，组装、拼贴、重组看起来非常简单，但论文写作的基础——学术史梳理过程会让论文写作者在浩瀚的知识海洋面前百感交集，既感到人在历史面前的渺小，在天才面前的卑微，也感到活在人间须臾的可贵以及身为万物灵长的尊严。面对浩瀚的知识海洋，学者大抵是谦逊的，往往缺乏作为一个作家像上帝一般创造世界的大刀阔斧。论文写作训练的不仅是治学方法，也有人生态度和世界观。

　　卡夫卡的文学遗产被康坎作為他《从饥饿艺术家到清源山野人》的引子往下延伸，一个本地的山洞顿时具有了全球意义，与柏拉图古老的洞穴联系起来。人文地理学家段义孚对山、水、森林、海洋、荒漠等自然景观进行分析指出：人类对山的态度在十七世纪发生积极变化，山成为心灵净化的场所；而因怪兽出没和被未知所笼罩的森林曾是童话故事中孩子成长必经的试验场。事实上，在这篇小说里，“我”为了探寻遗物，经历了死而复生的过程。小说的前半部分模拟非虚构作品的叙述方式，赋予此次追寻以严肃的意义，将此次艰苦卓绝的寻觅与金庸武侠小说的奇幻寻宝区别开来。小说细致地展示了“我”一路的所见所闻，如《桃花源记》一般充满东方的神秘色彩，接下来关于“我”在洞穴中的奇遇以及此后的遍体鳞伤和昏迷被救等情节都不足为奇，漂流记、探险记、盗墓记、寻宝记以及荒野求生系列的阅读经验已经相当充分了。小说的新意在于整个故事对卡夫卡遗物的艰难寻找本身勾勒了理论全球化的流动过程。对整个东方来说，我们要继承卡夫卡的遗产并非是一帆风顺的，接受本身还包含着对文化障碍的克服。西方的文化遗产并不那么容易内化为我们的一部分，中西文化一直在不断博弈，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我们对西方的理解也更加透彻，西方也会随之变得及物、具体、多样化。

　　《麒麟，或消失的劳伦斯》和《奥黛丽魔方》两篇小说中均旁涉知识的旅行，一篇是哲学知识的贩卖；另一篇则是文艺理论。作为大学生，康坎正处在饕餮知识的阶段，他借人物之口对自己感兴趣的或影响过自己的作家作品发表看法，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出作家的知识焦虑以及他自身的知识全景图，他正像蜜蜂一样采集，像蜘蛛一样织网。无疑，作为大国公民，我们共享了世界最新的知识生产，而且中西交流专业学者的研究成果显示：在持续近两个世纪的现代转型期，我们对西方的兴趣远远大于西方对中国的兴趣，文化语言也像河流总是从高处流向低处。同时，受众对知识的遴选与接受也具有时代性，我们总是根据自身所处的时代选择自己需要的和自己感兴趣的，我们所吸收的部分也许与作家所传递的部分有巨大的偏差。所谓翻译的“创造性背叛”和评论家或普通读者的误读自有其道理。知识的跨域横向传播本身就包含着差异、遗漏乃至反转。

　　在我们歌颂和谐、优美和理性的时候，康坎将生活的背面翻转过来，他在我们所处的明亮世界发现它隐藏的暗面，地下室像山林中洞穴一样充满着混乱、黑暗、暴力和血腥，这正是人类的非理性的展示场。商店的招牌总是吸人眼球的，给人明晃晃的感觉，然而，在这样的标题下面，“我看见影子和影子的打斗，听见呐喊与嚎啕的交叠，闻到蜡油同鲜血混杂的腥涩，听见刀子和刀子的碰撞，看见刺青与刺青的对决。我感到时间一分一秒、一招一式的缓慢。”（《阿德拉商店的招牌》）我以为这也是康坎写作的一个特点，他总是能够发现与日常生活光滑表面不一致的内里。

　　短篇《地下酒馆或斗狗场》叙述的主体部分是童年残酷的斗狗经验，但作者在叙述形式上下了一些功夫，使得要讲述的这种成长经验获得一个远观的装置。首先是空间的选择——“丙州最南端一所隐秘的小酒馆”，是故事讲述的地点，也是主体故事发生的地点。其次叙事人充当冷静的旁观者，记录由酒馆邂逅的五十多岁的男人以第一人称讲述的故事：他出生在偏僻的小渔村，童年时和妹妹灵儿被隔壁不学无术的阿枪哥哥带去看马戏，而马戏团和阿枪利用这对兄妹骗走了聪明的狗（佳佳），他和妹妹因此亲眼目睹了残酷的斗狗经验。这过于血腥的经验使幼小而纯洁的妹妹灵儿得了谵妄症。十分荒诞的是，讲述故事的“我”却顶替了因故成为孤儿的阿枪的保送名额，所以自己今天能够在大学里当老师，能够成为当年故事的讲述者。狗是被人类驯化得最为成功的动物，具有很高的忠诚度，成为人类的朋友。在乡村，狗几乎是家庭的成员，承担着保护主人安全的功能。但是无论文明程度发展到多高，人类从来没有驯服过自身的兽欲和对邪恶的隐秘的爱好。坐山观虎斗说的就是这种恶趣。斗狗让我想起雷平阳的诗歌《杀狗的五种方法》和余华的短篇《我没有自己的名字》。这两篇作品都显示狗对主人的无限忠诚，我们人类一方面动听地歌颂忠诚，另一方面却残忍地伤害狗。这就是人类的两面性。

　　在小说叙事过程中，叙事人“我”穿插现实酒馆的荒诞和酒对于神经的刺激麻痹。醉酒对现代人而言有时是一种心理需要，让大家可以从无法承受的理性秩序中摆脱出来。这种相互连接让我们意识到，酒和斗狗有某种相通性，人类有追求刺激的本能，这是人类文明难以治愈的非理性。去过罗马的旅行者都会被斗兽场所震撼，贵族对斗兽（奴隶相斗）的喜好却被认为是古罗马文明的象征。每一个巨型的人类文明的标志都包含着血腥、暴力和不平等。这简直是人类文明的悖论。大至罗马的斗兽场，小至乡镇的斗狗场，无论是斗牛、斗蟋蟀，还是赌马赌狗，本质都是嗜血，无论如何进化和教育，人类始终残留着动物性的一面。康坎在短篇小说中敞亮了这一点，而且这几乎也是他写作的一个触发点。

　　《麒麟，或消失的劳伦斯》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是不成熟的，作者试图将两个故事融合为一个：一个是关于劳伦斯如何书写小说的故事，另一个是讲述者在书写过程中发生的插曲。这显示出一个写作新人对写作形式的苦心探寻，但从现在的定稿来看，祖父过世的部分喧宾夺主，让叙事旁逸斜出，不过这部分具有非常浓郁的生活气息，显示了作者较强的生活临摹能力。一个现代的孙子和一个并无血缘关系的前现代的祖父之间的微妙关系，即使死亡也没能让这个孙子感到切己的痛苦。这一点恰恰是具有现代感的，和此前关于死亡的哀悼式书写划清界限。死亡在我们内心引起的波澜不是痛苦而是震惊和思考。死亡提醒我们生命的终点和永久的沉默。至于劳伦斯的部分则显得虎头蛇尾，过于凌乱。对于青年作家，这种形式上的粗疏总是难免的。作者索性借此袒露心迹：“夜晚使人迷醉而白昼令人厌倦，我喜爱不切实际的小说远胜于谨严周密的文字……”天马行空具有难以言传的诱惑，青年多多少少都是由于迷醉自由和厌倦人世的循规蹈矩而将自己托付给文字的。在写作的世界里，心灵可以旁逸斜出，精骛八极。写作本身包含的对话性使它寻求知音，这就积累了关于创作的种种方法和规律。

　　开篇处劳伦斯谈到当代创意写作的训练方法倒是具有积极意义：

　　他说他受邀前往芝加哥大学创意写作训练，并很可能破例以三十多岁的高龄攻读此专业硕士。随后，他热情洋溢地向我介绍了几种训练方法，例如第一个学生先想一个词，在十分钟内写出三四百来字的片段，接着第二个学生随便再想一个词，再写一个片段，要求和前一个相接，由此可以无限串联下去。词语之间互无联系，句子也许支离破碎，片段和片段却能顺接、嵌入、打乱和颠倒。他不时提到几个我有印象却不熟悉的人名或概念，大致从亚里士多德的悲剧讲到康德的审美意象，又从雨果的艺术对照原则讲到巴尔扎克与现实典型，或许还提及了陌生化、黑格尔和批评论（后来我知道那是二十世纪英美文学批评的一个流派）……我感到无聊，却毫无办法。

　　的确，文学起源于游戏，游戏激发我们对生活的兴趣，创意写作在本质上也是一种游戏，像游戏规则一样创意写作的规律亦可摸索。随着创意写作的学院化，这种集思广益的技术训练为可持续进行的职业写作提供了某些诱发写作的途径和训练方法，但是批量训练出来的创意腔和对写作技术的过度推崇正在抹杀文学作品的丰富性和独特性。文学创作当然有技艺的部分，技艺的确是可以通过训练不断完善的，卖油翁“唯手熟尔”的信条早已牢牢地镶嵌在我们心中。但在技艺最高处，是心灵的悟道。杜甫说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行路是风景的收集，阅读是知识的化合。在写作的关节处，我们需要听从直觉的天籁。而直觉的训练与技艺的训练基础可能背道而驰。直觉训练需要的是闲暇和空白，是谛听大自然的风吹草动。创造就是无中生有，是自我对草木、星河、宇宙乃至无限的化学反应。

　　最初的写作往往蕴含着种子的信息，虽然外部环境会作用于种子，阳光风雨的关照对种子的发芽成长十分重要，但是芝麻不会长成西瓜，西瓜也不会长成芝麻。对于作家的成长很重要的部分是发展自我、壮大自我然后抖落自我，就像佛祖悉达多一样既要弃绝人世，又要重新回到滚滚红尘中去反复历练。百炼成钢，文学也是如此。文学是人学，这简单的信条包含着四面八方的信息。总体而言，康坎的写作呈现跨界、跨文体、跨中西的趋向。置身于创意写作盛行和知识“爆炸”的时代，康坎当然得面对这种时代的强势影响，同时更困难的是得训练自己的心灵，让感官系统向广大的人间开放，汲取时代的风霜，經受严冬的考验，酿出自己的蜂蜜。

　　责编：周三顾

　　作品 2023年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