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感，身份的基座
——评安东尼奥·阿尔博斯小说《蒙特费罗》
北京／黎希澈
在小说《蒙特费罗》（原载《作品》2022年第3期）中，“我”是一个没有身份背景的叙述人，关于“我”的全部信息都在对话中展开，“我父亲也很有钱”，“我妈妈是英国人”，然而这些信息并不足以拼凑出“我”的完整身份，“我”仍旧像《暗店街》中的居伊（“居伊”在法语中音似“谁”）一样是一个没有真正姓名的人。
胡安戏谑着称呼福斯蒂诺为浮士德，因“他将灵魂出卖给魔鬼”，而与浮士德同行的胡安与“我”自然就是当代魔鬼梅菲斯特的代言人。在《浮士德》中，浮士德在狱中见到自言自语的玛格丽特：
我完全攥在你的手心里。
只求先让我喂喂这婴儿。
我把它整夜紧抱在怀中，
他们夺走它，还辱骂我，
说什么我已把孩子溺毙。
她发出“身处困厄！完全绝望！长时间凄惨地漂泊在人世，如今却遭逮捕！被当作罪犯关进监牢，受着可怕的折磨啊，这可爱而不幸的姑娘！”的感慨。浮士德咒骂梅菲斯特间接伤害了玛格丽特一家，魔鬼自然毫无悔意，如果不是他拉着浮士德去参加魔鬼大会，玛格丽特或许不会相继经历母亲和孩子的死亡，后又被捕入狱直至陷入癫狂。面对身处厄运的玛格丽特和暴怒之中的浮士德，梅菲斯特的回答是：她又不是第一个！女性的悲剧命运在梅菲斯特眼中完全不值一提。玛格丽特的悲剧命运正是梅菲斯特一手造成的，是他使浮士德看到镜中美人的映像，为沾染情欲的浮士德换上年轻的皮囊；是他为浮士德准备珠宝妆奁，也是他为拉拢纯洁的姑娘设下重重陷阱。梅菲斯特所代表的是对人类悲剧命运毫无悲悯的冷漠与恶，或许冷漠本身就是恶。
在《蒙特费罗》中，“我”毫不在意浮士德的失落、怨愤、哀婉，“我”觉得与男孩滚个床单没有什么大不了，“我”觉得死亡并非悲剧，“生活让人有痛感，但并不悲惨，所谓的悲惨都是人们为它命名的”。“生活本身并不是个悲剧，是我们在以这样的方式去看待它”。“我”是一个主观唯心主义者，一个决心以痛感体验生活真实性的经验主义者。
巴塔耶在《色情》中这样描述痛感：尽管激情预示着莫大的幸福，但是激情首先带来的是混乱和失常。哪怕是幸福的激情也会引发强烈的无序，在能够享受幸福之前，幸福太强烈反而会与其反面，也就是痛苦相近。其本质是将两个存在间持续的不连贯性替换成神奇的连贯性。尽管巴塔耶使用西方传统的二元观将痛苦与幸福对立，所幸他看到在极端情况下痛苦与幸福是无限接近的概念，痛苦在本质上将存在的不连贯性替换为连贯性。“我”的身份构建不是基于能指链与信息的叠加，而是基于对痛苦的体验。“我的眼皮就像砂纸一样硌得我生疼，刺骨的寒风让我的关节也隐隐作痛，臀部尤其疼得厉害。我确实想做些疯狂的事，而且是不计后果那种。冰冷刺骨的海水所带来的疼痛感会消失，它不可能一直这样钻心疼下去。不一会儿，热气就从肚子窜到了胸口。我对自己说太好了，寒冷和疲倦就这样都消失殆尽了。”
“我”的游戏人生态度需要痛感作为存在的重量，正如昆德拉在《不可承受生命之轻》中所说，最沉重的负担压迫着我们，让我们屈服于它，把我们压到地上。但在历代的爱情诗中，女人总渴望承受一个男性身体的重量。于是，最沉重的负担同时也成了最强盛的生命力的影像。负担越重，我们的生命越贴近大地，它就越真切實在。相反，当负担完全缺失，人就会变得比空气还轻，就会飘起来，就会远离大地和地上的生命，人也就只是一个半真的存在，其运动也会变得自由而没有意义。痛感对于“我”而言就是最强盛的生命力的影像，让“我”感到自己贴近大地的真实。梅菲斯特的冷漠正是由于他是一个悬浮于人类世界之外的会飞的魔鬼，他并不受人类社会规则的约束，他为所欲为，为非作歹，又随时可以全身而退，因此他不会与生活在大地之上的人类共情，他的冷漠正是源自他的“轻盈”。痛感让“我”这样一个梅菲斯特般的存在得以感受到人类的鲜活的旺盛的生命与情感。
在小说的结尾，“我”一反常态问胡安是否会与“喜欢”的女孩睡觉，胡安的答案与“我”遇到福斯蒂诺时如出一辙。然而体验过痛感的洗礼和生命的真实后，“我”已不是那个游戏人间的魔鬼梅菲斯特，“我”是从大海中重新诞生的原核细胞。于是“我”痛快而礼貌地拒绝胡安，与其轻盈地漂泊，痛苦地放纵，不如回到家人身边，不如回到大海深处。
小小说语言的折叠之魅
——评蒋冬梅小小说《辉发》《伐木》《不咸山》
山东／张维菊
蒋冬梅的小小说，有着极高的辨识度。她的语言，收则玲珑一握，放则江山万里，极富折叠之魅。
在《辉发》（原载《作品》杂志2022年6期）细微动人的叙述里，男人踩着浪木捕鱼，女人顶着水罐到河边取水，呈现的，是辉发部落的静好岁月，自由追逐的大自在。“男人脸上染着蜜色的光回来了，像一只掉进蜜罐的飞虫”，并由此引出“放偷节”的奇异风俗。随即展开的宏大叙事，关乎部落、国家生死存亡的战争叙事，并没有正面写交战的双方如何攻防、鱼死网破，只说：“大战从傍晚开始，打到月亮升起又落下，厮杀声和哭喊声渐渐止息。”至大战结束：“整个辉发山城安静下来，像一把砍倦了刃的弯刀。”其间的惨烈与哀恸，在折叠的褶皱中愈发刻骨铭心。亡族之恨，儿女私情，人物内心的煎熬，生死抉择的艰难，不着一字，却都在褶皱里，生发出极大张力，给人以强烈的冲击——前文中提到的刻着狼形图案的骨柄尖刀，成为不动声色的伏笔。白音刺死的探子，正是河畔邂逅、林间相逐、放偷节的情人。作为定情信物的骨柄尖刀，凝结成文字的琥珀，血色晶莹，冷艳诡谲。从这枚琥珀里，我们看到了小小说的厚重与辽阔。
《伐木》（原载《作品》杂志2022年6期）伐的是人心、人性。这篇小小说，语言凝练、醇厚，味道十足。“伐木的张宝财死了”，极简的开篇，叫人一下子屏息。“村庄里的每个人，最后都要去山上。人伐树，树为棺，父死子继，以白马搭帮入伙进山伐木，成为一种宿命般的隐喻。伐木人能听到树的疼痛，树的喊叫，树的告别。人与树，人与山惺惺相惜。张小子的懵懂、善良，木帮老大的如刀目光，伐木刘的自私、不地道，迥然各异。木帮老大看穿却没有揭穿的，是被折叠起来的伐木刘的用心，侥幸活命的张小子，看清了人心褶皱里暗藏的杀机，他坐在冻成爬犁状的白马皮上，逃出死地。小小说结尾：“只听见林子里回荡着阵阵雪落声，像磨刀发出的冰冷的声响。”何其冷峻，何其意味深长。
《不咸山》（原载《作品》杂志2022年6期）语言干净、利落，有浓郁的大东北特色，一句老话，引出山的由来、险峻，又连带出一个立志勘界定边、卫国护疆的官吏，一个识大义的猎人。凤山妻儿的惊惧，侧面映衬出长白之深不可测的神秘。钻进饭盆子、命悬一线的一队人马，在指南针和火药成了废料的凶险中，那种惊慌、无措、渴望、绝望之情状被轻轻折叠，只寥寥几句简单对话，“一个声音里带着钢，一个声音里带着铁”，便将刘建封深陷绝境的淡定、坚定，与凤山的大义、厚道勾勒得可爱、传神，人物的血肉、筋骨有了温度与力度，精气神劲道而丰盈起来。目睹倭寇的强抢，凤山愤而举枪，被刘建封拦住。得有多大的胸怀，才能按捺住心头怒火？得有多大的气度，在忍让中默默积蓄力量？这胸怀与气度，被一句“不争一时荣辱”折叠起来，仿若不见，于今更加明晰。蒋冬梅的《大湖》，有着小小说里少有的辽阔，已呈现出非同一般的大气象。《不咸山》结尾，向着险途逆流而上的小船，“像一片树叶，被山川轻揽入怀”。闲闲一笔，将小小说的一叶扁舟划向更辽阔处。
蒋冬梅从地方史志一笔带过，或具有浓郁东北特色的民间故事素材里，打捞出立得住的小小说之核，以独特的语言折叠，收放自如，将人物形象刻画得立体、鲜活、个性鲜明，显示了作家深厚的语言驾驭和谋篇布局能力。小小说语言的折叠之魅，如此动人。
过去、现在和未来，
都是命运给予的馈赠
——简评离离诗歌
新疆／王世虎
诗人离离，是我的乡友，曾两次被评为“甘肃诗歌八骏”，参加诗刊社第29届青春诗会，实力有目共睹。汤养宗曾评论她的诗歌：“离离能用很平实的语气说出心头很深的疼”。这一点我深以为然。
本次刊发在《作品》2022年第6期的诗歌《穿过》《我看见了》等11首诗歌，大致可以归类为对过去生活的回忆、当下生活面临的困境和对未来的思考三类，作者通过朴素的语言、干净的陈述和极致的抒情，记录我们生活中的遭遇、念想和悲叹，读来不免让人心痛，却也浑厚、坚韧、充满坦诚。
回首过去，是对当下写作精神的重建。《穿过》《写信的年代》《影子》三首诗歌是作者对昔日故乡（甘肃通渭）生活的再呈现、再解读和再回味。“火车、老人、针线、信封、邮筒、煤油灯、火盆、玉米棒芯子”等特定意象的应用，瞬间将我们的视角拉回到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北方的农村，那时候的人们生活简朴、清贫，却也充满温暖，这种小小的幸福，曾照亮我儿时的生活。
地上的火盆里，该反复添一点什么
煤块或者玉米棒芯子
或者门口被卷进来的风雪
——《影子》
驻足现在，是内心的关照亦是自省。《有时》《花束》《去海边》《安静的》《一首曲子》《和一群羊在一起》六首诗歌，是我当下生活所面临的困境，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试图寻找什么、发现什么抑或是考量什么，这一切都隐喻在嘈杂而繁冗的现实里，而离离的写作总给人惊喜。
我希望某一天有人不带花来看我
无欲无求，只是为了
想见我最后一面
——《花束》
这样的生活状态在农村本是常态，邻里间互相串门闲聊，而在城市却成为一种奢侈，这些无意义的事件背后，值得人深思。
凝视未来，在平凡中感受真实的风景。《我看见了》和《夜色》两首诗歌，似乎是一种预言，朴实却又充满敬畏，自然生长，发生在我们众多平凡的日子里。
我发现自己快要老了
看着夜色倍感亲切
像我一直寻找的归宿
——《夜色》
在无数次的黄昏里，我们趴在窗台，眺望天际尽头的黄昏，最是那一抹晚霞，令人陶醉。而离离的写法，却别出心裁，在这一切美好温暖的背后，是另一种巨大的悲痛，让人心中一酸，久久不能回味。同时，夜色、黄昏又成为了一种象征，如我们的生命，终有尽头。
离离在《中国青年作家报》中谈到，“让诗歌来找我，这是我最喜欢的创作状态”，我想这也是众多诗人所向往的，在灵感降临的瞬间，用我们手中的笔将情感进行完美的呈现，写出自己满意的作品。我想，写作可以让我们安心，获得安宁。愿我们永远热爱，保持初心。
一篇难得的名人解读
——评方丽娜《梦过留痕——弗洛伊德及其他》
河北／吕乃华
读方丽娜的《梦过留痕——弗洛伊德及其他》（原载《作品》杂志2022年9期），想弗洛伊德的生平事迹，我隐隐约约想到中国一句俗话，人心隔肚皮，外表岂能看得清。但直到读完动手写这篇读后感，我还没有清楚中国这句俗话与《梦过留痕——弗洛伊德及其他》、与弗洛伊德是一种什么样的映照关系。既然这样，我率性先写着。
与其说我喜欢弗洛伊德，不说我更喜欢方丽娜对弗洛伊德的精准解析。我在想，他俩调换一下角色，都将是一个非常糟糕的结局。文学是发现和记下，但我惊诧方丽娜为什么发现得那么透彻，记下得那么独到。她这样概括了弗洛伊德：
第一，特立独行，走进思想的洞穴。思想成就人类，也困顿着人类；思想不健康不一定影响生命，但许多人的思想确实有病；思想有病往往不被本人所察觉；思想是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正因如此，特立独行的弗洛伊德，以梦为切口，走进了人类思想的洞穴。如方丽娜所说：弗洛伊德以獨树一帜的心理疗法，如同在这个世界的坚壳上撬开了一条缝，让涌动的梦境像一缕妖烟，袅袅而出。在那个时代，理性的弗洛伊德并没有被社会主流所接受，但他依然固执己见，提出，在惯常的生存和行为背后，有一双无形的手操纵着。而潜意识从来就不会愚蠢直白地暴露自己，而戴上诡异多变的面具……至于本能欲望，弗洛伊德更是身体力行地给予诠释：人有许多本能和欲望，其中一些完全有悖于传统和道德，这正是人一切痛苦和焦灼的根源。追随内心的情欲，属于本我的欲望，而恪守道德礼教，则是超我的范畴。有基于此，弗洛伊德的理论修为高蹈而不失人性，生活的现实中，他是慈爱的父亲、忠贞的丈夫，私生活严谨自律，性道德无可非议。
第二，穷追不舍，脱去人们思想的外衣。文学艺术来源于生活，狭隘的生活意识观可以没有文学艺术，但文学艺术是铁了心地要为生活服务的。一如弗洛伊德所说：每一个人在内心都是一个诗人，直到最后一个人死去，最后一个诗人才会死去。其实弗洛伊德不仅对文学有独到见解，同时他还是哲学、美学、雕塑、建筑、音乐等门类的合格“票友”，因而，那个时代的罗曼·罗兰、托马斯·曼等文化名流都成了他的挚友和精神良伴。
弗洛伊德对文学艺术的青睐，首先是他心理学造诣的自然拓展，其次才是他的有意而为之。如他对诗的理解一样：诗的好处在于，可以将人类潜意识深处无法言说的情欲，披上一层迷人的外衣。也是因为他对诸多门类艺术的渗透和穷追不舍，才使他有能力脱去人们意识的外衣，而成为有绝对能力的心理医生。
第三，守株待兔，接纳特殊的病人。当年的弗洛伊德遇到过两个异性“病人”，一个是旷世奇女安德列亚斯·莎乐美，一个是拿破仑一世的曾孙女玛丽·波拿巴。前者出身贵族、貌美惊人，还是杰出的学者。却是这样一个人坚持要拜倒在他弗洛伊德门下，以期求得密钥，去为社会高层的天才们解困惑，除心结。起初弗洛伊德对莎乐美不以为然，结果却让他大为吃惊，她全身心地投入了潜意识研究，两人亦师亦友，毕生保持着纯粹而动人的友谊。后者玛丽虽为公主，却充满了探索欲，热衷于心理分析和精神分析，后坚决栖身弗洛伊德麾下，进而成为他的病人、学生和终生挚友。两位出类拔萃但都不被弗氏看好的女性，最终却都与他走在了一起，这多少有些让我们不得其解。
第四，一厢情愿，精神分析的失误。如同人们说的“明天和意外，说不定哪一个先来”一样，弗洛伊德也同样遭遇过人生的滑铁卢。1933年柏林掀起焚书运动，弗洛伊德的书也在焚烧之列，那时，他不认为纳粹会杀犹太人，事实上他错了。维也纳的街上满是纳粹德国的坦克，他的小女儿被党卫军带走审讯，情况越发危险，最后他不得不向纳粹德国缴纳了三万马克的逃亡税，一家才得以出境。这位在思想界冲锋陷阵洞察精微，把解剖当命运，目光穿透人心和梦境的天才，硬是没能看透纳粹的本质。
第五，海天一色，人类思想的底簟。从西方到东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和心理疗法，触及了人类人性的根基，并成为东西方文艺精神的参照。如果说生命有意义，我们就应该先从认识自己开始，而认识自己就绕不开心理学的存在和规整。假如有一天，我们真的再无能力存续生命，我们也得默念着“你的眼睛疲倦了，累了，闭上你的眼睛吧……”像弗洛伊德一样，离开这个世界。
“人心隔肚皮，外表岂能看得清”是中国的一句俗语，说着诡谲，应用着艰涩。然而，遇人遇事是人生的必修课，既然这样，我们不妨读一读弗洛伊德，学一点现实原则，从自觉本能上劝解人与现实的关系，以获得舒缓、和谐、宽松的人文环境。
生活的日常与家国大义
——评肖建国中篇小说《同和麻将室》
新疆／胡岚
肖建国中篇小说《同和麻将室》（原载《作品》2021年第12期）于斗室之中将麻将室的众人写得生动传神，写出了生活的喧哗与沉寂，热闹与纷争，冷寂中的热情，斗室中的一隅亦是社会众生的缩影。
众所周知，麻将是中国的国粹。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麻将，它是一个雅俗共喜的娱乐消遣活动。开在县城南街的同和麻将室就是这样的一个所在。麻将室有四桌固定客人，一桌人是曾经为官但已退休，以雷副镇长为首，曾蓉主任、徐股长、向法官，一桌是细姥婢曾经的牌友疤眼皮、花红薯、霞姐、三道弯四个老婆头，一桌是篾匠封师傅、碾米坊的罗长子、补扒锅鼎的细崽螳螂、巫哥，还有一桌后生崽，这桌人的特点是看牌的比打牌的人还多。四桌人是社会的不同层面。牌桌如战场激烈、紧张，也安静也热闹，各怀心思却又不动声色。
小说语言凝练生动，方言的征用让人物更有神采，方言俚语既有地方特色，又通俗易懂，充满生活气息。“他确实是有种巫气，还很‘丫杈，这是从打麻将都看得出来的。”“……先跟你交个底，我那些煤牯佬蛮得很，动不动就喊打喊杀的，都是不把命当命搞的。你就多哄到他们点。”“你说痴话呢。1960年那回发洪水，不厉火啊，县城淹掉，粮食都浸完。你那阵还小，还在卵袋拖灰，根本不清楚！”从巫哥、煤老板到雷副镇长，痞气、霸气、官样气派，鲜活又传神。
共同的爱好像风筝的线把他们拽在一起，每天到牌点就聚在麻将室。麻将声在外人眼中喧闹、嘈杂，在他们耳中，却如悠扬的乐曲般悦耳。更为神奇的是麻将还能治愈人的伤痛。农民工德发在风雪路上被砸断了腿，打了止痛药都不管用，他惨烈的疼痛声，喊得瘆人。“你要给他去打场麻将，什么痛都没有了”。果然，坐到麻将桌前的德发，变得精神了。只见他“笑得嗬嗬的，像大风掠过瓦背。笑声扯动伤腿，一阵刺痛，他只皱了皱眉，忍住了”。几圈麻将下来，原本是过客的德发与三位麻友就熟悉了，第二天她们就给他带来了专治跌伤损伤的土方子和保存多年的药酒。这是麻友之间的人情温暖。
一场罕见的冰灾，阻止了交通，很多人被困在路上。细姥婢麻将室的生意却比以往更火，从上午九点钟开到晚上一点钟。麻将室因为收容德发等工友，被政府征用为临时安置点。起先听说要将麻将室征用作临时安置点，细姥婢是拒绝的。“镇长你是老同志老领导了，群众不理解，你也不理解的？现在是特殊时期，在这样大的雪灾面前，一切都要服从抗灾这个大局。灾情就是战情，什么事都商量那还做得成器？眼前还有几十个老百姓没有安顿下来，里头有老有小，若不赶紧安置好，把人寒了毛病来了，你知道责任有好大的。怠慢不得！”局长的话是说给雷副镇长的，未尝不是说给细姥婢的。作为一个商人，細姥婢明知生意会受损失。眼前实情是政府需要帮助，更多受灾的人无处安置，她还是表现出了灾情面前的大义。细姥婢情绪的转换并不突然，她身上原本就有道义情怀。之前她听说潲桶崽因为替人打抱不平，伤了胳膊，主动给他们的台费打了五折，此一事虽小，却不容忽视，明着是写潲桶崽，实则是为细姥婢这个人物做铺垫。县长来麻将室探视安置人员说：“你们应该都听说了吧，总理都来到市里了，亲自指挥这场抗灾斗争。有全国的努力，灾情很快就会过去的。”细姥婢说：“我们听说了呢。我们知道呢，只有国家好了，我们的日子才会好过。”听到细姥婢的话，张县长感叹：“家国大义，家国大义！”灾情结束，县里在表彰大会上，授予细姥婢“家国大义”的锦旗。
就这样，小说写出了麻将桌上日复一日的生活日常，写出了市井生活里各色人物的喜乐忧惧。细姥婢深谙人情世故，她既有生意人灵活的头脑，又有人情味，在关键时刻能急人所急，讲道义，体现了市井小民身上朴素的热心肠和家国大义情怀。
小说结尾肖建国写得意味深长：“奇怪的是，自从挂上这面锦旗，那些常常过来‘例行检查的工作同志就很少上门了。”出人意料地，迎门高挂的锦旗成了细姥婢的保护伞，颇具讽刺意味。
重锤之下的人文情怀
湖北／程向阳
彤子的非虚构新作《重锤之下》（原载《作品》2022年第1期）继续以建筑女工为叙事对象，通过对一宗机械伤人事故的调查，感叹年轻生命的凋零，体察失子女工的悲惨遭遇，详细记录对当事人的关爱和救助。全文底色悲凉，却充满了人文的关怀和友善的暖意，又从理性的思索中流露出无奈的隐痛。
《重錘之下》记录的是一个惨烈的事故，桩机女工毛大雪因违规操作存在多处安全隐患的打桩机，导致亲生儿子毛旭日在测量管桩数据时，被重锤和断裂的管桩砸成了一团血泥。事故的责任除了建筑承包方为赶工程进度违规施工外，酿成惨剧的直接原因还有毛大雪心存侥幸，在安全防范措施不到位的情况下，进行的一系列操作。随着调查的深入，作者了解到，毛大雪还是一位单亲妈妈，唯一的儿子是她生命的天空，为了儿子的未来，母子在工地上含辛茹苦地工作。突如其来的变故致使她精神崩溃，发疯抓狂，寻死觅活。作为专家，作者以职业的理性，分析、推测、观察、询问，抽丝剥茧，层层深入，复盘事故的全过程，但作为母亲和女人，作者敏锐地意识到，事故的复杂性更体现在，毛大雪处于悲剧的风景中心，心理上正在经历地震和海啸，她需要的是人文关怀，而不是询问和责备。于是，作者放下制度和法律的冰冷，把尊重和温暖融入调查，对毛大雪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安慰和救助，最终把一位母亲从绝望的边缘拉了回来，事故也因此得以妥善处理。有人说，诗人应该站在弱者一方。我觉得，《重锤之下》真正体现了这一点。
同样是写建筑女工，作者在系列非虚构作品——《生活在高处》中，曾详细记录过多位建筑女工的生存境况，如承包饭堂的佟四嫂、钢筋工夏双甜、塔吊司机尤三姐，侧重于对人物命运的整体观照，书写的是个人经历的变迁，流露的是作者的同情与感叹。而这篇作品叙述的重点是对一宗安全事故的深度观察，呈现的是突发事件的强烈冲击，以及当事人的绝望和无助，体现的是作者的悲悯与关爱。
文本坚持一贯的叙事策略，打破文体之间的壁垒，娴熟运用多种手法，实现多元化表达的效果。作品的语言特色鲜明，精准有力，紧贴作者的情绪和人物的心理，场景和细节的回放，重现调查现场，有电影的画面感；内心的独白，推断事故的原因，有民间故事的颗粒感；方言和口语，再现毛大雪悲痛和悔恨的情绪，有话剧的在场感；建筑行业的数据和词汇，条分缕析的梳理，有专业报告的时代感。
作为文章标题，“重锤之下”是别有深意的，既是指事故的原因，又喻指芸芸众生的压力与艰难。而“眼疾”则是与之呼应的深层隐喻，饱含作者对事故背后社会根源的忧虑和隐痛：建筑承包商为了工程进度不惜违规施工，目的是追逐暴利，而建筑工人为了生计，不惜以身犯险，目的是火中取栗，甚至是虎口夺食，二者反复叠加，屡禁不止。“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在安全事故的重锤下，制度的红线和鲜活的生命一次次被砸成了齑粉。作者不仅关怀事故中的弱者，更想从根源上阻止人间悲剧的再次重演，因此在文章的结尾处暗示，要像医治眼疾一样整治这些顽瘴痼疾。
彤子深耕专家和作家两块领地，工具箱里的工具日益丰富：出色的专业能力，敏锐的现场直击，丰厚的生活积累，一个女人的共情，一个母亲的同理，还有一个作家的人文情怀。
责编：周希言
作品 2023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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