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翻开罗淑欣的小说，迎面而来的是物质化了的城市生活。但这物质化，不是以往讨论城市生活时的消费化、物欲化，而是去掉了“欲望”的物质化。比如《斑马线》，开篇交代小说人物在城市里拥有的最关键的物质——房子。以房子为中心视点，旁边是大学校园，再是一整排的卖各种饮食的商业街。街上有灯牌，晚上亮起来“怪晃眼”。城市的街道，自然也会有“斑马线”：“从商业街到大学门口有十七条斑马线，三条已经斑驳。”关注街道有多少条斑马线，还留意了哪几条已经斑驳，观察得如此细致，可以想见这房子里的观察者、叙述人是有多无聊。还如《江边酒店》，上来就是女角看着男角吃零食的画面：“他乐此不疲嚼鱿鱼丝，又掏出大碗鱼蛋，竹签对准插入，混合甜辣醬，再咬下。”“乐此不疲”“对准插入”“再咬下”，冰冷的动作描述，透出一种无聊感。一对情侣在酒店吃零食，本是暧昧的气氛却变得如此的令人窒息。再如《回到面包店》，第一句话是“周莹是在面包店发现不对劲的”。何以不对劲？周莹在面包店里围着各式各样的面包绕来绕去，最后却什么也不想吃了，她犯了一种奇怪的病，陷入一种“很饿可是看见吃的也没有冲动的感觉”。
城市生活中丰盈的物质，在罗淑欣的小说里，关联的是无聊、冰冷和窒息感，这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多数作家所描写的都市物质，有了完全不同的情感属性。像1993年张欣的《首席》，开篇写女性对物质的感受，高级时装带来的是“像亲密爱人一样服帖”。这种对比或许只是个体作家之间的现象，但直观地说明了一个时代性的“物质——情感”关系的变化。改革开放开始阶段的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人尚处于物质匮乏时代，人们对物质充裕的城市生活是充满向往之情的，去往城市往往也意味着满足物质生活上的需求，物质带来的是亲切感和满足感。但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后，城市的物质变得充裕，甚至很多时候是过剩的，挤压着人的生存空间。如此，对于那些成长在城市、没有感受过物质的匮乏感的Z世代青年而言，城市生活中的物带来的感受，更多时候是负累和烦腻。像《斑马线》里傅晴连去厨房装饭都感到“怯”：“她怕电饭煲里蒸着碟腊肠滑蛋、豆豉排骨之类的小菜（尽管她挺爱吃），而取碟子的碗夹恰好藏在厨房最不起眼的角落（她环顾四周八遍也看不见影）。”即便是自己需要的物质/喜欢吃的菜，也因为获取方式带一点点麻烦而心生嫌弃。《母象》当中青年男女走出虚拟世界线下见面，女性叙述人“她”看到男方衣服上的麦当劳大M字后突生反感，“可徐非凡脑勺后的麦当劳大M字却黄得刺眼”，为此“厌倦起了麦当劳”。食物、衣物，各种现代生活中的“物”，在小说人物的生活中充当的都是引发不快的元素，再无改革开放初期那种欲求性和舒适感。
可以说，罗淑欣小说中城市里的各种“物”，已经严重地干扰甚至败坏了人的情感生活，成为人缘关系中刺眼的障碍物。这不仅仅是个别“物”之于个别人的问题，更可能是作者有意识地要将这些“物”塑造为障碍物，是作者刻意要在小说中凸显现代城市生活中“物”的存在感，以完成对“物性”和“人性”的反思。《江边酒店》是彰示这一叙事特征的典型文本，小说写一对城市青年情侣的情感危机，不是直接用人物的对话来表现问题，也不是完全的心理活动，而是借着城市里供消费的各种物来完成两个人对这份情感的心理感受表达。最开始时是吃零食的冰冷感、窒息感，随后引发的是女叙事者的心理感想表达：“他还不算大男子主义，会把饼干拆开放在你枕头边，芝士味，硬壳家庭装。”以消费品——现代物来表达情感，这是男方习惯的行事方式。而这对情侣每一周的酒店约会，也是通过消费各种物来完成。订酒店房间，纠结的不是价格，而是怀念最初订的房间里的“落地窗”。而女叙述者对他们进入房间后的行为秒睡，连带的是酒店房间里的“物”，看不到情侣酒店约会该有的激情或暧昧。“他一进房间便将空调调至16摄氏度，又忙着拉上窗帘，剩下墙边缝隙未遮掩。你们把鞋子踹掉，重重躺倒在软得过分的酒店大床，有时闭眼，有时看看天花板上的烟雾警报器，思考里面是否真的有偷窥住客的微型摄像头。”空调、窗帘、软得过分的大床、烟雾报警器、微型摄像头、电视机……人物动作伴随的是这一系列的物。如此叙述，只见干净利索、按部就班的行动，属于情感的内容全然被“物”所延宕，无法想象这是一对青年男女一周一次的开房幽会。有“物”无“情”的叙述，凸显“物”的存在而耗尽了故事空间里情的含量，于是可以清晰地感受到这对青年的情感出现了何种性质的危机。对于这份陷于无聊的情感，小说中男女双方都“不想再这样下去了”，可他们就是不知如何表达。最后，在一个恰逢平安夜的约会日子，把每次约会可能遭遇的“物”都一个一个地感受完后，他们终于来到最后的、没有了“物”干扰的私密对话，借着讨论还要不要出去酒吧喝点威士忌的契机，女方“突然”间蹦出一句：“有时候，会觉得，不太想这样下去。”这一瞬间，所有的“物”退隐，叙事终于进入了“无物之阵”——终于可以赤诚相见了吧。可这时，男方马上想到的却是女方“威士忌不加冰”时“嘴里都是烟草混杂蜂蜜的酒气”。“物”的萌现再一次消解了叙事的紧张感，最终换来的还是应付式的“慢慢来”三个字。无处不在的“物”，现代生活附着于它，最终它反噬我们的生活，侵占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空间。物，把现代都市人的心和情都掏空了。
二
物成为城市生活中刺眼的存在，这折射的是当代城市文学书写物的叙事伦理转向。一般而言，探讨物叙事时都会关联起“异化”意义上的“物化”，即人因为欲望物而被外在的物所主宰，人失去自我、丧失人之为人的主体性，拜物而成为物的奴隶、最终被物所同化的欲望化主体。文学表现人的物化、异化，通常会对物本身进行批判，这里面的叙事伦理是反思性的，带有强烈的针对现代人和现代生活方式的批判性，要求人从拜物的生活中解放出来。现代文学以来的反思性叙事伦理，对“物”的态度是排斥的，处理人性与物性关系时是一种二元对立的思维：要么人性化，要么物化、异化，人的主体性是要从物的特性中脱离出来，才能形成独立的人格，突出人性内涵。这种“人”和“物”的二元对立，看似突出了人，实则把“物”降格了，或者说工具化了。其实，“物”也有自己的生命，或者说我们应该给予生活中的“物”足够的重视。就文学叙事而言，看到“物”本身，就是凸显物元素在文学文本中的存在感，同时也是重新调整人与物关系的契机。
罗淑欣小说凸显的现代生活之“物”，虽然影响了人的生活，成为类似《江边酒店》小说中的物那般，侵占了人的情感空间，但需要反转过来的是，这种“侵占”并不等于人被物化、异化。“物”不是强势的侵略者，“人”也不是弱势的被欲望奴役的无主体性的人，只是在一种特殊的情景氛围中，物被人借用来表现情感。这种表现，是人对“物”的侵犯，同时也出现了“物”对人的反噬，这是一种相互博弈、互为渗透的关系。为此，可以理解《江边酒店》里的人物是不断地挪用物来表达感情，但同时人物对这些物又并没有什么好感，反而是从始至终的厌烦，甚至是一直在想方设法摆脱“物”的干扰，于是“物”在小说中是刺眼的干扰之物，而不是“贴心”的有情之物。因这缘故，我们可看到小说中这样的描述：“他吃飯的时候话变得多一些，谈论吃过的牛腩、牛肉、日本牛肉、寿司以及越来越多的食物。你发现牛腩不仅不浪漫，味道亦平庸，或许选一间灯光庸俗、只提供刀叉和良莠不齐的葡萄酒的餐厅才是平安夜安全选项。”男方吃饭时谈论美食——物，女方却从这“食物”中脱离出来，评价这“物”其实不浪漫，且平庸。“物”被男方用来填充情感生活，但女方可自如地走出“物”的话语，凸显自己的内心感受。而且，就这篇小说的整体情况而言，男女情感的矛盾，说到底并不是“物”导致的，反而是人与人之间的隔阂，被物所表现。物作为中间物，它是独立的，更是无辜的。
《江边酒店》里的人与物是割裂的关系，这种割裂到最后也并没有得到缝合。但在主题相近的《回到面包店》一篇里，与物之间的关系得到缓和。《回到面包店》处理人、物、人的关系，比《江边酒店》更为直接。首先人与物关系层面，是周莹和面包等日常食物之间的关系。蕨喜爱美食的周莹，突然间失去了对食物的欲望，她会饥饿、有吃东西的想法，却突然间觉到没意思，对美食丧失了感觉。对食物无感，一般而言会从生活的意义感层面着手思考，去诊断人的生活出现了什么问题。小说中也的确用了很多相关的表述，可以让我们分析这是缘于她的生活失去了意义感：“我好像感受不到食物的幸福感了。”这“幸福感”说法，可以很直接地对应上她与张晓阳的爱情出现了问题。可是，这种解释并没有什么必然性，就周莹来看，她对张晓阳的感情也并没有出现某种转折。甚至，她对食物的感觉之变化，才是导致爱情逐渐“变质”的缘由。没有生活缘由的食物感受之变化，作为一种文学叙事，指向的问题更可能是：“在放弃寻找命中注定般能唤醒味觉与幸福感的食物后，周莹与食物的距离开始变得游移不定。”把食物与生活的幸福感区隔开来，于是“食物丧失了除维持生命之外的一切意义”，这是让食物回归食物、让“物”成为“物自体”的重要契机。
为何要让“物”回归“物自体”？小说中的周莹和张晓阳，他们的生活一直靠各种各样的物来彰显幸福感。比如周莹对面包的依赖：“往日她在下车前便盘算好要买的品类——明日若是礼拜一，一定是北海道吐司，尽管要贵些，可那股牛油香和绵软的口感能让周莹准点起。若是普通工作日，她也买袋装方包，两片夹一煎蛋，放进三明治机里烘到焦脆，心情好便抹点奶酪。礼拜六了，她要买上馋了一周的伯爵茶奶油卷，在家配自己磨的苦咖啡。”而她与张晓阳的恋情，也是通过食物来完成的：“张晓阳用店里的金色勺子舀了口汤给周莹品尝，并称之为‘日常生活的诗意。”而张晓阳对生活实感的认知也是对物的感受，是“把椰子劈开挖出椰肉的实感”。生活的实感、幸福感，通通都要依托食物、物来完成，这难道不值得反思吗？要完成这一反思，就得把人与物隔离开来，让人回归人自身，让物成为物自体。周莹的回到自身，是离开城市的家，去到一个没有人认识她的地方，住进一个民宿，体验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她学画画，开始写作，去咖啡庄园当义工，吃上自己参与劳动的果蔬，包括和一些生活轨迹与大多数人完全不同的陌生人聊天。三个月的体验，周莹找回了自身，味觉开始恢复，但同时她也不再需要依靠“物”来确认自己的实感或幸福感：“没感觉也没关系，不是活不下去嘛。”对食物，可以有感觉，也可以无感觉，无感觉也是一种生命的感受，这才是真正的生活实感。同时，周莹对食物味道的认知变化，也是让“物”成为“物自体”的过程。食物的味道，并不取决于自己的味觉，而是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感受——包括没有感受。味觉差异的背后，是食物作为食物本身的特性。小说最后这样写道：“周莹点着第三根烟时，面前尽是烟雾里的莫吉托薄荷味，她没由来地想念my dear bakery的香气，黄油、芝士、麦子、葡萄干，饥饿、恶心、痛苦与满足。”这里食物的香气和味道，丰富多样，而人的感觉也驳杂不定，有饥饿、恶心、痛苦和满足，将食物味道的丰富与人生活感觉的复杂关联起来，这看似是再度对接，实则有了本质的不同：食物的味道不是人赋予的，它变化多端；生活的感觉也不是食物赋予的，它来自于人自身的经验。
人不再被物奴役，形成自己的主体性；物不再被人工具化，确立自己的物自体。这里关于主体、客体关系的阐述，背后的哲学话语是很清晰的。康德提出“物自体”概念，实现一个认识论的哥白尼转向，人并不能认识“物自体”，我们对物的认知摆脱不了我们人之为人的认知图式。康德这一近代意义上的主客体关系判定，导致的问题是人的主体性越来越突出，“物自体”虽有神秘性却又在近现代科学的探究下逐渐成为纯粹的知识对象。当代思想家哈曼，力求改变人与物关系的二元对立性质，借助怀特海的过程哲学思想，以一个新的关系视角探讨主客体关系。在《思辨实在论》里，哈曼直言：“事物的本质永远不会从任何关系方面或与它的互动方面完全地表现出来。”对于哈曼的观点，汪民安解释道：“一个物可以同他人，甚至是他物有无穷无尽的关系，物处在层出不穷的多样关系中，而且，人和物的关系并非最权威的关系，人对棉花的感知同火对棉花的感知只不过是程度上的不同而已。就此，没有任何关系是最权威的关系，没有任何一种关系能够耗尽这个物的全部意义。”（汪民安《物的转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5年第3期）这解释说明，人与物的关系，只是一种关系而已，这关系也没有什么特权，并不能耗尽物的全部意义。罗淑欣是否有阅读康德、哈曼等人的思想，这不确定，但《回到面包店》中物与人的关系，的确有一定的相通性。小说中，无论周莹对食物的感觉如何，都不能穷尽物的全部意义。周莹体验自然的生活方式之后再度归来，其实是领悟了人与物相处的更多种可能性。让物从人的生活中解放出去，物自体凸显，人对生活的感觉、对意义的认知也更为宽阔。
三
对人与物关系的探讨，当然不仅是为了阐述一种全新的主客体关系理论，人、物关系的转型背后是时代、社会的变革。
城市有了很多物质，人却没有了欲望。小说表现的这一现象，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这些年相当时髦的“低欲望社会”“躺平青年”等一类概念，但这种直接的对应往往忽略了问题的复杂性。当代意义上的“低欲望”现象，一般而言会追溯到世界范围内的“尼特族”问题，指的是当代青年人“经常处于无业状态、低交流欲望、不愿参加活动或组织、投机心理者”等现象。但尼特族的“低欲望”背后，是西方国家社会结构和经济模式的固化，是发达国家的高税收和高福利制度，与中国当代青年的“低欲望”“躺平”问题有着很大的差别。中国当代青年的“低欲望”和“躺平”，不是社会福利高，更接近日本社会的面对经济压力而无能为力时的一种降格消费，这里面有很多无奈感和无力感。但中国Z世代青年的“躺平”与日本青年的低欲望，也有很大区别。中国当前青年的“躺平”往往是一种生活修辞，是与“内卷”相对应的一个心态层面的表现，卷不动了就躺平，这是一种暂时的放松和任其自然。暂时性的、间歇性的“躺平”，同时也意味着对“内卷”的反思，蕴藏着新的生活和未来可能性。这些层面的差异性，可以从罗淑欣小说所表现的“低欲望”问题中感受到。
罗淑欣小说所表现的“低欲望”，具有一种调节生活节奏的过渡性特征。而这过渡性特征，恰恰就表现为人、物关系的调整。《江边酒店》《回到面包店》里的人、物关系，物之所以被凸显、成为刺眼的存在，表象是凸显物的存在感，实则意味着人开始寻找自主性，人对“自我”问题有了特别清晰的寻求和确认需求，这个寻求和确认不同于过去的需要获得某种外在的物才能得到确认，而是经历了物之后再摆脱物，成就真正的自我，在文学叙事中甚至可能导向一种带有超然性和浪漫性的主体。《江边酒店》里人与物还处于纠缠状态，人有了“觉醒”意识，但还没能真正走出物的萦绕。《回到面包店》里的周莹，因味觉的丧失而获得了觉醒的契机，并且通过体验一种乡土的、相对自然的生活，走出了“物”的迷思，完成了自我的重塑。当然，《回到面包店》带有一种浪漫的气质，尤其是周莹去到外地体验民宿生活部分，有一种不真实感，但它只是作为一个简短的故事元素，让人物能够有一个喘气的空间，以此导向可能的新生。当然，这份浪漫化、不真实的情节，本身就意味着当代青年完成新生是不容易的。时代还处于过渡的阶段，人也无法超越时代。
周莹的困惑是真实的，她的新生却不可信，这指向一个新的问題：处于过渡阶段的小说叙事，最大的价值未必是最后是否可能获得新生，而是这个转型的过程是否得到恰当的表现。这方面，可结合其《假期生活》和《斑马线》做进一步的探讨。《假期生活》《斑马线》两篇小说中的叙述者都是比《江边酒店》《回到面包店》叙述人更年轻的女孩。《假期生活》的“我”在读中学，《斑马线》中的傅晴才读小学，这两个叙述者都还处于需要“物”的阶段。《斑马线》里的物，是房子，更是街道的“斑马线”，这是一种可以确认的信息、物件，而围绕她而来的人却是变动的、不可信的。《假期生活》里的“我”，被父母送到小城镇姨妈家，接受作为中学老师的舅舅的补课。面对小城镇相对落魄的物质，“我”的感受是失望、沮丧：“放在我完全陌生的城镇，道路上都是衣着过时的人们，孩子穿开裆裤哭个不停，家犬长得像流浪狗，中年女人穿碎花裙子和粗跟鞋，摩托车比汽车迅猛，很难看见灯光明亮的快餐店。我真不知道母亲是怎么想的。”在小城镇的“我”，要摆脱的是这里的人——“发现只要不与人见面便容易感觉良好”，而怀想的又是大城市的繁华之物：“我想起以往假期和同学一起逛的百货商场，灯光要更洁净，对，洁净。我们无聊了便买意大利品牌雪糕，即便预算只够买一球的，上面撒开心果和花生碎。我们捧着雪糕一点不羞怯地路过奢侈品店，观望百无聊赖的店员。如果有电影看就最好了，我们也喜欢逛书店，淡淡香水味的书店，走到尽头有咖啡和蛋糕。这个假期再不会有了。”作为未成年的叙述者，还属于需求“物”的阶段，对人的情感则分作小时候的渴望关注和青春期的腻烦心理。就这两个小说中的人与物关系而言，物带来的是可靠性和愉悦感。可靠与愉悦，这恰恰是当代人依然看重“物”的最关键缘由。“物”带来真实感，相当于《回到面包店》里男方张晓阳所相信的生活实感，它可触摸、不变动，给人安全感。实感、安全感，这是一切都在加速变化的转型时代最缺失、最需要的心理感觉。
《斑马线》《假期生活》提醒我们，历史转型还在进行，我们的城市化并没有完成，当代人要超脱物的宰制依然是一种浪漫设想。城市有了充裕的物质，城市人的生活空间也已被各种各样的物质所填满，物开始成为城市里醒目的存在，也成为人们生活中刺眼的元素，但当前的人尤其青年人终究还是无法舍弃这些物。可以对“物”有烦腻、有反思，却不可能真正离开“物”。如此，当前中国青年的躺平、低欲望，也是这种烦腻感和反思性意义上的心理表现。烦腻于我们的生活被物所挤压，反思于我们到底需要成为怎样的个体，在烦腻与反思中，我们暂且歇息一下：可以舍弃物吗？可以换一种生活方式吗？但，舍弃之后呢？新的生活真的可靠吗？这是一个时代之问，罗淑欣目前的这些小说正是在探寻这个大问题。显然，她还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我们且拭目以待吧。
责编：周三顾
作品 2023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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