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贡爱情复调
上海／刘天宇巴赫金曾借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来阐述自己的复调理论，他认为陀氏的小说“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真正的复调”。王子健的小说《玉朗拖在胡志明市》虽然不像陀氏的巨著一样铺展开广阔的人物画卷，但是也暗合了巴赫金复调理论的精髓，即发出独立的声音。《玉朗拖在胡志明市》围绕爱情这个话题，展现出了三种声音，或者说讲述了三个层面的故事。而在分述三种声音之前，我们有必要理解这篇小说的结构在先、语言隐没的基本特征：正如沈念在推荐语中记录下的创作背景，“玉朗拖”一词本是杜撰音译而来的，而胡志明市更是一个作者未曾涉足的城市。由小窥大，我们不难意识到这篇小说中屡屡出现的、陌生的语汇并不具备锚定的意义——事实上正相反，这些语言是飘浮的，屈从于作者建构起的三层故事结构，作为异域风情的点缀而存在。
第一层故事是以杜拉斯的《情人》为核心——女人离开她心爱的男人。作者有意识地丰富了杜拉斯笔下爱情故事的要素，他将时佩璞、皮雅芙带入原装的西贡爱情故事。时佩璞本是男儿身，又与法国的外交官相爱，贡献了一段难以泯灭的传奇；皮雅芙和她的《玫瑰人生》则装点了甜腻的氛围和悲剧性的结局。《情人》的故事作为小说中不能忽视的声音，并非由叙事者或是篇中人物讲出，而是来自场外。身处叙事场外的作者将《情人》当作故事的背景板，让它处处留下痕迹，以底衬的形态映出之后两层爱情故事的不同。
第二层故事是由歌手玉朗拖讲述的——女人离开她不爱的男人，去寻找她心爱的男人。显而易见的是，王子健在这里反写、续写了杜拉斯的《情人》，重新讲述了一个寻回初恋阮文凯的爱情结局。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声音并非完全来自玉朗拖，读者是借由叙事者“我”对回忆的转述才完成了对玉朗拖离开中国后系列行为的揭秘。“我”的参与使得第二层故事并不稳定，甚至隐隐地表现出虚构的倾向：这样一位飘然的、真名未知的女子是否是真实的？她与“我”宿命般的相遇是否是“我”的臆想？然而，第三层故事的出现终结了以上疑惑，它让我们意识到第二层故事中结局的真实性并不重要。
第三层故事的主人公是“我”、弓长张、立早章和言上让——女人离开了她不爱的和她心爱的男人，找到了自己的宿命。这一层故事有别于杜拉斯的《情人》和玉朗拖的心路历程，是这篇小说中唯一的“绝对真实”，或者说叙事者之所以引入杜拉斯和玉朗拖，就是为了解决“我”正在遭遇的爱情困局。在小说的结尾，“我”对言上让说“我们去一趟越南吧，去西贡”以及“因为玉朗拖在胡志明市”。这一段对话牵扯了“西贡”和“胡志明市”这对同一座城市的新旧两种称呼，事实上在行文中杜拉斯的《情人》以及玉朗拖都是以“西贡”来称呼这座城市的，真正会说自己要去“胡志明市”旅行的只有“我”。这也就相当直接地区分了第一、第二层故事与第三层故事在真实性上的差别：“西贡”所代表的是虚实相生的爱情传奇，爱情在“西贡”可以成为悲剧化的感伤，也可以成为直击灵魂的悸动。而在“胡志明市”，爱情是自以为是的冲动，人与自己所爱的人并不总会走到一起。正如“我”最终离开了弓长张，那是一种在“西贡”追求爱情的玉朗拖不曾触及的真切生活。
回忆空间与“爱情博物馆”
天津／周晓坤沈念在《玉朗拖在胡志明市》的推荐语中强调了信物的“碎片”感，阅读这篇小说后，我同样也被小说中零碎的“物”，即“意象”所吸引：法文版的《情人》、金色波浪长发、香烟、咖啡、奶油意面……意象的选择看似随意，但却是不易的，它们要有代表性，能联结故事情节与人物的心理发展；众多臆想的堆叠组合，也形塑着小说之“味”。我认为，《玉朗拖在胡志明市》中，作者对“物”的书写是成功的，经由这些吉光片羽，作者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富有热带浪漫气息的爱情故事，“信物”点染和证实了爱情的存在。
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中指出，“窥意象而运斤”，在他看来，文学作品中的臆想浸透着作家的主观情志。正是感情的倾注，使得现实生活中的事物、作家心中的物象、小说中的臆想三者联系在一起，最终，作为文字的“臆想”由于落在小说这一公共载体中，作家的私人“感物”行为增添了分享属性，也随之变得永恒。
小说之所以动人，是因为“物”的背后，有无限广阔的回忆空间，也有读者无限的共情空间。毕竟，小说中的故事不是人人都可经历的，但这些熟悉、相似的物品，颇有使人睹物感怀的魅力。
小说中的“我”看到一本熟悉的《情人》，想起曾经的恋人弓长张；看到金色卷发女子，想起玉朗拖留下的勇敢洒脱。这种奇妙的感觉，在每个人的人生中都会经常出现，如《追忆逝水年华》中，小蛋糕引起了主人公回忆的意识流，读者随之在他的主观世界里不停变换时空。丰富的臆想书写，又让人不禁想起帕慕克小说《纯真博物馆》里执着的凯末尔，他之所以收集大量芙颂曾经接触过的物品，建造一个纯真博物馆，就是希冀在这些曾经的物品中回味爱情，串联和保存与芙颂爱过的痕迹。
回到本小说，一本《情人》见证了我与弓长张、立早章、言上让，玉朗拖与阮文凯、陈勇之间的爱情迷雾，也作为一个本身具有深意的“象征”而存在着：这象征就是对自由爱情的追逐，对本心的叩寻，在爱与伤害中认知自己、完成人生。这一个小小的、关键的臆想背后，回忆空间的体量却是极为丰富的。它至少包括小说中主人公们十多年的爱情历程、作者本人对此符号的认识。待到被读者阅读后，它又被每位读者赋予了新的、个人化的内涵。于是，我们不同的情感经验就这样通过文字连接起来。
与其像凯末尔一样，在后半生睹物思人，在看到熟悉的物品，闻到熟悉的气味后沉溺于缅怀，不如像小说中的两位女性一样，早日问清自己的内心，到真正爱的人身边去吧，毕竟，“幸福仅仅就是靠近所爱的人”。
要用勇敢，把幻象变为真实。
玉朗拖与另一种东方主义写作
北京／黎希澈我已经老了，有一天，在一处公共场所的大厅里，有一个男人向我走来。他主动介绍自己，他对我说：“我认识你，永远记得你。那时候，你还很年轻，人人都说你美，现在，我是特来告诉你，对我来说，我觉得现在你比年轻的时候更美，那时你是年轻女人，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
人们都记得杜拉斯在《情人》开篇的经典描述，它以一种超越缱绻的平淡和温情诠释了“在涅贵不缁，暧暧内含光”，并由此展开一段在文化的交错和时间的骚动中烟雾迷蒙又惊心动魄的爱情叙事。70岁才出版《情人》的杜拉斯其实早早意识到美貌肆意游荡在时间里终将衰败，一旦离开没有季节更替嬗变的炎热国度，年龄的增长就像沙滩上的车辙一样狠狠印在面孔之上。
在《玉朗拖在胡志明市》中，母亲、阮文凯与陈勇三位一体构成了越南女郎玉朗拖的身份认同：有中国母亲陪伴的童年与作为曾经东亚文化圈中心的中国，对中文歌曲照单全收的阮文凯与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昔日越南，将玉朗拖从糟糕的经济状况中解救出来并教她法语的陈勇与通过传播天主教殖民的法国。
即便在今日的语境下法国依然掌握着文化输出的主导权，将自身的意识形态看作一种占优势地位的世界性价值，通过文化传媒将自身的价值观和意识编码在整个文化机器中，强制性地灌输给越南，而处于边缘地位的越南只能被动接受，这种接受使文化客体国的传统面临威胁：母语在流失，文化在贬值，意识形态受到不断渗透和改型。此外，法国对曾经殖民地的宽松政策看似包容实则在巩固自身曾经的宗主国地位。
处于文化客体国位置的越南人与中国人在昆明的一家餐厅以法语展开对话，正如赛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所说，帝国主义的一大功绩是把世界缩小了，法语随着殖民扩张的路径一同传播到世界各地，余音袅袅，绵延不绝，第三世界国家借此立于由法语搭建的新巴别塔之上。“我”与玉朗拖并非因为“语言而建立联结，产生爱”，拉近她们距离的是共同的文化所构建的共同的身份认同——讲法语，读《情人》。正是这种基于文化共同的、带有排外意味的身份认同迅速使她们区别于餐厅中的其他人。
中文系弓长张与英文系立早章的对立无疑对应着阮文凯与陈勇的对立，立早章与陈勇的存在代表着西方文明在殖民主义和文化霸权中与东方文明格格不入的尴尬状态，而这一东、一西的文明对立系统也揭示着东方主义与西方主义问题、文化霸权与文化身份、文化认同与阐释焦虑、文化殖民与语言殖民、跨文化经验与历史记忆等问题的存在。中国与越南在文化接受过程中的相似他者位置与双重对立系统都与后殖民语境中的“主体文化身份认同”和“主体地位与处境”紧密相关。在后殖民语境中，东方主义者创造了一种永恒不变的精神乌托邦，正如东方对于内瓦尔象征着对梦幻的寻求以及对于这一寻求之核心的漂泊的女人，这一乌托邦既是一种欲望，又是一种失落，于是我们看到《蝴蝶君》中牵动着法国会计情欲的歌伶宋丽玲如何作为蝴蝶夫人的幻象存在着，又如何随着摩耶面纱的剥落而幻灭。
玉朗拖没有以“沉默的他者”形象出现，她主动发问，主动探寻。而且她没有留恋于为她积累财富的法语和曾经的宗主国，她最终决定不再唱法语歌。她也没有囿于道德准则而困守于和陈勇的恋情中。玉朗拖通过对身份认同的再度追寻与验证消解了西方世界的文化霸权和精神垄断，由此玉朗拖不再作为文化边缘的矛盾体或忆念性的不在场而存在。而作为玉朗拖二重身的“我”只能在想象中对弓长张依然移不开眼睛，转向言上让。
“写作的欲求，即爱欲，就是要面对语言的混乱，即语言言之过甚又言之过少的那种癫狂境界”或许适用于阐释杜拉斯绵密反复的语言结构，但王子健在《玉朗拖在胡志明市》中过于密集的括号和过度的自我阐释欲望似乎大大消解了文本空间的无限性和读者的文本乐趣。
且杜拉斯与尤瑟纳尔皆为女性作家，“不过，他们两个都挺有才的”这一残忍的变性手术，不论操刀者是谁都实属不妥。
爱情在摇摆中成长
山东／杨林鸿《玉朗拖在胡志明市》是一篇有意思的小说，看似写年轻人的爱情，其实小说的内核是对年轻人内心价值追求的叩问。小说写“我”在一家西餐厅遇到了歌女玉朗拖，并与之倾心相交。“我”了解到玉朗拖的生活，也对玉朗拖讲述了自己的爱情。两个年轻女性，因为一本共同的信物——《情人》，而有了感情上的依恋和寄托。两个人似乎是找到了异域中的另一个自我，似是同病相怜，其实是价值观和人生观在碰撞中产生的灵魂的高度契合。
那本法文版的杜拉斯的《情人》，是小说中的道具，也是联系小说人物的情感纽带。与玉朗拖的相识是因为“我”好奇于玉朗拖放在桌上的《情人》，而这本书，正是玉朗拖的第二位恋人陈勇送的，但玉朗拖内心却一直住着她的初恋——坏小子阮文凯。有着相似恋爱经历的“我”，和弓长张分手后，把他推荐给“我”的《情人》，又推荐给了第二位恋人立早章。小说中的两位女性都在恋爱，都在各自的恋人之间摇摆不定。这本《情人》，原本是属于她们自己的、隐秘的烙印，如今却变成了信物。她们把这信物带到下一段关系里，带到未来的人身边去。
一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精神内核是什么？各个阶段都有不同的答案。现代社会的大学生，对社会、对人生、对爱情有着自己独特的认知，就像玉朗拖说的，爱情不是一件小事，从来不是。又如玉朗拖的朋友蒂克说的，世上只有一件事不能被饶恕，那就是硬生生和喜欢的人无疾而终。在她们身上，往往自我分裂，这种分裂体现在多个方面，她们总是在摇摆不定中寻找答案，而答案又是那么似是而非。小说的哲学意义和价值内核也由此凸显。小说关注的不仅仅是年轻女性的恋爱观，更有着对女性追求爱情，选择生活，寻找生命价值的关注。这就是这篇小说的深度。可以说，小说带给了我们动人的情感故事和对青春与爱情的深刻思考。
玉朗拖和“我”都是内心自由，热爱生活的女性。作者对两位女性的情感故事和精神世界的拿捏恰到好处。
玉朗拖是虚幻的又是现实的，她一边在昆明寻找着妈妈，一边在内心寻找着自己喜欢的人。最后一次见到玉朗拖的时候，她们还拥抱了一下，并让“我”留意一位像她一样漂亮的女人——她的母亲。玉朗拖走了，“我”也和立早章分手了，重新投入到弓长张的怀抱，但最终并没有和弓长张在一起。
因为玉朗拖在胡志明市，所以胡志明市在某种程度上就有了一定的象征意义。有一位作家说，不管在什么年代，年轻人总爱尊重性情干脆之人，他们不喜讲理，而重性情。的确是这样。青春时期的精神世界，无论多么摇摆不定，多么的轻松与沉重或者多么的躁动与平静，也都必将成为过去。小说通过两位年轻女性细微的情感线索，将笔下人物的心理和情感世界和哲学意义展露在读者面前。
但最后的结局却是意外和意味深长的。“我”想到玉朗拖和她的阮文凯。不知道他们还会不会在湄公河边接吻呢？然后放下手中的《情人》，对现任恋人说，我们去一趟越南吧，并捧过他的脸，吻着他，喃喃道：因为玉朗拖在胡志明市。这至少说明三点：第一，“我”还牵挂着玉朗拖，想看看她和初恋是不是很幸福。第二，想告诉她，“我”没有和她一样选择初恋。第三，“我”已经放下了过往的东西，不再留恋过去，毕竟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生活和未来。
日常个体的生活，蕴含着我们这个时代的全部内容。在她们的恋爱经历中，看似琐碎的故事，都有着她们内心的精神寄托和价值取向。青春的错误和荒唐，也都会在成长中反思和矫正。这是成长中的必然，也是她们今后赖以回望和品味的精神资源。
风行水上箫韵长
山东／冉令香拿到《作品》第4期，《玉朗拖在胡志明市》这个新潮的小说题目一下子抓住了我的视线。在信息海量拥塞的数据时代，除了心仪的作家作品能够满足我们的阅读期待，选择让我们静心阅读的目标似乎越来越困难了。
短篇小说如诗，讲究情蕴。阅读这篇小说的语言感觉是美妙的，气韵流动如风行水上。作者以优雅、洁净、水润、透明的语言，把一次唯美的邂逅，一个与爱情和寻找有关的短暂经历巧妙糅合在一起，让我猛然想起朱自清的《威尼斯》中的一段话：“在温和的日光中，一切都像透明的……仿佛江南的水乡，夏初从欧洲北部来的，在这儿还可看见清清楚楚的春天的背影。海水那么绿，那么酽，会带你到梦中去。”
故事发生地，浪漫的春城昆明，对于我这个北方人足够有吸引力了，而五华区文化巷的“萨尔瓦多”西餐厅、一绺金色卷发金丝雀一样奓着、比裙子蓝色淡些的眼影而比裙子蓝色深些的法语“情人”字体，连接起两个为爱情而探寻的女孩儿，更是有把读者带入诗情画意的梦境的魅力。当小说结尾告诉读者，“我”不知道她的电话、地址，甚至不知道她的真实名字，“玉朗拖”只是一个艺名，“我”只知道那个曾经邂逅的美丽姑娘在胡志明市，而要约着既不是曾经的“弓长张”，也不是“立早章”，而是法国爱人“言上让”去越南，去西贡时，让读者在美妙的阅读体验中，感受小说如一曲悠扬的箫，驭风而行的洒脱自如。
爱情，是文学作品的永久话题。阅读小说的过程中，对于当下的爱情还是不由自主产生了些许惶惑。两个女孩初逢就坦诚地谈论，各自的追寻和苦恼，分手的失落和伤感，生活的逼仄和艰辛，但蓝色眼影随泪水抹在手背，像光明女神蝶抖落的蓝粉，也如此美艳动人，不可方物。那些愁绪和悲伤随着袅袅缠绕上升的香烟，轻悠悠的，说散就飘散了。
时代，总在让我们感受当下时，冷不丁揪痛你回望过去。信息高速公路似乎已不足以满足当下人们的需要，信息宇宙飞船载着全球爆满的欲望才是最迫切的期待。就小说主人公的社会生活环境看，小说创作的国际化元素也是一个亮点：中国昆明、越南胡志明、法国巴黎。但不管跨越多么久远的时空，唯有爱情依旧纯美至臻，正如“让”的话：“时间过去那么久了，什么都会放坏的吧。美也很容易放坏的，只有爱放不坏，如果是真爱的话。”
《玉朗拖在胡志明市》简评
新疆／王世虎一篇好的短篇小说，让读者有第二次阅读的冲动。王子健的《玉朗拖在胡志明市》应位列其中。第一次读是紧张、新奇和一种莫名的心痛，第二次读却是平静、伤感，又带有一丝的不甘和怀念。
“拥有追逐爱的勇气，比得到爱更刻骨铭心”，我想这是作者所要表达的中心思想，也是普普通通的我们在现实爱情世界里的意难平。很难想象，这篇小说出自一名法语专业的大学生，但其中对“玉朗拖”和“我”关于爱情的描写、叙述，是炙热、真诚且年轻的。
美好的爱情，来自人们对爱人的美好想象。我也相信，真爱是永恒的。每一个人都是普通又独特的，因为有了爱，一切都变得美好起来，但其中不免会发生争吵和矛盾，可彼此坚定、真心付出，将是我们对抗平凡生活的一剂良药。玉朗拖回到西贡后，和陈勇分手，离开了三更酒吧，去追寻自己的爱情（阮文凯）。而我，在和让（言上让）在一起后，心底深处仍没有放下他（弓长张）。或许在我们生命的长河里，都曾遇到过自己心中（或理想中）的情人，但能够守护一生成了我们最大的奢望。
大跨度的时空描写，构建了小说的独特品质。故事不断切换，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穿梭、发生，超越时空的跨度，使得小说结构更为精巧、神秘和魔幻。作者徐徐道来，使得读者慢慢品味。沈念评价，它是一篇古怪的东西。从故事本身的时空跨度，到杜拉斯的《情人》，再到《蝴蝶夫人》和《蝴蝶君》，从本质上讲是相同且一致的。这不禁让我想到颇具魔幻现实主义色彩的《霍乱时期的爱情》，但王子健的《玉朗拖在胡志明市》却更为有趣，他通过虚构的方式，向我们表达着对爱情的不同观点和态度，这一点弥足珍贵。
爱是约定、信物和细节，更是一种象征符号。十多年前的一次偶然相遇，却影响了我的一生。一面精致的紫色化妆镜、陈勇送给玉朗拖的法文版的《情人》、立早章送给“我”的《献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以及弓长张送“我”的一个水晶球音乐盒，这些在我们爱情世界里存在的信物，慢慢成为了一种象征、一种习惯和一种慰藉。“我”第一次见玉朗拖时，她蓝色的眼影比她裙子的蓝色要淡些，像天空；在听完“我”的故事后，她哭得蓝色的眼影让她的眼睛红得格外突出。“我”第二次见到她时，她的眼影依然是蓝色的，淡淡地刷上了一层闪光的蓝色，像一层薄薄的丝绸；而在我们最后的分别时，她最后一点淡淡的蓝色眼影都哭没了，光明女神蝶飞走了。作者四次细节描写女生的眼影，具体、形象而生动，给读者一种真实的触感。
《玉朗拖在胡志明市》是“我”对杜拉斯的《情人》致敬和互文。“喜欢人们通过语言建立联系，产生爱”，这一观点贯穿了“我”和弓长张、立早章、偶遇玉朗拖和现任丈夫让（言上让）的始终，“我”对爱情的渴望与《情人》中故事彼此相连却又互不对等，也许结果早已注定，但我们对爱情的态度、看法和信念，却从未改变。故事在玉朗拖那本白底蓝字的《情人》中开始，又在白底蓝字的《情人》中结束。
“世上只有一件事不能被饶恕，那就是硬生生和喜欢的人无疾而终”，再次成为一种爱的隐喻。
遵循内心勇敢逐爱
山东／李丽苹只要人间有烟火，爱情便是经久不衰的话题，《玉朗拖在胡志明市》这篇小说以第一人称的手法、细腻的笔触叙述了中越两位年轻的东方女性在选择爱情时的那种迷茫、纠结和成长。
开篇作者以云大附近的萨尔瓦多西餐厅为背景，以杜拉斯的法语版小说《情人》为媒介，以法语为沟通纽带，创造了一个在萨尔瓦多打工的云大法语系女生“我”和越南青年女歌手玉朗拖的交流机会。是法语拉近了她们的距离，她们因《情人》而结缘，又因《情人》而产生内心的共鸣，成为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同时《情人》也是她们各自爱情的信物。文中多次提到信物，信物的存在可谓弥足珍贵，它是联系感情的纽带，更是撩拨情感的源泉。
作者对玉朗拖这个人物形象的刻画，与杜拉斯的《情人》里的女主“我”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透过《情人》女主“我”与玉朗拖讲述的成长过程和爱情经历，我们看到了什么？青春期的懵懂？爱情的纠结迷茫？生活的压力？原生家庭给心灵造成的影响？文化层次与就业的关系？似乎兼而有之，又似乎都不是，小说透给读者的是“拥有追逐爱的勇气，比得到爱更刻骨铭心”的爱情理念。
在玉朗拖身上我们感觉到一种直爽、乐观、积极向上的人生观，在与“我”两次见面的过程中真诚交流探讨后，她想起蒂克曾经和她说过的一句很有哲理的话：“世上只有一件事不能被饶恕，那就是硬生生和喜欢的人无疾而终。”尽管陈勇对她有知遇之恩，但玉朗拖认清了自己的本心，决定遵循内心的感觉，坦言，回到胡志明市后要勇敢地追求她念念不忘的阮文凯，且建议“我”也离开当时的恋人立早章，重新回到牵绊她情感的弓长张身边。这段故事也提醒人们爱情的选择要遵循自己的内心感受，报恩式的爱情与赌气式的冲动都是爱情的弯路。
小说整体架构去繁就简，“看似波澜不惊，实则暗流涌动”。作者把时佩璞的《蝴蝶君》、杜拉斯的《情人》、林徽因的《映秋苑》、皮雅芙的《玫瑰人生》和希腊神话人物俄尔普斯完美地糅合在故事里，增加了小说的历史感与厚重的通润感，同时以这些名著阐释了爱情的真谛与选择，另外不经意间提到的骇人听闻的马加爵事件巧妙地标注了故事发生的时间和地点。
文中虽然描写玉朗拖母亲的文字不多，但从寥寥数笔里，我们可以捕捉到玉朗拖的母亲也是遵循本心勇敢地选择了自己的爱情，不难看出玉朗拖不仅样貌像母亲，个性也与母亲有相似之处。
另外小说的人名更是别出心裁，正如推荐语中所提，“把姓拆成两半像是拆散的恋人，又变成恋人的名字”，弓长张，立早章，言上让，三个人三段感情经历告诉我们，人在不同时期对事物的认识会发生变化，随着成长经历和社会经验的变化人生观也会产生质的改变。
弓长张是“我”的初恋，立早章是和弓长张闹别扭后赌气的选择，言上让才是她成熟沉淀后的最终选择。与言上让的相识源于时佩璞的悼念，这种巧合作者处理得很微妙，可以说时佩璞与法国男人的爱和她与言上让的爱，都以法语作为交流的语言，法语成为爱的纽带。
多年后“我”和丈夫去了玉朗拖所在的城市，见到了陈勇，意外地发现琴谱里夹着玉朗拖曾经最喜欢的歌《玫瑰人生》。这也是信物的一种，虽然玉朗拖选择了别人，但她已成为陈勇心里的朱砂痣。其实多年后她是否仍然和阮文凯在一起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她当时遵循自己的内心做出了勇敢的选择。
爱是深厚绵长，梦醒难遣悲凉
陕西／徐青青“后生可畏！”小说读完第一遍，我记住了王子健这位在校大学生作家，并沉迷在他独特且浑然天成的叙述中不可自拔。于是，第二遍、第三遍……
——“我自以为我在写作，但事实上我从来就不曾写过，我以为我在爱，但我从来也不曾爱过，我什么都没有做，不过是站在那紧闭的门前等待罢了。”《情人》的作者杜拉斯曾如是说。
同样，受杜拉斯的《情人》感召的王子健，他也只是站在门前，泰然自若地讲述，他没有期待听众，而我却踏着他的音节，一步步靠近他的门。我扶门探身望去，里面，玉朗拖、陈勇、阮文凯、“我”、弓长张、立早章、言上让，以及我自己的那些故人们，正穿梭于一片嘈杂，他们有人举杯，有人重新点燃一支烟，似有似无地交谈。
——“我对你的爱已浓到，即使它会日渐淡去，也永远不会消失。”玉朗拖说。
她对阮文凯的爱，发生在贫苦时，彼此互为救命稻草，在生活的底层艰难度日。迫于生存，她主动离开，恋情无疾而终。再转身时，余情和世事，全部归于未知。
她对陈勇的爱，发乎人性本初的善，她受惠于他，得享“玫瑰人生”。但阮文凯断了的肋骨一直插在她的心口，成为她永生无法痊愈的痛。她能给陈勇的爱，终极方式，只有从他的生活中消失。她犹豫了许久，最终还是抛下所有，离开，正如在她幼年时就消失的母亲。她们母女到昆明，一个寻找无法忘怀的恋人，一个寻找杳无音信的母亲，但其实都是在寻找一个决心、一个答案。
而“我”，一边旁观着玉朗拖的情感，一边在百转千回的纠结中自我超度。在你追我跑、你停我找的魔咒里，也许，偶遇的一面镜子，恰恰映射出了本心。
事过境迁，怎奈意难平。离开的人，她从来不曾放下。只因爱深厚，情绵长，梦醒后，愈觉悲凉。
还好，有沈念老师的推荐语，仿若“编者按”，为读者揭示隐喻，指引不能释怀的人们在《情人》里寻找解药。
——“并没有什么可以勾引性欲的东西。它在于她身上对他的挑逗，或根本就不存在。当第一次目光相遇的时候，或者这个东西就已经存在，或者从来就不存在。”
故事里的人，都变成了故事。读故事的人，还在幻想，湄公河畔，金色、波浪、长发的女孩。
她们的爱，超越对错，一生都在。
“蓝色”小说世界的镜像与延宕
吉林／张翠云读罢王子健的短篇小说《玉朗拖在胡志明市》，被文本所营造的“魔幻”的蓝色氛围所俘虏。作为网生代的王子健，以一颗年轻的心、看似不经意的笔法，创造了一个镜像与现实相互撞击的“蓝色”的小说世界。
在英文中，忧郁与蓝色共用一词：blue。王子健以超越经历与性别的年龄视角，用文本“回首”了一段忧郁如蓝的青春往事，你真爱的那个人，其实没什么特别，只是恰好是你喜欢的样子，而仅仅这一点就足够完美你的整个青春与漫漫余生。
蓝色是一种冷色调，是光的三原色和心理四色之一。在蓝色的诸多象征含义中，小说文本呈现了如下象征意义：永恒，忧伤，温柔，梦幻，永不言弃。
“我”与玉朗拖的初次见面，她的蓝色眼影与天空颜色相近。这种蓝是最浅的蓝，是一种安抚色，让人安静、放松，与此同时又暗示着虚空、无穷以及神性。玉朗拖和“我”相似的爱情经历与看似截然不同的爱情结局，让两个人的情感经历互为镜像。
蓝色眼影的安抚、放松让“我”和玉朗拖一见如故，彼此交换了内心最隐秘的部分：心里爱着一个人，却和另一个爱自己的人在一起。这种感觉让人不禁自问：人这一辈子，究竟是应该和自己爱的人共度一生，还是应该和爱自己的人厮守一世？小说里反复雕琢着这个让所有人矛盾的爱情命题。看似有解——以蒂克的话说，世上只有一件事不能被饶恕，那就是硬生生和喜欢的人无疾而终。这恐怕是人心里关于爱情的正解——去和自己相爱的那个人终其一生就对了。但落实到现实里，却都是“我”的样子：错过了自己最爱的人（弓长张），然后不咸不淡地和一个爱自己的人（立早章）恋爱，后来和另外一个爱自己的人（言上让）结婚，却又对生活里那些隐藏的信物（如法文版的《情人》等）念念不忘（弓长张）。“我”强调深爱现在的丈夫，但通览文本读者就会明白“让”是个法国人，法国人说法语，由法语会想到法文版的杜拉斯的《情人》，由《情人》会想到弓长张。就这样绕了一个圈，因为深爱一个人，和他一起读过的书，听过的歌，走过的路，拥抱和亲吻的样子……这些爱过的“信物”都会在以后的感情里不断被隐匿式演绎。
文本中最初的爱情和最后的爱情就像“我”的意识一样，表面不停地流动，而实质上停在一个层面上：不过是又爱上一个类似的人。王子健构建的这种感受很折磨人又很让人着迷。爱情是一抹蓝色的忧伤，它会淡，它会安静，而一旦爱过就永远都不会消失。这正像《蝴蝶君》和《情人》所讲述的故事一样，无论是灵魂之爱、永恒之爱还是俗世之爱，爱情毫无逻辑可言。当爱情从繁殖的机能上剥离开来，就成为了一种诱人的艺术。正由此，王子健的小说建构具有了一种区别于他人忧伤迷人的艺术气质。
小说的结尾“我”要去玉朗拖所在的胡志明市，是对玉朗拖爱情镜像的再次内化，更是王子健对深藏于人物内心逐爱的赞美。
透过玉朗拖的眼影，王子健塑造了一个具有光明女神蝶般梦幻的人物形象（光明女神蝶的颜色及花纹非常壮观，被誉为世界上最美丽的蝴蝶。它体态婀娜，展翅如孔雀开屏，全身呈紫蓝色）：她抽宝蓝色的香烟，她用宝蓝色的打火机。在传说中，希望女神的原型就是一颗蓝色的钻石，所以玉朗拖是“我”爱情的希望之神。王子健赋予打火机的机身和火焰佩斯利花纹，而佩斯利花纹图案多来自菩提叶，象征着生命之树，具有丰富的神话色彩。这些执笔神性的描写，我想也是王子健对爱情最深切的懂得——爱之永恒在于爱中，更在于余生里的爱情延宕。
作品 2022年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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