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书写的光与尘——关于奚榜的《家弱是朵光》
广东／洪艳我们要体味当代文学的当代性，从作家对于城市的书写中一定能找到其中答案之一。
城市作为当代文学一个体量巨大的关键词，以它为生长点产生了全新的文学表达方式、文学思维与文学结构。奚榜的《家弱是朵光》以城市小市民的日常生活为底，讲述廖家三儿女不同的人生状态。这是一部“关上门”讲故事的小说。人物间的爱恨纠葛里有原生家庭的创伤、人性内在的善恶摩擦，进而还有一种市井家庭弥散出来的“荒诞”与无奈的感伤。《家弱是朵光》用看似冷静实则充满悲悯的眼光打量着这个家庭的日常生活，字里行间带着一种寻找和体味生命本来面目的可能性。
《家弱是朵光》以一种类似于新写实主义的方式，写了睡觉、上学、上班、广场舞、离婚、网吧、取钱、家宴、生病、丧仪、投毒、打架等一系列细碎的日常生活。看起来这样的文本叙事是小门小户的鸡零狗碎，但这样的日常生活又何尝不是政治、经济、上层建筑的珠贝之壳呢？如果说廖家三姐弟迥异性格的形成，源于母亲“好面子”的人格缺陷的框定；他们在成长中表现出的对于家庭的反叛和归顺，消解了所谓的“家庭伦理在传统文化上的认知。母亲在她婆婆和小姑子去世后掌握了当家的主动权，但终生却只依据他人的眼光来判断自己活着的状态。奚榜揭示的是人逃不出“镜中之像”来产生自我认同感这样的现代性特质，而使得《家弱是朵光》生出了有别于其他城市文学书写的个体化。实际上，从20世纪50年代肇起的城市书写发展到今天，已呈现发展趋势上的多元化；但如何能借小市民的生活建立起文学的深刻内涵来，又确实是当今城市书写值得探问的深处。
奚榜在《家弱是朵光》中以底层书写为突破口。如果说“底层”特指的是城市中那些不但失去了经济地位，而且失去了话语权以及一切有形和无形资本的人群，那么小说中的任何一个故事行动元，都是在都市尘嚣下努力生活的底层人。被冠以“家弱”之名的廖春歌，无疑是一直以一种“英雄主义”的姿态活着的典型。她以“女儿身”生于城市平民家庭，受尽了母亲的凌辱打骂，学业无成干着男人都嫌弃的工作，家贫只得把独生儿子过继给富裕的小叔子，性格柔弱放弃了遗产继承权……哪怕“家霸”廖春城也是以这样的姿态活着：以优异成绩逃离原生家庭，离婚独自抚养儿子，跟母亲借钱补贴择校赞助费，被诬陷投毒给弟弟……可是她们在与生活的艰难博弈中始终都没有活出英雄的荣光，小说也并非结束于“大团圆”的俗世欢喜中，而是母亲在暗处捂着孙子想想目睹二女儿春歌护弟弟春天被打得头破血流，“庆幸自己没窜出去暴露身份，没让昌城人看她的笑话”。这经历了生活跌宕起伏的母亲，仍未改那“好面子”的秉性。奚榜的写作手法有一种阅历沧桑之后的波澜不惊。她或许想要在日常的细碎中探求生命的本相是倔强地活着，至于如何才是对的方式，奚榜未加明示，只是呈现“活着”及其潜藏的生命思考。
奚榜写的故事不是历史长河中老套的故事，而是在日常生活的细碎、细腻中贴合时代变化，落影在小人物身上的光与尘。《家弱是朵光》读来，因娓娓道来的细致而有种极强的代入感，不经意间就能与小说中的人物产生共振，思其所思，叹其所叹，哀其所哀。的确，城市书写发展到今天，依然会伴随新的形势吸纳更为复杂的人群结构和特性，而城市的多元化又引导出作家更多元的写作探索。但如何使得作品不被同质化的表象世界遮蔽，产生出深邃的内涵，对作家而言也是一件极富挑战性的事情。奚榜的《家弱是朵光》，以“朵”为量词，写实了人物身上的人性之光，既有在生活暴虐中俯首称臣的隐忍，又有在生活的深渊里散发出或许能绽放成花、升腾成云的生命之光期翼。
日常伪装下的巴洛克悲苦剧
上海／刘天宇初读小说开篇，读者们很容易被标题欺骗，误以为《家弱是朵光》这篇小说是在讲述一个“家弱”廖春歌保持善良、最终好人有好报的故事。事实上，作家奚榜对于情节的处理远远超过了如上所述的庸常展开，她将发生在廖家人身上的诸多苦难与冲突包装在老少咸宜的家庭琐事中，进而将一系列异常的情感关系伪装成我们在当代小说创作中早已司空见惯的日常叙事。直到最后廖春歌在路灯下举起砖头的那一刻，我们方才察觉到读过的一切都是作者准备好的悲苦剧，造型清晰而声色夸张。
将《家弱是朵光》喻作巴洛克时期的悲苦剧，实际上有两层原因。其一是出场人物在表达上的激迫张力，如廖春歌在提及母亲时说“把我杀了炖给妈妈吃”，又如她对待自己的儿子时说“咱俩炖了给他吃”。这种“吃人”式的表述方式在直觉上就是反常的，而且也绝非常见的文学修辞。与其说是小说语言，不如将这些表达视为戏剧中的激荡台词，满溢着虚饰的夸张，在整体的日常叙事框架中显得不合时宜。然而，正是这种“不合时宜”才为作者的叙事提供了动力保障，鼓动着廖春歌的软弱形象不断膨胀，同时也使读者在通读全文之前保持有沙砾状的异样感，成为整场巴洛克悲苦剧的冰山一角。再者，人物的内心情感也展现出了惊人的夸张。小说的主线沿着下毒、死亡与离婚三个核心事件展开，每一个事件都折射出这个家庭中个体情绪的异常。少年廖想想对父亲廖春天的怨恨已经达到了想要将其毒死的地步，廖春天为争夺遗产对母亲和姐姐百般排挤，廖春歌对于丈夫的出轨表现出难以理解的冷静与妥协。大女儿廖春城对于母亲的质问或许可以成为对廖家整体氛围的生动描述，即“有点变态”。作为必要的矛盾冲突，上述情节牢牢支撑起了悲苦剧的骨骼，逐渐积蓄直到在结尾破日常的外表而出。
上述的巴洛克风格只是本篇小说的表象，在文本之下，我们还需要追问这些表象形成的根源。问题再次回到小说标题的“误导”，作者看似在“没用的好人”廖春歌的故事，实际上却是暗中为我们指出了悲苦剧诞生的“罪魁祸首”——母亲曾学先。最为直接的表现是在结尾，廖春歌拿起了砖头来保护自己的弟弟，仿佛迎来了人物的某种“高光时刻”。但是小说的镜头最后却被引向了曾学先，以一句“她庆幸自己没窜出去暴露身份，没让昌城人看她的笑话”结尾。曾学先的态度消解了廖春歌“好人有好报”的神话，这个母亲终究是只关心自己，一切戏剧性的矛盾都不过是因她自我满足的愿望而起。除此之外，在小说第四节中，作者借廖春歌之口提出过母亲对儿女的“诅咒”。曾学先对自己的儿女感到不满以至谩骂，无一不实现为儿女们的不幸生活，也就是种种“表象”。这样一种父母对儿女形成压力的结构在各类文艺作品中屡见不鲜，从张爱玲的《金锁记》到为中国影视史贡献了“苏大强”这一经典形象的《都挺好》，原生家庭通过代际施压始终是波涛汹涌的议题。而当我们将目光聚焦在曾学先的身上时，我们又会发现曾学先的“恶”也并非是先验的。她在年轻时曾因为生育问题而被自己的婆婆和小姑子欺压，这种记忆直到两人早已作古之后还萦绕在她的心头，被她屡屡控诉于廖春歌。这种经验显然早已变成曾学先的精神创伤，并且被强加给了曾学先的儿女。基于曾学先与《金锁记》曹七巧的相似命运，从某种意义上讲，奚榜的小说《家弱是朵光》也可以被看作是一出“现世金锁记”。
泥沼中会有光吗？
法国／黎希澈《生活大爆炸》第一季第十九集，谢耳朵为了帮助室友圆谎，以严谨的逻辑凭空设计出一个不存在的表弟——利奥普酗酒、吸毒，因为拒绝回到戒毒所而“耽误”他们前去观摩佩妮音乐剧表演的行程。剧中最有趣的部分毫无疑问是书呆子们将科学的严谨精神发挥到极致的时刻，谢耳朵与他请来的临时演员针对造成利奥普吸毒问题的原因展开激烈探讨：谢耳朵认为一切问题的根源在于利奥普具有典型的middle child syndrome，即家中次子或次女普遍存在的，因缺乏像其他兄弟姐妹那样得到父母重视而通过具有毁灭性的行为博取关注的心理问题（这一心理问题的物理依据为血液中复合胺含量不足导致的遗传体质倾向）。利奥普酗酒和吸毒的动机是为了引起家人的关注和父母的愧疚，他需要通过家人施加于自己身上的过剩的爱来弥补童年缺乏关注的成长遗憾。
临时演员则持反对态度，同为科学家的他认为middle child syndrome和遗传体质并没有得到通过双盲测试的科学结论作为可靠依据，于是他为人物酗酒与吸毒的心理问题构思了更合理的心理原因：常年出海漂泊在外的成长环境使他与稳定的大陆始终保持一定距离，而酒精和毒品弥合了他与世界之间的巨大精神罅隙，填补了他作为孤独个体的永恒虚无，使他得以暂时遗忘他是一个与周围一切都格格不入的局外人。
显然谢耳朵和临时演员对于同一症状有着截然不同的解读，然而不论他们的认知多么相左，我们都可以意识到middle child syndrome的确是普世问题，无论在虚构的利奥普或是在《家弱是朵光》中次女春歌身上，我们都可以看到它危及一个人对生活的定义。
春歌不同于企图通过自我毁灭的吸毒行为来博取关注的利奥普，她的存在是温和的、无害的，甚至是隐形的。她的价值是微弱的、晦暗的、不被珍视的。她是母亲的出气筒，她是衬托大姐的丑小鸭，她是家中聚餐的主厨，她是最没有嫌疑却还是要“主动”牺牲自己成全凶手的替罪羊，她是瘫痪母亲的免费护工，她是被丈夫嫌弃的丑陋累赘。这样一个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在故事结局的唯一一次情绪爆发依然不是为了她自己，而是为了维护表面嚣张跋扈，实则窝囊的弟弟不要性命一般与几个流氓打架。
然而春歌这样隐忍半生，没有自我，一心只为他人燃烧生命的无私个体是真实存在的吗？她的存在是合理的吗？她一切行为的心理动机又是什么？
春歌的家庭破碎、扭曲，是畸形的无爱家庭，与《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偶合家庭有着极大的相似性：每一个家庭成员都过着独立、封闭的生活，与其他成员处于隔离状态。相比卡拉马佐夫兄弟，春歌的家庭只会更加不幸，一家人共同生活几十年，家庭成员心里却只有各自的利益：一无所长的弟弟耽于盘算自己的遗产份额，抛弃义务与权利的姐姐只想远离尘嚣过城市的生活，本可以为春歌争取一份合理遗产的母亲最终还是不作为。血缘与亲情被冷酷与自私的人类本性消磨殆尽。
春歌的存在似乎是这个无爱家庭的缓冲区，她在专横跋扈的母亲刻意制造的姐弟冲突的夹缝中随时准备缓和紧张氛围。春歌是母亲强烈权力欲望的牺牲品，母亲对家人的爱中包含着对他们行使权力的掌控欲，这种欲望因为姐姐的远走高飞和弟弟的放浪形骸而始终无法得到满足，于是母亲对他们的爱转化为规避和谐，刻意制造家庭冲突的吊诡行为，转换为施加到春歌身上的恨。在母亲的打骂和对待旧社会女佣一般恶毒态度的衬托下，春歌仿佛精神上的灰姑娘，然而现实生活中并没有仙女教母来拯救中国农村的春歌。
虽然小说的题目是正向的，光自然给人一种积极向上的联想，然而春歌被众人踩在泥沼中的命运又怎么会有一个乐观的结局？
造成春歌悲剧命运的根本原因是她从来没有为自己——这一个体真正抗争过，她的生命价值永远依附在他人身上，母亲、弟弟、丈夫、儿子，家庭成员几乎像一块永远无法推上山顶的巨石，无数次滚落下山，最终只能压在春歌的胸口，而春歌的选择永远只有逆来顺受。那么当家人们一个个离她而去，她的生命价值又将体现在哪里？
春歌的生命注定只能处于永恒的贬损和向下的动势中。“永恒的女性，引领我们飞升”，而春歌不过是一束朝生暮死、蜉蝣般微弱的光芒，她只能照亮别人。
世界以痛吻我，我要报之以歌
吉林/张翠云泰戈尔有句诗：世界以痛吻我，我要报之以歌。奚榜的中篇小说《家弱是朵光》所讲述的就是这样的故事。
小说文本以昌城一个普通家庭里母亲与三个孩子纷乱纠葛的人物故事，构建了一个家庭代际创伤的微观世界。
每个人的一生都有一些“特殊”事件。曾学先十来岁时没了父亲，丈夫廖云贵也是由寡母抚养长大。童年时父爱的缺失，无疑对他们成年后的婚姻、教养子女、自我情绪管理等方面造成了很多重大的影响。正是由此，我们看见了廖家的三个极具代表性的孩子：家霸廖春城、家弱廖春歌、家渣廖春天。小说以家霸廖春城意外归家借钱拉开序幕，以家渣廖春天“中毒案”为辐射源，以家弱廖春歌为救弟弟“恶魔附体”的人设反转结束，让读者在五味杂陈却又意外沉重的回味中陷入对家庭代际创伤的思考。
家霸春城一岁多时曾被迫与母亲分开，七岁才回到母亲身边。这种早期的母婴的长期分离，对春城的影响是灾难性的。春城对母爱的戒断是绝望性质的，让她从小就拒绝亲情。成年后春城独立坚强却也冷漠薄凉。她像一只漂泊在外的孤舟，与家人疏离到离婚多年却只字不提。她是唯一知道创伤心理理论的人，但她没有勇气疗愈自己和家人，只选择了远远地逃避。
家渣春天是在母亲热烈的期盼下出生的。他的到来让缺乏存在感的曾学先在婆婆和小姑面前有了底气，婆婆的溺爱是曾学先不敢忤逆的，当然溺爱也是她心里承认的教养方式。所以家渣春天成年后一事无成，酗酒无度，混沌度日。他和父母耍起无赖：占了母亲的房子还要在父亲死后，争夺瘫痪母亲的遗产。他将代际伤害无意识地传递给了儿子廖想想，才导致廖想想投毒事件的发生。
无论是春城还是春天性格的养成，都和其母曾学先在他们童年时的教养方式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诚如春城所说：“但就是她（曾学先）长期骂你（春歌），打你，家里每天充满负能量，跟地狱一样，我和春天才不愿意回来。我躲出去读书……春天躲出去遇到一群街娃，把他带坏了……”但其实作为母亲的曾学先也是童年阴影的受害者，表面霸道，内心无比虚弱，甚至连死去的婆婆和小姑都害怕得罪。她“祥林嫂”式地反复强调自己的痛苦，只是为自己负面的人格找到足够强大的支点。童年爱的缺失在成年后常常会使人陷入焦虑与孤独。对大女儿的宠更多的是因其优秀可以满足她的虚荣心。春天是曾学先根深蒂固的“人种”思想和巩固家庭地位的综合产物。对女儿春歌无限制的盘剥与情感绑架是曾学先婚姻焦虑与童年阴影的一种孤独疗愈。春歌脑子笨性子软。她的基因里传递着母亲一切负面人格，而且认同了所有不公平的待遇，以此平衡残酷的现实——不爱自己的父母，没有好工作，背叛自己的丈夫，等等。从弗洛伊德心理学理论来讲，母亲和女儿是同性，是仇视的。无意识地让女儿重复自己的遭遇，受虐者终成施暴者，是小说里家暴“家弱春歌”的真正原因。
但又为何家弱是朵光呢？春歌截然不同于春城和春天。她包容一辈子活在他人眼中死要面子活受罪的母亲，她理解薄凉寡义的春城，她为救弟弟可化身为“凶神”，她为儿子可舍一切物质，她为侄子可成温柔慈爱的母亲，她对丈夫的背叛选择明智的放手，她驱散了家庭代际创伤的阴影，活成了一朵温暖人世的光，治愈自己也明媚他人。
奚榜在文本中以克制、内敛的笔触，冷眼旁观这一家人在外部现实与自我心灵的焦虑对峙，让春歌最初的困境成为掩藏起来的恩赐，让负性事件所带来的痛苦停止流动，实现了小说美学与现实的零度对接。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爱重要的不是呈现方式而是如何感受，这种逼近生活本身的文本，呈现出让人无语凝噎、止息众生喧哗的迷人效果。
《家弱是朵光》与“中国故事”
天津/周晓坤正是在阅读奚榜《家弱是朵光》的过程中，我愈发明白了《作品》杂志“中国故事”栏目的独特魅力。
小说的前三部分很像一部紧凑精彩的戏剧。先以“家弱”“家霸”“家渣”三个词准确快速地对各个人物的性格进行交代和刻画，再穿插过去的故事介绍整个家庭的微妙关系，最后，这部戏就在“投耗子药”事件中到达高潮，众声部（人物）纷纷登场，表达自己的委屈与家庭中的异化关系，撕开脆弱的温情面纱，整部戏剧在廖想想承认自己投毒的环节戛然而止。
看到这里，我想小说就应该结束了，为什么还要写下去呢？写家庭中的庸常、苟且、自私自利，不都是前面那出闹剧的延伸吗？直到读到最后一部分，“家弱”的任劳任怨和保护亲人的孤勇，再看看题目与“中国故事”这个栏目的标题，我明白了，这是属于中国的故事。
只看前三部分，我最先想到的往往是那些西方小说技巧，那些对亲情多有解构的现代主义小说。比如麦克尤恩的《立体几何》《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把亲情中可怖的捆绑与自私体现得淋漓尽致。但是，在中国的传统中，我们从《诗经》就有《凯风》的孝母思亲，大团圆结局也是我们惯用的写作方式，我们倾向于歌颂亲情和期盼美好。春歌的存在在小说中是最特殊的，因为其他的所有人都是自私的，包括作为母亲的曾学先，也一直以自己的面子为最重，并对春歌进行盘剥。春歌是小说中唯一不自私的人，也是一个理想化的存在。
其实，人性的光辉和亲情的枷锁在中西方都是存在的，我认为这篇小说没有在第三部分戛然而止，而是继续铺展开来，是中国化表达的一次比较成功的尝试。
写下去，对，就是写下去，发出声，这是属于我们的中国故事。
一朵令人绝望的光
广东/王晓娜“她庆幸自己没窜出去暴露身份，没让昌城人看她的笑话。”小说《家弱是朵光》以家弱母亲曾学先的此种心理活动匆匆作结，戛然而止。如果我们仅仅把这篇写家庭琐事的小说当作“一地鸡毛”中的一桩另类事件，抑或当作原生家庭导致人物性格缺陷的一个典型案例去读，那么，我们的评价将难免陷入平庸和惯常的话题中去。相反地，我从小说中读到了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冷静，这是作者奚榜在行文描写中透露出的感觉，那么的从容，云淡风轻。
这或许是一种连作者自己都未曾觉悟到的冷静。是的，冷静。无论是描述曾学先肆意虐待谩骂被称为“家弱”的二女儿廖春歌（“再后来，则是除曾学先外的所有家人、亲戚、朋友，都可以随便骂春歌了”），还是父亲廖云贵面对儿子廖春天被孙子下毒晕倒时的麻木呆滞的反应（“母女俩把春天弄到医院抢救去了，廖云贵还在卧室里继续看电视”），抑或是春歌遭遇丈夫出轨的情景（“一个女人香喷喷地走了出来，还跟她打了个招呼”），甚至最后，看到儿子春天被打得耳朵流血、女儿春歌血战三个小流氓的场景时，做母亲的第一反应竟是，幸亏没暴露身份让昌城人看了她的笑话。看到这里，应该连读者都愤怒了吧——性命攸关的时刻啊，居然还在考虑别人的眼光，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可作者似乎并不愤怒，而是平静、波澜不惊地抛出了结尾这句话，于喧嚣的众生相中慢慢超脱出来，在无声和冷静中启开了小说幽深冷酷的场域。
小说也因此走向了一种境界，那就是故事尽管是琐碎和老调重弹，其思想内核却是沉重悲凉的，呈现出的行文气质又是幽微超然的。这显然是个问题累累的畸形家庭，只有卑微、矛盾和污浊，与健康和阳光无缘。曾学先几十年拼命想要守住的面子和名声无非外人眼里的“阖家团圆、母慈子孝”，但现实却是丈夫猝然离世、大女儿逃离家庭、二女儿蠢笨、儿子混吃啃老、孙子自私忤逆的真相，虽然最后，愚孝的春歌以豁出性命的架势保护自己的弟弟春天，捍卫了母亲极为看重的亲情——这应该是这个黯淡畸形的家庭最为高光的时刻，也是小说标题“家弱是朵光”的意旨所在。可我们都读出来了，善良隐忍豁达乐观的春歌固然时时在发光，时时在照顾他者的感受和处境，母亲姐姐弟弟也好，丈夫儿子侄儿也罢，甚至连小叔子和情敌谢寡妇，她都表现出超乎常人的大度和宽容，然而这种毫无底线的善良和“同理心”，岂不是另一种对恶的纵容？
春歌活成了一朵奇形怪状的光，没有灯的引渡，她早不是一个人，一个女性，而是一台默默奉献、任人摆弄的机器。我想，这也是作者能够如此冷静窥视、冷静书写的缘由吧！她恍如隔世地窥探生活，窥探人间，站在鬼的位置上看人，才更能看破红尘、看透人生。
亲情盘剥下的个体意识
山东/张维菊奚榜的文字无疑是犀利而冷峻的。她的笔锋，游走于盘根错节的亲情内里，将人性善恶与复杂幽微，一一剖腹切胆，而小说人物的个体意识，刻画得尤为饱满、鲜明。
家霸廖春城无疑是个体意识最强烈，头脑也最清醒的那一个。她拥有高学历，擅长观察与分析。她敢揭母亲的短，道出“老娘其实很狡猾”的真相；她棱角分明，不向权势低头；失去婚姻的她，独自带娃，上班，写作，从不向家人诉苦。她将亲人间的相爱相杀看到了骨头里，她保护自己的唯一办法，就是选择远离。
人生失意的家渣廖春天，除了在咸鱼上撮点钱，再无其他收入来源。啃老、争夺家产、酗酒，抱怨成为他难以改变的积习。他自私、市侩到连自己的两个亲姐姐都要算计，终于落得被亲儿子投毒药翻的下场。12岁少年的胆大妄为，令人脊背发寒，个中缘由，值得深究。而在父亲葬礼上，对于权贵的巴结谄媚，愈发暴露出他廖家唯一后人的小市民嘴脸。
小说刻画得最成功的人物，是一家之母曾学先。奚榜笔下的这一母亲形象，彻底颠覆了人们的认知。最有出息的大女儿春城是曾学先的脸面，她宁肯独自承受春城常年不回家看看的失落，还要装出无所谓的态度，“你们好，就是真的好。”真真的慈母形象。让她时时处处在人前抬不起头来的儿子廖春天，却是她豁上老命也要维护的廖家的门面。“血缘、人种、姓氏”成为她强大的精神支柱，这让她活在别人的眼光里，既虚情假意，又真真切切。她组的一场场饭局，衍变成她乐此不疲的一贯表演——让外人看到廖家的幸福、团圆。最孝顺自己的二女儿廖春歌，既不是脸面，也不是门面，而是她的出气筒。只有在这个笨而窝囊的二女儿面前，她才卸下伪装，露出自己霸道、蛮横的本色。几十年非打即骂，甚至不愿意让春歌占娘家一分钱便宜。即便在春歌被逼离婚、无家可归时，仍默许儿子的强盗行径，使不幸的春歌再次被压榨、被盘剥，只能在沙发上寻容膝之所。她爱儿女，又咬牙切齿地诅咒儿女。小说结尾，骂骂咧咧的那一句，“也太能骗老子了”，是她罕有的温情流露。曾学先身上，有天下母亲恨爱交织莫辨的共情与悲情，亦有小人物活着的辛酸与五味杂陈，招人恨，也叫人怜。
做临时城管、每月只有千把块工资的家弱廖春歌，把家人视为至亲至爱。她的至亲至爱，嫌弃她，抛弃她，远离她，没有谁想要护她周全，包括她自己。在一败涂地的婚姻面前，她甚至不去想如何才能保护自己不受伤害，反而一心想要护亲人的周全。她一个人，尽心伺候瘫痪的母亲，任由母亲打骂和唠叨，“父母生养恩情大，把我杀了炖给妈妈吃都是应该的。”她变卖房产，为的是让小叔子一家少欠债，让自己的儿子有个好前程。哪怕是酗酒成瘾、面目可憎的廖春天，她都会用命去守护。面对欺负弟弟的三个小混混，她飞叉叉摸起砖头干架，“目光突然变得狼一样绿”。这个众人公认的世界上最温和、最好盘的女人，没有个体意识吗？不，她知道自力更生，她懂婚姻法、遗产法，知道公证的效力。毫无城府的她，是烟火人间的浑金璞玉，是一朵照亮人性幽暗的温暖之光。这朵微光，成为抚慰人心的强大力量。
奚榜以投毒事件为切入口，一层层揭开了廖家清平静好的遮羞布，将华美之袍里深藏的虱子，悉数抖落。亲情盘剥下的个体意识，如此鲜活、迥异，使得小说文本挣脱庸常琐碎的现实困囿，以葳蕤之意，抵达开阔之境。
从女性书写抵达悖谬人性——评奚榜的《家弱是朵光》
广西/熊焕颖奚榜的小说在致力于书写丰富多样的女性生命体验的同时，似乎也在努力洞察我们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隐匿的悖谬人性。在奚榜的笔下，女性形象向来不是单一化、符号化的扁平人物，而是多元化、立体化的圆形人物。在中篇小说《家弱是朵光》中塑造得最为出彩的莫过于母亲曾学先、大女儿春城和二女儿春歌。相比之下，父亲廖云贵、三儿子春天和春歌丈夫王玉成等三个男性人物的塑造则显得单薄。因此，在文本呈现上，女性人物形象的塑造及人性挖掘也比男性人物的更为深邃、更为幽微，甚至抵达了悖谬的人性。
小说《家弱是朵光》塑造了当下社会中的三类女性形象。首先是小说着墨浓重的女性形象之一曾学先，借助现代人的眼光去审视这个人物，我们会发现她身上兼备了封建社会种种习性：作为媳妇她与婆婆小姑子斗，硬是赶在计划生育之前生出个男丁延续廖家香火；作为母亲她欺软怕硬，对大女儿家霸春城迁就顺从，对小儿子家渣春天宠溺有加，对二女儿家弱春歌则颐指气使、当佣人一般使唤；作为小媳妇儿熬成婆的奶奶，她独揽廖家大权、支配家里的财产，处处以维护廖家的利益为中心。她身为女性，却没有给予同为女性的女儿春歌任何同情和关怀，因为她骨子里便是封建父权思想的卫道士和实践者。在这个意义上，女性的解放之路关乎的不仅仅是性别之战，更是现代意义上的人性觉醒。
其次是接受过高等教育、有学识见过世面、生活在省城的大女儿春城。春城这个女性形象兼具了现代性的双重悖谬面相。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她敏锐地意识到小地方昌城的人性陋习，尤其深谙母亲曾学先爱面子、好虚荣，具有浓厚封建父权思想的劣根性，对各种人情关系深恶痛绝；但她不愿也无力去改变现实，而是选择逃避，待在省城恨不得永不回昌城。作为一个现代人，她又不可避免地染上了现代性的弊病，具有鲜明的工具理性的特征，她痛恨昌城的人性陋习却又根源于此，遇到迈不过的坎还得求助家人，但又不想跟他们有过多的纠缠，在某种意义上是一名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在此意义上，女性的解放之路关乎的不仅仅是经济独立和精神自由，更是现代意义上的人性复归。
最后便是小说重点塑造的女性人物形象，即作为家弱春歌。春歌是家里的二女儿，打从出生就被重男轻女的母亲曾学先嫌弃，从小到大不断被形形色色的人欺负打骂，但从来都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用她的话说“打的是风吹过，骂的是贴膏药”。春歌这种“懦弱”性格与身为老二所处家庭环境有一定关系，但绝不是传统文化所谓的“中庸之道”。她似乎与儒家传统文化格格不入，不懂察言观色，不懂处理各种关系，更不能出将入相，而是被当成傻子，就像丈夫王玉成认为的“她脑壳长期缺一根弦”。但她的“示弱”特征却有几分道家的意味，即“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换言之，春歌不与人争、甘于示弱、自愿吃亏的个性，与母亲曾学先以及大姐春城迥然有别，显得更有人性之温暖，更有人性之悲悯，更有人性之大爱。如果说母亲的形象指向过去的封建糟粕，大姐的形象指向现代社会的弊病，那么春歌的形象指向的则是女性成为主体、女性走向解放的第三条道路。
总之，奚榜的女性书写并不仅仅局限于女性所特有的某些生命体验和隐秘的私人欲望，而是将女性作为一个个独立的主体之人进行探索，将大写的“她”当作“人之谜”进行追问。也正是因为如此，作者才能在母亲曾学先身上洞悉了女性化的父权痕迹，在大女儿春城身上洞悉了女性化的精致利己主义，也才能另辟蹊径地在二女儿春歌身上点亮了奇异的人性之光。
作品 2022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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