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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翻开中唐大诗人白居易和元稹的诗集，就会发现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别的诗人之间关系再好，互赠的诗歌数量一般也就个位数，多一点的两位数，白居易与元稹互赠的诗歌却到了三位数，几乎都占了各自诗集的半壁江山。
白居易《祭微之文》说他们生前交往了三十年，“歌诗唱和者九百章”，两人合起来唱和的诗歌近四位数了。所以如果在白居易的诗集中找他写给元稹的诗歌，光诗歌的目录应该就可以写个两三页。所以这个“找”字确实应该打引号，因为你翻开白居易的诗集，稍微翻翻就能看到，其实是用不着找的。元稹集中酬赠白居易的数量也是一串一串。一个寄赠，一个酬唱，来来回回，白居易说“君写我诗盈寺壁，我题君句满屏风”（《答微之》），真是一点也不夸张。三十年相交的岁月，其实也是一直用诗歌陪伴的旅程。
元和十年（815），白居易曾这样形容两人彼此之间的关系：
小通则以诗相戒，小穷则以诗相勉，
索居则以诗相慰，同处则以诗相娱。
（《与元九书》）
意思就是白居易把诗歌当作是两人情感最重要的纽带：顺心的时候用诗歌劝诫对方不要骄傲，遇到困难的时候用诗歌互相鼓气，形单影只的时候用诗歌去慰问寂寞，彼此欢聚的时候用诗歌去表现快乐。换句话说，无论人生有怎样的起伏变化，对方与诗歌都永远是最忠诚的陪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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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772-846），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祖籍太原，但他其实出生于河南新郑。我们平常说惯了“李杜”，也就是李白与杜甫，但如果要说唐代三大诗人的话，另一个人就要说到白居易了。最近几年，每到冬天，网上就有人调侃说“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这浅白如话的诗句，就出自白居易的《问刘十九》。
元稹（779-831），字微之，河南洛阳人。元稹的名气比白居易要小一点，但在中唐这个特殊时期，其实是与白居易齐名的。“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离思五首》之四），这传播众口的诗句就出自元稹之手。
这两人可是当时的两个大名人，其中随便一个人就能吹皱一池春水，何况两个人同时驰骋在当时的诗坛上！他们一联手，掀起的诗坛波浪该有多大，大家完全可以充分展开想象。他们早年在秘书省共事，就开互相唱和之风，在长安引起了朝野上下的关注。元和、长庆年间，他们基本上都在异地任职，于是那种一写几十韵甚至上百韵的诗歌，很快便在南北流行传诵开来，年轻人更是纷纷来模仿，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元和体”。“元和”是唐宪宗的年号，总共有15年，元稹与白居易也因此在诗坛上被并称为“元白”。这种并称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元稹与白居易在当时是作为一个“诗歌共同体”而被大家接受和赞誉的。除了诗歌唱和，作为“新乐府运动”的共同倡导者，元稹与白居易的诗歌观念也非常相似，譬如：诗歌应该对不合理的现实进行批评，应该多方位地反映社会生活，应该有昂扬的人文精神，应该关注时代，关注身边的一事一物。“文章合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白居易《与元九书》），这都是他们共同的文学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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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要问了，中唐这个时期有那么多的诗人，为什么元、白两人能成为世所公认的“诗歌共同体”呢？我认为诗歌不仅是他们抒发情感的载体，其实已经成为他们生活的一个部分了。换句话来说，他们首先是“生活共同体”，然后才能形成这种“诗歌共同体”。
说他们是“生活共同体”是不是符合事实呢？我们来看下面这个故事。
元和四年（809）三月上旬，31岁的元稹被派去梓州（今四川三台）审理案件。大概元稹走后不到半个月，白居易与弟弟及其朋友一起到长安城南的曲江、慈恩寺等去游玩。他们畅快地玩了一天，晚上回到朋友家喝酒吟诗，大家都很兴奋。就在大家兴致很高的时候，白居易突然心事上来，走到一个角落，一个人坐了下来，一边叹息一边放下酒杯说：“元稹走了快半个月了，应该到梁州了吧？”梁州也就是现在的陕西汉中，这是元稹去梓州的必经之路。说完提起笔就在墙壁上题了一首诗，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题壁诗”。诗是这样写的：
花时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作酒筹。
忽忆故人天际去，计程今日到梁州。
（《同李十一醉忆元九》）
这诗写什么呢？前两句写他们曾经有过的惬意的生活。以前他们苦闷彷徨的时候，一起在春天出游，然后喝得大醉。大醉以后还不罢休，还要拼酒，但没有计杯数的酒筹怎么办呢？就随手折下花枝来计算。一场出游，一顿美酒，把平时积聚的烦闷也就喝得烟消云散了。这是多么让人眷恋的日子啊。现在虽然也是春天，也在出游，也在喝酒，但元稹不在，感觉便大不相同了，在我白居易的心里，谁也不能替代你元稹的地位。这两句其实不是简单地回忆一段往事，而是回忆一种以往习以为常的生活状态。
元稹为什么没有同游同醉呢？后面两句写道：我突然想起好朋友元稹因为公务出差了。因为思念心切，所以接下来白居易马上计算了一下出差的时间和里程，从长安出发，想来今天应该到达梁州了。你看，从这两句来看，元稹出差的每一天，都在白居易的念想之中。
白居易的这一心算准不准呢？我先把结果告诉大家：白居易算得非常准确。看来白居易的算术应该是不错的。我这样说，是有证据的。大概在题完这诗后十多天，有个从梁州来的使者带来了元稹的一封信，信后附了一首诗歌，题目叫《梁州梦》，题目下面，元稹还写了一段小序，也就是说明性的文字。这小序说什么呢？元稹说他到了梁州，当晚做了个梦。梦到的居然是自己与白居易等人在曲江游玩，游完曲江又去了慈恩寺，在里面大大小小的院子里游完。正在游玩兴头上的时候，驿站备的驿车到了门口，说天亮了，要启程了，梦也因此被惊醒了。醒来后，元稹非常惆怅，写了一首《梁州梦》：
梦君同绕曲江头，也向慈恩院院游。
亭吏呼人排去马，忽惊身在古梁州。
这首诗前两句写梦中的情景，说我梦到与你——也就是白居易一起在曲江游玩，然后又去了慈恩寺，把寺里大大小小的院子都转了个遍。你看这梦里的情景与白居易当天在长安的情景是一模一样的，真是神奇。要知道，白居易不可能把当日的游玩线路告诉元稹的，元稹不是像我们现在这样可以在微信的朋友圈看到对方的行踪，他完全靠梦境的奇妙，把梦境与现实直接连在了一起，而且在时间上完全契合。
后两句就写梦醒了。这梦不是自然醒的，而是被“亭吏”吵醒的，亭吏就是指驿站的小吏。元稹正在梦里畅游的时候，被外面负责安排马车的小吏的声音吵醒了。醒了以后，元稹才从梦中恢复过来，原来我已不在长安，已经到了梁州了。
白居易算到元稹应该正好到梁州，元稹也恰恰到了梁州。刚才夸了白居易的算术好，现在要夸元稹会做梦。但这背后，是他们对对方的牵挂起了最重要的作用。这也说明在生活中，他们其实也是难以分开的，即使空间有了距离，心里仍是时刻在一起的。所以才能一个游玩时思念对方在哪里，一个在梦里也能梦见与对方同游，而且梦境与现实丝毫不差，完全契合。
这样的“巧合”不仅让元稹与白居易两人很惊讶，连当时一起与白居易游玩的白居易弟弟白行简也震惊，觉得太神奇了。白行简后来写了一篇小说叫《三梦记》，他说神奇的梦大概有三类：一种是这个人梦中的事情在那个人身上发生了;一种是这个人做的事被那个人梦到了;还有一种就是两个人的梦居然互相有关系。元稹梦白居易这个情况属于第二种，所以在《三梦记》中，第二梦就是写的这个事情。
不习惯生活中的分离，才会有这样深情的诗歌。
白居易深深地知道，他与元稹两人的友情不是为了一起互相提携去为个人名利去做官，而是因为他们“所合在方寸，心源无异端”（《赠元稹》），两个人所思所想完全是一致的，才会醒着、梦着的时候，都是以一种“生活共同体”的方式生存着。
这样的交情真是可遇不可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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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接着要问了，白居易与元稹之间这么投缘，除了与他们性格、心性完全一致之外，还有什么其他原因把他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呢？这么一问，还真问出了一个大问题了。这与中唐政治的复杂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简单来说，元稹与白居易两人是政治上的患难之交。也就是说他们其实也是“政治共同体”，元稹和白居易之所以在结为朋友后一生相伴，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的政治观点和立场非常一致。早年他们在准备制科考试时，关起门来，连续几个月，考察历史，并且“揣摩当代之事”（白居易《策林序》），撰写了很多策文，就集中表达了他们共同的政治主张，他们在重视农业、要求停止战争，推崇务实的政治作风方面，意见是非常一致的。
是不是患难之交，要看关键时期。我觉得元稹和白居易完全经受了关键时期的考验。 “敷水驿事件”就是最好的证明。元和五年（810）三月发生的“敷水驿事件”，就典型地体现了白居易与元稹的同患难之情。
白居易考中制科以后去当周至县尉去了，一直到元和三年（808）才回到京城担任左拾遗。但白居易进京，元稹却已经在河南尉上任职多年了。好在元和四年（809），元稹也有机会回京了，担任什么职务呢？监察御史。但监察御史这个职位要经常出差在外，你看这元稹二月到职，三月至六月在外查办事件，六月一回来，就又被派去洛阳，等到次年三月再次召回京城的时候，就发生了著名的“敷水驿事件”。
這事情说起来，很不斯文。元稹在从洛阳回朝途中，经过华阴县的敷水驿。这个驿站建筑比较简单，只有一个正厅，没有其他厢房。那元稹当然就只能在正厅里休息了。但元稹睡下不久，就被惊醒了。来的人是谁呢？宦官刘士元等一帮人。宦官这个群体在唐代享受特权惯了，他们来到敷水驿，想当然地认为这个正厅应该是他们休息的地方了。结果看到元稹不仅没让出正厅，连站着迎接的意思也没有，一怒之下刘士元就带着几个太监要打元稹。元稹看对方人多势众，也没有办法，只好赶紧跑，可怜鞋子没来得及穿上，穿着袜子就跑到正厅后面去了。而这个刘士元居然紧追不放，一直追到厅房后面，挥起马鞭把元稹的脸打伤了，后来更让左右的人拿弓箭过来，威吓元稹。
这件事谁是谁非，原来是比较清楚的。论资格，元稹是监察御史，住正厅符合条件，宦官当然也有资格住正厅。既然都有资格，剩下的当然是谁先谁后的问题。元稹先到，这个事实很清楚。但这世界上就是有一种非常恶劣的行为，叫“恶人先告状”。这刘士元等人仗着宦官势力大，把状告到了唐宪宗那里，而这个唐宪宗也不知怎么就糊涂起来，认为居然是元稹的过错，说他年纪小但架子大，不把别人放在眼里，把他贬为江陵士曹参军。
这件事的前因后果后来就发酵到朝廷中去了。是非既然清楚，也总有会支持正义的人，当时朝中不少人都为元稹感到不平，白居易当然是冲在最前面的一个，他第一个为元稹喊冤。他连着三次上书皇帝，认为这样不分曲直处分元稹是“三不可”：第一是元稹为官正直，为朝廷兢兢业业，这才是他得罪宦官的原因所在，如果这样偏袒宦官，肯定要挫伤大家效力朝廷的积极性。第二是此事是非曲直非常清楚，刘士元对元稹施暴，错误更为明显，在这种情况下颠倒是非，朝官寒心，宦官嚣张。第三是元稹因查出地方腐败而得罪许多地方官员，这是背景所在，他其实被公报私仇了。白居易在最后说，我也不是说元稹一点错误没有，但处罚明显过重，或者在京城换个闲职也可以，为何处罚那么重呢？（白居易《论元稹第三状》）
按照白居易多年为官的经历，他当然知道这样不顾一切地为元稹出头，会承受怎样的后果。但他已经没空去考虑自己了，这种友情真当得起“患难之交”四个字的。你说元稹出个差，白居易都要心里估算着行程，何况元稹遭受这样的不白之冤，他当然要奋起为友人辩护。从这个事情来看，一方面唐代的政治状况确实有些黑暗，另一方面更强化了他们之间坚如金石的深厚友情。白居易的上书虽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但行动已经可以说明一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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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上的患难之交是公开的，但私下里，元稹和白居易还是可以透露最隐秘感情的朋友，可以用无所不谈来形容他们之间的关系。特别是那些失败或者错过的爱情还愿意对对方说的话，关系到了这一步，已经好到像一个人了。好像也可以用“隐情共同体”来形容他们。
证据当然是有的。我们从《西厢记》说起。
中国人不知道《西厢记》的大概不多，因为这是写爱情的名著，里面的张生、崔莺莺、红娘的形象早已经是家喻户晓的。但这部元杂剧并不是凭空而来的，它最早的源头在哪里呢？说起来可能有人不信，最早的源头正是元稹当年写的一篇小说，一开始叫《传奇》，后来因为里面的主人公是崔莺莺，后人就把小说的名字直接改成《莺莺传》。元稹写这篇小说的时间应该在贞元二十年（804）九月，元稹与白居易一起，都在秘书省任校书郎。
《莺莺传》大致内容是写年轻的张生，寄居于山西蒲州的普救寺，有崔氏孀妇偕女儿莺莺回长安，途经蒲州，亦寓于该寺，恰遇兵乱，崔氏富有，担心被劫，一时惊慌失措，没了主张，幸好张生与蒲州将领杜确有交谊，在杜确的帮助下，击退了敌人，崔氏因此而幸免于难。为报答张生救命之恩，崔氏设宴时让女儿莺莺出见，张生一见之下，惊为天人，得丫环红娘之助，两人幽会。后张生两次去长安应试，都没考上，思前想后，遂抛弃了莺莺，后男婚女嫁。在小说的最后，还表扬张生不迷惑女色，他的选择是对的。
这个故事虽然是小说，现在基本上认为这篇《莺莺传》应该就是元稹写的自己早年的爱情故事。但小说是公开的，元稹还可以躲在小说的背后。
在写完这篇小说六年之后，也就是元和五年（810），在江陵士曹参军任上，元稹又写了七十韵的《梦游春》诗歌，追忆自己少年时经历的刻骨铭心的爱情。这时候的元稹已有婚姻，他当然不想让别人知道，以免影响到现在的家庭，但他还是觉得有一个人要知道，因为他们一直是无所不谈的好朋友。这个人是谁呢？白居易。
问题是元稹从江陵把这诗寄给白居易的时候，还写了一段文字，大意是说：我这诗歌里的故事，不能让不了解我的人知道，也不能让了解我的人不知道。你白居易可是深刻地了解我的人，我怎么敢不让你知道呢？你看这元稹，语言虽然有点俏皮，但面对白居易的这种坦诚却是可以很清晰地感受到的。白居易接到元稹的诗歌，当然也就知道七七八八了，马上回了一首更长的《和梦游春诗一百韵》回寄给元稹。
其实元稹还有《莺莺诗》《春晓》《赠双文》，应该都是为崔莺莺而写的追忆诗歌，大体都是回忆“二十年前晓寺情”（《春晓》），“频动横波娇不语，等闲教见小儿郎”（《莺莺诗》），看来莺莺确实是主动的一方。而且莺莺与元稹初见时的装束也极具诱惑性，“晓月行看堕，春酥见欲销”（《赠双文》），头发歪斜，低胸打扮，难怪青春的元稹见了难以自持，失了东西。
一般来说，一段没有成功的爱情，可能更多的是深藏在心中，即使写点诗词追忆一下，也应该类似于自言自语或心灵独白的文字。但可以分享隐私的朋友，一定是非同一般的朋友。白居易与元稹就是这种非同一般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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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从生活、政治、隐情三个方面来解说了元稹与白居易之间肝胆相照的关系。但我最想说的，其实还不是这三层关系，因为朋友之间能够做到这种境界的，我们还是可以举出不少。
那元稹与白居易真正让我们感动的关系究竟是什么呢？我认为白居易与元稹其实首先是“生命共同体”。我这话是不是说得太重呢？重不重我等会下结论。
开成五年（840）秋天的一个早晨，白居易起来后一声不吭，坐在门前发呆。家人不知何故，也不敢上来打扰，只是站在远处窃窃私语。过了一会儿，原本呆坐一边的白居易居然痛哭起来，而且越哭越厉害，哭得泣不成声。家人赶紧送上毛巾。白居易刚刚擦干眼泪，马上又泪流满面。家人在旁边手足无措地呆了很久，白居易才慢慢地停下了哭声。
家人问：“您到底是因为什么，一早起来就痛哭？”
白居易看着眼前的萧萧落叶，缓缓地说：“我昨晚梦到元稹了。我们一起出游，一起喝酒，一起写诗，梦中我又回到了我最快乐的时光。”
家人一下子就明白白居易为何如此伤感了，因为“微之”这两个字在元稹死后，一直就是白居易口头经常提起的词。家人也只能安慰地说：“微之先生已去世八九年，您过好当下才是最重要的。”
白居易点了点头，算是回复了。过了一会儿，白居易含着眼泪挥笔写下了下面这首诗：
夜来携手梦同游，晨起盈巾泪莫收。
漳浦老身三度病，咸阳宿草八回秋。
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
阿卫韩郎相次去，夜台茫昧得知不。
（《梦微之》）
不知道大家看完了这首诗歌，心里有怎样的感觉。白居易是含着泪写，我也是含着泪看，因为这里面一字一句渗透的感情太悲凉，太沉重了。
这首诗题目叫《梦微之》，真正写梦的只有第一句“夜来携手梦同游”。在元稹与白居易曾经共同相处的时光，他们这种携手同游是经常性的，在长安是这样，在洛阳是这样，在杭州也是这样。他们一起登高临远，欣赏自然山水;一起杯盏言欢，忘情在诗词唱和之中。但八年前元稹的突然去世，把这一切美好的过往也带走了。剩下孤独的白居易一个人，只能在回忆中暗淡地生活着。也许是思念太甚，以至于梦中居然又重新回到了当年的快乐时间。可以想象，梦中的白居易该有多高兴。
但梦毕竟是梦，梦醒了以后，白居易才意识到，以往的一切都已经随风而逝了。他能拥有的除了记忆，便是冷清的季节和寂寞的自己。所以越想越伤心，眼泪便再也止不住了。“晨起盈巾泪莫收”一句写得真是让人一掬同情之泪，眼泪浸透了手巾，可眼中的泪水还是根本止不住。
接下来四句，都是一句写自己，一句写元稹。白居易说我也快七十了，身体也是一病再病，恐怕能支撑的日子也不多了。但我最亲爱的朋友坟头的草也已经枯黄了八年了。坟中的元稹已经差不多化为泥土了，我虽然还苟且偷生在人间，但也是满头白发飘飘，衰老不堪了。
这四句，白居易客观地把自己与元稹一生一死对应着写，我们已经感怀到白居易生的悲哀了，好像很沉静，其实沉静下面是奔流不息的绵绵悲情。
最后两句，白居易的情感彻底爆发了，他不再客观，也不再冷静地对比了，他好像觉得元稹就在他的面前，所以情不自禁地要把元稹去世后的情况告诉他。
他说：“微之啊，你深深宠爱的女儿阿伟和女婿韩郎都已经先后追随你而去了，你在那昏暗的九泉下面有没有看到他们呢？如果看到，你应该会少一点孤单了吧？”
你看白居易完全把元稹当作在另一个世界依然活着，所以他忍不住要跟他对话，要倾诉。
现存白居易在元稹生前写给元稹的信，经常“微之微之”连着写，有时没隔开几行，就是一组“微之微之”。“微之”是元稹的字，这种连着写，像不像一声一声的呼唤？
当年元稹在梁州梦见与白居易在曲江在慈恩寺畅游，而今白居易也梦见与元稹携手同游。但元稹当年的梦是可能实现的，而白居易现在的梦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但无论可能还是不可能，白居易与元稹的感情都可以说是惊天地、泣鬼神的了。
元稹是大和五年（831）七月二十二日在武昌得了急病，不到一天去世了，享年53岁。元稹得了什么病这么凶险呢？史书上没说清楚，白居易也只是猜测应该与他服食一些民间流行的丹药有关。“微之煉秋石，未老身溘然”（白居易《思旧》）。元稹年轻时候饮酒无度，把身体喝虚弱了，后来被贬到江陵的时候，又长期生病，所以开始服用丹药。这可能直接导致他身体最后的崩溃。
当年十月，元稹的灵柩归葬咸阳，中途经过洛阳，白居易写了一篇非常深情的《祭微之文》，里面怎么说呢？白居易说，今天我们以这种方式相别，但我们还会见面的。因为虽然你已经去了天国，但我会跟着来的，你就好像身体，我就好像你的影子，哪里有身体走了，影子还在的呢？你就好像是皮，我就好像是毛，没有了皮，毛哪里还能生存呢？其实这是把两个人的生命视为一个生命整体
我写到这里突然想起周华健唱的那首《朋友》，里面有这么几句：“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我以前听这首歌，感受并不强烈，但今天写到这里，我才恍然感到：这好像是专门为白居易与元稹两人而写的歌。
元稹活着的时候，白居易说：“当时丛畔唯思我，今日栏前只忆君。”（《山石榴寄元九》）而今元稹去世了，他们的友情依然具有明显的排他性，虽然各人都有各人的朋友，但元稹与白居易之间的朋友关系永远是独特而无法替代的。
有些情感是融化在生命中的，我觉得白居易与元稹就是这样把彼此生命融入对方的一个共同体。
责编：梁红
作品 2022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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