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是1912年春天的一个夜晚，王国维当时借住在日本京都南禅寺的永观堂，他在永观堂的院子里点燃了一堆火，火中烧的是什么呢？书。具体来说，就是王国维的第一部论文集《静安文集》。王国维把身边堆得高高的书堆，总共有三百多本，一本一本撕开，丢到熊熊燃烧的大火之中。火光把王国维的脸照得通红，看上去坚毅而冷峻。这堆火大概烧了一个多小时，王国维一直紧抿着嘴，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火，等火慢慢熄灭，王国维这才缓缓地转过身，长叹一声，然后走入房内。
房內坐着一个人，刚才庭院里烧书这一幕，他从窗户看去，其实都在眼前。看到王国维进来，几乎带着激动的口吻说：“太好了，太好了，我看到了你的决心，虽然学术界也许少了一位研究西方哲学的名家，但一定会多一位研究国学的大师。”
这说话的人是谁呢？他的名字叫罗振玉，也是20世纪一位卓有成就的国学名家，他比王国维大十一岁，因为特别赏识王国维的才华，除了一直在经济上支持王国维之外，也在学术上积极引导他。王国维一生的学术研究多次变化，从辛亥以后开始，王国维把主要精力放在中国古代的历史文献，如安阳甲骨文、西北木简、敦煌卷子、文字与音韵、古器物学、石鼓文、上古史、蒙元历史地理等，有许多的基础文献就是罗振玉积极提供的。
王国维这次来到京都，其实也是罗振玉带他来的。辛亥革命爆发后，罗振玉认为要去日本暂时避一避，观察一下形势的变化。王国维也就拖家带口地跟着来到了日本京都。
罗振玉一直致力于传统国学的文献整理和研究，但在罗振玉看来，王国维才是天才的学者，因为他有哲学基础，所以他的研究成体系，有规模，而且在方法上也是领先于他那个时代的。如果这样的人来研究中国的传统经史之学，那一定会把传统的国学研究往前推进一大步。
罗振玉是这样想，也就真的这样做了。他连续几个晚上到王国维家里劝说王国维，不要再迷恋西方哲学，当然也不希望他继续沉浸在文学之中。
他说：“你看你花了那么多年时间研究的康德、叔本华、尼采等，他们的学说根本不讲究仁义道德，思想很极端，而且狂妄自大，你如果希望借助他们的学说来创造中国的新文化，完全不可能啊。”
王国维听了这一番话，有点迷茫地说：“我已经付出了那么多年，还能怎么办呢？”
罗振玉说：“你看看现在国内，中国传统的学问还有多少人关注？西方的思想已经严重破坏了传统的文明。在这样一个时代，除了‘反经信古’，已经没有别的办法来为传统国学正本清源了。”罗振玉说的“反经信古”，就是回到传统的经史之学的意思。
罗振玉接着说：“你才三十多岁，正是精力旺盛的时候，我虽然还不算老，但毕竟是奔五的人了。希望我们一起努力，总有一天，凭借我们的学术，会影响到未来的中国和世界。”
罗振玉越说越动情，王国维越听越感动。最后王国维紧紧拉着罗振玉的手说：“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想通了，我年轻时就喜欢历史，当年在杭州应试时用不多的压岁钱买了‘前四史’，很是迷恋了一段时间，后来被西方哲学耽搁了很多年，我确实应该回归传统！为了表示我向西方哲学的诀别之心，我明天就把带到京都的三百多本《静安文集》一把火烧掉。”
王国维也是说到做到的人物，这样就有了第二天的烧书之事。因为这本《静安文集》基本上是王国维早年介绍、评论西方哲学美学的文章为主，要告别西方，就要拿这部带着强烈西学色彩的著作下手了。
烧书看上去是一件小事，但却是王国维表达情感的一种重要方式。甚至可以说，王国维京都烧书堪称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王国维以这样的方式宣布与西方哲学告别，而向中国传统长驱直入了。
但我不认为王国维的这一学术转型，完全是被罗振玉劝说的结果，而是王国维一直以来对西学就存在着怀疑之心。我们都知道，《红楼梦》研究在20世纪初成为显学，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主要从人生哲学和美学的角度来评述，他借用的主要理论是谁的呢？就是德国哲学家叔本华的。叔本华的理论当然很广博，但其核心的一点，就是认为人生以悲剧为主，当然叔本华也提出了一些如何超越或者消解这种悲剧性的方法。
王国维是个天性就很忧郁的人，所以他一读康德、叔本华等人的哲学，很有共鸣，非常欣赏。但读着读着，问题来了。什么问题呢？他觉得他们的哲学思想上存在着很大的矛盾，而且这种矛盾很难克服。他在《静安文集自序》中说：
旋悟叔氏之说，半出于其主观的气质，而无关于客观的知识。
这意思说，以前读叔本华的著作，读得非常畅快的地方，读到后来才发现，原来他的思想体系是有问题，差不多有一半是从自己的性情气质出发，这样他的人生观的客观性和合理性就有问题了。本来哲学要探讨的是非常理性的宏观的问题，如人的本质是什么、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等等。探讨这些问题，当然应该尽量少夹杂个人的性情气质，而原来被王国维当作偶像的叔本华，被王国维发现问题恰恰就在这里，王国维开始有点失望了。
如果我们把王国维对西方哲学的兴趣再向前追一追的话，我们才发现，王国维的哲学原来是数学老师教的。那是1898年，王国维在罗振玉主事的东文学社学习数学、物理、化学、英文，教授数学的是日本人藤田丰八。这藤田丰八原来是学文学的，结果被派来教数学。王国维说：“君以文学者而授数学，亦未尝不自笑也。”连藤田丰八自己也感到好笑，但这个教数学的老师引起王国维兴趣的不是因为数学，而是因为他曾经研究过哲学，所以他们的交谈也就会经常往哲学那里去，特别是听到他口中频繁出现的康德、叔本华等名字，简直让王国维神往不已，后来就在藤田丰八的指导下开始系统购置和阅读西方的哲学美学著作。
但王国维其实是一边读一边怀疑。他在第四次系统阅读康德著作的时候，曾很有感慨地说，随着研究的深入，对康德哲学思想的理解障碍越来越少了，而那些尚存的障碍，恰恰本身就是有问题的。也就是说，不是我王国维的理解有问题，而是康德学说本身就有问题。
你如果打开《静安文集》，你大概就知道王国维所说的“窒碍之处”具体指什么了。指什么呢？就是指中西可以沟通的地方，沟通的前提在哪里呢？正在于中国传统之学。如他在《静安文集》中经常在介绍西方学说的时候，笔锋一转，用“吾国亦然”，就说到中国来了。换句话说，如果中国不是这样，则西方的这种学术，他在接受上就起怀疑之心了。
譬如王国维非常重视美育，写过一篇《孔子之美育主义》，这美育观念当时绝对是从西方传过来的。但王国维怎么写呢？他先引中国古代苏轼、邵雍、陶渊明、谢灵运等人的观点，然后再用西方的拜伦、亚里士多德、席勒等进行佐证。这可以看到他一种基本的思维特征。
1914年8月，在日本京都的王国维给他的浙江老乡沈曾植写了一封信。沈曾植当时退居在上海，被称为一代“大儒”。王国维在信中说：
国维于吾国学术，从事稍晚。往者十年之力，耗于西方哲学，虚往实归，殆无此语。然因此颇知西人数千年思索之结果，与我国三千年前圣贤之说大略相同，由是扫除空想，求诸平实。
王国维说用了差不多十年时间去研究西方哲学，其实比较集中的研究时间也只有六七年。他用的这个“耗”字很有意思，感觉就是浪费的意思了。为什么说是“虚往实归”呢？因为他当初研究西方哲学是带着梦想去的，而最后呢？梦想虽然没有实现，但回到了很踏实很安心的国学。王国维为什么能那么快地回归中国传统呢？其实也正是因为他发现中西之间，虽然话语不同，著作方式不同，但真正有价值的、成熟的理论，其实是中西一致的。既然是一致的，当然就不必刻意到西方去寻找了。他所谓“求诸平实”，不仅是可以放弃哲学，也是可以放弃西方的意思了。
大概在写这篇《自序》后两个月，王国维又写了一篇《自序二》。他说：
余疲于哲学有日矣。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余知真理，而余又爱其谬误……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
其实，王国维跟康德、叔本华、尼采这些人有相似的地方，就是充满着感性。所以他觉得有些哲学思想读起来很有意思，但经不起追问，一追问就有问题，有矛盾。有的呢，倒是说得非常理性客观，但那么冷峻枯燥，感情上接受不了。王国维说，我知道真理在哪里，但对那些感性的有问题的思想，内心里又喜欢，就这么纠结来纠结去，这几年真是过得好辛苦。
没有人想过太辛苦的日子，每个人都希望能过舒心的日子。这种舒心的感觉，王国维用了一个词，叫“慰藉”。王国维其实一边烦闷着哲学，一边暗度陈仓去了文学。他在《自序二》中说：
近日之嗜好，所以渐由哲学而移于文学，而欲于其中求直接之慰藉者也。
你看，早在1907年，王国维已经把对哲学的兴趣转移到文学了。这一方面是学科专业的调整，另一方面也可以理解为一定程度上从西方慢慢回归到中国了。现在我们知道，在五六年后，在日本京都，在与罗振玉的多次连夜交谈后，王国维断然向西学告别，其实是有这样一个过程的。
我们现在看到的王国维像，无论是照片还是画像，几乎都是穿着长衫马褂，背后拖着一根长长的辫子的形象。如陈丹青绘制的清华五大导师油画像中的王国维就是这样的形象。说王国维是晚清的“遗老”，这也是一个重要的理由。但我要郑重地说明：王国维并非一直就是这样的形象，事实上在20世纪初他从日本留学回到国内的时候，是第一批剪掉辫子的人。他在苏州任职江苏师范学堂的时候，头上不仅没有辫子，而且西装革履，是一副完全西化的打扮。而且那个时候，因为迷恋西方哲学，开口闭口都是康德、尼采，或者不时冒出几句英语和日语来，完全是一种新潮人物的气质。他说的这些西学的东西，一般人听不懂，或者没兴趣，他就强迫别人听他说，只是这样痴迷的时间并不长而已。
但当他与西学渐行渐远的时候，他又重新蓄起了辫子，并且越留越长了。
王国维在1907年的时候，学术兴趣已经从哲学转移到文学方面去了。他当时的方向一个是词学，一个是戏曲。这两个方向与哲学的关系都不紧密。那么写于1908年秋冬季节的《人间词话》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保留他此前所研究的西方哲学美学呢？如果把《人间词话》当作一部中西美学理论相结合的著作，合理不合理呢？
我觉得不太合理。理由至少有几个方面：
第一，这个时候的王国维已经在生活中呈现出传统文人的狂放了。原来学哲学时候的忧郁与苦闷在这一时期的生活中已经不明显了。
1908年的时候，王国维在北京，在清代的学部（相当于现在的教育部）主要担任教材编写工作，也兼任一些其他职务。有一段时间，他住在罗振玉家，与罗振玉的女婿刘季英，也就是那个写《老残游记》的刘鹗的儿子，经常在一起读词评词，他们一起去喝北京街头的大碗酒。王国维的酒量很小，一碗下去，往往是满头满脸就红了。但他口气很大，他说他要做一个“高阳酒徒”。什么叫“高阳酒徒”呢？高阳酒徒就是指嗜酒而放荡不羁之人。
这里当然有个故事了。
据说秦代末年，在陈留下面有一个地方叫高阳，当地有个人叫郦食其。当时刘邦率兵到了陈留，这个郦食其就到军营门口，对门口的使者说：“我是高阳小民郦食其，听说沛公——也就是刘邦帮助楚国去讨伐不义之人，我希望能见见他，跟他说说怎样去赢得天下的大事。”
刘邦的使者进去向刘邦汇报，刘邦当时正在洗脚，就问使者说：“求见的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使者回答说：“外表看上去像个很有学问的读书人。”
劉邦说：“算了算了，你帮我拒绝了，就说我现在谋划的是天下大事，没有时间见一个儒生呢。”
使者奉命就对郦食其大致重复了刘邦的一番话。
郦食其一听大怒，拔出剑指着使者说：“去，去，再去告诉沛公，就说我不是什么儒生，我是高阳酒徒。”
这使者还真被郦食其吓住了，跌跌撞撞地又去向刘邦汇报：“来的客人看来不是一个简单的儒生，应该是一个壮士，刚才痛骂了我一顿，吓得我把他的名帖也弄丢在地上。他让我进来说：他是高阳酒徒。”刘邦一听这话，知道来者应该是个高人，来不及擦脚穿鞋，光着脚站起来说：“赶紧请客人进来。”
这个郦食其当然后来也就成了汉高祖刘邦的重要谋臣。
王国维说要做一个“高阳酒徒”，未必有当年郦食其一样的雄心壮志。但他从苦苦思索的哲学中解脱出来，也就很快有了一种类似于文人的狂放了。
这是不是有点苏轼“老夫聊发少年狂”（《江城子》）的味道？这样的王国维怎么也不像哲学家，而更像一个诗人了。
第二，王国维的这部《人间词话》，就是因为对晚清词风不满而写的，带着明显的针砭时弊的意义。
刚才说，王国维经常与刘季英在下班后，去外面豪饮一番。那喝完酒干什么呢？喝完酒，回去当然是读诗读词了。大概是1908年秋季的一个夜晚，王国维与刘季英在一起写口号诗，也就是以随口吟诵的方式来写诗。刘季英平时不仅读诗多，写诗也多，一会儿就写了六首。
他对王国维说：“没见过你作过口号诗，不如你也作两首吧？”
王国维说：“这个没问题。”很快他就吟诵出六首口号诗。
可能是担心吟诵完了，容易忘掉，王国维随手把桌上的一个笔记本拿过来，翻到扉页，用了两个页码把《戏效季英作口号诗》六首写了上去。
刘季英看了王国维的诗，不断称赞：“好诗好诗。尤其第三首，在下真心佩服。”
王国维心里最喜欢的也恰恰是这一首，他再次看了一下这一首，用他的海宁普通话念了一遍：
夜深微雨灑帘栊，惆怅西园满地红。
秾李夭桃元自落，人间未免怨东风。
“这诗好在哪里呢？”王国维问。
“这诗写出了一种自然与人的关系，你看深夜细雨，西园桃李，落英缤纷，其实都是自然现象，但人‘惆怅’什么呢？‘东风’有什么好怨的呢？我觉得这诗很高妙，跟你平常总是说什么‘无我之境’比较吻合呢。”
王国维微微地露出了得意的微笑。
“不过……”刘季英说了两个字就停住了。
“不过什么？”王国维问。
刘季英说：“我看你平时与我们在一起谈词论词，很有自己的看法。一谈到朱祖谋、况周颐这些人，你就直摇头，特别是说到南宋词人像吴文英这些人，你简直气得咬牙切齿。我记得你曾把学习吴文英词的人称作‘龌龊小生’，只要一说到‘吴文英’三个字，好像他就是你的前世仇人一样，我们都觉得你情怀激烈，像个‘愤青’呢。你这么讨厌南宋词人，肯定是有想法的，我从内心深处也赞成你的想法，要写词，当然五代北宋那种珠圆玉润、情景交融夹带一些生命感悟的词才是正宗。南宋人有点炫艺，已经是第二义，至于近人大倡什么‘重拙大’，那就离词的本色正宗越离越远了。词都写成重拙大了，那要诗歌干什么呢？文体的区别在哪里呢？你不如把你对词的看法写出来，也是一部很有见解的词话，也一定有正本清源的价值和作用。即使一时得不到响应，但有价值的东西早晚会受到关注的。”
“朱祖谋他们那么强势，我们这些小人物一时没办法跟他们抗衡，但怎么也要把我们的声音留给历史。也许时过境迁，你的这部词话会光芒万丈呢。我看来看去近人写的词话，都有点夹杂不清的感觉。”刘季英接着说。
“是啊，五代北宋人的词那么好，他们不学，偏偏要去学南宋那种炫弄技巧，词风雕琢，好用典故的词。谁有兴趣看这种词，又有几个人能读得懂呢？它们走的完全是魔道，简直是变态。”王国维几乎带着愤怒的语调说。
刘季英一看王国维的写作冲动好像被自己焕发出来了，赶紧趁热打铁地说：“我以前读了你的《文学小言》，里面讲到什么‘三种阶级’，真的是很有意思。你不如把你对词的看法，系统地写一写。”
王国维说：“今天上午我刚刚读到《诗经》的《蒹葭》一篇，里面的情感跟晏殊‘昨夜西风凋碧树’几句倒是有些相似，就是一个要洒脱一些，一个要悲壮一些。”
刘季英一听，直接把毛笔送到王国维手上，说：“这就是第一则了，很好的话头，赶紧写下。”
所以我们现在读《人间词话》的手稿，第一则，果然是谈《诗经·蒹葭》与晏殊“昨夜西风凋碧树”三句在情感风格上的异同问题：
《诗·蒹葭》一篇，最得风人之致，晏同数之“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意颇近之，但一洒落，一悲壮耳。
什么叫“风人之致”呢？就是诗歌符合温柔敦厚的诗教。《蒹葭》里写对“伊人”的追求，虽然也很努力，但好像更重视过程，所以要洒脱一些。而晏殊对天涯尽头的追寻，则是一种对结果的追求，但茫茫天涯，这种追求谈何容易呢，所以这其中蕴含着可能的悲剧意味。王国维的体会确实深刻的。
接着王国维又写下了第二则，就是著名的“三种境界”说。
这本《人间词话》究竟写了多长时间，还真是不好说，但王国维的习惯是集中时间的著述方式，我估计他写完这一百多则的时间也就一个月左右。
从《人间词话》手稿这样的开头，我们可以说，王国维只是想对当时词坛进行拨乱反正，并没有明确地建立体系的想法，所以也就用不上哲学，更用不上西方哲学了。
第三，按王国维当时良好的学术训练，王国维如果有意建构自己的词学理论和体系，应该用专著，至少是论文的方式来完成。你看他《静安文集》中的论文已经是相当成熟的学术论文了，但他不写专著，不写论文，而用这种带有随笔性质的“词话”体来写，其实就反映他的目的一开始只是想简单评说一些词论和词史，并未作过于深远的考虑。你看在手稿125则词话中，前30则就有两个特点：一个是梳理词史的发展，从唐代一直说到晚清;一个是评论传统的诗论词论，指出它们合理和不合理的地方。在著述方式上跟前人的诗话词话差不多，更重要的是他表达的观点也很传统，只是从第31则开始才涉及“境界”的话题。
王国维后来在发表《人间词话》时，确实对手稿做了结构上的调整，把以境界为核心的条目集中到了前面，显得稍微有体系性。但这一条一条相连的方式，结构上还是比较松散的。
第四，王国维围绕“境界”说而提出的一系列概念，都可以在中国传统典籍中找到，像有我之境与物我之境、隔与不隔、造境与写境等，诗话词话里经常使用这些概念，特别是影响很大的“有我之境”“无我之境”的说法，他早在此前撰写的《孔子之美育主义》一文中就已经引用过宋代邵雍的相关说法，而“境界”这个词在传统诗话词话中更是常常出现，不过王国维用得更集中而已。王国维在《人间词话》手稿中引用文献最多的批评家是清代的周济和刘熙载，都有六次之多，这两个人的理论才是王国维词学理论的基石。王国维虽然也明确引用过两次叔本华与尼采的言论，但都是作为相关观点的旁证。所以中西之间不仅不平衡，而且主次的差距也非常大。所以我认为这部《人间词话》不是中西美学理论结合的产物，而是以中国传统理论为基础，适当点缀一些西方话语而已。
当然这部《人间词话》只是王国维告别西学，走向中国传统的第一部著作，因为在时间上靠近他研究西学的这段时间，所以多少还带着一点西学的影子。可能因为王国维对康德、叔本华、尼采等人的学说已经心生厌倦，所以也极少在撰述中提到他们，偶尔说到中西相通的地方，就在引述了中国传统观点之后，再用西学稍微佐证一下。他的宗旨一方面在对当时的词坛进行批评，另一方面把他推崇的五代北宋词的特点加以总结，试图扭转当时的词风。
这也让我想起王国维在日本和晚年到清华大学任教的时候，都曾有人想向王国维请教西学的问题，王国维总是笑笑说：“呵呵，我不懂西学。”挥挥手就直接拒绝了类似的话题。
王国维花了近十年时间去研究西方哲学，最后却说“我不懂西学”，这当然是不符合事实，但至少体现了王国维远离西学之心。在1907年已经有意疏离哲学的王国维，如果硬要说他在1908年时，要用西方哲学美学为主体来建构自己的词学体系，不仅在动机上无法解释，而且事实上在文本上也看不到明显的痕迹。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其实一直站在中国的大地上。
责编：梁红
作品 2022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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