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城

　　回首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历史，我们随处可见男性的英雄身影，可是女性却被淹没在浪花之中，只有少数极为幸运的坚韧者，才能在史册上留下自己的名字。中国封建社会、帝制社会，女性要追求理想，需要比男性付出更为沉重的代价。所以我们能看到源源不断的男性执政者，却只有武则天这一个女性皇帝;我们能读到李白、杜甫的璀璨诗篇，五千年来真正留下名字的女诗人、女词人，却只有蔡文姬、李清照等寥寥几人。我尊敬男性的豪杰，却更感佩女性的坚韧，我为《三国演义》等英雄史詩悲剧动容，但真正使我默然的，是历史中卓尔不群的女性。

　　活跃于南梁到隋朝的冼夫人，就是这样一位女中豪杰。冼夫人出生之际，中国正处在魏晋南北朝的尾声。此时北方东西魏并立，不久后被北周和北齐取代。长江以南，南梁偏安一隅，表面上承平日久，实则危机四伏，而国中君主毫无锐意改革的魄力。冼夫人生于南梁武帝萧衍普通元年（520）左右，史未载其名字，《北史》说她“幼贤明，在父母家，抚循部众，能行军用师，压服诸越。每劝宗族为善，由是信义结于本乡”。冼夫人一生的传奇色彩在于：她历经梁、陈、隋三朝，在岭南主事数十年，不但威服诸越，而且促成了海南岛回归中原王朝的统治。史学家谭其骧说：“冼夫人一生建树了许多大有利于民族团结、国家安定的功业;其中最值得后人纪念的是，她把脱离了大陆将近六百年的海南岛，重新与大陆结合在同一政权下。”

　　在公元六世纪，冼夫人并不是最有权势的人物，但她毫无疑问是对岭南地区影响最深的人物，她毕生保护着岭南地区的和平，在乱世中维系摇摇欲坠的局面，她不但是六世纪时南越的杰出领袖，也是中国古代不该被遗忘的女性豪杰。正因如此，周恩来称赞她是“中国巾帼英雄第一人”。

　　在我的老家湛江所在的雷州半岛，有一座冼夫人庙。国庆回家时，我问阿爸阿母是否听说过冼夫人的名字，他们津津乐道跟我谈起夫人的传说，但是去问青年人，知道冼夫人的已经不多了。本地青年对历史上的女性知道不多，听过最出名的，就是武则天、慈禧太后和玛丽莲·梦露。因为《王者荣耀》的缘故，还有很多人知道蔡文姬。但知道冼夫人的却是极少的，这位岭南地区六世纪的英雄，却正在慢慢被青年人遗忘，只有在听老人说起，去庙宇拜祭时，青年们才知道岭南还有这么一号人物。

　　我对冼夫人的寻找，从史书开始。《北史》《隋书》，都有她的记录。冼夫人自身姓冼，夫婿姓冯，名冯宝。《北史·列女传》载：“梁大同初，罗州刺史冯融闻夫人有志行，为其子高凉太守宝聘以为妻。”隋朝一统后，隋文帝追赠冯宝“为广州总管、谯国公，册夫人为谯国夫人”，所以在《北史》《隋书》本传中，冼夫人又名“谯国夫人”。

　　要理解冼夫人等女性豪杰的不易，就必须明白中国古代女性所处环境的险恶。我们知道在封建王朝，重男轻女蔓延成风，女性被教育要相夫教子，要遵守三从四德，当极少数女性在政坛上大放异彩时，千千万万个普通女性，却不得不面对一辈子都要留守在村庄或庄园的无奈处境。他们不能做官，不能写作，不能追求自己的欲望和理想，仅仅是被教导成为一个孝顺贤良的妻子，一个“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模范。

　　古代对于女性的轻视，衍生出丢弃女婴、溺亡女性、童养媳、束胸、缠足等恶习。早在殷商时期，甲骨文中就写道：“生男为嘉，生女为不嘉。”战国时期，《韩非子·六反》云：“且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即便到了元明清，丢弃或溺死女婴的情况仍然不少。元朝郑文和在《郑氏规范》中说：“世人生女，往往多至淹没。”清顺治年间，左都御史魏裔介曾上疏，说福建、江苏、安徽、江西等省，“甚多溺女之风”，顺治皇帝这才下令：“溺女恶俗，殊可痛恨，着严行禁革。”（《清世祖实录》）

　　但在漫长的压抑时期，女性地位并非没有短暂上扬的时候，比如盛唐，又比如说冼夫人所在的北魏到隋朝这段时期。为什么会这样？因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政权不乏少数民族当政，他们没有经历过御用儒家文化和封建文明的长期浸泡，也没有一套成熟的父权制法则，因此，他们还保留着大量氏族社会乃至母系社会的积习，对待女性反而更加尊重。

　　《魏书》说乌桓人“贵少贱老，其性悍鹫，怒则杀父兄，而终不害其母，以母有族类，父兄以己为种，无复报仇故也”，就反映了塞外民族的母系社会遗风，盖因母系氏族有不成文的规定：从本族嫁于其他氏族的妇女，应给予被保护权。而乌桓人等塞外民族延续此风，对女性也就较为保护。

　　到了鲜卑人统治的北魏，鲜卑勇悍尚武、不拘一格，鲜卑部落同样保留着母系社会积习，因此鲜卑女性享有恋爱自由和一定的婚姻自主权，她们能和男性一样上马打仗，也能出入各种社交场合，她们勇武过人，表现出更甚男性的气概。在中国古代，那是短暂的女性振作的阶段。史学家陈寅恪在《金明馆丛稿二编》中曾言：“（李唐）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就是看到了塞外文化对中原文明的冲击与融合。

　　那是一个动荡不安的年代，却也是一个旧风荡涤、文明重塑的时期，宗白华在《美学散步》中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说的就是魏晋六朝这种不破不立的二重性。

　　在战争时期，因为塞外民族的南下、男丁的减少，尤其是整个父权制在胡人习性的冲击下有了稍微松动的迹象，北朝妇女的社会地位有了一定提升，但是妇女的处境依旧不如男性。比方说授田，北魏实行均田制，官府按照人口数量分配土地给民众耕种，死后交还，按规定，丁男每人授田40亩，丁牛每头授田30亩，妇女则只能分到20亩，这就意味着，即便享有分田权利，妇女人均能分到的土地还不如一头牛。

　　北魏分田给女性主要跟男性大量死于战争有关。天下连年征战，国中男丁大减，农业生产又需要劳动力，朝廷于是将田地分配给女性，填补劳动力的空缺。不仅是在中国，放眼世界，女性地位的显著提升往往都与战争有关，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欧洲大量男性死于战场，女性走出家庭，奔赴经济和政治领域，女性的参政、议政和从事工作的资格得到放开，一战后欧洲也爆发了又一轮女权主义运动。

　　中国女性地位的真正提升，是在帝制王朝结束以后，从辛亥革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女性在这个社会上才真正开始被尊重。但是在公元六世纪，无论是南北朝还是一统天下的隋朝，女性仍旧是被轻视的对象，被政策利用又牺牲的二等百姓。公元589年，隋朝统一南北基本结束国内战争后，随着国内男性人口的增加，朝廷可分配田地慢慢变少，公元604年，隋炀帝即位后，朝廷再次规定田只授予男子，牛、奴婢、妇女一律不再享受分田资格，除非发生妇女守寡等特殊情况，守寡的妻妾能分到30亩地。所以，即便从北魏到隋朝，历史上出现了冯太后、冼夫人、独孤皇后这样的女中豪杰，当时天下整体的女性地位依然很低。

　　如今史学家对冼夫人的研究，多依照《隋书·列女·谯国夫人》《北史》《高州府志》《广东通志》《电白县志》等，其中最主要的史料来源是唐朝魏徵等人编撰的《隋书》。史书对英雄人物多有夸大，但我们去掉《隋书》对冼夫人道德、口碑上的赞誉，至少能够看出：冼夫人不仅是一个空喊口号的政治花瓶，她手握兵权，赏罚分明，严行政令，在当地素有威望。冼夫人不仅像花木兰一样戎马疆场，她还凭借自己的能力组建军队，掌握政治和军事大权。她知道乱世之中要维护自己珍视的东西，必须要有强力的军队，一个动荡不安的环境要被治理，也必须要有自己的武装作为支撑。她不但自己一手组建军队，还在岭南各州郡创办讲武堂，教授一些基本的军事理论，也包括为当地女性传授基本的防身术。

　　不仅如此，她还是一个很有政治眼光的人物。侯景叛乱时，广州都督萧勃征召兵马驰援。高州刺史李迁仕占领大皋口，派人征调冼夫人的丈夫冯宝，冯宝本想前去，冼夫人劝阻他说：“刺史无故不能召遣太守，他这么做，必然是想骗你一同谋反。”事情果然如冼夫人所料，冯宝躲过一劫。而当侯景覆灭，陈霸先掌握南梁军政大权后，冼夫人与陈霸先见面后断定：“此人必能平贼，君宜厚资之。”结果，在北齐十万大军压境、建康四面受敌之际，陈霸先率部将挽救南梁于危亡之中，并在日后成立了南陈政权。我们看史书中隋朝灭陈，结束中华文明自西晋末年以来的三百年乱世，说的就是这个陈朝。

　　乱世当中，审时度势很重要，冼夫人能在岭南纵横七十载，靠的就是她优于常人的政治决断力。冼夫人推测高州刺史李迁仕会谋反，断定陈霸先大有可为，又能说动百越各个部落，在隋朝统一时平稳过渡，这里的每一个抉择时刻，她都做出了最有利于岭南百姓的决定。我们今天处于统一的新中国，可能会顺理成章地觉得，统一是必然的，可是在冼夫人所处的时代，中原已经乱了三百年，一次次血腥的屠杀、国家的更替循环上演，西晋八王之乱后，匈奴、鲜卑、羯、羌、氐等胡人部落突破长城防线，前凉、后凉、南凉、西凉、北凉、前赵、后赵、前秦、后秦、西秦、前燕、后燕、南燕、北燕、夏、成漢十六国你方唱罢我登场，随后又有东晋、北魏、南梁、西魏、东魏、北齐、北周等，整个中华乱成了一锅粥，英雄好汉背后是生灵涂炭，人说战国时期的战争是屠宰场，西晋到隋朝一统之前的历史，也是一幕幕血淋淋的生民灾难。

　　据王钟翰的《中国民族史》记载：汉朝时期，全国人口主要分布在黄河中下游与长江中下游。公元2年，诸州总户数为1235.6470万户，总人数有5767.1401万人，这些都是赋税户口数字，主要由汉人构成。公元157年，全国有7200万人口，但是到了西晋八王之乱后，汉人下降到2000万左右，到公元317年西晋灭亡时，汉族人口甚至不到1500万人。

　　史书上记载了那个时期的惨剧：

　　晋怀帝永嘉五年（311），“关西饥馑，白骨蔽野，民存者百无一二”（《资治通鉴》）。《晋书·卷37司马模传》：“时关中饥荒，百姓相啖;加以疾疫，盗贼公行，模力不能制。”晋孝武帝太元十年（385）春，“正月，前秦苻坚朝飨群臣，时长安饥，人相食，诸将归，吐肉以饲妻子。”（《资治通鉴》卷一百零六）太元十年（385）十月，“燕、秦相持经年，幽、冀大饥，人相食，邑落萧条，燕之军士多饿死，燕王（慕容）垂禁民养蚕，以桑椹为食。”（《资治通鉴》卷一百六）类似描述，史书不胜枚举。从两汉到永嘉之乱后，汉人十存其三，并非危言耸听。当时有一个慕容氏的将军，他把俘获的10万女子当作两脚羊，白天当作粮草，杀了吃肉，晚上则放纵士兵虐待女性，将她们赶到汉水，没死的女人，就被士兵在江边屠杀。

　　公元316—439年，一度被视为汉族文明最黑暗的时期，“永嘉之乱”“中原陆沉”“神州陆沉”等词背后，是一代华夏子民故国沦陷的悲哀心境。元嘉草草，仓皇北顾，多少仁人志士的北伐梦，寄托的是克复神州的理想。

　　尽管今天大一统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但在公元五世纪。百姓们已经习惯了三百年分崩离析的日子，地方豪强自立门户者不在少数。更何况，岭南与中原山势阻隔，分分合合本就是常态，岭南既是地名，也是行政区划，后者是唐代以后的说法。唐代有行政区称岭南道，指的就是中国南岭之南的地区，相当于今天的广东、广西、海南以及越南红河三角洲一带。战国时期，岭南被算作“百越”之地，根据《汉书·地理志》记载：百越之名最早就出现在战国时期，其分布“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过秦论》说“南取百越之地”，这个百越泛指如今的浙江、江苏、福建、安徽、广东、广西、海南等地区，它又被细分为“吴越”（苏南浙北一带）、“闽越”（福建一带）、“扬越”（江西湖南一带）、“南越”（广东一带）、“西瓯”（广西一带）和“骆越”（越南北部和广西南部一带）。百越内各部落构成复杂，它们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语言和文化也各不相同，我们今天听粤语、吴语、闽南语、客家话、雷州话等都不一样，我们的祖先如果遇上，即便都是百越土著，很可能也听不懂对方说什么。

　　岭南的难以被统治也跟它的语言多样性有关。今天岭南有三大方言民系，分别是粤语、闽南语和客家话，它们既发源于本地，也是中国自秦朝以来，北方各民族东迁、南下与当地原住民融合的结果。我们说“粤人”“南粤人”，“粤”本通“越”，《汉书》里就有“粤”和“越”混用的情况。古代“粤人”对自己有很强的身份认同，他们为了把自己和北方人区分开，会强调自己是“粤人”，而不是“汉人”。

　　在岭南还没有被中原王朝彻底消化时，部分“粤人”会把自己和“汉人”区分开，而汉粤融合的趋势，首先就出现在秦汉交替时期，也就是任嚣、赵佗攻克岭南、建立南越国这段时间。赵佗延续了任嚣“和辑百越”的民族政策，他不但与越人同俗，任用岭南本地人吕嘉为丞相，使得吕嘉宗族“男尽尚王女，女尽嫁王子兄弟宗室，及苍梧秦王有连”，还提倡汉越通婚，让自己的儿孙主动娶越女为妻。于是，这支秦朝遗留下来的北方民族军队，逐渐和岭南土著融合，他们是今天粤语这支方言群体的祖先。

　　秦汉时期，中原人把“粤人”当作蛮夷，但“粤人”有自己的文化，他们以我为主，随时局流动而自我适应。“粤人”就像丛林中的植物和动物，他们会根据丛林气候的变化来调整自己的生存姿态。在以北方为中心的史观看来，秦军征服岭南是中原王朝对蛮夷部落的归化，但实际上，秦军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岭南文明其实是非常可疑的。直到唐代中期，韩愈贬官岭南潮汕地区时，岭南文明都与中原文明颇为不同，岭南文明在长达千年的跨度里保持了自己的文明特色，并没有被中原帝国所同化。

　　冼夫人的辖区包括今两广、海南、湖南，江西，越南北郡、老挝北部、缅甸北部，境内百姓有上千万，《北史》记载，其家族“世为南越首领，部落十余万家”，且有“海南儋耳归附者千余洞”，冯宝死后，“岭表大乱，夫人怀集百越，数州晏然”，由此可见，冼夫人具有相当的割据势力。身为岭南的实际控制者，她完全可以效仿秦汉之交的赵佗，自立为南越皇帝，但是无论是在南梁灭亡，还是南陈被隋朝吞并之后，冼夫人都没有自立为王，还派孙子冯魂前去迎接隋朝官军，自愿加入隋朝统治的大一统国家。

　　从后世来看，她有匡扶一统之功，从当时来看，她维护了岭南地区的相对安稳，这简短的“安稳”，包含的是千千万万岭南百姓的生命，冼夫人对岭南安定的长期维护，比在战场上立下赫赫战功更为宝贵。苏东坡曾赞颂冼夫人：

　　冯冼古烈妇，翁媪国于兹。

　　策勋梁武后，开府隋文时。

　　冼夫人治理岭南数十年，她深知岭南宗族势力根深蒂固，不平衡宗族与平民、外族与本族、岭南境内不同武装力量之间的关系，靠武力可以威服一时，要实现长治久安，则需要共同体认同和经济与文化的长期建设。冼夫人在宗族与百姓之间建立威信后，她对内要求岭南宗族与人为善，对外承认中央政权对岭南的统治，并塑造岭南内部的共同体意识，淡化苍梧、罔州、梁化、藤州、罗州、琼州等州郡部落之间的差异。《北史·列女》举了几个例子，表现冼夫人在“教化”上的努力：

　　至夫人诫约本宗，使从百姓礼。每与夫宝，参决辞讼，首领有犯法者，虽是亲族，无所纵舍。自此，政令有序，人莫敢违。

　　时番州总管赵讷贪虐，诸俚獠多有亡叛。夫人遣长史张融上封事，论安抚之宜，并言讷罪状。上遣推讷，得其赃，竟致于法。敕委夫人招慰亡叛。夫人親载诏书，自称使者，历十余州，宣述上意，谕诸俚獠，所至皆降。

　　直到现在，冼夫人的传说依然在高州流传，从广东到东南亚，都能看到后人为冼夫人立的庙宇。在高州如今有一座冼太庙，位于高州城人民路。这座冼太庙曾于明代初年随高州府南迁茂名城（今高州市区），并于明嘉靖十四年（1535）建于茂名城东门外，嘉靖四十三年（1564）和清同治年间先后重修。据学者徐超考证：“冼太庙主体建筑为三间四进，面阔13.2米，进深62.2米，建筑面积826.3平方米。砖木结构，红墙绿瓦，飞檐斗拱，装饰华丽……冼太庙整体分前殿、中殿、正殿。正殿为穿斗式梁架结构，雕梁画栋，金碧辉煌，庙内《冼夫人记》《恭谒冼夫人庙书》风碑刻，保存完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该庙曾一度被改作幼儿园，冼夫人像被毁。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省、市、县有关部门的重视下，各界人士踊跃捐资修葺，该庙得以重光。”

　　琼海市田埇岭也曾有一座冼夫人庙。当年瘟疫流行期间，冼夫人用名叫“孔明行军散”的中草药剂，救治了许多百姓，当地百姓为了纪念冼夫人，就为她建立了这座庙宇。

　　据王兴瑞撰写的《冼夫人文化全书》记载：今天全球共有2000多座冼夫人庙。1962年初，华侨陆兆熊回乡探亲，并将高州冼太庙的香火延续到了马来西亚。当时，庙宇注册获批，但地块尚未落实，乡亲们借了一块地作为临时庙宇之用，以供奉冼夫人。这座庙宇坐北朝南，屋顶设有“龙凤呈祥”雕塑，檐下是成排灯笼，两侧双龙盘柱，大门两旁贴有“名著高凉功昭社稷，泽敷南国威震乾坤”的对联，庙内右侧是冼夫人生前的坐骑白马将军像。走进庙内，只见冼夫人神像居中，背后有一幅麒麟吐书的彩画，在当地，冼夫人倒是有一种女版关羽的感觉。

　　在高州雷垌地区，冼姓村民称冼夫人为“姑太”，高州旧城冯姓村民称其为“祖婆”，其他人尊称冼夫人为“冼太”。在高州民间传说里，冼夫人身兼多职，她既是保护神、财神也是送子身，高州人把冼夫人作为一个信仰，保佑他们逢凶化吉。

　　在海南、粤西和粤北，冼夫人的传说也在流行。他们把冼夫人塑造成保护百姓的神仙，为他们驱魔避灾，逢凶化吉。比如“冼太施仙法筑旧城”“冼太与大谢王比武”“冼太驱鬼烧窑”“赐雨降火”“邱俊与冼夫人庙”等，都是这样的传说。

　　每年高州年例，“冼太出游”都是重要的一环。据《高州府志》记载：“当地的年例主要是以社为单位，以社庙为中心周围的村庄共同合办，村民按人头捐钱捐物，并轮流义务到庙里帮忙，处理相关游神祭祀事务。起年例日，道士入庙，造纸船、采香符，村民则扎火把，做彩灯，备烟花炮竹和三牲祭品等，准备恭迎冼太出游的各事项。年例日，选择吉时，道士带领大家率领彩旗队、八音锣鼓队、洋号班等迎接神明的到来。众神到位后，道士洁净纸船、颁香符、启船，准备游神。巡游的队伍包括了仪仗、冼夫人神轿、纸船和白花榜。按照既定的路线，村民在醮位设下香案、摆好三牲等贡品，神轿一到，即举行敬拜仪式，茭卜问吉凶、分发香符。冼夫人的神轿游到至尾醮位，又称‘醮尾，即时火把熊烧，礼炮齐发，八音锣鼓、洋号齐鸣。”

　　如今广东茂名有一种食物，名叫电城炒米饼，被列为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相传：“有一年腊月，冼夫人率部平叛，她夜观天象推断必有大雨，传令诸将士加紧造‘干粮以备急需。闻讯后，当地乡亲也纷纷捐赠米粮，依靠这些米粮，冼夫人部队成功熬过连日大雨的侵扰，一鼓作气平息了叛乱。”这些米粮，就是炒米饼的原型，为了纪念冼夫人，后人又把炒米饼称为“娘娘饼”“干粮饼”。

　　隋朝仁寿二年（602），冼夫人以八旬高龄逝世，谥为诚敬夫人。官府纪念她，百姓祝福她，人们自发排成长队悼念她的离去。冼夫人一生不如唐太宗、隋文帝这样的君主波澜壮阔，在女性豪杰里，她也没有武则天那般名震中外，可是乱世之中，能保一方百姓安全，就是无上恩德。对大部分普通人来说，活在一个安安稳稳的太平世界，远比活在英雄闪耀、生灵涂炭的乱世中要宝贵，倘若不能生活在太平年代，能在乱世中少受一些苦难，也是不幸中的幸运。

　　鲁迅在《我之节烈观》中写道：“古代的社会，女子多当作男人的物品。或杀或吃，都无不可;男人死后，和他喜欢的宝贝，日用的兵器，一同殉葬，更无不可。”古代中国，确实是对女性极不人道的一个环境，近现代中国的一大革命，就是提高了女性的地位，一步步把女性身上的枷锁去除掉。但我们如今得到的果实，须归功于前人用行动与生命铺开的路，是那些在险恶环境下为被压迫者奔走的勇者，为寒夜中的劳苦者，点亮了第一根火把。知道古代女性的处境，我們才更明白冼夫人的不易，也才更了然，像冼夫人、佘太君、李清照、樊梨花、穆桂英、梁红玉等女性的一生，是对中国历史的重要补充，也是对中国女性莫大的激励。她们是先行者，是担负起重担的人，他们和埋头苦干者一样，都是中国的脊梁。

　　1918年7月，鲁迅作《我之节烈观》一文，谈到中国古代社会对女性贞操的渴求，及其背后对女性的控制与贬损。文中几段话，不妨作为本文的结尾：

　　我们追悼了过去的人，还要发愿：要自己和别人，都纯洁聪明勇猛向上。要除去虚伪的脸谱。要除去世上害己害人的昏迷和强暴。

　　我们追悼了过去的人，还要发愿：要除去于人生毫无意义的苦痛。要除去制造并赏玩别人苦痛的昏迷和强暴。

　　我们还要发愿：要人类都受正当的幸福。

　　参考文献：

　　[1]李延寿：《北史》，中华书局，1974年10月。

　　[2]魏徵：《隋书》，中华书局，1997年9月。

　　[3]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2009年1月。

　　[4]王钟翰：《中国民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12月。

　　[5]房玄龄：《晋书》，中华书局，1996年4月。

　　[6]鲁迅：《我之节烈观》，《鲁迅全集·坟》，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

　　[7]郝玉麟等监修、鲁曾煜编纂：《广东通志》，卷五十四。

　　[8]阮元主修：《广东通志》，卷二百二十三。

　　[9]曹志遇主修：《高州府志》【明】。

　　[10]相斗南修、郭指南续修：《电白县志》【清】。

　　[11]秦沅、王勋臣、吴徽叙：《茂名县志》【清】。

　　[12]徐超：《广东高州的冼夫人文化》，《寻根》，2020年第2期，第84-85页。

　　[13]冼玉清：《民族女英雄冼夫人》，《岭南周刊·三八妇女特号》，1938年3月。

　　[14]梁瑞（笔名湍流）：《化州下郭冼太夫人庙石刻》（化州市第二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5]王兴瑞：《冼夫人文化全书》，中山大学出版社，2009年9月。

　　[16]李爵勋：《冼夫人及其后裔研究文集》，河南文学出版社，2015年1月。

　　[17]曾令明：《女性神灵·海洋信仰·融合互动——对海南岛的冼夫人、妈祖、水尾圣娘的实证分析》，《边疆经济与文化》，2021年第1期，第179-92页。

　　责编：梁红

　　作品 2022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