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菲

　　如果不是老伍八十岁生日，我想，我可能忘记这个叫西山的村子了。淡忘一个地方，是因为淡忘了那个地方的人与事。其实很多人，我都淡忘了，正如很多人淡忘了我。这没什么不好。被淡忘的人，就是在记忆中被时间压迫而沉沉睡去的人，但会随时醒来。醒来的人，和原来那个人，有时不是一个人，甚至完全不一样。

　　一生的事情，谁看得清呢？如河床蜿蜒曲折，谁知道河水怎么流呢？一生很长，河水一样，怎么流也流不尽，管它怎么流——我们曾经都这样以为。我们还不知道，流水不复返，虽是流水，今天流的可不是昨天的水。

　　老伍是我第一年参加工作的老同事。他是个民办教师。我已将近二十年没去过西山了。戊戌年腊月，我接到廖长枫电话：“你在郑家坊吗？”我说，我在郑家坊待了一个多月了，哪儿也去不了。

　　“我去接你，今天是老伍八十岁生日，我们得去看看。我把潘维义也接上了。我们几个老同事好好聚聚。”

　　“老伍都八十了？时间是泼出去的水啊。”

　　“你想想你自己几岁了。时间饶恕过谁呀？”

　　冬雨疏疏，田野泛着淡青的草色。更为宽阔的色彩，映入眼际的是茅草黄。田埂上，河滩上，山边低矮的土丘上，瑟瑟茅草低垂起伏。灵山半明半暗。公路边的白杨树，已不见一片叶子，苍白细裂的树皮如时间的老脸。饶北河更远，苍天更近，雨飘忽。

　　老伍在门口迎接我们，穿着红色唐装，眼睛笑得像颗桂圆。他稀稀的头发全白了，脸颊往内塌。一个看起来约六十来岁的男人站在老伍身边，搓着厚厚黑黑的手，看着我。他的眼睛有一层灰白色的翳。我笑了一下，我感觉到自己的笑意僵硬在脸上。我觉得这个人很熟，但这张如同棕衣的脸和记忆中的人，对不上。

　　“春生，你怎么老成这个样子呢？我都不敢认了。”廖长枫一只手抱住棕脸人肩膀，说，“中午，我们好好喝一杯。你怎么不去上饶走走呢？”

　　哦，是春生。我招呼了一声：“春生。”春生笑笑。他没有说话。他穿着洗白了的黄色劳动布夹克，脑门半秃，手握着廖长枫的手腕，往客厅里走。

　　聚会，自然是高兴热闹的。可我有一种说不出的难受。春生很少说话，也没喝酒。同事敬他酒，他站起来，手托着碗，说：“下午，我还要去山里做事，事在等着我呢。”

　　春生以前不是这样的。我没想过春生是这样的。我没有办法把两个“春生”，放在一个“春生”身上。我也不知道，是哪个人把两个“春生”，放在一个“春生”身上。或许那个人，叫命运，也叫生活。一个“春生”叫前世，一个“春生”叫后世，两个“春生”在今世相遇了，重组、衍变，如古城河与饶北河交汇，浪头堆叠，苍苍茫茫，向南奔去。

　　我参加工作第一年，在郑坊乡偏远的西山中学教书。学校只有八个老师，其中五个是代课老师，三个公办老师刚从师范院校毕业分配来。学校有三栋瓦屋，呈“品”字形，四间教室四间教师办公室四间老师宿舍，中间空地是小操场。我是住校老师之一。学校离村庄有半华里，四周都是坟茔，荒山上长了几十棵乌桕树，风吹起来，乌桕叶哗哗哗，让人觉得阴森森的。

　　放了学，我和另一个住校老师三金自己烧饭吃。三金是本村人，但他不愿回家，他参加工作时，已经二十九岁了——他读了六个高三。他有一个七十来岁的老妈，个子矮小，满头白发，眯眯眼，走路像一棵被风吹歪倒了的树。每两天，老人提一个竹篮，给三金送一次菜来，送白菜豆腐西红柿辣椒。老人站在校门前的台阶上，用手摇铁门，喊：“瘪嘴，瘪嘴。”

　　发工资了，廖长枫站在走廊上，喊：“郑老师来一下。”三金拉开窗户板，手上拿着眼镜，探出悬崖一样的头，说：“谁喊，什么事？”廖长枫说：“你个本科生，学校这几个人，谁的声音你还听不出来，工资领最多，中午买两瓶酒来，大家一起加个餐。”

　　廖长枫是民办老师，教书也有五年了。他高中时学美术，高考两次落榜，便回到村里做了代课老师。他长得仪表堂堂，英俊魁梧，说话却温言雅语。他家里开了一间杂货店，杂货店里摆了两张康乐球桌。中午和傍晚，有几个女人去他家打康乐球。大热天，女人穿着低胸的连衣裙，拿起杆子，压在球桌边，一杆推过去，球嘣咚跳起来。女人说：“廖老师，球不听我的，你教教我捅球杆子。”廖长枫弯下身子，贴着女人后背，握住女人的手，瞄着球，杆子一推，球落了洞。女人侧过脸，说：“廖老师，你真厉害，杆子一捅，球进洞了。”

　　他有女朋友，谈了好几年了。女朋友在物资供销公司上班。他们一直没结婚，因为女方的父母强烈反对。他女朋友叫妙琴，皮肤雪白，清瘦高挑。物资供销公司并不忙，员工比较多，两个轮班，上半天玩半天。妙琴吃了中午饭，骑一辆轻便自行车，沿河而上，来学校玩。她是镇里比较时尚的女人，戴一顶扁檐草织太阳帽，穿红高跟的凉皮鞋，一身淡绿的裙子，长链包挂在自行车龙头上，在校门口，把车铃按得脆响。嘀铃铃，嘀铃铃，清脆短促。我们一听铃声，就知道她来了。

　　有一次，他们正在房间睡觉，被一个男人撞开了门。男人五十多岁，用肩膀撞门，咚——咚——咚，说：我知道你们在里面，不要装聋作哑，再不开门，我一把火烧了房子。男人气急败坏，说话声量很大。我们正在上课，扔下粉笔，看看发生什么事了。廖长枫穿着短裤，打个赤膊，面红耳赤，站在门口，怒目，说：“你到底想干什么呢？”他的身后站着头发蓬乱的妙琴。

　　男人操起一根扫把棍子，往廖长枫身上打。三金一把抱住了男人，说：“廖老师，你还不快跑啊？”廖长枫拉着妙琴往操场跑，跳下台阶，往村路上跑。男人骑上自行车追，边追边骂：“该死的妙琴吃了你的迷魂汤，神魂颠倒，你一个吃农业粮的代課老师，想我家的女儿，门都没有。”廖长枫眼见被男人追上，往田里跑，淌着黑黑的泥浆，站在秧田中央，说：“你有本事，把车骑到田里来呀。”妙琴披头散发，站在田埂上，哭：“天啊，为什么要我遭这样的罪啊？”

　　据老伍说，去年，妙琴爸爸还抓过一次他们同房。在物资供销公司宿舍，深夜了，妙琴爸爸堵在房门口，对门里的人喊：“你妈妈去派出所报警了，看你和教书匠往哪里跑。”

　　老伍矮墩墩，头发松针一样，四十六岁了还离婚，娶了一个三十二岁的无婚史女人，生了个儿子。女人长得撩骚有韵，青豆一样饱满。老伍喜欢喝酒和吹牛。他喝了酒，关上门，把脚架在办公桌上睡觉，头仰靠在靠背椅上，嘴巴张得像青蛙。

　　春生长我一岁，是学校体育老师，代课两年了。读高中时，他学田赛，高考落榜——文化分数太低了。他清瘦，骨架大，手粗而硬，像根茶树木棍。看起来，他像一架风车。

　　吃了晚饭，我骑一辆自行车在各个小村子转来转去，天天转也转不厌。学校在一个半腰的山上，像一座瞭望塔。站在“塔”上，南瓜叶形的盆地收进眼底。两条溪流从山的两侧湍流出来，包住了盆地，在洲口汇流，始称古城河，流四里地，在三宝地注入饶北河。盆地水田种两季稻子，冬种油菜。三月，油菜花从枝上一节一节爬上来，逆着雨线爬，暖阳出来，花苞炸开，田野一片金油色。溪流两边是茂密的香樟树和洋槐树，远远望去，如一叶叶升起来的蓝色船帆。小村子隐藏在树林里。小村子一般只有三五十户人烟，矮瓦屋和石巷构成南方记忆。云朵拖着古城山奔跑。

　　晚上村里没路灯，乌黑黑。学校像一座孤零零的寺庙。天慢慢暗下来。云霞随着夕阳坠落而变色，红彤彤变为草木灰一样的灰蓝色，夕阳完全沉入山梁背后的深海，云开始慢慢变得灰黑，天光透明如薄翳如水银。鸟雀叽叽喳喳，返回树林。这个时候，乌鸦会惊叫起来，呜呀呜呀，叫得我心惊肉跳。夜一下子凉下来。夜风夹裹着初秋的稻香，送来溪流的谣曲。晚上，我很少出去玩，村子与学校有两棵大樟树和十几个大坟茔。樟树上，有夜鹰筑巢。夜鹰在黑夜会发出“咯啊！咯啊！”剧烈的叫声，我一个人走在树下，会惊骇。那种叫声，像死亡来临前的痛苦惨叫。大坟茔，也是我害怕的——村里有很多人说，坟茔的窟窿里，有一条腰粗的蟒蛇，在月光下，蛇鳞绿绿发光。去附近的村子玩，我一般在下午，徒步，穿过田野，沿溪边而下，在村里瞎转。

　　从来没有忘记：风吹得稻叶扑簌簌地响，千百只黄蜻蜓在眼前飞舞。田野一下子开阔起来，山梁在溪边的树梢上，矮下去。圈椅一样的半环形山，一座堆一座，堆出一个尖帽形。山鹰顺势架着山风，在盆地上空，一圈圈盘旋。

　　有时，也去同事春生家坐坐。他家离学校有五里多路，在峡谷电站的大坝上游。峡谷狭长，茂密的油茶林缀满了白花。小村叫涧水坑。春生家，是我们聚餐最多的地方。所谓聚餐，就是我们带一壶土烧去，春生妈妈烧一桌子土菜，我们胡吹瞎聊，直至月亮上山。

　　第二年春，乡政府组建联防队，春生被招了去，做联防队长。联防队在乡政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门，有十来个队员，负责乡里治安、征缴杂费。联防队长没有手面功夫可不行。

　　上了三个来月的班，春生来学校，邀请大家去联防队做客，吃一餐。他骑一辆崭新的铃木摩托车，呜呜呜，在操场转圈。廖长枫摸着银亮的车把，说：当了联防队长就是不一样，日本坐骑当了毛驴，我们教一辈子书，也买不起啊。

　　“叫上兄弟们去镇上，喝一杯。我可以签单，哪家馆子店敢不给我签单啊。”他拍拍身上军绿色的衣服，说：“这身衣装怎么样啊？嗯。好，好，穿起来像豹子。”他的装束改变很大，以前剃毛碴碴的板寸头，现在是爆炸头;以前穿球鞋，现在穿大头黄牛皮鞋。他的摩托车上绕着一条铁链，他的腰上挂着一副手铐。衣服鞋子都是单位发的。

　　联防队有一辆四人坐的小货车，江铃产的，半旧，突突突，很适合跑乡村公路。车头可以坐人，车斗可以站人也可以装货。有一天晚上，我在家里看书，听到巷子里狗汪汪叫。先是一条狗叫，叫了没几声，七八条狗在叫。我妈妈有些慌了，说：是不是巷子有人出事了？我说，十点钟不到，可能是村里来了外人。巷子里的人早睡，十点钟也算是深夜了。我打开大门，走到巷子的桑树下，听见有人在派事，说：“三个人堵在后门，四个人堵在大门，小徐去敲门，有人开门了，大家直接冲进去。”狗还在叫，汪汪汪。派事的人又说：“年底，把这个村里的狗闹（闹：在方言中，此处作‘毒）绝了去，叫得人心烦。”

　　已残月中天，巷子有些黑。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有人在急急地敲老庆家的门。屋里也没人应话。我的心悬在了嗓子眼。我听出了说话人是谁，虽然声音很低，烟熏了咽喉的沙哑，略带清脆的干咳。派事的人是春生。

　　一个男人打开了后门，跑出来，被人按倒在地。两个人冲进了房子，其中一个人大喝一声：“你还想逃？逃得了和尚逃不了庙。”

　　四个男人冲进屋里，直扑卧房。

　　“放过我，我还要养家糊口。”趴在地上的男人哀求，说，“放过我，放过我。”

　　“已经抓你八次了，你都逃了，我油费去了几百块，还让我放你。你天天聚众赌博，有没有想过别人养家糊口啊？”春生说。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联防队拔“钉子户”。

　　我还“参与”过一次。春生请我们几个老同事吃晚饭，乡政府临时通知他去南溪拔“钉子户”。春生说，跟我们一起拔脓疮吧，去的人有一包红塔山。他们把“钉子户”叫“脓疮”。三金、廖长枫和老伍几个人没喝尽兴，不走。春生向老板娘打招呼：“他们还要喝几杯，记我的账单，我先走一步。”我不喝酒。我说：“我跟你一去玩吧。”

　　南溪是饶北河边一个溪村，二十余户人家。进村要过河，无桥，只有一条石埠。村头有一户人家，可以看到过石埠的人，只要有三个以上陌生人进村，户主马上当当当打锣鼓。春生把江铃车停在河边树林里，带了七八个人进村，直接去了“脓疮”家里。“脓疮”叫帽绳，有一身蛮劲，因违建遭罚，罚款拖了一年多。帽绳一家人正在吃晚饭。春生看看桌子，说：“你吃大碗米粉肉，老子吃糠渣，你三万六的罚款一分不交，你当政府是泥菩萨？今天，你交得起也得交，交不起也得交，我們没有柴火不下山。”

　　七八个联防队员围着帽绳。帽绳老婆抱着婴孩，身子缩在灶台边，呜呜哭起来。帽绳两个鼻涕大的女儿，也摇着妈妈的腿，呜呜哭起来。帽绳的老父亲跪在门槛下的台阶上，仰头望天，叫：“我们造了什么孽啊，老天。”帽绳说：“本乡本土的，政策也知道，前年盖了房，债不但没还上，今年又生了孩子，缓一缓，我也是和你打个商量，先吃了饭再说，来来来，你们一起坐上桌，饭有。

　　春生手一挥，说，小徐，你带两个人去猪圈里拖猪，小齐去开谷仓，用麻袋装谷。

　　帽绳说：“拖了猪，搬了谷，那我们怎么生活呢？”

　　“你跟我装穷？我晚饭还没吃呢。”春生说。

　　帽绳抱住了春生的大腿，说：“猪拖走可以，谷子不能搬，一家老少要吃的。”

　　春生一脚踢过去，说：“你这副耍赖的嘴脸，我太熟了，别和我玩这一套。”

　　帽绳走到厨房，抄起菜刀，咧开嘴巴对着春生叫：“你不让我活，我先让你死。”春生端起长板凳，扔在帽绳肩膀上，说：“你还敢端刀杀人？王法不顾了？”

　　帽绳刀落在地上，身子瘫倒在地。他用头撞墙，低嚎：怎么活呀，怎么活呀？春生拿出手铐，把他铐在椅子上。帽绳狠狠地咬春生的手，满口血。春生说：派两个人上房，把瓦揭了。

　　猪栏里，猪嗷嗷嗷叫，叫得撕心裂肺。门口站了二十几个乡民。我扯了扯春生的衣服，低声说：“适可而止，不要把事闹大。”我把帽绳扶起来，坐在椅子上，说：“老哥，你也体谅一下他们工作难做，彼此谅解一下，菜刀端在手上，万一失手，出了事，你也承担不了罪责。”帽绳看看我，说：“我是一口气憋着，顾不了那么多。”我把春生拉进房间，说了几分钟的话。春生出了厅堂，说：“今天，猪一定要拉走，不拉谷子也可以，你骂了我，你得自己掌嘴。”

　　噼啪。帽绳抽自己的脸。

　　噼啪。

　　噼啪。

　　帽绳停了下来，说：“可以了吧？”

　　“谁叫你坐在凳子上掌嘴的？要跪下来掌。”

　　帽绳跪下来，继续掌嘴。噼啪，噼啪，噼啪。边掌嘴，边看春生，眼睛充满了血丝，圆瞪起来。

　　春生一腳踹下去，说：“敢瞪老子，掌一下。”

　　“走吧，春生，作践他，也作践够了。活生生的人，也是为了吃一碗饭。”我说。

　　“把鞋脱下来，掌自己手，掌三下，就算了，谷子不拉了。”

　　帽绳把解放鞋脱下来，掌自己手，左三下右三下。

　　春生把凉帽往地上一甩，说：“连狗不如的人，还敢握刀。”他朝帽绳脸上吐了一口痰，摸摸头，走了。

　　回乡路上，一车人有说有笑。到了乡里，他们清了办公桌，开始赌“三公”（三公是饶北河流域的一种扑克赌博方式）。春生把腿搁在办公桌上，拨电话，拨一个数字，按顺时针，往下画圈，响铃咕咕咕响一圈。他给餐馆打电话：“东芝，给我送几个菜来，炒猪头肉，炒螺蛳壳，炒肥肠，其他的菜，你看着办，带两箱陆羽泉啤酒来，哦，再带上两条红塔山。”春生喜欢吃猪头肉。

　　一个学期，很快过完了。暑假，代课老师夏发请大家吃了一餐饭。他下学期去浙江温州教书，在一个民办学校教初中。他代课十三年了，他教语文和数学。他带班，年年全乡单科平均分排名第一。他是个独子，爸爸养鸭。他爸爸给我们敬酒，抖着手，酒溢出碗边，红着眼，说：“去温州民办学校教书，车都要坐两天一夜，三十多岁的人了，跑那么远干什么？”老叔又说：“我好几次叫他不要教书，跟我养鸭，养鸭有什么不好？脏一些，其他都好，我们这两条河，养出的鸭子好吃。”夏发看着自己的爸爸，说：“我就喜欢教书，其他事都不愿做，我是没办法才去浙江，代课这么多年，转不了编，教到老还是这样，不如去浙江，到哪里教书，都是育人。”

　　这餐饭，吃得大家都有些伤感，尤其是代课老师。老伍哀戚戚着脸说，我当代课老师当到鬓白，也还没转正。

　　峡谷电站上游，有一片禁山，禁山有几个山坞的杉树。老伍白天上课，晚上去禁山偷树。杉树都是成料，可以做房梁。一棵杉树卖十五块钱。他有一把电锯，包在一个麻袋里，背在身上，走八里山路，偷木头。他一个月固定偷十五根。他偷一次木头，带两斤谷烧来学校，烧两个菜，大家一起加餐。

　　转眼到了国庆节，廖长枫和妙琴结婚了。婚礼放在家里办，请了三十多桌客人。学校有规矩，喝结婚酒，包五块钱礼金，吃一餐。我们吃了一餐又一餐，吃了十二餐。廖长枫说，买了好多菜，不吃留着干什么？我们都非常高兴——他们恋爱谈了六年，终于修成正果，他们真是很般配。春生开着江铃车，去接新娘，我们站在车斗上去接亲，一路放鞭炮，吹着唢呐，很是欢庆。

　　霜期很快到来。溪流日渐潺湲，收割后的田野裸露出肃瑟的褐黄。乌桕叶慢慢褪去青绿色，变灰白变淡黄变枯槁。山峦一层层黄杂色翻卷出来，梓树来了斑文鸟、大山雀、灰头鹀，叼食梓籽。噪鹛咯啉咯啉，叫个不休。荒坡因秋熟的草籽和浆果，变得格外热闹。浮鸥出现在溪流和水库，张开雪白的翅膀呈长弧形盘旋。盆地没有了金色的稻浪，风呼啦啦吹得顺畅，田埂上的红蓼寂寞地开着花。盆地似乎安静了下来，蚂蚱和飞蛾，被霜封冻在泥孔里。秋风和寒霜，对大地作了细致的清理。

　　学期还有两个月结束，同事潘维义突然辞职了。他的未婚妻不让他代课下去，两人一起去县城卖烤羊肉串。

　　我们无法预估未来，甚至根本无法想象未来。改变，有时来得非常突然。元宵节第二天，我突然接到借调函，去县直机关写材料。廖长枫也到了县城上班，只是比我晚了七个月。一次，在县城新修街道工地，见拉水泥的货车在卸货，司机把头探出车窗。我叫了一声：“长枫。”他扭头看见我，笑了，吐出烟头。我说：“你怎么开车了？我都不知道。”他说：“来市政公司上班有半年了，拉拉货。”工地人多，天空扬着灰蒙蒙的粉尘，说了几句，我就走了。

　　过了一个月，也是深秋了，我一个姓曾的同学，患了肝腹水在县医院住院。我提了几个水果去看同学。曾同学全身发肿，脸南瓜一样蜡黄，走路用手撑着腰。我看着，心里有说不出的难受。我们同年出生，才二十出头，恋爱都还没谈。出了医院，我想起廖长枫借住在医院宿舍，顺道去看看他。

　　住院部后面有一排医生夜班睡房，一个医生一个房间，带卫生间和阳台。廖长枫住在二楼第六个房间。他正在吃饭。一个长方形的铝盒堆满了饭，一小盘煎辣椒、一小盘黄豆、一小盘回锅肉。桌上有半瓶谷烧，玻璃杯里有半杯酒。我的出现，他感到很意外。他把折叠式的小桌清开，泡了茶，说：我们老同事了，还没聚一次。

　　我们聊了很久，他把半瓶谷烧也喝完了。他爱人有一个舅舅在县政府上班，帮他谋了现在这个差事。他对这个差事很满意。他说，月工资有两百来块钱，帮工地拉货，一天至少收两包烟。他拉开床头边办公桌的抽屉，抛给我两包“阿诗玛”，说：教书，抽“牡丹”都抽不起。

　　我临走的时候，他再三说，下次春生来了，我们一定聚聚，他现在很有派头了，不吃他吃谁呀？他一个月抓两次赌博，我们怎么也吃不完。

　　郑家坊人爱赌博，只要有两个人，就开赌。两个人，拿扑克牌比大小;三个人，找一张桌子“打三”;四个人，打“炸弹”;五个人，“炸金花”;六个人，玩“三公”。

　　各个村里都有一群闲人，赌牌九，赌麻将，赌扑克牌。十几个人窝在民房里，五块十块，一沓一沓地赌。联防队在各个村布了暗线，抓赌博如抓青蛙，扑下去就抓在手里。联防队人员以扇形围了民房，剪断电线，春生大喊一声：“联防队来了。”黑灯瞎火，屋里人拼命往外挤，人多门窄，跑不了几个。有人爬窗有人跳阳台。跑不掉的，蹲在檐阶下。桌上的钱，也没人收，乱糟糟，飞了一地。

　　春生在桌上地上拾钱，塞进人造革提包。联防队员搜身，搜出的钱，装进帆布包里。搜了身的人，记个名字，放了。春生回到办公室，拿出一部分钱分给大家。

　　联防队喜欢抓赌，刺激，有现钱分，分了钱，窝起来赌博。赌到半夜，饿了，去村里偷鸡偷鸭，杀了红烧。

　　来县城，春生开着吉普车。吉普车没有车门，是二手车。他开到我办公室前面的花园里，哒哒哒，按几下喇叭。我打开走廊的侧门，喊一声：“我有空，你去约一下长枫吧。”

　　春生当联防队长的第四年，出事了。在抓赌时，他搜了一个叫八宝的人。八宝包里装了厚厚一沓钱。八宝不让他搜，說：“我没赌博，我在边上看，大家都可以做证，你凭什么搜身？”八宝是个温州人，来看朋友的，有些见识。两人争执了起来。八宝说：“你是个联防队员，没有执法权。”这句话刺激了春生，好似当众扒下了他身上的假皮。春生一拳打下去，说：“我的拳头就是执法权。”三下两下，八宝被打得瘫倒在地，动也动不了。春生打过好几次人，但下手很轻，吓唬吓唬而已。八宝的姐夫在省公安厅工作，是一个什么处的处长，这个背景，谁也不知道。当天晚上，八宝的姐夫就到了上饶地区公安处。

　　第二天上午，春生被关进了上饶县看守所。第三天，法医鉴定出来了，八宝肋骨断三根，脸部胸部腿部多处瘀血，属重伤二级。三个月后，法院判了下来，因没有取得被害人八宝谅解，判了两年零三个月，承担全额医疗费，承担误工费和营养费9530元。

　　郑坊街上有三家餐馆，又把春生告上了法院。春生在三家餐馆累计签单欠账共达13.4528万元。每年，他们在餐馆签单吃饭，年底结一部分，欠一部分。餐馆老板也不会催逼很紧。个个单位都一样，也都这样吃。春生入了刑，这三笔钱，那么大的数额，谁也不会管：谁签单，谁负责。餐馆老板叫天也没用，只得告上法院。法院判下来，也执行不了：一个坐牢的人，没有偿还能力。

　　乡里分管政法的副乡长，因没有管好临时聘用干部队伍，胡乱执法，败坏了政府声誉，且参与联防队分钱，属于贪污，被开除公职，被判缓刑一年零三个月。

　　我去看过羁押在看守所的春生几次，给他送肥皂香皂、牙膏牙刷、短裤拖鞋，也送烟。他妈妈来过一次。他妈妈五十多岁，尖尖的下巴。她第一次来县城。她晕车，呕吐得厉害，坐在公交站边水泥地上，吐得直不起腰。他妈妈提了一大包鸡蛋，说：“春生可能出不来了。”我扶着她，走了半个多小时，到看守所。她扶着铁门栅栏，和儿子说话。

　　“我老早不让你干这样的缺德事，你偏偏不听，现在什么都完了啊。老婆没讨半个，几个钱也糟蹋了。你这一辈子有得苦。”春生妈妈一边数落，一边泪眼汪汪。春生手捏着黄褐色“号服”的衣角，向我使眼色。我说，让你妈妈痛痛快快说，说完了人舒服，不然憋着会生病。

　　在珠湖劳改时，我们去看过一次春生。老伍给我电话：“你约一下长枫、潘维义，我们去看一下春生，星期六去，星期天回来。”

　　二中门口，有两个摊位，左边一个，右边一个。一个男人戴蓝帽子蓝口罩，卖羊肉串，一个女人戴白帽子白口罩，卖蛋煎饼。羊肉五毛钱一串，煎饼五毛钱两个。这是潘维义和他老婆。我下班去找他，学生正放学，围着烤炉。潘维义右手拿一把毛刷，把辣椒粉和调味粉刷上羊肉串，左手转动羊肉串，炉灰随炉焰喷出来。我站在街边樟树下看他刷，他低着头，一边刷，一边收钱，把钱塞进蓝布裙中间竖下去的深袋里。他老婆翻煸着蛋饼，油嗞嗞嗞，在铁板上冒烟。学生散了，我叫了一声：“维义维义。”他见了我，递过来一把羊肉串。我说：“火气大，我不吃这个。”他笑笑，说：“香烟的火气最大。”我说：老伍来了电话，说星期六去珠湖农场，我们一起去看看春生。潘维义扔下毛刷，说：“作死的人有什么值得看呢？他戾气太重，睁起眼睛，眼珠都会掉下来。”

　　郑坊在上饶县北部，是北片乡镇的中心城镇。郑坊，又称郑家坊，在秦朝时，这里已是人烟鼎沸之地。出上饶市，逆饶北河而上，沿山边土公路，行40公里，过了狭长的低矮峡谷，在饶北河与古城河的夹角之间，有纺锤状的古镇，从峡口突然扑面出现。古镇自西向东而建，中间一条石板街。

　　过了古镇，是一片方圆十里的沃野——郑坊畈。这是上饶县最大的田畈。郑坊没有什么矿山资源，乡人世世代代以耕种为生。但城里人喜欢去郑坊。郑坊出特产。“郑坊的大蒜，收好了，留着自己吃。”“郑坊的辣椒，留着自己慢慢吃。”“郑坊的油豆腐，别的地方可没有这个味道。”“郑坊的霉豆腐，熟茶油泡的。”“你看看，这是郑坊的山茶油，黄得透亮。”郑坊人去了县城或市里，看朋友，拿土特产当伴手礼。没有人会嫌弃郑坊土特产，吃一次，还想吃。

　　田畈西边有一座山，秋天开漫山漫坞的油茶花，白如霜雪。山边两棵高大的樟树，显得很是挑眼。树下，一栋蓝灰色外墙的瓦房隐约可见。这是我的家。车子到了田畈，我便看着樟树，仿佛那不是樟树，而是一张脸，无论在何时，都异样生动饱满。千百次地在这条路上往返，只有到了这里，我会有这样的想法：“我不是人世间的过客，我是这片土地的一部分，如土地上的草木，春风来，冬雪去，一岁一枯荣，也永远一岁一枯荣，生生不息。”

　　经常见面的，当然是春生。他从珠湖回来之后，一直在市里。我也不知道他以什么为生活来源。他住在解放路悦来客招待所。

　　在下节街，有一家茶楼，叫大观园，天天客满。来客不为喝茶，为打扑克牌。茶楼有两层，分下午场、夜场、通宵场。下午场和夜场，一杯茶五块钱，不续茶叶;通宵场，一杯茶十块钱，不续茶叶。打牌不需要约人，随时可以凑场。春生一般下午一点出现在茶楼，手上捏一包烟，坐在最里头的空调底下。他斜躺在沙发上，侧着身，看《上饶晚报》。茶楼里，大部分人都是他熟人。

　　“春生，代我打几把，我出去签一个合同。”有人喊他。

　　春生把茶端到牌桌上，接手打牌。他抓一张牌，用力往桌面拖一下，插進手里，拢紧，继续抓牌，拖一下，拢紧。香烟熏得他眼睛有些难受了，他右边嘴角翘起来，半眯着眼。打扑克牌，通常“打三”，一局五块钱。三个人打，一打二，王、二、三是固定本主，叫三的花色，80分为基本分，抢庄加10分，四级制。春生叫庄了，把手捂在底牌上，望望另两个人：加分吗？没人说话，他把12张底牌一把抄上来。

　　签合同的人回来了，给春生30块钱，算是请烟。

　　大观园就在我新单位附近，在夏天，我常去午睡。这个节点，也常遇见春生。他招呼服务员：这个老板的茶快泡上，单由我买。我上班去了，给50块钱春生，说：“下午，你代我打牌，输了50不要打了，输了算我的，赢了，算你的。”

　　下午玩牌的人，没什么事，在茶楼吃个简餐，晚上接着打。

　　有一次，我几个师范同学来玩，吃了饭，同学也不走。但同学聚在一起，似乎没什么话说。虽然是一个班的，但隔了这些年，话题拢不到一起。他们谈职称难评，去了哪个地方听课，我听得很乏味。我安排他们打牌。我给春生寻呼机留言，一起在春满园吃饭、吃了晚饭，接着打。他很认真地看着我打牌，我有时出牌，他帮我从手上抽出去，说：你怎么那样出呢？屁股（底牌）被人掀翻了，你还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是不熬夜的人，到了十一点，我准时结束。我走，春生还没有想走的意思，陷在沙发上不起来。我看看茶楼没几个人了，服务员趴在吧台上打瞌睡。我说：“春生，走吧，明天再玩吧。”

　　出了步行街，往白鸥院走。白鸥院门口正是热闹的时候，夜宵篷一个接一个，篷里坐满了人，吃螺蛳，吃小龙虾，吃羊肉串，喝着冰凉的啤酒。春生撩开一个一个篷帘看。我说：“你找谁啊？”他说：“看一看。”

　　“我请你吃个夜宵吧。”我撩开一个篷帘，说，“你吃，我从不吃。”

　　“我天天要吃夜宵，不吃受不了。”

　　吃夜宵的时候，我说，你得找个事做，你得找个老婆，三十出头了，别让你妈妈担心。我说什么，他嗯什么。他一边嗯，一边喝啤酒。他喝啤酒不用杯，操起酒瓶，仰起脖子，张开大嘴巴，酒瓶口灌进嘴巴里，咕噜噜，喉结蠕动，啤酒从嘴巴里溢出啤酒花。吃了夜宵，我送他去悦来客招待所，刚进招待所大堂（其实只有七八平方米），胖胖的五十来岁的服务员叫住了春生：“老板，你房费已经有17天没交了，再欠下去，我要被老板开除了。”

　　“你就知道要钱。”春生把嘴巴里的烟头吐过去，说，“我今天就不交，你敢把我怎么样？”

　　“服务员难做，你别和她一般见识。”我劝了一下春生，又对服务员说：“不好意思啊，他喝了点酒，嘴巴有酒气。多少钱没付啊？你算算。”

　　服务员看看我，看看春生，说：“欠钱还这么理直气壮，你有本事去欠个几千万。”

　　“话不要说这么难听，世界上，有谁不欠钱的。”我掏出钱包，说，“算算多少钱？”

　　“30块一天，510。”

　　“这是800，你数一数，春生老板还要住几天。”

　　上了三楼，春生开了房门。房门一打开，一股霉味涌出来。床矮矮的，席梦思很薄，被子揉得像个面团。墙上挂了一件灰色休闲西服一件驼色夹克。一件白色衬衫一件蓝条纹汗衫，挂在半开的窗户上。一双棕色皮鞋斜靠在墙角。桌上是一台小电视机和一盒避孕套。他拉出靠背椅，说：“就这个样子，你坐坐吧。”我说：“你多久没有回家了？”

　　“有一个多月，七月半回去了。”

　　“你这个样子，你妈知道了，会非常痛心。”

　　他用手抱住自己的脸，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你还是要去找事做，哪怕工资低点，不要荒废了自己。”我一边说一边退出他房间。

　　他也跟着出来下楼。我说：“你回去吧，早些歇息。”他说：“这么早哪睡得着，我再去大观园玩玩。”

　　我说：“哪有人啊，这个点？”

　　“有的，我熬到天亮了，才会想睡。”他说。

　　我也不再多说。

　　年关，廖长枫回来了。他一直在常州，跟着老板做。老板开发房地产，也把小区的绿化和配套承包给他做，让他赚些钱。我们几个走得比较近的人，在郑坊街上的“李记餐馆”吃饭。我私下跟廖长枫说，你也把春生带上，让他看看工地什么的，他这样下去，肯定不行，三十来岁的人，开始烂了，像个烂番薯。廖长枫说，春生去过常州，在工地上干了一个月，干不下去，他中午起床，上午的事管不了，打电话给他，他也不接，你急死，他睡得像一头猪，这样的人会误事，我开给他的工资不低。廖长枫边说边摇头，说，自己不争气，让他抱着钱睡觉也没用啊。廖长枫挣了一些钱，买了辆尼桑车。他讲义气，每次回上饶，都约几个人去“李记餐馆”吃饭。他惦记李记菜，小虾炒大蒜、螺蛳肉炒冬菜、水煮豆腐、米粉蒸肉，是他吃不厌的。他说，在外最想吃郑坊菜。他说：“吃了郑坊菜，才觉得活着真有意思。”每次聚餐，春生是必醉的。

　　在那几年，郑坊街拆除了大量的老房子，在老地基上，建三层或四层的楼房。楼房一般很窄，十来米宽，二十来米深，一个店面一个楼梯间一个厨房，悬崖一样升起来。三五年时间，老街没留下一栋老房子，街面只有巴掌宽，四季晒不了太阳，四处积水。店面门口还摆上了摊位，拥挤得再也不像街，像养禽场，假如把人比喻成家禽的话。街，已经没有了小镇情调，更别说韵致了。

　　有一段时间，春生想起事做做。（与郑家坊比邻的）华坛山镇的鲁源村，发现了萤石矿。矿是鸡窝矿，一窝一窝。在鲁源，非法开采萤石矿的人逾千。萤石矿有十几个，矿山每年死三两个人。不是矿洞出安全事故，而是抢矿。谁挖到了矿，另一批人隔几天，带着几十人，手拿铁器来抢。打手头上扎红布条，手上拿着铁棍，矿洞口械斗，谁赢谁占大股份。挖不了几个月，又有人来抢矿，又一次械斗。矿由乡垦殖场管理，收管理费，各矿洞共一张开采证，谁投资矿洞谁开采。挖一条山路到矿山，雇几十个人，日夜挖矿，挖一天赚一天。开矿的人一般三十来岁，戴一条竹鞭粗的金项链，满身肥油。萤石不愁销路，利润高。做矿生意的人特别多。一车矿拉到上饶市，可以赚三千多块錢。

　　开采出来的矿石，用货车拉出来，送到市萤石公司收购。郑坊是必经之路。灵山北部的大盆地，像一支张开的喇叭，而郑坊是喇叭口。郑坊人不开矿，却在公路上搭一个木架，把拉矿车拦下来收钱，一吨十块。收钱的人，是一个叫毛瘌痢的人，手下有三十多号人，手上胸上文了龙身，砍刀藏在皮卡车里。毛瘌痢凶狠，谁也不敢惹他。

　　收了两年多，毛瘌痢被人杀死。他有一栋二层楼房，他睡二楼。有一次上午，大太阳晒屁股了，毛瘌痢还没起床。他老婆叫他吃饭，推开门，床沿下，满地血乌黑黑，绿头苍蝇飞来飞去。毛瘌痢被人割了脖子动脉，死得悄无声息。

　　有人请春生起点事，把毛瘌痢手下的人接过来，在三宝地设卡收钱。那几天，餐餐有人请春生吃饭，在国泰酒店再带湖酒店，好酒好烟供着。春生吃了四天，问我：“想起点事，领个头，带一帮兄弟去赚钱，你看看怎么样？”

　　我正在削苹果，斜眼看看他，把水果刀扔给他，说：“你往自己胸口扎三刀，往自己大腿扎三刀。”

　　“我又不是神经病，扎自己干什么。”春生翘起烟，嘿嘿地笑。

　　“没有去死的胆量，你凭什么领头？这样的人迟早是个死，不是被人杀死，就是关在监狱等死了。领头起事，以武力横行乡里，属于黑社会，你知道吗？我们是法治社会，政府允许黑社会横行吗？你以为你可以称霸一方？你殴打八宝的教训还没受过？你有兄弟吗？除了我们几个老同事，谁当你朋友？”

　　“你这几句话，把我撑死。想不到，你这样看我。”

　　“我不撑死你，你就会害死自己，还害死别人。你以为你在江湖啊，这个世道的江湖，从来不属于你。你根本没进过江湖。你千万别以为自己是江湖中人，你只是旁客。打五块钱扑克牌的人，大观园天天坐满，他们除了懒除了赖，什么都不会，什么都没有。你现在不要想去发财，先想想怎么活得像个人。”

　　春生看着我，呆住了，两眼发直，脸憋得通红，说：“你这样说我，我欠了你什么吗？”

　　“你没欠我什么，你欠你自己太多，你再这样下去，一辈子也还不上。”

　　我们说得不欢而散。回到家里，我有些懊悔说那些话，我伤害了他的自尊。我不能也没有权利去伤害别人的自尊，哪怕是一个一无是处的人。无论我是出于何种好意，我都没有权利说。

　　我们再也没有任何联系。过了两年，有一天，潘维义对我说，春生四处借钱，有没有找你借啊？我说，他借钱干什么？一个人混一张嘴，借了钱也是赌博。潘维义说，春生的哥哥快死了，医了很多钱。我说，春生在哪里？我去看看他。

　　“在市立医院后面的住院部，一直照顾他哥哥。”

　　“他哥哥得了什么病？要花费这么大。”

　　“砂尘肺。他哥哥一直在碎石厂砸碎石，干了十几年。”

　　住院部没找到春生，问了医护人员，得知前日办了出院手续已回家了。潘维义说，春生对他哥感情很深，春生爸爸过世早，春生读小学，每天上小学走六里山路去学校，一天四趟，都是他哥接送。他哥大春生三岁，一年级没读完，留在家里砍柴了。春生读书的学费，都是他哥卖柴卖出来的。

　　“我们回一趟郑坊吧，去看看春生。春生是个烂柿，但为人还是讲义气的。”我说。

　　“我还得卖羊肉串，你给我带500块钱去。”潘维义说。

　　潘维义还在卖羊肉串，脸黑黑，在老家建了房子，在县城也买了房。他生活过得还可以，起早贪黑，也不容易。二中门口不让他卖羊肉串了，他整天被城管驱来赶去，也没个固定摊点。他推一辆摊车，沿街叫卖。“过两年，等积余了一点钱，我在二中门口租一个店面，开一个店，我羊肉串烤得好，孩子喜欢吃。”他多次给我讲过这个想法。

　　第二天早上，我坐了班车到郑坊，骑自行车去涧水坑。这是外出工作之后第一次去。曾工作的学校，早已被一个在温州开赌场的人买去了，拆了校舍，建了一栋盖琉璃瓦的别墅，围了围墙。老伍去了温州，在夏发工作的学校看守门房。他的老婆在学校做食堂烧饭工。

　　山涧在峡谷形成溪流，自北向南流淌。山峰叠嶂，山坡上满坡都是茅草、灌木和油茶树。油茶树开着浪浪的白花，如积霜。又一个秋天来临。每一年的秋天，景色都会一样。肃瑟的哀黄，麻木的油青，如一堆颜料堆在一起。到了涧水坑，春生并没在家。他的老母亲说，冬生（春生的哥哥）出门两天，也不知道去了哪儿，春生四处找，现在也不知找到哪里去了。春生的老母亲边说边哭。这几年，老人老得特别快，背完全佝偻了，像被压了一块磨盘。磨盘太重了，她驮着驮着，腰脊变形了，整个身子弯了下去。

　　到了中午，春生回来了，看见我，显得很诧异，说：“来了，也不提前招呼一声，让你坐冷板凳了。”我说，你哥的事要紧，我也是想来看看。

　　“我哥去了哪里也不知道，是死是活也不知道。”

　　“你哥在家里，有没有留下什么字条之类的东西，或留下什么话？”我说。一个去向不明的人，无可寻找的人，是会留下东西的。

　　“我只记着找人，都没想其他了。”春生说。他起身去他哥哥的房间，和他嫂子一起找。我也一起进去。房间只有一张床、一个老式衣柜和一担木箱。木箱搁在衣柜上。床是老式的高低床，被子卷了一半。他们翻枕头，翻衣柜抽屉，也没翻出什么。一件黑呢子大衣醒目地挂在衣柜里，熨得平平整整。我说，春生，你翻翻大衣口袋。

　　春生翻出一张字条，是他哥哥留下的。他溜了一眼字条，放声大哭：“哥啊，你怎么能这样呢？”他嫂子拿过字条看了一眼，身子晃了两下，软下去，瘫倒在地。我拿过字条，看了一眼，捏在手心里。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仍记得那张字条。纸是从小学生作业本上撕下来的，有“田”字格。铅笔字，经过了二次复描，显得字迹色泽很深笔画很粗。字只有一行：我尽力了，我走了，不要找我，我不想拖累家人，春生，照顾好老娘，有能力的话，照顾美美和乐乐长大。美美是他哥的女儿，乐乐是他哥的儿子，一个十二岁，一个八岁。

　　后来我才听说，过了三个多月，一个打野猪的人，在山腰（距涧水坑有十余华里）的一个石崖洞避雨，发现了一堆白骨。春生拎了一个蛇纹袋，上山去了。他一眼看见一双补了鞋头的解放鞋一件领口打了翻边的蓝灰色夹克，他抱头痛哭。

　　之后，我再也没见过春生。潘维义说，春生哥哥走后的第二年，春生和他嫂子结了婚，也不知道他在涧水坑干什么营生。据潘维义说，春生在深山里烧硬炭。烧硬炭是个重活，在深山里，一个人砍柴，硬木柴晒干了，堆在窑里，焖烧。烧一窑炭，得累至少一个月。没有气力的人，干不了这个活。

　　守寡的嫂子嫁给小叔子，叫下堂，是为了留住血脉，家也不会散架。下堂，是饶北河上游的一种鲜见的婚俗。

　　得知这个消息，我不知道是欣慰，还是难受。他像是某种物体的原形，按人的模样捏出来的原形。

　　生活就是一个巨大的蓄水池，一旦水放干了，水里的沉积物就会完全露出来，干柴枯枝，鸡骨鱼刺，暴晒几日，全都成了齑粉，回到土里，做了肥料。

　　郑家坊老房子基本拆除了，街面变得阴阴沉沉。靠公路边，又建了一条街，建房的人，大多是山区移民下来的，开个店谋生。餐馆也多。餐馆里，每个下午聚着人打牌。有时我回郑家坊，没地方玩，也去打牌。小学门口建了一条新街，超市喇叭轰天响，在做促销。街道很宽，但仍然显得拥挤。

　　这几年，我基本上每个双休日都回郑坊。我的双亲都年过八十了，我得多陪伴双亲——他们正在以加速度的方式离开我。庚子春，我妈叫我去郑家坊买木炭。她怕冷，寒冬了，离不开木炭。她抱一个焐着红炭的火熜，坐在门邊，看电视。郑家坊小学门前小广场，是集中卖散货的地方。卖花苗的，卖木炭的，卖竹器的，卖甘蔗的，卖椪柑的，都在这里。货物堆在小货车或四轮电瓶车上。我敞开蛇纹袋，挑拣着木炭。木炭是硬炭的断炭，有长有短，还有碎炭。卖炭人戴一顶长耳棉帽，裹了一半的脸。卖炭人蹲下身子，帮我一起挑拣。他的手很粗糙，栗树皮一样开裂。他的手指短，指头圆圆，粗硬的指甲乌黑黑。木炭挑拣好了，我提起蛇纹袋过秤。卖炭人说，不用过秤了，送给你烧吧。我愕然。这时我才看清了露出的半边脸，我握着卖炭人的手，说：“春生啊，这么多年，你一直在烧炭啊。”

　　“你的手，还是软绵绵的，握起来像握一个面包。”他说。

　　我们站在炭篓边聊天、抽烟。风呼呼叫。他的话很少。一个长年在深山砍柴烧炭的人，会有什么话呢？他说，他一直在涧水坑烧木炭，自己儿子十三岁了，侄女在南京工作，侄儿在师大读历史专业研究生。我说，你真是不容易，你也不联系我们，去了市里也得上门坐坐，约长枫聚聚。

　　不足二十年的时间，他的脸相改变了很多，不仔细看，我认不出春生。他的眉骨变得粗硬，外凸，几条细白的眉毛往上翘。他的脸和他手上的硬炭差不多，刚硬，朴素，内敛。

　　我在外已三十年了，想想也是转眼的时间。“人的一辈子，就像留梦（郑坊方言，留梦即做梦），梦里的东西，都不必在意。梦醒了，便什么都没了。”这是我妈常对我说的话。我一直难以理解这句话，现在还是难以理解，但算是多明白了一些。郑坊，自秦开埠以来，上百代人往矣，又留下了什么呢？除了环绕的群山、灰黄色的土地、清浅的饶北河，留下的，是生生息息的族群。他们袒露地生活，又生活得那么隐秘，即使是挣扎地生活，也是难以被他人熟知的。他们的双脚，在土层里盘踞出稠密的根须。四季的风雨扫荡河的两岸，也扫荡他们。但他们又何惧呢？风从灵山北麓巨石般滚下来，到了河边，却悄然了。杨柳在招展，他们也在招展。四季的轮回，就是大地的轮回，也是他们的轮回。我们是大地中生生不息的一环。

　　人只有到了天命之年，才大致知道自己以后怎么样——人没办法估算自己的一生，即使人生可以重来，还是无法估算。没有那个地方可以返回，也没有那个地方最终抵达。人如被山风裹吹的一粒种子，落在哪儿，谁知道呢？只要有泥土，被阳光照着，被雨露润着，种子便会自己发芽，生根，开花，结果。

　　责编：鄞珊

　　作品 2022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