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很多年过去了,那个吹萨克斯管的男人一直萦绕在我心头,挥之不去。说起来那真是个奇怪的年头,我遇见了许多莫名其妙的事情,最令我匪夷所思的是他的尸体浮现在我家附近的河面,无人知道他是怎么死的,直至今日都没有破案。
我是个已经四十多岁的女人,十年前我在旧金山湾区一家私立大学教中文。我们学校门口有一个很大的公园,里面还有一个湖。那里一到秋天满园金黄,风一吹落叶缤纷。我就喜欢看那纷纷坠落的树叶,仿佛是人生的谢幕和时间的轮回。就在那天黄昏,我忽然听见了悠扬的萨克斯管乐声。仿佛是水鸟滑过湖面,又和着微风在水面上荡漾起粼粼细波,我完全陶醉在这美妙的景色和乐声里了。
我循着乐声过去,那是一个看上去比我大几岁的中国男人。他的身边围着不少听众,一对坐在长椅上有着花白头发的老人,一个牵着一条金毛小狗的女子,还有一些刚从学校里出来背着书包的男生和女生,他们都驻足而听。自从这一次后,我就有意留心这个吹萨克斯管的中国男人,每到黄昏他的乐声像钟摆那样地在湖边响起。一曲吹完,他停下摁键的手,眼睛迷蒙地望着被夕阳染成绯色的湖面,略有所思,仿佛是对美好往事的回忆,抑或是前世今生如梦般的呓语。我静静地站着,披散的长发在风中舞动,宛如无声的召唤。
他终于注意到了我,忽然对我微笑着用中文说:“你好!我叫强巴。”我有些欣喜,回他一句:“你吹得真好!”他说:“谢谢,我从小喜欢音乐。如果没有音乐,我的生命就失去了意义。”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就在我挖空心思想词语时,一个络腮胡子的男人走了过来。他用英语说他喜欢吹萨克斯管,从前在军校的乐队里是萨克斯管手。他说着从强巴手里接过萨克斯管,试试音,“呜呜”地吹了几下;找到感觉后,吹了一曲《Going Home》。
这首《Going Home》的乐曲,有一种真实的东西直冲而来。它美丽、清秀,有着无杂的超空间立体感。尤其里面的莎鼓和金锤等重金属的敲击声,细腻刚硬,悠扬延伸,一种无限美好的遐想与向往,让我仿佛回到了遥远的故乡。我沉浸在音乐中还没有缓过神来,络腮胡子向强巴道谢之后,匆匆离去了。
“你也喜欢音乐?”强巴问我。
我不置可否地点点头,手一指说:“我是那所大学的中文教师。”强巴“噢”一声:“我就住在这附近,每天到这里来练习总会遇上各种各样的人。有一次我正在吹萨克斯管,忽然从湖那边传来一阵怒吼声:‘你每天在这里叽里咕噜,干扰别人休息。’一个破衣烂衫的流浪汉,右手拿着老酒瓶,醉醺醺地朝我冲过来,一股要砸人的架势。我一看不妙,赶紧拿着萨克斯管跑。气喘吁吁地跑到家里,发现匆忙中我将琴盒遗留在公园长椅上了。于是,我回转身来,这时流浪汉不在了,琴盒也不在了。然而,一年后,琴盒奇迹般地出现在原来的地方,还附着一张纸条:‘如果你一意孤行,你将凶多吉少。’”强巴说完,哈哈笑起来:“这简直是莫名其妙,匪夷所思嘛!”
我很快与强巴成了朋友,把多年没拉的小提琴重新拿出来操练。宛若找到了音乐的伙伴,有那么一阵子,我几乎每天和他在一起。除了练琴,还跟着他结交了音乐界的一些狐朋狗友。那个黑人山姆大叔特别喜欢爵士乐,萨克斯管也吹得不错。每到周末,他就邀请爵士乐迷来他家里切磋技艺。我本不想去参加,在强巴的盛情邀请下,我就把山姆大叔家的地址记了下来。
那时候,我还没有买汽车,出门一趟,除了坐公交车就是打Uber。作为一个女人,为免遇到不测,我尽量避免晚上出门。周五那天中午,我正在办公室里给学生批作业,强巴打来电话让我下班后去他家里,并告诉了我他家的具体地址。我查了地图,原来强巴就住在我学校附近的那一带联排别墅里,离我办公室步行才十多分钟。
其实,每周五下午我都没有课,通常批完学生的作业,我就可以坐公交车回家了。我的家离学校不远,坐公交车只两站路。接到强巴的邀请,我忽然有一种怦然心动的感觉。于是,我去洗手间洗了一把脸,从抽屉里拿出眉笔、润肤油、粉底霜、粉饼和口红,对着一面小圆镜子给自己化了一个淡妆。
几分钟后,我摁响了强巴家的门铃,几乎是屏住呼吸地等待着他的开门。他趿着一双蓝面金丝绒拖鞋,穿着套头黑色卫生衫和牛仔裤,竖起来的头发染成了棕黄色,看上去时尚前卫。我心里想在旧金山湾区能住联排别墅的,经济条件一定不错。那么他除了吹萨克斯管,还干些什么工作呢?我对别人的底细特别感兴趣,总想对认识的朋友了如指掌。
“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的養母爱丽丝。”强巴说。
我抬起头来,这才发现客厅的角落里坐着一个六十多岁的美国老太太。准确地说,她坐在残疾人的轮椅里。她的身上散发着一股浓浓的香气,而她慵懒的神态仿佛刚刚从梦中醒来。她对我用英文说:“你是老师?”我点点头,她说:“老师好啊,我小时候就梦想当老师,可是命运和我开了个大玩笑,只能一辈子坐在轮椅上。”养母爱丽丝说完,滚动着她的轮椅去了书房。
我不知道强巴把我叫来见他养母的用意,莫非他把我当成女朋友了?我忽然有些脸红耳热,倒不是我没有谈过男朋友,而是这么一来明摆着我们就是一对恋人了,起码在我眼里,养母爱丽丝就是这么认为的。不过,对我来说多一个男朋友,就是多一个数字而已,不会伤筋动骨,更不会嫁给他。我就这样莫名其妙地成了他的女朋友,仿佛生米煮成熟饭,养母爱丽丝就是我们的见证人。
二
作为女朋友,我确实想为强巴做些什么。我建议成立一个管弦乐队,名称就叫虎牛乐队,因为我属虎,他属牛,合起来就是虎牛,一个不错的响当当的名字。他表示赞成,我们就这样一拍即合,还做了宣传广告。结果来报名的爱乐者不少,萨克斯管、爵士鼓、小号、长笛、竖笛、双簧管,还有钢琴、小提琴等,连黑人山姆大叔和吹《Going Home》的络腮胡子也都来报名参加了,这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
后来,我们的虎牛乐队经常在旧金山湾区的酒吧里表演,遇到重要节日还去旧金山、纽约、华盛顿等地演出。虎牛乐队一时小有名气,这让我颇为得意。由此,我认识了不少爱乐人;不过乐队的故事以后再说,此刻我很想告诉大家强巴的生平底细。他出生在西藏拉萨,十三岁时被他的远房亲戚带到美国,进了爱丽丝父亲的服装厂。
两年后的某天,爱丽丝随父亲来到制衣车间,一眼望见那个叫安多强巴的男孩,她一拐一拐地迈着丑陋的步子走过去,看他右手拿着眉毛钳,左手拉直衣服领子压到缝纫针下,“隆隆”踩几下缝纫机踏板,就把领子缝纫到了衣服上。爱丽丝惊讶他的小手是那么灵动,连带污垢的指甲都仿佛有一种节奏和韵味。那时爱丽丝四十三岁。四十三岁的爱丽丝无婚无育,与父亲一商量就把强巴领为养子。
强巴从一个黑工,一跃成为美国公民,且不用再到服装厂去缝纫衣领了。每天从上午九点到下午三点,强巴都在爱丽丝的书房里听她讲课,从历史到地理,从文学到音乐。十六岁那个夏天,爱丽丝买回来一把萨克斯管问他:“喜欢吗?”强巴摇摇头说:“不知道。”
“我亲爱的宝贝,你一定会喜欢上它的。”这是爱丽丝第一次对强巴脱口而出,让强巴感动得泪光闪烁。这之后“我亲爱的宝贝”就成了爱丽丝对他的口头禅,即使时间过去了二十年,爱丽丝依然会对他这样说。尤其在他们有分歧时,也从不忘这句话。每次强巴只要听到“我亲爱的宝贝”,就会滋生出感恩和顺从的心,毕竟,他的一切都是她给的。在她父亲去世后,她曾对他说:“我父亲给我留下的遗产,以后都是你的。”爱丽丝这么说,就是要把强巴牢牢地捏在手里,陪伴她到地老天荒;而我后来知道,强巴并不喜欢过这样的生活,也不稀罕她的遗产,只是中国人的良心和孝心,让他尽着养子的责任。这也是养母爱丽丝颇为看重他的地方。
我一直没敢问强巴他养母的腿是怎么出了毛病的?我猜想是小时候患了小儿麻痹症,或者就是车祸。但让一个年轻人天长日久地露出笑容陪伴她,即使给我金山银山我也做不到。
人最宝贵的是自由,看来强巴有诸多的不自由。我忽然就对他养母有些反感,这反感来自我亲眼目睹的一幕:爱丽丝在书房用一只儿童玩具摇铃,“当当当”地摇了几下,强巴就离我而去,进入厨房,在一只托盘里放上一把小壶茶、两只茶杯,还有几片削好的苹果、一些干果,然后笑眯眯地送到爱丽丝面前的茶几上。这还不能走,他必须满面笑容地看着她一声不吭地吞咽食物;而她望着他小眼睛眯成细缝的形象,感到极大的满足。
不知为什么,我都觉得强巴被他养母爱丽丝侮辱着;但我还是不露声色,不让强巴难堪。我后来再没有去过强巴家里,但我经常把他叫出来和乐友们一起玩。
那天黄昏,我照旧去校门口的公园里会强巴,但奇怪的是他没来。我心里想,也许被他养母爱丽丝叫住了走不开。一想到他被这老女人缠着,我就不是个滋味。正懊恼时,一个素昧平生的年轻男子提着琴盒走了过来。他中等身材,看上去三十多岁,从琴盒中取出一把萨克斯管吹了一曲,然后对我说:“你是凯丽?我想参加你们的乐队。”
他说话时,右嘴角露出一颗发黄的虎牙,厚厚的嘴唇给我的感觉朴实憨厚。他说他一直关注我们的虎牛乐队,好不容易打听到我和强巴每天黄昏会来这地方练琴,就专程赶过来了。我念他这份心意,不经强巴同意就答应他入队了。他接着说他叫许冬子,是广东茂名人,来美国十多年了,因为一直在旧金山唐人街餐馆打工,平时都说广东话,偶尔说普通话,有点担心自己英语不好,没法与队友们交流沟通。
“你的担心是多余的,音乐本身就是语言。”我说。
许冬子听我这么说,心里踏实不少,开心地又吹了几首曲子。他的水平显然没有强巴好,但他一直吹到太阳落山,一抹彩虹席地而来。告别时,我对他说:“这周六,晚上七点,我们乐队的活动在山姆大叔家,如果你有兴趣可以来参加。”
“真的?”他有些激动。
“当然是真的。我把山姆大叔家的地址写给你吧!”我说着就从上衣口袋里掏出手机,以短信的方式把山姆大叔家的地址连同手机号,一起发给了他。然而他说:“我英语不好,你能带我一起去吗?”
“好吧!”我答应了他,一时把强巴忘到九霄云外了。我说:“我们周六下午六点在这里碰头,然后坐公交车去山姆大叔家。”他一口气说了好几个谢谢,还说乐队可以拉到旧金山唐人街去演出。
这天我回家时给强巴发了短信,汇报了许冬子入队的事。强巴给我回信说:“许冬子入队的事没问题。亲爱的,我感冒发烧了,周六不能去山姆大叔家。”
我本想拨过电话去听听强巴的声音,但一想到我们之间隔着他的养母爱丽丝,我就不高兴了。我记得强巴和我说过,在他眼里如今六十多岁的爱丽丝,依然美丽如花,与她二十年前的容貌没啥变化,只不过手背上多了几块老年斑。强巴这么说,是否对他养母别有一番情意呢?
三
这几天黄昏,强巴没来公园练习薩克斯管;让我觉得整个公园都冷冷清清的。好在我最近比较忙,趁他不来公园的日子,抓紧备课。去年开始,我多开了一门中国文化课。教那些洋学生中国文化并不容易,需要点点滴滴从实做起。譬如中秋节,我就要给他们讲自己小时候是如何过中秋节吃月饼的,然后分给他们一人一只月饼,告诉他们月亮里有嫦娥奔月、玉兔捣药、吴刚伐桂的故事,还告诉他们中国古代诗人李白,有首脍炙人口的诗:“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如果到了端午节,我还会去中国超市买来粽叶、糯米和红豆,教他们如何包粽子。在包粽子的当儿,给他们讲屈原的故事。如果到了春节,那我就要买上水饺皮、猪肉末和青菜、鸡蛋,教他们如何包饺子,煮饺子。大家在一起吃饺子时,我还在桌上摆了毛笔、墨和宣纸,让他们学写毛笔字。我的中国文化课就是这样从实做起,让洋学生们记忆深刻。
一转眼,周六就到了。上午还是晴空万里,下午忽然就淅淅沥沥地下起雨来了。到了黄昏天色越来越阴暗,雨越下越大,想起与许冬子的相约近在眼前,我不免有些打退堂鼓。正想找个理由取消去山姆大叔家的活动时,许冬子却打来电话:“我已经到公园了。”我看了一下手表,才下午五点十分。我说:“这么大的雨,你还去?”
“当然,一定去。”许冬子肯定地回答。
“好吧!我马上过来。”
我换上雨靴,选了一把大号花雨伞,坐了两站公交车,来到公园相约的地方,看见许冬子穿着一件破雨衣,半个身子都被淋湿了。我对他说:“嗨,你好!雨太大了,时间还早,我们去对面星巴克喝杯咖啡吧!”许冬子感觉自己淋得像个落汤鸡,有点不好意思地点点头。我们就这样来到了星巴克,但令我意外和惊讶的是强巴和他养母爱丽丝也在星巴克。
我首先看到爱丽丝的轮椅车,然后看到强巴的背影。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和尴尬,趁他们没发现我,我就招呼许冬子换到了星巴克隔壁的墨西哥快餐店。我对许冬子说:“你一定没吃晚饭吧?咱们一人来一份牛肉快餐,充充饥怎么样?”
“您太客气了。”许冬子说。
许冬子自然是没见过强巴,更不知道他的养母,因此我尽量控制自己的情绪,不想让他知道我的微妙变化。墨西哥快餐店暖气开得很足,一顿飯工夫许冬子身上被大雨淋湿的衣服全干了。我们出发时,雨小了,但风很大。搭上公园门口的公交车后,换了一趟小火车,我们就到黑人山姆大叔居住的那个小区了。但从火车站走出来,狂风掀起滔天巨浪,仿佛人也快被风吹跑了。幸好转个弯,我们就进了公寓大门。
这是栋十四层高的公寓大楼,山姆大叔居住在顶层。一楼大厅里,有几张沙发,还有君子兰,那个管门的管理员给我们打开大门后,就在登记各家各户的快递,并在快递包上写门房号,以便业主或租客取件时方便认领。
我们出了电梯,长长的楼道上,一扇扇门全部紧闭着。1420在楼道的底部,它的旁边有扇门通向露台。我摁了门铃,来开门的山姆大叔说:“请进,请进。”然后领着我们进入客厅,向坐在沙发上的几位男女嚷道:“凯丽来啦!”大家站起来向我问好,我随即向他们介绍了许冬子。许冬子一紧张,随口用中文说:“幸会幸会,认识你们真高兴。”我把他的话翻译成英语,在座的每一位都表示欢迎。
屋子里暖暖地流淌着音乐,山姆大叔的妻子,一个四十多岁的卷头发、黑皮肤女人,从烤箱里拿出热烘烘的蛋糕,招呼大家一起吃。我和许冬子就坐在堆放的萨克斯管、小提琴、小号、吉他、爵士鼓、钢琴的乐器旁边,山姆大叔给大家介绍说:“这是彼得先生,他是爱好萨克斯管的作家,今天也是第一次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彼得先生看上去很年轻,白皮肤、蓝眼睛,是标准的美男子,他很有礼貌地站起来向大家点头打招呼。坐在他旁边的是音乐评论家托尼先生,他是山姆大叔的好朋友,虽然已经五十多岁了,但他穿着讲究,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坐在托尼旁边的是李莉,她是小提琴手,从北京来美国的。我正想和李莉聊天,忽然有人摁响了门铃,我三脚两步地跑去开门。打开门的一刹那,我惊呆了,脱口而出:“怎么是你?”
“为什么不能是我?”强巴微笑地说。
“你,你……”
为了顾全大局,我还是没有把想说的话说出来,然后转过身对大家说:“强巴来了。”队员们七嘴八舌地说:“今天队长来迟了,该说个段子给大家听听。”强巴说:“段子免了,我还是吹一曲《Going Home》!”说着,他就拿起萨克斯管吹起来了。
我第一次听这首曲子,是在公园里那个络腮胡子吹的。络腮胡子叫杰夫,今天没有来。此时强巴吹得如泣如诉,把我的思绪带回到了遥远的故乡上海。我仿佛看见了外滩,看见了黄浦江水,还看见了我小时候学琴经常走的汾阳路。是啊,我已经很多年没回去了。我回家的愿望,越来越迫切。
强巴吹完这首曲子,竟然泪流满面。
他的情绪一下影响着在座的每一位,说起来聚在这里的人都是移民,他们都有自己的祖国和故乡。山姆大叔说:“我的故乡在南非,那里有我年迈的父母,还有我的兄弟姐妹。”他这么一说,大家都各自说出了自己的祖国和故乡。许冬子也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讲了他如何从广东来到美国打黑工的心酸史。这次聚会的主题就变成了“思乡”,每个人都演奏了一首“思乡曲”。唉,强巴就是有这样的领导能力,确实是做队长的合适人选。
四
那天晚上散会时,强巴说他送我回去,但我没理他,自己先走了。我正生他的气呢!他有许多谜团让我不得其解,心生怀疑。他说他感冒了,可他怎么陪养母爱丽丝去星巴克了呢?他说他不来参加活动了,怎么又突然来了呢?谁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记得刚开始与强巴交朋友时,我说过我不会伤筋动骨的。只是人非草木,在我和他之间横亘着他的养母爱丽丝,换谁都会不舒服吧!如果我继续和他交往下去,那么不高兴的肯定是我。渐渐地,我就会堕落成一个被情感纠缠,在一堆乱麻中,剪不断理还乱的小女人。然而,我不喜欢做小女人,我该怎么办?
转眼就到了圣诞节,我趁着圣诞节和寒假的日子,在网上买了一张机票,飞往阔别已久的故乡——上海。登机后,我在飞机餐桌的小搁板上,给强巴写了一封提出分手和辞去乐队副队长职务的长信。飞机上,我买了网,将信从头到尾读两遍后,果断地发给了他的E-mail邮箱。仿佛快刀斩乱麻,我要回到我自己的世界。我的世界,不想被别人侵占。
那年我二十八岁了,我的父母为我的终身大事操碎了心。他们瞒着我,每周六拿着我的照片去杭州万松岭相亲。我一回到家,母亲就拿出一沓男性照片,给我一个个介绍说:“这个今年三十五岁,现在纽约,工程师。他父母是我们上海人。你看看,形象和条件都还不错吧!”我没有吭声,母亲继续介绍道:“这个呢,就在旧金山,离你不远,是个牙医,应该很有钱;但他是离婚的,还拖着两个孩子。”这时我心里已经很恼火了,但我刚回来,多年不见,不能一回来就冲着父母发脾气。
我忍着。
“还有这个是清华大学副教授,曾经是耶鲁大学博士后,三十八岁,比你大十岁,看上去蛮厚道的。我觉得这个不错,对方对你也有意思,就等你回来见面了。”母亲说。
我终于忍不住对母亲说:“你喜欢你去吧!”说着,我冲了出去,回到了自己的卧室;蒙上被子,我的眼泪就“哗哗”地流淌下来了。当然,我的眼泪并非因为母亲给我相亲,而是强巴接到我的邮件居然回信说:“好吧!分手就分手。”他怎么这样冷血呢?他怎么不问问我为什么提出分手?
事到如今,我只能彻底把他从我心里驱除出去了。
母亲自然是不知道我的烦恼,虽然“可怜天下父母心”,但长久不在一起生活,又在两个国度里,代沟的确越来越大。虽然我在上海尽量多陪陪他们,还买好机票陪他们去北京、哈尔滨旅游,但我人在,心不在。本来千思万想的故乡,没想到回来却有那么多的烦恼。
除了相亲这桩事,每天父母总是把我的时间安排得满满的。家族里的七大姑八大姨,让我必须一一拜访;除了活人,父母还要求我去拜访死者。他们说:“爷爷奶奶的墓地,外公外婆的墓地,再加上意外病死的你表姐的墓地,都应该去祭奠。”我的天,仿佛我是家族里的重要人物。我若不去,他们就说我不孝,没良心。我就这样忙忙碌碌地花完了圣诞节和寒假的日子,最后想去汾阳路看看童年的老屋都没时间了。
在新学期開学前,我回到了旧金山湾区。
回来的第一件事,找房子搬家。我搬家的目的,就是要让强巴不知道我住在哪里。我不想再见到他,更不想见到他那个妖精养母爱丽丝。我一气之下,就搬到斯坦福大学附近来了。虽然这里属于硅谷,房价贵;但环境好,也比较安全。我租住的新公寓叫斯坦福公寓,一部分住着硅谷工程师,另一部分住着斯坦福大学的老师或博士生。当然也有其他职业的,我的隔壁邻居就是个财务会计。
那天我一个人出门到附近去逛逛,离我们公寓不远处竟然有一条河,这让我十分欣喜,因为我从小生长在上海,喜欢生活在有水的地方。水,能给人以滋养,给人以灵秀。我正沿着河边胡思乱想时,有人喊我:“凯丽,凯丽……”我回过头去,竟然是爱好萨克斯管的作家彼得先生。
“你怎么在这里?”我脱口而出。
“我就住在斯坦福公寓。”作家彼得说。
“这么巧,我才搬来斯坦福公寓的。”
“无巧不成书嘛!
我只和作家彼得见过一面,一下子找不到合适的话题,有些拘谨,倒是他比较健谈。也许是作家的缘故吧,他东拉西扯,就谈到上次在山姆大叔家见面的场景了。他说我的小提琴拉得真好,我也不谦虚地回答他:“那当然,我小时候跟上海音乐学院的老师学的。”他竖起大拇指,然后说:“我只是个萨克斯管的爱好者,我吹得很差。在写作累了的时候,玩几下的,强巴才吹得好呢!”他一谈起强巴,我就不作声了。停顿了一会儿,他问我住在几零几?
“斯坦福公寓的后楼104。”我说。
“我在前楼游泳池旁的楼上206。”他说。
“噢,我知道那地方。这么冷的天,还经常有人游泳。”我说。
我们就这样一问一答地聊着天,不知不觉我们已回到了斯坦福公寓的大门口。告别时,他忽然说能不能留个手机号给他,这样方便联系。我心里想在一个陌生的住处,遇上他这不是缘分是什么呢?
我告诉他我的手机号码,他和我的联系就多了起来。我这才知道他是斯坦福大学的文科博士生,平时喜欢写小说,也喜欢吹萨克斯管,还喜欢游泳和打橄榄球。他比我小两岁,我想我们不可能成为恋爱中的朋友。但离开一段感情并不那么容易,有时候的确需要有替代的感情,才能彻底走出从前的阴影。我后来那么快从强巴的感情里走出来,完全是因为有了邻居作家彼得这样一位不同寻常的朋友。
五
我离开强巴后,乐队就散伙了。但我有时会接到山姆大叔的邀请,去他家里与乐迷们团聚。在那里我总会见到许冬子、托尼先生、李莉,还有作家彼得等,唯独没有见到过强巴。听他们说强巴有了新的女朋友,又听他们说强巴带着他的新任女朋友离家出走了。然而山姆大叔却说强巴还是原来的样子,根本不可能离开他的养母爱丽丝,他还等着她的遗产呢!大家七嘴八舌,议论纷纷。我什么也没说,他们见我不吭声,就换了话题。
后来因为我的助教年份到了,可以申请副教授职位,每天忙着填写各种表格,写升职报告,再加上修改论文,我就没时间参加山姆大叔那里的活动了。久而久之,我那把小提琴,在贮藏室里歇业已久。某天,我因修改论文弄得头昏脑涨,去河边散步时遇见了邻居作家彼得。他正对着河面吹萨克斯管,那悠扬的乐声如泣如诉,一下抓住了我的心。我停下来仔细倾听,那是一首《爱上你等于爱上寂寞》。我听着听着,仿佛置身在情景中,那情、那爱和那寂寞,真是别有一番风味。
作家彼得一曲末了,转过头看见了我。他笑着说:“我只是玩玩的,不能和强巴比,他吹得才好呢!”我没接他的话题,看见他的蓝眼睛,忽然像老友重逢那样,有种特别的亲切感。说真的,虽然是邻居,但平时各忙各的,根本碰不到面。然而这次碰面,他忽然邀请我一起吃晚餐,我点点头。他说他半小时后,在车库162号这里等我。
我回家换了一身黑裙,化了淡妆,耳后根抹了香水,戴着一串珍珠项链,肩上挎着一个香奈儿包包,心情愉快地来到车库赴约了。我还没有走到162号,作家彼得就从车窗里伸出手来朝我挥手,我也朝他挥挥手。
上了车,作家彼得说:“我们去山景城吧!那里有家西班牙人开的餐馆,据说海鲜饭好吃极了,咱们今天就去尝尝。”我说“好吧!你请客,还是AA制?”作家彼得说:“我请客,你付钱。因为我是穷学生嘛!”我说:“好吧!好吧!我付钱,你请客,这主意不错。以后我也来写篇小说,你帮我推荐到《纽约客》怎么样?”
“哈哈哈,这是什么交易?”作家彼得说:“你也喜欢文学?”我说:“我和你一样,读的也是文科,只不过没有你的创作天分。不过我喜欢阅读,特别喜欢读小说,也希望能够读到你的小说。”
“没问题,回去我给你一本我的长篇小说《迷宫》。”作家彼得说。
“哇,都出版长篇小说了,不简单哪!”
我们就这样你一句,我一句地对着话,彼此都感到很轻松。想想也是的,因为不是恋人,就没有太多的讲究和计较。到了山景城,作家彼得想去的那家西班牙餐馆因为装修停业,我就选了西班牙餐馆旁边的那家法国人开的餐馆。法国餐馆精致的装修,看上去优雅又有品位。我们在里面到底的座位上坐了下来,昏黄的灯光中飘荡着酒香和玫瑰香味。服务员递上来菜单,作家彼得点了两块鸡脯,加上牡蛎浓汤,再来一瓶百威啤酒;我点的是水煮龙虾和一瓶可乐。点完菜,我们又海阔天空地聊着。菜上来了,我小心翼翼地拿起龙虾,用钳子压碎了虾壳,抹着醋吃;作家彼得呼噜噜地喝着牡蛎浓汤。吃饱喝足,待付款时,作家彼得抢着结账了。
自这一次后,我们就经常相约出来吃饭,有时候还一起逛书店,到了圣诞节就一起过节日,后来还一起出去旅游。不知不觉,我们就这样度过了两年时光。忽然有一天,他说:“你很适合《爱上你等于爱上寂寞》那首曲子,我爱你,我们结婚吧!”
作家彼得的求婚,让我深感意外,但又似乎在情理之中。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他高兴得把我高高地举起来荡圈。到底是打橄榄球的,力大无比。我们就这样选择了结婚日期,预订了斯坦福大学的教堂,邀了亲朋好友,还有乐迷朋友们。然而我没告诉远在上海的父母,以及家族里的亲戚。如果被我父母知道我找了个洋人,他们肯定会坚决反对。与其大家不开心,又何必与他们说呢?
我没想到我们在教堂举办婚礼的那天,强巴来了。我和他四目相对不知说什么好,最后他似笑非笑地对我说:“祝福你!”我说:“谢谢!”然后他一溜烟地挤入人群,我的视线在人群中搜索,可是再没有搜索到他。这时候作家彼得对我说:“你在找谁?我们马上开始了,你快去换礼服吧!”我说:“好吧!好吧!”后来我沉浸在婚礼的各个环节中,就把遇到强巴的事儿忘记了。
婚礼结束后,我仿佛全身每个细胞都荡漾着幸福。我们的新家就在斯坦福公寓里,只不过我们把原来的单身公寓换成了两室一厅。室內是整套的组合家具,四只白色顶天立地的大书橱在客厅里特别显眼。我把新婚之家的图片,发给了远在上海的父母。虽然他们表示反对,但也无奈,毕竟路远迢迢管不着。母亲最后甩出来一句话:“我们不想见到他。”
很长时间我都不敢打电话回去,生怕被我父母骂。然而我母亲来信说:“你嫁了老公忘了娘,算我白生白养了你。”面对母亲的信,我真的很无语。但无论怎样,母亲就是母亲。
婚后一周,我们恢复了正常生活。这时候我有了自己的丰田车,两个人一大早各去各的学校。那天黄昏我下班回来,河边聚满了人,出于好奇,我就将车停在路边,下车看热闹去了。原来大家都在看河中间的漂浮物,有人说是棉絮,有人说是尸体,很快有人报了警,但我没等警察来就回家去了。
第二天下午,我在报上看到一则消息,说在某某河的河面浮起了一具男尸,并附有尸体蒙着白布的图片。果真是一具尸体,且就在我家附近的那条河面,这让我有些恐惧。我把这消息告诉了我丈夫作家彼得,他说:“也许是自杀吧!”黄昏时分,我们一起和往常一样去河边散步时,尸体老早就被运走了,一切如常,但在我心里却留下了一道阴影。
一周后,我忽然接到山姆大叔的电话:“报上刊登的那具男尸你知道吧?是强巴。这周六,我们将为他举办追悼会。”山姆大叔说着就把追悼会的地址告诉了我。我十分惊讶,简直不敢相信。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是谋杀还是自杀?
没人能回答我的问题。后来我和丈夫作家彼得都没有去参加追悼会。如今那么多年过去了,强巴在我心里就是那个吹萨克斯管的男人。
责编:胡破之
作品 2021年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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