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居住在山间，早上起来或者雨后，山顶往往云雾缭绕，宛如仙境。这种云雾虽然遮着了一部分景物，但由露出来的景象，也可以想象被遮住的景象。从这种现象，我们知道“云遮雾绕”原来是一种很有诗意的境界。如果你在阳光洒照的时间去湖南张家界，就能清楚地看到那远远近近山的丛林，虽然感觉那丛林仿佛是从远古走来，但呈现在你面前的是非常清晰而有层次的画面。从这种现象，我们知道“如在目前”，也是一种很有诗意的境界。
中国文学追求含蓄，讲究言外之意，所以对“云遮雾绕”境界的描写要更多一些。白居易的《长恨歌》写唐明皇在杨贵妃死后一年，居然从未梦见过贵妃，非常沮丧。后来遇到了一个临邛道士，据说“能以精诚致魂魄”，也就是通过非常强烈的意念，能够将死去之人在隐约迷离之境中召回。这唐明皇也真是个多情的皇帝，所以就让这个道士殷勤去寻觅。结果呢？我们看白居易的描写：
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渺间。
楼阁玲珑五云起，其中绰约多仙子。
在虚无缥缈的海上仙山中，果然有不少身姿绰约的仙子穿梭其中，“中有一人字太真，雪肤花貌参差是”。其中也便果然有这个叫杨太真的人，依旧是花容月貌，非常迷人，“参差是”就是差不多就是的意思。你看，这杨贵妃魂魄的出现就不可能是清晰的，她只能出现在虚无缥缈、云雾缭绕的环境之中。而在这种情境中出现的杨贵妃，也因此多了一分朦胧之美。
宋代的欧阳修在任职扬州的时候，写过一首《朝中措》，里面有“平山阑槛倚晴空。山色有无中”之句，大家都说这句写得好，但好在哪里呢？严有翼《艺苑雌黄》一书中记载他的学生苏轼说：“盖山色有无中，非烟雨不能然也。”在烟雨迷蒙中，从平山堂看远处的山，若有若无，很像仙境一般。但也有人说，从平山堂看山，山都在近处，其实一目了然。再说欧阳修明明说是“晴空”，不可能“山色有无中”！现在我们知道，苏轼爱师心切，努力帮老师打圆场，但考虑不周到，这圆场不仅没打好，我感觉反而是帮倒忙了。
其实了解欧阳修的人就知道，欧阳修三十多岁的时候，就患了眼病飞蚊症，也就是眼前总有黑色的花出现。再加上当时应该是糖尿病的前期，视力当然就差了。简单来说，有眼病的欧阳修即使看近处的东西，其实也是不清楚，所以带着一双病眼来观察眼前的世界，景物当然只会呈现出模糊的样子。但这种模糊的样子在文学作品中，却有一种特别的美感。一双病眼看世界，看出来的世界却特别有美感。我虽然很舍不得诗人生病，但为了让这个世界有好诗，有时也想，要生病就生病吧，等诗歌写好了，病再好也不迟。但我说是这么说，但其实也很为我居然有这样的想法而感到羞愧的。
我今天又是说文学中的朦胧美，又是说生活中的病眼，其实是为了引出王国维的“隔与不隔”说，因为他好像很不欣赏这种朦胧迷离的美。他在《人间词话》中说：
问“隔”与“不隔”之别。曰：“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写情如此，方为不隔。“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写景如此，方为不隔。
我们读这一节文字，发现王国维对什么朦胧美、言外之意好像都没兴趣。他追求的是“不隔”的境界。所谓“不隔”，也就是诗词中表达的情感应该可以直接体会到，不用拐弯抹角，读者一读就懂，而且触及被描写对象最真实最本质的地方。读者一读就懂的原因，就是因为作者没有故意遮蔽或者扭曲内心最真实的想法，心里想什么，笔下就写什么。所以你看王国维举的例子就都具有这个特点。
从情感的真实性来说，《古诗十九首》中的这两首确实是这样。你看第一首写人生苦短，活不过一百年的生命，却要额外怀着一千年的忧虑，这样的人生也太辛苦了，也太浪费了，所以不如及时行乐，即使晚上，也可以举着蜡烛游玩，把有限的人生都挥霍在吃喝玩乐之中。第二首针对当时人为了长生不老，寄希望于炼就不老丹，其实这个世界上哪里有什么不老丹呢？人又怎么可能成为神仙呢？还不如在有限的人生里，多喝一杯美酒，多穿些漂漂亮亮的衣服，来得实在一些。你看这两首诗歌表露及时行乐的思想真是一点也不加以掩饰。这当然与东汉晚年在社会动乱中的普遍性焦虑有关。
王国维未必欣赏这样的人生态度，但对这种真实展现内心的写作方式非常赞赏。
从景象描写的真实性来说，王国维认为陶渊明《饮酒》组诗中的第五首和北朝斛律金的《敕勒歌》也堪称典范。陶渊明退隐后的生活从容舒适，你看他写采摘菊花时的悠然的样子，简直与南山的悠然是浑然一体的。看到傍晚时候飞鸟回巢，他想象到飞鸟的快乐应该是与自己一样的，满足感油然而生。
而斛律金的《敕勒歌》写敕勒川的辽阔，天空就像一个大蒙古包，把空旷的平川好像都笼盖住似的，青色的天空下，敕勒川一望无际，风吹过，草原中露出了成群的牛羊。去过内蒙古、山西交界的敕勒族居住地方的人，一看这诗歌，就知道非常形象传神地描写出了北方草原的景象。
王国维举的这些诗歌例子，几乎不需要有多高的文化修养，都能读懂诗人的感情，也能体会到诗中的景象仿佛就在眼前。
这样真实的、直接的、形象的描写，就是王国维“不隔”概念的基本意思了。
但这样理解“不隔”，是不是简单了一些呢？我觉得从感性的层面来说，关于情感和景物描写，王国维已经说得比较清楚了。但如果我们仔细想想，一首作品应该是一个整体，如果只是其中几句写得好，也不等于整篇都写得好。王国维应该也考虑过这个问题。所以他在《人间词话》中还有一段话值得注意：
欧阳公《少年游》咏春草云：“阑干十二獨凭春，晴碧远连云。二月三月，千里万里，行色苦愁人。”语语皆在目前，便是不隔;至换头云：“谢家池上，江淹浦畔，吟魄与离魂。”使用故事，便不如前半精彩。然欧词前既实写，故至此不能不拓开。若通体如此，则成笑柄。
欧阳修的这首《少年游》写了一场春天的离别。王国维说这词上阕写得好，因为“语语皆在目前”，就是说写的景象和情感都好像就是眼前发生的。上阕写什么呢？写我一个人在二三月的春天，独自徘徊在弯弯曲曲的走廊上，扶着栏杆远望，看到晴朗的天空下，春草茂盛，在远处似乎与天空的云彩相连。春草引发了我的思绪，我想起了千里之外的人，行色匆匆的游子在外，令家里的女子也为之忧愁不已。你看这几句真是写得清清楚楚，传统的诗歌讲究比兴寄托，你看欧阳修的诗歌完全不用这些修辞手法，他就是把眼前的景象与内心的情感明明白白地写出来，让读者也好像身临其境似的。
但王国维说，这词上阕是不错，但下阕就有问题了。问题在哪里呢？使用了“故事”。什么叫“故事”？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典故”。所谓典故就是关于历史人物、典章制度等方面的故事或传说，也包括有来历的一些词语。“谢家池上”当然是用东晋谢灵运《登池上楼》中的典故，诗中有“池塘生春草”一句，写出了缠绵病榻几个月的谢灵运在贬官之后，原来以为外面还是凌厉的北风，枯枝满树，没想到推开窗户一看，池塘边向南的一面已经开始长出春草了，这说明春天在不经意中已经来了。“江淹浦畔”则是用了南朝江淹《别赋》的典故，里面有“春草碧色，春水绿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几句，写了情侣之间离别时候的感伤。
王国维的意思是什么呢？无论是谢灵运的“池塘生春草”，还是江淹的“送君南浦，伤如之何”，在他们各自的作品中都非常贴切。明代的杨慎《升庵诗话》卷三就认为江淹“春草碧色，春水绿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几句，是“取诸目前，不雕琢而自工，可谓天然之句”。意思说，在江淹的作品中，这几句把诗人亲眼见到的景象，直接地写了出来，根本没有去故意雕琢，所以是天然的好句。
但欧阳修在词里面借用别人写过的事情，就不是“取诸目前”，而是故意雕琢了，是绕了一个弯来写。如果读者不了解谢灵运的《登池上楼》、江淹的《别赋》，其实也就不明白“谢家池上”和“江淹浦畔”的具体意思了，因为你欧阳修本来是写自己的情怀，却去牵连谢灵运、江淹干什么呢？要知道每个人的情感因为对象和场景的不同，都是独特而不可替代的。
但王国维的否定也是有限度的。他从整个篇章结构的角度，又对这种使用“故事”也有一定程度的认同，因为前面是实写眼前之景，如果要用这个景物带出更深厚的感情，则用一下典故把意思拉得远一点深一点也是可以的。王国维反对的是一首词从头到尾都在使用典故，弄得人读得稀里糊涂，不知道究竟在说什么。
所以，在诗词中使用典故，从作者的角度来说，已经不是写出直觉了，而是精心安排了。而读者，也就读得辛苦了，有时根本不知道作者在说什么，或者知道一点，但不全面。王国维说这就是“隔”了。
在王国维“隔与不隔”理论中，他推崇的是“不隔”，而反对的是“隔”。不过从篇章结构的角度，王国维认为隔与不隔合理搭配也是可以接受的。
我们简单总结一下王国维的意思：不隔的特征是：1.亲眼所见的真实性;2.如实描写的直接性;3.注重感觉的直觉性;4.篇章结构的平衡性。
欧阳修的这首词给王国维阐释“隔与不隔”理论提供了很好的典范。具体到欧阳修的这首词到底是在什么情况写的呢？为什么一首作品并存这种“隔与不隔”的现象呢？我觉得有一段记载我们一定要了解一下。
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一七记载：有一天梅尧臣在欧阳修府上聊天，聊的话题是关于“春草”的词。在一起的另外一个人突然说：要说写春草的词，我觉得林逋《点绛唇》中“金谷年年，乱生青草谁为主”写得真是好，我还没见过比这个更好的。
梅尧臣可能不大服气，马上就挥笔写下一首《苏幕遮》，上阕云：“露堤平，烟墅杳。乱碧萋萋，雨后江天晓。独有庾郎年最少。窣地春袍，嫩色宜相照。”并说：你看看我写得如何？难道比林逋的要差？
梅尧臣词里面的“独有庾郎年最少”应是指欧阳修，时年不过二十五岁，在入仕的年纪上，当然算是很年轻的，梅尧臣比欧阳修大五岁。而“窣地春袍”，就是写穿上长长的青色的官服，意思是初入仕途，西京留守推官确实是欧阳修踏入仕途的第一站。
欧阳修马上接着说：不错不错，我看一点也不输林逋，可能还在林逋《点绛唇》之上呢。
梅尧臣听了当然十分得意，他指着欧阳修说：不如你也来一首，三人比试比试？
欧阳修哪里是认输的人，不到一会儿工夫，一首《少年游》就填好了，就是王国维引用的那首“阑干十二独凭春”。
欧阳修这一词出，令梅尧臣也不能不俯首称臣。
简单来说，欧阳修这词完全符合梅尧臣要求文学作品必须“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的基本要求。梅尧臣有这个想法但不一定能做到，而欧阳修不仅接受了这一说法，而且在创作上贯彻了这一说法。
欧阳修在洛阳，最好的朋友应该就是这个梅尧臣。他们除了一起结伴出游，也一起讨论诗歌。欧阳修会把自己的诗词写得如此明白晓畅，其实也是在这种讨论中慢慢形成了自己的创作观念。
据说有一天，欧阳修与梅尧臣讨论起诗歌，话题从唐代的贾岛说起。
欧阳修说：贾岛这人写自己贫困写得真是很到位，但他也经常为了写出所谓的“名句”，而把意思写得文理不通。
梅尧臣说：不要浮泛地说，要举个例子才有说服力。
欧阳修说：这容易，你看他有一首诗，题目叫《哭柏岩禅师》，里面就有“写留行道影，焚却坐禅身”两句。对偶工整，当然是没得说，但读起来好像把个和尚活活烧死了。这完全不是事实啊。
梅尧臣一听，也哈哈大笑起来。他接着说：这种情况确实普遍，但也有一种诗歌写得道理倒是通的，但读起来怪怪的，意思不到位，也是醉了。譬如有一首《咏诗者》，其中有“尽日觅不得，有时还自来”两句，本来的意思好像是说有时整天想写诗却怎么也写不出来，但有时突然有好句涌上心头。
梅尧臣还想继续讲下去，欧阳修打断了他的话头，坏坏地说：我以为是说家里猫弄丢了，一家人怎么找也找不到，沒想到这猫后来自己回来了。
梅尧臣听了又是一阵狂笑，说：算你有才，太有才了。
不过，梅尧臣话头一转，说：这诗歌创作还真不是简单的事情，要做到“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欧阳修《六一诗话》），才是真的高手。
欧阳修说：你这两句概括得真是太好了，这也应该是我们共同的创作方向。
你看欧阳修与梅尧臣在这些轻松的话题中，其实把他们的创作理念也表达了出来。欧阳修后来特别指出梅尧臣对自己诗词创作方向的指引。他在《再和圣俞见答》中说：“嗟哉吾岂能知子，论诗赖子初指迷。”梅尧臣感谢欧阳修对自己才能的肯定，但欧阳修却认为，凭我的水平，哪里能了解你的创作高度，我写诗最初就是得到你的指导。他实际上把梅尧臣视为自己的导师了。
欧阳修之所以在《少年游》词中，上、下阕之间呈现出不同的风格，就是因为他自觉地照着梅尧臣的话去做了。所以他在前半阕写景，真是一切如在目前，很符合王國维的“不隔”的要求;而后半阕抒情，就是含不尽之意了，所以他要用典故来把这个不尽之意表达出来，也就难免有点“隔”了。王国维看得是准的，但他可能不明白其实是欧阳修故意这样写的。
根据吴曾《能改斋漫录》的记载，我们可能还有一个困惑。林逋的这首《点绛唇》究竟是怎么成为他们当时的话题的呢？或者说，这个故事究竟发生在什么时间呢？我看了好几种欧阳修词的笺注本，在这首词后面都没有注明创作时间。但我猜测，这首词应该写于天圣九年（1031）的春天。
欧阳修天圣九年三月来到洛阳，担任西京留守推官，主管司法事务，职务比较清闲。三月初三上巳节，他去拜访西京留守钱惟演的路上，结识了梅尧臣，两人居然把去见上司的事放在一边，结伴就去游附近的香山，要算是任性的了。后来两人更是把洛阳附近的山水名胜游了个遍。欧阳修不仅对梅尧臣的诗歌很佩服，甚至觉得梅尧臣的帅也是惊天动地的。他在《七交七首·梅主簿》中有“玉山高岑岑，映我觉形陋”之句，为了突出梅尧臣的伟岸帅气，不惜丑化自己。我觉得愿意自黑也是一种姿态了。
而在洛阳名胜中，金谷园更是名闻遐迩。金谷园是西晋富豪石崇的私家园林，遗址在今洛阳老城东北的金谷洞内。据说当时园林里面楼阁参差，山水相绕，树木葱茏，建筑更是金碧辉煌，宛如宫殿一般，是当时洛阳的一大景观。但后来石崇因为政治斗争而被杀，称雄一时的金谷园也就逐渐衰败了。
但遗址在，记忆也就在。北宋初年的林逋大概是感叹金谷园的盛衰变化，所以填了一首《点绛唇》，开头就是“金谷年年，乱生春色谁为主”，把一个春草杂生、破败不堪的金谷园描写了出来。所以他笔下的春草，其实是带出了一段沧桑的历史。
我觉得这次在欧阳修府上的聊天，就发生在与梅尧臣踏访金谷园之后。所以话题自然就从金谷园说起，而大家对金谷园杂草丛生的景象应该更为深刻。金谷园与春草，就这样成了话题。
但金谷园还有一个寓意，就是送别之意，因为石崇曾经在那里为征西将军王诩回长安饯行，这个饯行也载入了历史。所以你看林逋的词里有“又是离歌，一阕长亭暮”之句，梅尧臣词的下阕，也有“堪怨王孙，不记归期早”之句。所以由春草萋萋而生离别之怨，就是金谷园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特殊含义。
林逋是1028年去世的，也不过是在欧阳修、梅尧臣这次聊天前的三年。林逋成为话题，金谷园成为话题，也就是这样凑巧了。更巧的是，林逋这词写于1007年，而欧阳修正是在这一年出生的。看来他们的缘分真是不浅的。
欧阳修当时在洛阳任职，他的离别之怨又是什么呢？
要说清楚这其中的故事，就要追溯到三年前，也就是天圣六年（1028）。这一年欧阳修携文到汉阳（今武汉）拜见汉阳知军胥偃。胥偃读了欧阳修的文章，当即就断言：“子当有名于世。”（欧阳修《胥氏夫人墓志铭》）也就是说：你才华突出，将来肯定名闻天下。这个眼光，我们现在想想确实厉害的，看得真是准。胥偃就把欧阳修留在自己门下，同年冬又带着他到京师，推荐给当时的知名人士。
天圣八年（1030），欧阳修不负众望，考中进士。欧阳修后来在《与习景纯学士书》里曾经感慨地说，我当初发愤学习，但其实没有人赏识我，我第一次登胥偃之门，便深受他的褒奖和提携。后来虽然我也得到了许多前辈的帮助，“虽有知者，皆莫之先也”，欧阳修对胥偃的感恩之心可见一斑，而这个胥偃也有意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欧阳修。
但我必须强调，欧阳修应该并不是因为感恩而娶了胥偃的女儿，而是心里也确实喜欢她。天圣九年（1031）下半年，欧阳修与胥偃之女结婚。据说《南歌子》就是他描写新婚的词作：
凤髻金泥带，龙纹玉掌梳。走来窗下笑相扶。爱道画眉深浅、入时无。弄笔偎人久，描花试手初。等闲妨了绣功夫。笑问双鸳鸯字、怎生书。
说妻子把发髻挽得高高的如凤凰一般，用撒着金屑的带子系着，而短的的头发就用雕刻着龙纹的小梳子插着。打扮好了，就笑眯眯地走到正在窗前读书的欧阳修面前，撒娇地问：我的眉毛今天画得好看吗？是深了呢，还是浅了呢？时髦不时髦？你看这就见出古代女子的审美中心了，花了那么多时间去做发型，结果问的还是眉毛好看不好看。现在我们应该明白了，为什么我们现在要称一个漂亮的女子为“美眉”？原来是呼应了中国的古老传统，是底蕴非常深厚的一种说法。我估计欧阳修面对夫人的问题，肯定是一通狂赞了——除了赞他还能说什么呢。然后呢，欧阳修要继续看书，妻子就亲昵地靠在身边，把玩着桌上的笔。过了一会，又想试试描花，但没描多久，就放下了，因为想绣“鸳鸯”两个字，就问欧阳修：“鸳鸯”两个字怎么写呢？你看这词把夫妻之间亲昵的动作、表情、对话都写得非常形象，不用说，肯定是一对恩爱的夫妻了。
但天圣九年春天的时候，欧阳修在洛阳，而这个未来的胥夫人却在汉阳。这时候虽然与胥氏尚未结婚，但因为欧阳修已经得到胥偃的赏识，与胥偃之女已经是明确的情侣关系了。而汉阳与洛阳相隔遥远，所以有“千里万里”之句，又因为整个春天都在牵挂胥氏，所以“二月三月”，相思不断。“行色苦愁人”，这个愁人应该就是远在汉阳的胥氏了。下阕用典故，“谢家池上”其实是为了落实到春草的主题意象上，而“江淹浦畔”才是切合到离别的主题上面。江淹的《别赋》虽然描写了七种离别的情况，但“江淹浦畔”才是写情侣之间的离别的，“春草碧色，春水绿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这种在春草杂生、春水绿波之时，情侣之间面临分别、依依不舍的情况，也确实符合欧阳修当时对胥氏的千般思念。如今为了功名，与自己心爱的女人分居两地，这样的“王孙”，也就是游子，真的有意义吗？
你看这欧阳修与胥氏之间真是情义深厚的。明道二年（1033）正月，妻子胥夫人已经临产了，但因为公事紧迫，欧阳修先赴汴京（今开封），然后又转道去了随州（今湖北）看望退休在家的叔父欧阳晔，当他三月回到洛阳后才知道胥夫人在生了一个男婴后，因为产后感染而去世了，时年不过十七岁。欧阳修悲从中来，他以一篇《述梦赋》表达对胥夫人的深深追思，其中云：
夫君去我而何之兮，时节逝兮如波。
昔共處兮堂上，今独弃兮山阿。
翻译成现代汉语，意思是：您离开了我，到底去了哪里呢？以前我们在一起恩恩爱爱，今天您为什么要一个人远行呢？
欧阳修确实有情有义的人，二十年后他把母亲灵柩归葬故乡吉州，胥夫人也被迁葬在其父母坟茔之旁。
明白了欧阳修这首《少年游》的创作背景之后，我们再来看王国维所说的“隔与不隔”理论。我觉得王国维只是读懂了一半的欧阳修，也就是上阕中的欧阳修，而下阕中努力要“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的欧阳修，他好像就不一定懂了。
大家是不是有点困惑，如果文学作品都是按照“语语皆在目前”的模式写下去，文学的言外在意在哪里呢？一个大文学家，大理论家，怎么就不知道含蓄朦胧的独特之美呢？为什么王国维只能欣赏晴空万里，而不能欣赏云遮雾绕呢？这样的审美是不是太偏执呢？
我觉得这些疑问都是成立的。但我还是要为王国维说几句话：王国维绝对不是不欣赏这种烟水迷离的境界，而是当时的词坛，在他看来，已经不是云雾深深，而是雾霾重重了。当时的词坛以朱祖谋为代表，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向南宋词人吴文英学习的热潮。而吴文英的词一直以晦涩著称，他的词非常讲究构思安排，一定要把意思隐藏在字面之下，让一般人根本摸不着头脑。譬如他的《八声甘州》，开头就是“渺空烟四远，是何年青天坠长星”，不知诸位有没有看懂？如果没看懂，那就对了，因为吴文英根本就不想让一般人懂。其实这句写的是苏州郊外的灵岩山，到底是在什么远古的年代，从天下掉下来的一颗星星呢？你看，我一解释，你就懂了;但不解释，你肯定云里雾里，弄不清楚。
王国维认为这词如果都这样写，就写坏掉了。一流的文学作品总应该让大家轻松地读懂、愉快地接受。所以为了纠正这种风气，他说，南宋人的词，除了一个辛弃疾，都是“隔”，都是炫耀技巧，让人读得痛苦的。用《人间词话》中的话来说，就是“南宋人词则不免通体皆是‘谢家池上矣”，你处处要用典故，明显是故意要为难读者了。这话当然说得有点过头，但想想王国维是为了反对当时的词风，只能极端一些，把那种明白如话的词推崇到一个很高的位置，王国维其实是一个有着很大使命感的理论家。所以他的“隔与不隔”，说得对不对，存在什么问题，这些当然可以讨论，但我们必须首先明白王国维提出这个说法的背景所在。他不只是一个穿着长衫、戴着瓜皮小帽的遗老的形象，其实，在年轻时候，他也曾经是个热血青年呢。
责编：梁红
作品 2021年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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