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翔

　　一

　　周日，我发了一段很长的微信给水根，约他来深圳南山参加我主持的一个“非遗会客厅”开幕式。他高兴地表示一定来，且会好好做准备。

　　一晃，我离开曾经工作过七年的袁江火车站已经四十多个年头了。

　　我发现一个人离开故地，与原单位同事尚保持较为密切联系的并不多，这跟发小和同学相处不一样，同学分别得再远再久，终究还有一根隐形的脉在牵引;你看看自己手机微信里的朋友圈吧，是不是都还保留了中学群，乃至小学群？

　　水根是我在火车站一直保持联系的少数朋友之一。

　　赣西那地方，女孩儿取名，用梅用丽用珍;男孩儿取名，用根用生用民，如水根火根荣根，春生秋生冬生，新民福民海民。

　　水根一直觉得自己的名字太土，偷偷从集体户口中抽下单页，请一位叔叔在派出所当所长的同事带去，将名字改成了水兵。我们车站货运车间一位南下干部的儿子，取了一个四个字的名字：邓坦克兵——概因坦克兵曾是他父亲履历中最辉煌的诗篇，颇值得儿孙辈用自己的来铭记。车站还有一位扳道员姓屠，名格涅，幸好他家庭出身是工人，不然在那个“家庭出身”主宰一切的年代，一个叫屠格涅的人，不会有人相信他是屠格涅夫的传人，只会使人对他的家庭或社会关系是否与“苏修”有瓜葛生出疑窦。

　　水根是那种内心无时无刻不缤纷着五彩冲动，为人处世却趋向中规中矩的人。他与我一样，心里一直埋着一颗文学的种子，这个同类项，是我俩能够走得比较近，且关系持久不衰的重要原因。

　　在行為做派上，我俩都有逾矩的冲动，却又从不敢越雷池一步。

　　还有，我俩无论家庭出身还是个人专长，都没有拿得出手的谈资，说白了，既无邓坦克兵那样铿锵有力的背景，又无屠格涅那样惊世骇俗的勇气。

　　那就把名字就着方便改一改吧，他把水根悄悄改成水兵。因为一直在原单位，水兵就成了户口本里的一个遥远的相约，大家都依旧叫他水根——一直叫到他两鬓飞霜，容颜渐老。

　　在火车站，我在装卸班扛过大包，在吊机班套过钢索，还干过总务与准秘书;水根则一直是一名火车司机——准确地说，我认识他的时候，他还只是一名司炉，后来才是副司机，再后来当了司机。

　　铁路上的工作林林总总，岗职分门别类，很是多样，外人如果想搞清楚，就需要像读俄苏长篇小说那样，先看一张人物列表。简单地说，火车站是运转、客运、货运和装卸四大车间，火车头及司炉、司机并不归属火车站，他们隶属于机务段管辖。

　　但是水根连同他所在的2020号蒸汽机车头——一台调车机，固定给我们袁江火车站使用。调车机每天的工作就是将站内不同股道里装好的或待装的车皮，调来调去。其他司机都住在东边一排宿舍里，水根却一直住我们车站的宿舍，跟我比邻而居。他后来告诉我，这是他自己跟车站提出的要求，因为一直喜欢跟我交流、并互借书的缘故。这令我着实感动了一阵子。

　　一个人能否与自己的同性同事保持长久的友情，共同的志趣或爱好很重要，可仅有这一点还是不够的，水根的为人处事方式，使我感觉他是一个很善良的人。一个人既聪明又善良，这是我迄今依然最看重的两种品质，尤其难得的，当这两种品质集于一身，那就是千金不易的朋友之选了。水根的善良是我那时候就感受到了，水根的聪明则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才慢慢感受出来。尤其是他在身体残疾，提前退休之后，无师自通地做了大量的根雕，我才感叹，一个人的聪明才智，真的远不止在中考、高考、考研一条道上绽放！

　　前面我讲到，一台驻站的调车机，一天到晚要做的事情，简单而重复，就是将站内不同股道里装好的或待装的车皮，调来调去。水根令一众装卸工喜欢的原因：每当他开车便不厌其烦地将待装的车皮停在最精确的货位上，这会使卖苦力的装卸工大大节省劳动力！装卸工们只要看到车皮是否对准了货位，就能猜到今天的司机是不是水根。

　　那时候，我已经在袁江火车站装卸车间做了五年苦力——三年人力装卸，两年吊机装卸。因为在《人民铁道》《南昌铁道》等报纸发表过一些“节日诗”而被站长相中，抽调到车站“以工代干”做总务。任务主要有三：一是给各车间发放劳保用品，二是配合总务室老王头发工资，三是不定期地出节日与大批判专栏——这后一点加深了我与水根的交往和感情。我和水根都二十出头了，各自当了五年工人，成了老油条，简单的劳动不再有新鲜的东西刺激我们。同一栋宿舍的调车员、扳道员、货运员已经纷纷开始在黑夜出去相亲谈恋爱了，我和水根依然将空余时间要么虚掷在乱读书上，要么就在宿舍前面煤渣铺就的空地上练杠铃——两爿石磨套一根长长的轴承。

　　指导我们锻炼的是南京运输学校毕业的一位调车员，我们尊称他胡哥。对这位出生在苏州的胡哥，我和水根都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对于文学所知甚少，对于文学之外的天地却无所不知。讲一件小事：一次水根过生日，他拿出一个月工资的八分之一——五块钱，买了一瓶菠萝罐头请客。并且说这是听了胡哥的建议，补充一点营养。我与他各尝了一块菠萝之后，觉得味道不对啊，再吃，还是不对？不是菠萝的味道。我俩举箸犹豫间，胡哥从宿舍那头过来了，我俩连忙招呼他过来吃菠萝。我和水根对视一眼，谁也不作声，想看看这位大城市来的胡哥吃后有何反应。但见他一箸一箸吃完，津津有味地一抹嘴道，这不是菠萝，这是菠萝蜜，是另外一种岭南水果，菠萝蜜就是这个味道！我和水根赶紧去抢，玻璃罐里却仅剩一点儿糖水，这才见红黄相间的标签上，确实印的是“菠萝蜜”三个大字。我和水根都以为，这个“蜜”是形容菠萝甜如蜜，哪里晓得袁江之外的南方，还有一种水果就叫菠萝蜜呢！

　　胡哥不仅指导我们锻炼，还提醒我们运动之后，需要经常补充营养尤其是蛋白质——肉蛋奶，以免过劳伤肝。那时候，车站职工确实患肝炎的较多，还有几例肝癌，体力劳动强度大是原因之一，加之环境污染——车站周边就是磷肥厂和农药厂，是否确与常年的营养不足相关呢？可是，足够的营养需要充盈的经济条件来支撑啊！那是一个花十几块钱买双上海产的白色回力球鞋，都能令我们激动半个月的时代。

　　因为出专栏，笔墨纸砚在我这里应有尽有，水根喜欢这种氛围，于是常来写写画画。他也喜欢写点小文章，如五一有感想，十一有纪念。现如今看来不值一提的应景文章，那个时代却都是一种无限空虚的有限填充。上海出版的两种刊物《朝霞》《学习与批判》，我都以车站的名义订阅了。水根不时能从他在袁江中学教书的舅舅那里带来一些书刊，譬如苏联小说《第四十一》《这儿的黎明静悄悄》之类，都是从他给我的《苏修文艺批判集》中读到的。现在想想也真是有意思，主编为了肃清流毒、配合批判文章附的原文，反倒让流毒扩散了。当时却也还好，没有听说他们是为苏修文艺张目——如果戴上这顶帽子，判主编坐牢三五年，恐怕还算是轻的。水根不断的书刊接济，给我枯寂的身心，源源注入了一脉鲜活的溪流。即便从功利的角度说，也使我得以在1978年高考恢复之后，以小学生的底子考入大学，添上了一笔不容抹杀的功劳。

　　对于水根助力的回报，便是我常常在专栏里给水根留下一个显豁的版面，让他的荣耀感，焕发在全站两三百职工面前。

　　二

　　那是1975年五一之前，我提前一周向水根约稿。搞了那么多期跟运动相关的专栏，这一期我想做得软性一点，添加一些文学色彩。我把这个意图跟水根讲过之后，他眼睛一亮道，好啊，文学色彩就是五颜六色呗，不止于红与黑两种颜色。却又问我，写什么东西才叫有文学色彩？我现在是一名司机，每天开火车，感觉枯燥得很呢！你提示我一下？

　　水根所在的蒸汽机车头，我当然不止上去过一次。局促的驾驶室里，除了各式表盘，便是操纵杆，再是一台长长的卧式锅炉，整日炉火熊熊。据说，世界上第一台蒸汽机是由古希腊数学家亚历山大港的希罗于1世纪发明的汽转球（Aeolipile），不过它只是一个玩具而已。后来很多人参与其事，尤其是瓦特改进最多，终于发明出了现代意义上的蒸汽机。可我们眼前的蒸汽机，夏天火热，冬天风寒，司机更是整天一身油包，脏里吧唧的，火车司机——我这里强调的是真正意义上烧火的司炉和司机，绝不是一个轻松好玩的活儿。我曾经尝试过，在驾驶室里，双手一前一后，端起一大铁锹水湿淋漓的烟煤，足有几十斤吧，一百八十度转身，均匀地倾洒到炉腔深处，那既是一个力气活，也是一个技术活。我给锅炉添了十几锹煤就再也端不动了，要害在于你要把一大锹湿煤撒进去，又快速收回铁锹，双手动作需要协调、有力、劲捷。我抹着头上的汗珠道，这烧火的活儿，比我干装卸还累啊！

　　水根和他边上的司机张大车一起笑了。

　　张大车说，你是坐了几天办公室，变修了——变修了这句话，只有五六十年代及此前出生的人才听得懂，就是说，你变成修正主义了。换言之，就是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再滑下去就是好逸恶劳了。

　　水根则给我打圆场道，他跟胡哥学过举杠铃的，两臂膀都是老鼠肉！烧锅炉这个活其实更需要腰劲，腰劲还练得不够喔。

　　张大车是司机中的老油条了，他戏谑我和水根，你们俩是一根藤蔓上的两只苦瓜，连女人的前胸和后背有什么不一样都没见识过，二十郎当的后生仔没有了腰劲，以后结了婚要遭人嫌的！

　　那天晚上，在月光下的宿舍前面，我跟他闲聊了很久，想从他开火车的经历中，找到一点写专栏稿子的蛛丝马迹。可惜直到菜地上空三星打横，蚊蚋成阵的池塘边蛙鸣声声，催促哈欠连连的我和水根回屋睡觉去，也没有聊出一两个可资写作的生动细节来。

　　第二天是周日，我到市內跟几个喜好文学的青年朋友小聚去了。那时候刚复苏的市文化馆已经在筹办一个文学内刊，为取一个刊名争议了很久。我建议就叫“袁江”，或者“化成岩”，因这两处都实有其地。但其他朋友不同意，认为不够响亮，更没有时代感。后来，一位当过右派的熊老师就任执行主编，他拍板用了我取的刊名《袁江》。熊老师的理由很充分，样板戏《沙家浜》原本是上海人民沪剧团创作的现代沪剧《芦荡火种》，改编为京剧之后，用了一个地名沙家浜做剧名。就为这件小事，我心情激动了很久。困厄时代的人就像旱地里的野草，撒一点儿养料，就足以让它疯长几天。民国年代，二十出头的熊老师，就在《民国日报》（赣南版）当过主编，他有几把刷子，新诗、旧诗都能写，我们都很佩服他。围绕熊老师，还有一份直到“文革”尾声兴办起来的文学内刊，一群“文青”的肚子才刚填饱，却觉得双臂的肌肉格铮铮的，优美的词句经过锤炼都会从骨头缝里一个个迸发出来。

　　水根如果不是周日当班，肯定会跟我一起过去，要知道，那时候的河边小聚，即便石头桌上一杯清茶，吃一碗路边荷担叫卖的水豆腐或凉粉，但有文学铺垫，其对“文青”的吸引，不亚于现如今去大鹏海边吃一顿海鲜大餐。

　　晚上回来，但见宿舍走廊上的水根一身疲惫，坐在一张即将分崩离析的破藤椅上，不像此前见我回来，一脸讨好地打探，恨不得把我一天的活动，搜罗得底朝天。

　　我惊问，你怎么了，病了？病了就去卫生所啊！

　　袁江铁路卫生所就在我们宿舍头上，除了两位年长的医生，新添了一位二十出头的护士。这位姓沈的护士，眉毛很浓，牙齿很白，眼珠很生动;圆圆的脸庞，居然还有两个甜甜的酒窝。不笑的时候，眼里都是自然流淌的笑意。火车站除了客运、货运还有几位姑娘，运转和装卸车间，清一色的光棍。那一段时间，原本少有年轻人问津的卫生所竟然变得川流不息，出现了很多无病呻吟的与需要打针换药的后生仔。实在装不出像样的病，他们也会过来问小沈护士要一两块橡皮膏药，贴在到处开口的工作服上，临走还不忘自嘲：“王老五，命真苦，衣服破了冇人补。”

　　我发现水根也很喜欢沈护士，去卫生所两次都遇到他。后来才听说他俩有过两次约会——这家伙居然连我也瞒过去了，一起去东方红电影院看过《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那天我在宿舍见水根悄悄拿回一件补过的工作服，便打趣道，你好啊，从此无需像我这样，用膏药补衣裤了！他的脸倏然一红道，这不算什么，她心肠好，给好多人补过衣裤。人家白白净净的一个护士，哪里看得上我这样一身油包的司机啊！

　　一语成谶，他俩很快就断了交往，水根拒绝给我透露此间缘由。再后来，沈护士嫁给了站长的儿子，可是她在婚礼上喝醉了，叫的却是水根的名字。这件事传出来，我们都为水根惋惜，追求姑娘就该放胆，不能做缩头乌龟啊！水根当时听闻，很是失落，一脸痛苦，很快却遮掩道，她喝醉了叫水根，未必就是叫我呢？天下同名同姓的多了去！

　　铁路卫生所的故事，有一部分被我择取，念大三时写过一篇小说《在一个小站》，刊发在《福建文学》，那是我的处女作。

　　水根懒洋洋地告诉我，他没病，是今天触霉头了——触霉头这个词不是赣方言，是胡哥的口头禅。水根驾驶的2020号机车今天在东头道口边轧死了一头牛！

　　我并没有把火车头轧死一头牛当回事儿，那时候的车站与铁路沿线，并不是像现在这样的封闭式运营，轧死人的事情也时有发生，轧死一头牛又有什么稀奇呢！只不过水牛的体型巨大，而且牛皮坚韧，万一车头前面的排障器没有把牛顶出去，那就有翻车的危险。

　　我问，怎么会轧死牛的呢？放牛娃没看好吧？

　　他说不是的，是一个老汉放的牛，原本人和牛都在道口外边等，大概是火车的响笛吓到了水牛，它突然受惊，挣脱老汉手里的缰绳，从横栏边想冲过铁路去。2020号机车正要从到发线——用于旅客乘降和货物到发的股道，转头驶去粮库专用线，速度很快，轰的一声就撞上去了。所幸那头牛是完整地被顶了出去，倒在路基边，把两棵碗口粗的桉树都压断了。司机张大车、副司机水根和司炉小赵都下去查看。那个年代，铁路上轧死一头牛，根本不用负任何责任。见道口工一副受惊的样子，便把附近的扳道员屠格涅也叫过来，请他安慰一下惊惶无措的放牛汉，赶快去生产队叫人过来，用一架大板车把牛拖回村里去，每家农户分两斤牛肉，权当过个小年了。

　　三人先后上到驾驶室，张大车刚要启动，水根忽然道，等等。他伸手毫不犹豫地拉响了汽笛。蒸汽机车的汽笛耗气量巨大，两个气罐共有70升的容量。拉响之后，几公里之外都能听得见它先声夺人。

　　我骤然想起来，上午我们在袁江边座谈的时候，隐约听到了持续大约一分钟的鸣笛，我当时就想到车站那边是不是出大事故了？一般只有在轧死人或者列车出轨颠覆时，才会鸣笛。笛声凄厉，令人心颤。

　　水根道，张大车批评我擅自鸣笛，造成了不必要的惊慌，要我写检讨。我跟他吵起来了，互相骂娘了。现在想想不应该，一个是他年纪比我大几岁，再一个，他是司机，我是副司機。

　　我想了想说，虽然一般来讲，轧死一头牛，非特殊情况并不需要鸣笛，可是你鸣了就鸣了，做个口头检讨就行了吧。要不，我去跟张大车说说？

　　水根摇头制止道，我自己去说就行了。说实话，我看见那头倒在路基上的牛实在很伤心，实在不亚于看到轧死一个人！我觉得以后车经过道口不一定要鸣笛，不鸣笛牛就不会受惊，也不会乱跑。

　　我问，火车经过道口一定要鸣笛吗？

　　他答，不一定，根据瞭望的情况来判断。即使鸣笛，也不要拉得那么长那么响，没有准备的老年人，心脏病都会惊吓出来。

　　我赞同。

　　我们住在铁路边是习惯了，半夜常闻笛声也吵不醒。有一位下放农村的朋友，在我宿舍蹭过一晚，他说根本没睡着，他很惊讶我们能在这么吵闹的环境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生活。他用了一个大词来形容：惊心动魄。

　　我正要回屋休息，水根忽然叫道，有了，你的五一专栏，我就写一篇关于牛的稿子，题目就叫《致敬，老黄牛》，行吗？

　　我当即回答，很好啊！五一的专栏，写老黄牛，歌颂劳动者，再好不过了！

　　他眉眼一低道，我就想写牛，我家在农村，从小我放过牛。我不想老写那些歌颂的文章，没劲。

　　我附和道，当然可以，牛其实也是劳动人民的化身。你读过杨朔的《荔枝蜜》，那只勤劳的小蜜蜂，不就是劳动者的象征吗？

　　水根龇牙笑道，我就晓得你是这么想的了，写文章，出专栏就想到化身啊，象征啊，当然这终归比总写红旗飘飘，征途漫漫来得好看。

　　我跟他说，先不设定那么多框框，写出来再说吧。

　　未料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被急促的敲门声吵醒了。我穿一条短裤，睡眼朦胧地打开门道，什么事情这么急，着火了吗？

　　水根递上几张稿纸，兴奋地告诉我，几乎熬了一个通宵，总算写好了！自我感觉良好啊！

　　我看他两眼通红，虽未睡醒，也不忍浇灭他的兴头，叫他一旁坐下，一边读他的《致敬，老黄牛》，并很快就被他这篇纪实散文吸引了。水根写了自己小时候在家乡——一个叫渥江的村子里放牛的经历。牛是生产队的财产，让一些农家轮流放牧，他觉得那头名叫“花眼”的公牛特别有灵性——这头牛一只右眼从来就有一层阴翳，故而被人称作“花眼”，听得懂人话。也许是水根常常兜里带点炒豆子、炒花生给它解馋，也从不鞭打它，甚至对话也是轻声细语，它对水根尤其唯命是从。里面有不少生动的细节，这不是我这个半拉学生出身的铁路工人想得出来的，如“花眼”嫉妒另外一头公牛向一头母牛献殷勤，不惜用嘴拱起一大坨牛屎，糊在那头公牛头上。还有，当“花眼”看见水根疲惫的时候，会在田埂旁较为宽阔的地方俯下身来，驮他回家。

　　除了写这头“花眼”，文章还有两个似乎节外生枝却又意蕴丰富的情节，一个是当年他父亲陪着爷爷带着一头水牛入社的过程，再一个就是昨日为轧死之牛鸣笛致哀的经过。

　　这两个相隔几十年的细节，有情感上的关联。

　　爷爷加入合作社的时候，水根还没有出生，是父亲后来告诉他的。父亲说，让这头水牛披红戴花加入合作社之前，爷爷特意给它喂上豆子细料。这头牛是他们家最贵重的财产了，是爷爷从一头小牛犊一直养到“膀阔腰圆”，耕田犁地，不舍气力。奇怪的是，这头牛似乎明白此去山长水阔，作别了从小养大它的一家亲，只闻闻平时很难吃到的香喷喷的豆料，便把头扭开去。再后来，两滴泪珠滚出大大的牛眼，左边一滴挂在长长的睫毛上，不肯滴落。爷爷在旁边，糙手不停地抚着牛头，后来垂下头，肩膀一耸一耸的，爷爷也哭了。

　　送牛上路的时间到了，爷爷居然不舍得让牛负重，将一副沉沉的犁枷扛在肩上。牛走得很慢，比平时去田里慢很多。爷爷也不催它，就这样不到七八百米的一段路，爷爷和牛足足走了个把小时。走到挂着合作社牌匾的祠堂前，爷爷卸下犁枷，终于掩面大哭。牛调转头来就想往回跑，早被两个精壮的后生仔牵过缰绳，硬生生拽进祠堂去了。

　　从小养过的有灵性的“花眼”，再跟爷爷依依不舍牵牛入社，一幕一幕解释了水根对牛的感情深，不难理解2020号蒸汽机车在道口轧死一头牛后，水根鸣笛致哀的举动。一篇感人的散文呱呱坠地，源自作者丰富的生活啊。这篇散文的标题现如今看来有点硬，在那个年代却铿锵有力，无懈可击。我现在还能回忆起当时看了这篇文章的第一感觉竟然是嫉妒，这为什么不是我写的呢？当然，我并没有乡村生活经历，尤其没有放过牛，要我来虚构一头牛，写出来肯定不是水根笔下的这个样貌。

　　我当场拍板，说这才是一篇文学稿子，以前的都是宣传稿。我认为这篇稿子可以先给车站出五一专栏再交给熊老师，争取在《袁江》创刊号发表。那时，我已经在本铁路局的《前线铁道》报上发表了若干诗歌“文革”期间的发表没有稿费，我收到过的是长篇小说《雁鸣湖畔》《征途》……至“文革”结束，稿费制度逐渐恢复，在铁道报发表之后每篇有一块五到三块不等的稿费。我当年的月薪是四十一元，从1978年到1982年，这份薪资陪伴了我迷惑、匆忙而又充实的大学四年。

　　被我猛一夸，水根也兴奋莫名，他说，照你讲的，这篇稿子就是我的文学处女作，也可以讲是我的文学初恋。

　　我一激灵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你失去了人生初恋，却迎来了文学初恋。

　　他盯着我说，那是一块伤疤，我都快忘记了，你又提起！

　　我说，你的人生初恋，要是能与你的文学初恋合而为一就好了。

　　他转过脸去道，文学初恋我可以努力求的，别的什么恋，那是可遇而不可求。

　　三

　　出专栏前的稿件整理是一件琐碎而费时的事情，年纪大的人很少写稿，青工占了车站四个车间的二分之一，可是他们投稿却并不踊跃。征集到的稿子，可用的很少，大都需要斧劈刀削。现在想来，“斧正”一词是有道理的，有些稿子简直被我砍得体无完肤。不是我好为人师，本人其实很不愿意把同事们的文章改得面目全非。我自己第一篇诗歌《列车，一片流动的绿土》较早发表在《前线铁道》，除了姓名，被编辑改得几乎没有一句是原创，拿到报纸两眼一黑，差点一头栽倒。那会儿我就暗下决心，一旦担任编辑，面对纷纭的来稿，宁可不用，绝不擅改！可是我在车站办板报，出专栏，如果不用本站职工的稿子，那就面临无米下锅的窘境，总不能在自己的园地里照抄“两报一刊”社论吧？

　　硬着头皮改差稿，久之不仅心生厌倦，还会拉低自己的审美趣味。所以，我自己创作几十年，对一路过来遇到的心底无私的好编辑，总是充满敬意。

　　面对水根的纪实散文《致敬，老黄牛》，我当然无需大动，稍做调整的是，将他爷爷带着耕牛去入合作社时的掩面大哭，改作了：爷爷与牛分手的那一刻，不禁泪流满面，那是激动的泪水，高兴的泪水，幸福的泪水。牛跨进祠堂的时候，回过头来，既恋恋不舍，又义无反顾。因为它知道，前面才是它的新家，好家，大家……

　　现在回想起来，没有谁叫我这样改，那么，是不是不改会更好？不是的，在那种环境中过来，有一只大手抓着我的小手，自然而然改了，改得那么自然，那么顺畅，那么符合时代跳动的脉搏。

　　专栏做好的那一天，是五一前夕的4月30日下午，油墨未干，我就招呼水根下班过来欣赏。

　　我们的专栏就矗立在总务室窗外的路口，不仅铁路职工家属，还有一部分乘客以及路人，都能看到焕然一新的五一特刊——如果他们想留意或驻足的话。

　　我坐在总务室里，对每一位留意或驻足者，都报以微笑，且不管是熟人还是陌生人。先是货运员邓坦克兵过来了，他捧着一叠台账，边看边笑，说这篇写牛的文章最好看，细节生动。再是扳道员屠格涅过来了，他敲着搪瓷碗准备去吃饭，看完之后，他说喜欢右上角一首小诗。这首小诗是一位客运员写的，我后来才知道，屠格涅对这位诗写得很一般的湖南醴陵籍姑娘害着单相思。

　　心里隐隐窜动着期待与不安，那是在等待一个人：水根。我想象他看到板报的表情无非两种：一种是满眼飞笑，夸赞主编改得好，另一种是双眉倒竖，斥责我不该改动。

　　文章是自己的好，大多数人都有不愿让他人动一字一句的固执。

　　到吃晚饭时间了，我下去食堂，飞速打了两钵饭上来，四两一钵;还有两份红烧肉，一份两角五分。等到一身油包的水根过来，天都擦黑了。他把一只盛满手套、榔头等物的藤篮扔在我的办公室门边，举起一盏号志灯，打一束白色追光，认真地看起板报来。他一束光一束光地跟着看下来，对我修改的部分看得格外认真。我调侃他很像样板戏《红灯记》里的李玉和，如果着一身褴褛的沾染血迹的白衬衫，脚戴铁镣，再手举一盏号志灯，那就惟妙惟肖了！看到结尾部分，他手里的灯光来回拉了几次，停住，收光，默默地进了办公室。

　　回到办公桌前，他把两只倒扣的赭红色的饭钵分开，扔一只在我面前，拢一份菜在自己肘边，瓮声道，饿了，先吃饭吧。

　　他这种态度是我没有预见的：有点儿垂头丧气，又似乎有点儿赌气。

　　他只顾埋头吃饭，一钵饭很快吃完了，我又扒拉了一半给他，他也吃完了，連同吃完的是一份肥肉远多过瘦肉的红烧肉。

　　我不无夸张地讲了邓坦克兵对他文章的点评，还生拉硬拽将屠格涅对客运姑娘诗歌的欣赏，转嫁到水根的文章上。我希望他吃慢点，或者停一停，讲几句话，免得窗外过往的人，误以为我是在边吃饭边训话。我其实是最不喜欢也不善于批评人的，这也是即将高考的1978年前夕，车站书记接到了铁路分局政治部给我的一纸调令——调我去袁江铁路子弟学校当教师，被我坚拒的原因之一：我能预见将来面对一群调皮捣蛋如今称作“熊孩子”的学生，自己的张皇失措与束手无策。

　　水根自顾自吃完六两饭、一份红烧肉之后，端起我桌上那只印有红色路徽的大白瓷缸，咕嘟咕嘟地喝茶。我忍不住问，你也不想评价一下，我改得好还是不好？

　　他猛然抬起头来，吓了我一大跳：两只眼通红通红，大颗大颗的泪珠一连串地滚落下来。

　　凭我那时浅薄的文学底子，当然也听说过一句出自某昆剧的“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就在水根的一篇令我嫉妒的文章上，我施了几把板斧，没有改得更好吗？车站的专栏稿子，原本都要给书记审稿的，基于领导的信任，大多数情况下——譬如节庆专栏歌颂类的文字，料也跑不偏，他也就授权我直接出刊了。况且如果不满意我的“篡改”，你直接说就是了，我再交给书记仲裁去！哭什么呢？

　　我摇摇头道，你啊你啊……

　　他摇摇头道，不是的，不是的……

　　4月30日，我会永远记得这么一个傍晚，因为一个不经意的修改文章的细节，我觉得自己在老朋友水根面前，产生了一道看似平滑摸起来糙手的隔阂。尤其是当水根这篇《致敬，老黄牛》以《老牛亦解韶光贵》为题刊发在《袁江》创刊号上，而且是随笔栏目中的头条——熊老师改的标题，源自他欣赏的一位当代诗人臧克家的一首《老黄牛》：“老牛亦解韶光贵，不待扬鞭自奋蹄。”要紧的是，《袁江》刊发的稿件就是水根的原稿，熊老师只是订正了一些标点符号和错别字，爷爷牵牛入社的场景一仍其旧。带着油墨清香的《袁江》出刊之日，有一个评稿会在刚刚复办的市文化馆召开。熊老师一篇篇评过来，有赞有弹。唯独对水根的文章，熊老师是啧啧称赞。他说，经历过这么多年的宣传口号式的写作，水根写得有血有肉，牛与人的情感写得生动自然，有细节，有场景，有情怀，真是难得啊！尤其难得的是，没有说教，没有煽情，没有借物喻人之类！这才是文学，鲁迅认为：我以为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这正如一切花皆有色，而凡颜色未必都是花一样。

　　这一次评稿会，我虽然并无稿件参评，内心的震动却很大，对我今后的文学创作之路，无疑也产生了潜移默化的持久影响。熊老师的烟瘾很大，飞马牌香烟在他焦黄的手指间，一支续一支地抽完了，剩下一个空烟盒被他揉成了纸团，还不时下意识地举在鼻子前嗅嗅。那以后很久，我才能回味熊老师以前经受的磨难，在他内心造成的忍耐与烦躁的双向撕扯，还有对他身心健康如风蚀雨淋般的击打——那次评稿会半年之后，熊老师就因小细胞肺癌，走了。

　　四

　　1978年上半年和下半年的两次高考（史称七七级，七八级），我都参加了，上半年这次落榜，下半年这次一箭中的。

　　水根上半年没参加，下半年这次跟我在一个考场——袁江中学二楼的一个教室。事后问及考试状态，他不无沮丧道，数学考试交的是白卷。

　　也难怪，我们都是小学没毕业，就遭遇了“史无前例”的十年，在学校“学工，学农，学军”三四年，就各自参加工作了。要不是我花费了半年左右时间主攻数学，拿下二三十分，其结果，只能与水根合并同类项。

　　我搭上了末班车，水根以10分之差落榜了。

　　拿着录取通知书，搭乘我无比熟悉的绿皮车去省城上大学，是一个清风徐徐的上午，我背着一个盛满杂物的工具袋，水根送我到立着一排梧桐树的站台，他肩头扛的是一只小小的樟木箱，那是自我七年前参加工作就始终陪伴我的唯一家具。

　　火车开动的瞬间，我朝水根招手，看见他在抹眼睛，不知是吹进了风沙，还是流泪了。

　　那以后，分隔两地，我与水根的关系，如同他说的：你我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啊——这分明是样板戏《红灯记》中，李玉和讲给日本鬼子鸠山听的。

　　我对他道，我俩还在同一个省呢，你就把我一掌推到“贼鸠山”那边去了！

　　通信的年代，我与水根一直有信函联系，或繁或简。

　　手机兴盛，我俩用短信与电话沟通，有短有长。

　　微信年代，更多互通有无。

　　我在写作的路子上走得较远，这源自我在大学主要教授写作，且个人兴趣在焉。水根原本也钟情文学，我答应过他的要求，一是将大学的书本，一本不落地寄给他，甚至包括刚入校用的油印外语教材;二是老老实实地一课不落地记课堂笔记，寒暑假都带回去给他阅读、讲解。

　　他兴奋道，这样我就与你同时在读大学啊！我一定要跟你一起毕业！

　　很快的，大约半年吧，也就是1978年年底，一场事故，彻底改写了水根的人生。

　　铁路工作，最容易出的人身事故就是被火车轧了，血肉之躯要是被那么一个庞然大物撞上，非死即残。袁江火车站的一位广西籍调车员，像电影里的铁道游击队那样，雨雪天从依然高速行走的货车上跳下来，摔了一跤，举不起那只提号志灯的右手，才发现从肘部被铁轮碾断了。

　　水根的一场事故，跟火车有关，却与工作无关。那时候单身汉或小家庭烧水炒菜，兴起了一种叫煤油炉的燃具。煤油炉是洋铁皮敲成，装有8根到12根灯芯不等。点燃之后，蓝色的火苗妖娆而起，令人满怀期待。煤油炉自然要用到煤油，所谓靠山吃山，最便捷的搞到煤油的办法，就是到卸空的油槽车里去掏油。概因油库卸空后的槽车里，总有一些残留，赶巧弄得多的，能掏到半铁皮桶回来，在百物匮乏的年代，给了我们一个不小的惊喜。这个“我们”其实不包括我，掌握这种信息并能够捷足先登的，主要是火车司机和车站的调车员。但我揩过不少油，原因在于我有一个开火车的朋友水根。

　　水根每次馈赠给我煤油的时候，他的兴奋，一点不亚于我这个受赠者。

　　那种及物者的感受，用现在时深圳金句来表达：送人玫瑰，手有余香。

　　我永远不能忘记这个送我玫瑰，手有余香的水根。

　　可是，他却在最后一次掏煤油的过程中，提着马灯误进一辆汽油的槽车，汽油不比煤油，见明火即轰然一声燃烧，将他周身捋了一遍。待得调车员小王等人手忙脚乱将他从槽车里背出来时，水根已然面目全非。

　　袁江站与机务段的老领导真是不错，水根虽是个人掏煤油，却因是工作时间，所以认定为工伤。上南昌，去上海……高昂的医疗费虽然统统在报销之列，但那烧伤之痛，非过来人不能体会。记得我赶去袁江人民医院看他，他一身裹满纱布，偶然发出来的几声叫喊，撕心裂肺，洵非人声。

　　我的心骤然收紧，泪水簌簌而下。

　　事后，我听说沈护士也与爱人去看过他，走时在他枕头边放了一沓钱。

　　回到大学，我频繁地给他寄各种文学书刊，每周誊写课堂笔记寄去，鼓励他：你答应过我，一定要跟我一起毕业的。

　　很長时间，都是我给他写信，他很少给我回信。一则，他手脚不方便，二则，信中看得出来，他对未来的人生很是沮丧。终于，他给我回信说，你别给我寄书了，现在我看不了书，看书不仅头痛，走神，而且一合上书，前面看过的全都忘记了。

　　我无法判定他不能看书，是心理的问题，还是身体的问题，抑或兼而有之？无论上大学还是毕业留校，我都有寒暑假，还有一些节假日。我回袁江，除了看父母，必定要见的就是水根。掏煤油烧伤，给他留下了严重的外伤，以至夏天他都只有穿长衣长裤，左脸一块亮疤，从太阳穴一直游走到下巴颏，像是卧着一条面目狰狞、蠢蠢欲动的花蛇。他得抑郁症，是我带他到省一附院找专家调过两次药，避开了高血压危险和心跳过速的副作用。待水根拿着处方出去取药，我加问了一句，医生，我们互留电话，以后有事或要打搅你，有什么新药没有副作用，你就及时通知我。见我对朋友的病如此关心，眼前这位较早谢顶、态度和善的专家提醒我，你这位朋友服用抗抑郁药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心理调适，如果有爱好、有寄托，专注做一件事，减少胡思乱想，情况就会好很多。他老婆呢？身边人的关心是最重要的。

　　我往外看了一眼，道了一声谢谢，匆匆离开。

　　那一年水根才二十出头，初恋的一颗蓓蕾尚未来得及舒展，就被一场突如其来的事故击打得如轻尘一般凋谢了。再以后就是没完没了的治疗，皮肤修复，以及过早退出职场，无论从女方还是男方，都很难建立起一种两情相契的感情。何况，疾患给此君带来了一副忧郁的眼神，可他的底色却是镀金的四个字：心高气傲。

　　我曾经把袁江火车站的老关系都发动了，毕竟水根在那里土生土长，很得人缘。我恨恨道，我前后撮合过几对比牛郎织女见面还难的姻缘，包括介绍一位以上海知青身份入学的大學同窗，与我在袁江火车站工作的师傅的女儿恋爱成婚，就是老朋友水根，高下都不成！

　　医生的话给了我一个提醒，既然像水根这样老大不小，又患有身心疾病的人，恋爱与成婚都大不易，只能随缘，那么专注一门爱好总还是可以的吧。

　　五

　　1998年12月，我调往深圳，与水根的见面已然少了许多。我去，他来，却是有的。

　　凭着我与袁江市文化馆多年的感情，鼓动他赓续前缘，重启文学爱好。我不止一次激将他，你可是《袁江》杂志创刊号的作者，你在20世纪70年代末发表的文章，一点不比现时发表的很多文章逊色。后来，他果然成了文化馆的常客——这是熊老师的儿子告诉我的。熊老师的儿子成了馆长，熊老师在天有知，会不会平添几分欣慰？只不过，此时水根耽恋的不是文学，头两年跟一位仙风道骨的书法老师，把欧颜柳赵的楷书都临了个遍;后两三年又迷上了水墨画，我叫他到深圳来，拜我的同事画家邹明为师——那一段邹明常常背着画夹在新疆做水墨写生。看了邹明老师满世界行走的水墨收获——戈壁胡杨，陵谷雄鹰，尽收笔端，水根感叹自己出道太晚了，不仅欠缺艺功，也没有体力。再后来他迷上了根雕，我不仅请熊馆长就近给他找了一位功力深厚的根雕老师，还请当地林场的一位朋友源源不断地给水根送去新挖的树根，材料费用自然不用水根操心。

　　三年前，我叫水根来深圳，参观了一个拓荒牛的木雕展，水根眼前一亮，赞叹道，我就应该这样，全心全意做牛雕啊！

　　是的，他出身农家，从小放过牛，开火车轧过牛，处女作写过牛……他对牛有一般人远远不及的感情。

　　我对他竖起了拇指，鼓励老友的根雕主攻牛主题。

　　根雕的创作原则跟写生有点相似：随物赋形。语出苏轼《画水记》：“画奔湍巨浪，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尽水之变，号称神逸。”既然是随物赋形，那就得根据树根的原始面貌，或远山近水，或崖石树木，或苍鹰振翅，或老翁带孙……哪里都能雕出一头牛来呢！

　　水根就有这个本事，当他一心做牛雕之时，眼底胸中，无不有牛存焉。手中的树根，无论虎啸猿啼，山奔水走，松挺石卧，媪慈孙淘……总会在不经意处，见到一头牛。

　　大牛，小牛，全牛，牛头……有的只隐隐露一张牛脸，你可以说它的身子都潜伏在水塘里了，这头牛之根雕就来意思，也来意境了，目睹者每每要在一樽樽虎豹鹰隼、茅店柴扉的根雕主题里，寻出一头或两头牛来。

　　从个案上说，牛是配角;笼而统之，牛成了主角。

　　水根在袁江及省城的根雕展，都很成功，他发图片和视频给我看了，我是他在异地朋友中的第一个分享者。

　　我却看到了隐忧：他的根雕在内地单打独斗，固然也有一些售卖，经济效益却不高。恰好，我因写了一本非虚构《手上春秋——中国手艺人》，瞅准的是全国各地一些不同类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深圳“非遗周”上我结识了不少新朋友，知道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深圳的近两百个各级“非遗”项目，有不少都属于“非地非遗”——亦即其根不在本地，从外地引进的非遗。我就想，能否把水根牛之根雕引进到深圳来，成为“非地非遗”的一个新品种？

　　瞌睡送来枕头，恰好！南山区要做一个“非遗会客厅”系列活动，邀请我做策划及主持。开幕式那天，请来好几个非遗传人，我事先跟水根联系，请他也来参加开幕式。他头天就乘高铁到了，我到深圳北站接他，没料到他随身带来几件沉甸甸的根雕，用泡沫塑料裹着，装满了两个大袋子。

　　我半是抱怨半是心疼道，你也太认真了，人来就行了，带上这些木头疙瘩，累不累啊！

　　他平静道，你把它们看成木头疙瘩，它们却是我的心肝宝贝！你是靠作品说话的，我也是靠作品说话的;你的作品写在纸上，我的作品刻在树根上。

　　我拍手道，讲得好！明天的“非遗会客厅”开幕式，你别忘了这几句话一定要讲。

　　中秋前，“非遗会客厅”开幕式在南头古城的简阅书吧二楼举行，市区两级的“非遗”管理者来了不少，其他的是剪影、锯琴、满绣等“非遗”传人，再便是社区居民、读者及游客。

　　作为主持人，我概述了与水根相识相交的几十年，作为一名因事故提早退休的火车司机，张水根如果当年考上大学，文学成就毋庸置疑会在我之上。目前他的牛之根雕，也很有特色，在深圳这座以拓荒牛名世的现代化都市里，他的牛主题根雕如果能以“非地非遗”落地，或者就落地在南头古城，一定会绽放异彩，成为吸引远近游客的一个传统手艺项目。水根平时讲得少，准备了两张稿纸，却也并没有照着稿子念。十来分钟时间，他讲了自己出事故之后的彷徨、抑郁，绝望到曾经两度自杀——一次开煤气，也就是香港人说的烧炭，还有一次是服用过量的安眠药。我惊到了，我是知道他有抑郁倾向，还带他去看过医生，却没有朝自杀方面去考量。我从不知道他先后有过两次自杀的经历！

　　水根一度哽咽，座下有姑娘抽纸巾拭泪。

　　水根接着道，既然天不绝我，我就不应该自戕。生命对众生平等，只会眷顾一次。

　　他接下来讲到了我的助力，他的一一展列，令我羞愧，因很多细节我都忘记了，他却巨细靡遗地铭刻在心。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帮助，是可以如此涓滴不漏地记住。对比之下，一路走来，帮助过我的人和事太多了，我何曾像水根这样一件一件如铁钉落盘，叮当有声！

　　他讲到此生对牛的热爱，直到遇见牛之主题的根雕，他才找到了生命的寄托。

　　当他把墙边袋子里的根雕一一捧出来，场上爆发出了热烈的掌声。

　　我盯着的是几位不同职级的“非遗”管理者的眼神，见他们在会心地交换微笑，不由松了一口气。小结之时，我特别提醒今天到场的家长，一是传统文化除了背诗诵文，也可以从日常生活中习得，眼前的这些民间技艺，就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二是当我们的孩子在高考这条路上走不通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像各类“非遗”传人包括水根这样，尝试着走走其他路呢？有些人没有上大学，照样可以有追求，有理想，有成就，如我《手上春秋——中国手艺人》里面写到的十四个传统工匠和一个当代工匠，又如我們今天见到的张水根……

　　活动结束之后，几个人同时上来询问水根的根雕是否售卖。水根想了想道，就不带回去了，太重了。他不大好意思报价，我越俎代庖，根据根雕大小难易，报了几个自认为合理的价位，几件根雕很快被抢购一空。

　　似乎马上就成了一体同行，南头古城街上的几个“非遗”朋友热情地邀请我们过去坐坐，刘氏剪影花了二三十秒钟，给水根剪了一个惟妙惟肖的脸部轮廓;余氏丝袜奶茶，请我们吃蛋仔饼，喝奶茶。

　　事后，我带水根走到小巷深处，寻了一处安静的小饭馆拾级而上。但见窗外一片葱绿，小叶榕，菠萝蜜，腊肠树，大叶紫薇……无一不沐浴在岭南日渐灼热的阳光下。有两位保安在菠萝蜜树下盘桓，手里擎着带弯刀的竹竿。

　　他忽然道，你好多年没见过调车员胡哥了吧？他是在铁路分局副分局长的位子上退休的。他有一次问到你，竟然还记得你当年在宿舍前面举杠铃的样子。

　　我有些激动道，你一定代我问胡哥好！我还记得他吃完一瓶菠萝蜜罐头才告诉我们，这是菠萝蜜不是菠萝，菠萝蜜的味道就是这样的！你看看这里多少菠萝蜜树啊。

　　我再问，对了，邓坦克兵和屠格涅，他们都好吗？

　　他却若有所思，俄而，不无失落地伸手，划拉手机给我看，问道，你还记得她吗？

　　手机图片里，一个胖胖的女人，犹有一头浓密的头发，只不过已经白多黑少了，多么熟悉的一张圆圆脸庞啊！我脑子里猝然闪过一个人，失声叫道，这是小沈，沈护士！天啦，她都这……她好吗？！

　　水根收回手道，她儿子大学毕业都几年了……

　　我愣住了，瞥见他眼里有隐隐的泪光，人生的初恋，原来可以藏得这么深，藏得这么久啊。

　　责编：胡破之

　　作品 2021年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