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玉平

　　西湖的出名不只是因为那一池清水，你想在我们幅员辽阔的大中国，像西湖这样的湖泊也不知道有多少，其水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为什么偏偏西湖那么出名呢？我觉得与西湖承载的深厚历史文化有关。现在去西湖的人，都知道唐代白居易修建的“白堤”和宋代苏轼修建的“苏堤”，这白居易和苏轼可是中国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这两座“堤”是不是一下子就显示出西湖的不凡来了？这是留下来的文化、看得见的历史。还有很多在现场看不见的文化，譬如诗词歌赋，等等。在写西湖的诗词中，我觉得写得最好的是苏轼的《饮湖上初晴后雨》：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这首诗的知名度很高，但知名度高的诗歌不一定透明度也很高。我记得林语堂《苏东坡传》是这样评价这首诗的：

　　西湖的诗情画意，非苏东坡的诗思不足以极其妙;苏东坡的诗思，非遇西湖的诗情画意不足尽其才。

　　林语堂的意思是什么呢？他是说西湖固然充满着诗情画意，但并不是谁都能将这种诗情画意写到极致的地步的，只有苏轼用他精妙的诗思才能把这种诗情画意淋漓尽致地写出来。也就是说，西湖与苏轼如果此生没有相遇，那么西湖的美与苏轼的才就碰撞不出火花，那将是中国文学史上多么遗憾的事情。

　　人与风景的关系就是这样，有的一见倾心，此生长念;有的长期共存，却老死不相往来。看不出风景的特别之处，这风景与人就是一直陌生的，可以终日相对，却无法一朝相会。

　　都说苏轼这诗写得好，但究竟好在哪里呢？

　　我们先看题目：饮湖上初晴后雨。“饮湖上”是说一种边喝酒边游湖的状态，這种状态肯定很惬意，很放松。“初晴后雨”是说天气的变化，一开始是阳光灿烂的晴天，过了一会就下起了蒙蒙细雨。所以苏轼诗歌的第一句就是“水光潋滟晴方好”，“潋滟”是说水的波纹一道一道相连。为什么相连呢？因为这船在开啊，就把平静的水面带出了一圈一圈的波纹，加上是晴天，阳光洒照，所以这一圈一圈的波纹光耀闪动，这是一种动态的视觉的美。这当然是从船上近处看到的景象。第二句说“山色空蒙雨亦奇”，就是远望了，写湖边的群山。这句写下雨了，除了景区中间的孤山，还有西南方面的南山以及北边的北山，三面环山的西湖在雨中显现出很奇特的景象。这句写山色，当然注重的是视觉感受，但写晴天湖水是清晰的光亮感，而写雨中群山则是模糊的阴沉感。

　　苏轼写西湖，写水也写山，写晴天也写雨天，写动态也写静态，写光亮也写阴沉，写清晰也写模糊，写近景也写远景。不过是两个句子，居然写了这么多内容，简直是写出了西湖的全天候的美，不佩服不行，也体现出苏轼对西湖的深刻认知。

　　问题是苏轼并没有写到这里为止，他接着写：“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这就一下从自然写到了人文。西湖也被称为“西子湖”，就是因为苏轼的这句诗。西子是越国的美女，也就是大家都熟悉的西施，西施与王昭君、貂蝉、杨玉环并称为古代四大美人，西施排在第一位。古代说美女经常用“闭月羞花之貌，沉鱼落雁之容”，就基本上被认为是形容这四个人的。其中的“沉鱼”就是说的西施，因为她经常浣纱——也就是洗衣服，浣就是洗涤的意思，那些鱼儿看到清澈的湖水倒映出她如花的美貌，也感到羞愧，忘了游水，而沉了下去。

　　这西施到底有多美，其实我们也不知道。古来的文献都说她美，但也没说她眼睛、鼻子长啥样，脸型身材如何。所以西施的美其实是一种概念，很难变为一种具体的形象。也正是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可以理解西施虽然可能艳若桃花，也可能清若幽兰，但主要应该是一种气质美女。所以素颜的西施美，浓妆的西施同样也美。而且这种美总是那种恰到好处的美。这样的美当然是没有办法模仿的，我们的成语中有一个“东施效颦”的故事。最早见于《庄子·天运》：

　　西施病心而矉其里，其里之丑人见而美之，归亦捧心而矉其里。其里之富人见之，坚闭门而不出;贫人见之，挈妻子而去之走。

　　“矉”同“颦”，就是皱眉头。病心，就是心脏病，我怀疑可能是心绞痛。说西施心绞痛发作的时候，十分痛苦，总是把双手放在胸前，好像捧着心脏，皱着眉头。同乡的一个丑女觉得这西施确实美，就是捧着心脏、皱着眉头的样子也美，所以回去也学着西施的样子，皱着眉头。结果周边的富人看到东施这种做作的样子，马上把门关牢;穷人见了东施，也赶紧带着自己的老婆孩子离开。总之是避之唯恐不及。

　　这就是我们现在经常放在口头说的：不作死就不会死。东施就犯了这个“作死”的毛病，结果成为中国历史上丑女的典型。其实这东施的长相，我总想也许只是长得不出众而已，但因为心态不好，结果在大家心目中就变丑了。所以美和丑有的时候，只是一种感觉而已。

　　这说明真正的美是模仿不了的。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其实写出了西湖的不可替代性，就像西施的美无法模仿一样，西湖的美也是独一无二的。因为这两句写得实在好，宋代有个诗人叫武衍，他有次游西湖，想起了苏轼的这两句，很有感慨地说：

　　除却“淡妆浓抹”句，更将何语比西湖？（《正月二日泛舟湖上》）

　　简直没有比苏轼这两句形容西湖更好的句子了。这话看上去过分一点，但仔细想想，好像也不过分，因为苏轼把西湖比作西施，西湖的形象也就一下子灵动了起来。一流的文学家总会引起“公愤”的，因为他让后人没办法再写了。

　　所以，苏轼笔下的西湖至少具有四个特征：整体性，深刻性，独特性，灵动性。

　　此文并非重点论苏轼，也不是专门评析这首《饮湖上初晴后雨》。我提到苏轼笔下西湖的整体性、深刻性、独特性、灵动性，是为了说明一个简单的道理：要写出这样灵秀的诗歌，对作者有什么特别要求呢？因为这显然不是一般的诗人能够写出来的。你想想，中国文学史上有几个苏轼呢？就是苏轼写的诗歌，也不是篇篇都这么精彩啊。

　　我觉得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回到王国维《人间词话》的相关话题了。《人间词话》有一则是这样说的：

　　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来，一人而已。

　　这是王国维评价纳兰性德的话，这个评价在王国维那里，其实就是最高的评价。纳兰性德被称为“北宋以来，一人而已”，因为有纳兰性德，王国维把整个南宋、元明清的词人基本上都不放在眼里了。王国维在这段话里，提出了三个概念：自然之眼;自然之舌;真切。真切，就是真实、切合，真实当然不虚假，切合就是很精准。从“自然之眼”到“自然之舌”是一个完整的创作过程，“自然”是关键词。真切其实是自然之眼与自然之舌的基础。一个优秀的词人既要有一双“自然之眼”的审美眼光，更需要一种“自然之舌”的抒情方式和语言。

　　而“自然之眼”则是一流词人的首要条件。

　　什么叫“自然之眼”呢？大自然真的有“眼”吗？我知道这样一问，很多人会觉得我问得好没道理，但其实有的时候乱问也出真知的。据说大自然真的有自己的眼睛，这眼睛在哪里呢？在撒哈拉沙漠的西南部，也就是毛里塔尼亚境内，确实有个外形非常像眼睛的自然景观之眼，那是一个巨大的同心圆地貌，直径接近五十公里，中心位置有一块崛起的岩石，看上去就像是一个眼球。当然要看出这个“自然之眼”，要在太空中绕行地球轨道时，才能看出这个完整的“眼睛”。这个巨眼好像凝视着茫茫宇宙，令人惊讶于自然的神奇和伟大。也许自然的奥秘都在这个“自然之眼”里面，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

　　可惜，我们人的眼睛，没有这么神奇的力量。但人的眼睛是观察世界的最重要的窗口。

　　我们每天接触、感受、认识这个世界，主要靠什么？靠眼睛。实验心理学家特瑞拉（Treicheer）通过大量的实验证實，人类获取的信息中，有83%来自视觉。这个比例够惊人吧！现在我们知道有些企业为什么要花费巨资在电视上做广告了，因为视觉信息的冲击是最有力量的，电视上轮番播出，无论是爱看不爱看，它总在你面前晃动。那些你特别爱看的，或者特别讨厌的广告，都是广告的成功案例。所以有一双智慧的眼睛，该有多么重要。

　　那么，纳兰性德有一双怎样的眼睛呢？用徐志摩的话来说，“容若君度过了一季比诗歌更诗意的生命”，“他信手的一阕词就波澜过你我的一个世界”。诗意的生命中信手的一阕为什么如此地令人沉醉呢？

　　原因正是王国维所说的，纳兰是用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

　　譬如关于生命与爱情的主题，前人也不知道写了有多少作品。而在纳兰的世界里依然流淌着一股自然的韵味，给我们带来深深的感动。如下面这首《蝶恋花》：

　　萧瑟兰成看老去。为怕多情，不作怜花句。阁泪倚花愁不语，暗香飘尽知何处。重到旧时明月路。袖口香寒，心比秋莲苦。休说生生花里住，惜花人去花无主。

　　这是纳兰的悼亡词，他与结发妻子卢氏只维持了三年的婚姻，妻子便因难产而去世。而这三年的婚姻给纳兰带来了无限的快乐。他在另外一首《浣溪沙》词里写在卢氏去世之后“沉思往事立残阳”。下阕就追忆起夫妻日常生活的幸福场景：

　　被酒莫惊春睡重，赌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

　　纳兰性德说，这词里写的就是他们婚姻期间的“寻常”生活，最常见，最普通，也最令人难忘。“被酒”就是酒喝多了，喝多了酒一般是两种反应：一种是滔滔不绝地说;另一种是昏昏沉沉地睡。很惭愧我就属于前一种，而这卢氏应该属于后一种。看来卢氏醉得不轻，有点像李清照《如梦令》里说的“浓睡不消残酒”，醉得深，所以睡得重。而“莫惊”两个字，可见纳兰对妻子的关爱之心。所谓“恩爱”，其实就是生活中点点滴滴的关心和爱护。那种被放在嘴上说多了的“恩爱”，很可能内涵不怎么纯粹的。

　　卢氏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喝了那么多酒呢？词里面没有直接说，如果原原本本一一说来，也就不是词，而是小说了。诗词这类文体，表述一件事情，往往是撷取一两个片段，中间空在那里，让读者去联想。这也可以理解为是词这种文体的矜持了。

　　我的联想是什么呢？我觉得这喝酒与下一句“赌书消得泼茶香”有关。而这句背后，又有宋代赵明诚与李清照的恩爱故事在内。赵明诚曾是宋代著名的收藏家，他收藏的东西以金石书画为主，不仅数量多，而且极品多，品位高。我们可以看一段李清照晚年写的《金石录后序》，里面说他们经常白天在外面收购藏品，如果买回了一本好书，两个人在灯下一起校勘，看看哪里有错字，哪里有漏字。如果买到了一些书画等物，两人就一起欣赏，这幅书法哪个字写得好，哪个字写得弱，整体结构上有什么问题，等等。李清照说，因为他们对收藏品下了那么多的整理功夫，所以在当时“冠诸收书家”，也就是众多藏书家中藏品品相最好的。他们每天晚上“夜尽一烛为率”，也就是只点一根蜡烛，在蜡烛点燃的过程中，除了前面我们说的对收藏品的整理、校勘等之外，还有时间怎么办呢？李清照是这样描写他们的生活片段的：

　　余性偶强记，每饭罢，坐归来堂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叶、第几行，以中否角胜负，为饮茶先后。中即举杯大笑，至茶倾覆怀中，反不得饮而起。甘心老是乡矣。故虽处忧患困穷，而志不屈。

　　这“归来堂”是赵明诚山东青州老家的书房名，名字应该来自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李清照还有个“易安居士”号，也是取自《归去来兮辞》中“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之句，意思是说虽然房子很小只能放下膝盖，但我对着南窗，依然不失我傲世的情怀。赵明诚与李清照退隐青州，是从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年）秋天开始，原因是这一年的三月，赵明诚的父亲因为得罪了当朝宰相蔡京而被罢官，赵明诚兄弟三人也受牵连被免职，所以只能住到老家去。李清照在这段文字中说的“虽处忧患困穷，而志不屈”，就应该说的是全家在政治上处于困境的时候。

　　我们现在回到纳兰词当中的“赌书消得泼茶香”一句，其实就在李清照的这段文字之中。李清照说“余性偶强记”，这个“偶”字其实是谦虚的说法。自己夸自己，这分寸感很重要，夸过头了被人笑话，夸不到位，又淹没了自己的才华。所以别看这好像很随意的一个“偶”字，足见李清照文字功力的高超的。

　　记忆力好，当然就来记忆游戏。赵明诚也是一个才子，自认为不一定输给太太，当然就同意了。我估计他们是轮流出题了，因为家里到处都是书，就猜某件事情是在哪本书里记载的，光猜书名还不够，还要说出具体在第几卷第几页第几行。这完全像是一档电视节目《最强大脑》的游戏方式，而且难度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两人约定：猜对的一方，就先喝茶;猜错了，就出题人先喝。这个对一般人来说，肯定是有难度，但李清照的“强记”是出了名的，是宋代的“最强大脑”，所以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猜中的时候要多。赢了丈夫，李清照当然很得意，很兴奋。在那样的年代，赢了丈夫，感觉就跟赢了全世界似的，得意不仅可以想象，而且觉得完全应该。李清照举着茶杯，洋洋得意，刚想喝，结果因为笑得太厉害，动作失去了平衡，茶都泼在了身上。

　　这种婚姻生活片段，只有在幸福而有才华的夫妻之间才有可能发生。赵明诚与李清照是一对才人，所以才有这种赌书、泼茶的雅事。喝茶其实是很普通的事，但雅人就是能把俗事也做雅了;而俗人往往把雅事做俗了。所以雅俗说到底也就是一种情怀而已。

　　纳兰和卢氏，其实也同样是一对有文化、有情怀的知己。他们不一定真的像赵明诚和李清照那样来“赌书”。但深夜相对，举杯畅谈，也应该是一种常态。或许他们聊得很投入，很兴奋，聊着聊着，喝着喝着就喝多了。纳兰是男人，酒量应该大一些——我只是随便这样说说，希望没有得罪酒量大的女性。这弱弱的卢氏就不胜酒力了，结果醉酒入睡了。这样快乐的时光，当时只觉得是“寻常”之事，但万万没想到，在短暂的婚姻中，这种对饮畅谈的时光居然是最珍贵的时光，现在是想追也追不回了。我们现在来看刚才说的《蝶恋花》：

　　萧瑟兰成看老去。为怕多情，不作怜花句。阁泪倚花愁不语，暗香飘尽知何处。重到旧时明月路。袖口香寒，心比秋莲苦。休说生生花里住，惜花人去花无主。

　　“兰成”是南朝诗人庾信的小字。他四十二岁时出使北朝被扣留，从此只能遥望南方。虽然在北朝时，他“位望通显”，但毕竟非平生之志，所以心里常常涌起“乡关之思”，他晚年的作品因此都带着一股萧瑟的情调。杜甫在《咏怀古迹》说：“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就是说因为平生萧瑟，所以庾信晚年的作品特别让人感动。庾信的萧瑟体现在政治与人生的纠葛之中，而纳兰的萧瑟只是写情感的悲凉而已。庾信无奈地看着年华老去;纳兰呢？也一样无奈，所以这“看老去”三个字里面虽然心酸，但更多的应该是无奈，因为当年赌书、泼茶的寻常事也只能停留在记忆之中了，再也没有办法把它变为现实了。

　　纳兰真的是一点也不掩饰自己的感情，本来要写些“怜花”的诗来表达自己对妻子的深情，但一作诗肯定要唤起记忆，唤起记忆肯定带来痛苦，为了避免这种痛苦的发生，所以干脆就不写诗了。纳兰的这个“怕”字，写出了只有情到最深处才会有的一种心理感觉。薄情寡义的人，他们的人生词典里哪里会有“怕”这个字呢？

　　但不写诗，并不等于追忆被完全尘封住。事实上，追忆是随时会发生的，所以纳兰还是陷于深深的追忆之中，他含着眼泪，多么希望妻子能神奇地出现在眼前。“愁不语”是因为无人可语，只能看着眼前的菊花随着一阵轻风飘向远处。纳兰为什么在深陷记忆的时候，要特别提到“倚花”“暗香飘尽”？很显然，当年他与妻子有在一起赏花的经历，花魂亦妻魂，这暗香飘尽的菊花，也正是比喻妻子的黯然去世。

　　下阕因为追忆难忍，词人就走出室外，在月夜再踏访当年携手而走过的路。“袖口香寒”是说当年夫妻手挽手，自己的袖口上留着妻子的香味。而如今呢？秋天来了，天气冷了，香味也消失了。纳兰想到这里，心里痛苦到了极点。想着当年夫妻约定今生今世花前长伴，如今惜花的妻子已经去世了，这花也就没有了主人，这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呢？

　　你看这纳兰说自己追忆妻子时，因为多情而胆怯，倚花而无语，重到旧时路，香寒而心苦，感叹花无主。真是一点也没有隐瞒、遮蔽自己的感情，完全是顺着自然的感情抒情，而且用了四个“花”字，围绕着自然的花，将当年花前徘徊，如今寂寞无主的情况对应着来写，写得全面、深刻、細致，让读者仿佛看到了一个痛苦地在月下徘徊的深情而悲情的男子形象。词里面的感情也是独特的。这四个“花”，或者是他眼前所见，或者是他心中所想，我们读来，都仿佛就在眼前，十分灵动。

　　没有刻意地突出或者遮蔽自己的感情，没有刻意地讲究修饰技巧，只是顺着感情的自然而自然地书写。这正是对“自然之眼”“自然之舌”的最好诠释。与苏轼的《饮湖上初晴后雨》一样，纳兰的这首词体现了至少以下几个特征：

　　一、完整的诗歌情境。

　　二、丰富的情感状态。

　　三、直接的心理感动。

　　四、朴实的语言艺术。

　　没有自然之眼的观照，没有自然之舌的抒发，要写出这样精妙的诗篇是不可能的。林语堂说，没有西湖，苏轼的才情也就失去了发挥的空间。我们也可以说，如果没有卢氏，纳兰的才情恐怕也少了很多创作的冲动。我想起了王国维对“大家之作”的基本要求。《人间词话》云：

　　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诗词皆然。持此以衡古今之作者，可无大误也。

　　所见者真，所知者深，是因为用的是“自然之眼”。言情能沁人心脾，是因为情感有针对性，有精准度，所以很容易让读者感动。写景豁人耳目、语言脱口而出，是因为作者用的是“自然之舌”，而“自然之舌”与“矫揉妆束”是相对的，也就是反对雕琢修饰，要自自然然、活活泼泼地表现出来。

　　从这里，我们知道，“自然之眼”“自然之舌”不仅是王国维用来评价纳兰性德一个人的，也是他用来衡量一切优秀文学作品的标准所在。

　　纳兰为什么能够做到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呢？王国维说：

　　此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

　　纳兰是清代满洲正黄旗人。正黄旗是清代满族八旗中地位最高的一旗，原本由皇帝直接统领。清代由满族统治，相对于汉民族丰富灿烂的文化，满族当时的文化确实要落后一些。但这是从总体上来说，而作为相门公子的纳兰来说，其实很小而且主动接受了汉民族文化的熏陶，这与“初入中原”，倒不见得有直接的关系。因此把“自然之舌”与“汉人风气”形成对立，也就没有多少学理依据了。

　　我觉得纳兰能够保持一种“自然之眼”“自然之舌”，应该与下面这些原因有关：

　　第一，天分绝高。况周颐《蕙风词话》说：

　　容若承平少年，乌衣公子，天分绝高。适承元、明词敝，甚欲推尊斯道，一洗雕虫篆刻之讥。……其所为词，纯任性灵，纤尘不染。

　　就主要是从天分的角度来说。纳兰的词纯任自然、不事雕琢，更多的是因天赋的审美观以及欲纠正元明词的弊端而起的。他平时喜欢读的词集也集中在南唐、北宋诸家，这一时期属于词的发生发展阶段，“自然”是这一时期词的最重要特点。因为读得多，所以他自己的词也受到影响。《清史稿》纳兰传说他的词“清新秀隽，自然超逸”，就与这种学词的方向有关系。我一直觉得，天分的最高境界，说到底就是“自然”两个字。

　　第二，淡于荣利。纳兰的性情也属于淡泊自然一类。《清史列传》说他“生平淡于荣利，书史外无他好”。别人淡于功名利禄，可能是没有机会，或者是为获得名利太辛苦，所以只能被迫“淡”了。而纳兰是当朝权倾一时的朝廷重臣纳兰明珠的公子，要跟人“拼爹”，也没有几个人能拼得过他。“荣利”其实是他随手可及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要“淡于荣利”，确实需要一份很强的性情定力。曹雪芹的祖父曹寅与纳兰非常熟悉，他的《题楝亭夜话图》诗说：

　　家家争唱饮水词，纳兰心事几曾知。

　　布施廓落任安在，说向名场此一时。

　　“饮水”是纳兰的词集名，大家都在传唱纳兰词，但纳兰这种自然淡泊的心志又有几个人能知道呢？曹寅当然是以此来说明他与纳兰的密切关系。但后两句好像不大为人所重视，“布施”是佛教用语，指人的行为，“廓落”则是指豁达，不拘泥于具体的事情。曹寅的意思是说，虽然纳兰名声很大，但他其实不在意这些功名利禄一类的东西，他的豁达、淡泊才是他最真实的性情。看来曹寅对纳兰确实了解得比较准确。韩菼《进士一等侍卫纳兰君神道碑》这样评价纳兰：

　　虽履盛处丰，抑然不自多。于世无所芬华，若戚戚于富贵而以贫贱为可安者。身在高门广厦，常有山泽鱼鸟之思。

　　说他虽处盛世和丰厚的物质生活中，但一直很节制自己的欲望，对五彩缤纷的世界没有什么兴趣，对富贵很担忧，而对贫贱很安心。虽然住在豪华的高楼门第，心里向往的却是乡村平民式的生活，与陶渊明《归园田居》诗里说的“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其实是非常一致的。他天性对这个充斥着名利场的世界很隔膜，而山川自然才是内心深处所追求的。这段话简单来说，其实就是对于大自然的欣赏与向往，而抵触人世间普遍追求的功名富贵之心。这是另外一种“自然”。

　　第三，性情真率。这种真率主要体现在平时的处世方式上。《清史稿》纳兰传记载了这样一件很有趣味的事情：

　　（纳兰）尝读赵松雪自写照诗有感，即绘小像，仿其衣冠。坐客期许过当，弗应也。乾学谓之曰：“尔何似王逸少！”则大喜。

　　赵松雪就是元代的赵孟頫，是著名的诗人、书画家。他的自写照诗在今传的诗中并未见到，可能纳兰当时读的赵孟頫诗集中有。纳兰因为读赵孟頫的诗很有感触，所以就模仿了赵孟頫的穿着，给自己画了一幅画像。看了这幅画的人纷纷称赞画的神似，或许还有人说诸如“您真是当代的赵孟頫”之类的奉承话，但纳兰对这些不合自己心意的称呼，一概不回应。他的老师徐乾学深明纳兰的心思，对他说：“你怎么把自己画得这么像王羲之呢？”“逸少”是王羲之的字。纳兰一听徐老师的话，开心得不得了，毕竟老师对自己是了解的。为什么纳兰对徐老师将他与王羲之相提并论感到十分兴奋呢？因为赵孟頫的书法正是学王羲之的，所以用赵孟頫的“衣冠”来为自己画像，就是要表达超越赵孟頫的意思。纳兰这种性情真是不仅真率，简直可爱。

　　第四，名师垂范。纳兰的老师主要有两位：一位是徐乾学，是纳兰参加乡试的主考。另外一位是姜宸英，是从学性质。而后者对他人生态度的影响应该更为直接。《清史列传》纳兰本传记载说：

　　宸英在京时，大学士明珠长子性德从宸英学，明珠有幸仆曰安三，颇窃权，宸英不少假借。性德尝以为请，宸英益大怒，掷杯起，绝弗于通。

　　所谓“窃权”就是暗中使用不正当的权力。姜宸英与纳兰的关系其实很好，而纳兰父亲明珠又是当朝宰相，权倾朝野，是个炙手可热的人物，明珠宠幸的这个叫安三的仆人，便常常利用明珠的名义偷偷为自己谋取利益。这个安三具体干了些什么，我们也一时弄不清楚，但总是徇私舞弊、谋取私利之类的事情了。安三如果要利用到姜宸英，就会碰到硬钉子，一点都不会给他面子。纳兰也曾经因为安三的事情请求姜老师帮忙，更是惹怒了老师，把手中的杯子猛摔在地，一字一句地告诉纳兰：“一点通融的余地也没有。”这件事对纳兰的触动非常大，老师的严明、耿介也从此成为纳兰学习的榜样。

　　其实姜宸英的耿介在当时也是出了名的。他很早就考取了举人，诗文也写得非常出色，所以与朱彝尊、严绳孙一起被称为“江南三布衣”，江湖上的名气其实很大，并且以布衣的身份被推荐到史馆，这也是清代极少的特例了。皇帝也很多次在科举考试结束后，问考官：“那个浙江的姜西溟考上了吗？”“西溟”是姜宸英的字。但即便是才华横溢，也受到朝野关注，仍然一直到七十岁才考中进士。

　　仕途艰难的原因正在姜宸英不懂得头脑转弯，直来直去的性格容易得罪人。据说康熙二十五年（1687年）顺天首场考试，已经把姜宸英初定为第二名录取，其实这一年姜宸英也已经五十九岁了。结果在应礼部试时，他在答卷中用了“涂抹《堯典》《舜典》字，点窜《清庙》《生民》诗”二句，“涂抹”“点窜”都是运用点化的意思，《尧典》《舜典》是《尚书》的两篇，《清庙》《生民》是《诗经》中两篇。负责会试的御史不知道这两句的出处，所以就建议他把这两句修改一下。一般人在这个重要的场合，也就顺着御史的意思算了。而这个姜宸英，不仅不听从，而且带着讥讽的口吻说：“这两句不是我的杜撰啊，出自唐代李商隐的《韩碑》诗，这么有名的诗歌，你不知道吗？”李商隐的七言古诗《韩碑》主要是围绕韩愈的《平淮西碑》一文来写，类似两个名人的同题之作。这么有名的诗人与这么有名的作品，主考官不知道，确实有点说不过去。但姜宸英这样说，也未免太不给人面子，结果御史随便找了点理由，就把姜宸英的名字刷掉了。

　　《清史列传》说姜宸英“与人交悃愊无城府，然遇权贵不少阿。”“悃愊”就是真心实意的意思，没有城府的人在朋友面前，会呈现出自然坦诚的样子，这会让人很舒服;但不愿意对权贵阿谀奉承，难免让权贵对他很不舒服，因为权贵可能习惯了这种居高临下的人生姿态。这种性格真是让姜宸英一辈子吃尽了苦头。

　　姜宸英的这种耿介正直的个性其实也是顺应着他的“自然之心”，纳兰在跟他的相处中慢慢感受到这个性格的魅力，并潜移默化为自己的行为，也就可以理解了。就像苏轼诗歌中“水光潋滟”与“山色空蒙”都是自然的造化一样，性格的柔顺与耿介同样也是一种自然的表现。姜宸英在《祭纳兰成德文》中曾经追忆他与纳兰的交往说：

　　兄一见我，怪我落落;

　　转亦以此，赏我标格。

　　……

　　我常箕踞，对客欠伸。

　　兄不余傲，知我任真。

　　我时漫骂，无问高爵。

　　兄不余狂，知余疾恶。

　　激昂论事，眼睁舌挢。

　　兄为抵掌，助之叫号。

　　先解释两个词：一个是“箕踞”，就是像簸箕一样坐着，两脚张开，膝盖稍微有点弯曲。这种坐法不大礼貌，有点瞧不起对方的样子。另外一个是“舌挢”，就是指翘着舌头很久不放下，形容很惊讶的样子。姜宸英说，纳兰最初见我，对我的坦率举止随性，觉得很奇怪，但很快就反而觉得这才是为人的楷模。有客人在座的时候，我经常表现出随意甚至不太礼貌的地方，纳兰也不会觉得是我故意傲慢，他知道我其实是率真任性、不加掩饰而已。我有时痛骂一些人，也不管对方地位高不高，纳兰也不认为我轻狂，他知道我其实是爱憎分明而已。我有时慷慨激昂地谈论时事，纳兰睁着大大的眼睛，惊讶得嘴都合不上，为我拍手，大声叫好。从姜宸英的自述里，纳兰对姜宸英的认同、追慕程度确实是相当深的。

　　从上面的分析来看，王国维的“自然之眼”“自然之舌”，其实是从文学创作的最高标准而提出的要求。那我们要问了：对照这样的标准，除了纳兰，还有哪些作家符合呢？这些符合或者基本符合的作家有什么共同特点？人品与文品的关系究竟怎样？是大体一致，还是可能两者对立？关于这些问题，我们在下一篇再跟大家一起讨论。

　　责编：梁红

　　作品 2021年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