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谷丰

　　潮汕人和工夫茶，具有与生俱来的因缘，男女老幼，僧俗贫富，都将漫长的岁月浸泡在那些牛眼一般大小的茶杯和浓酽的茶水中。

　　我对杜国庠的了解，就是从工夫茶开始的。

　　1927年的上海“四一二”政变和广州“四一五”大屠杀之后，革命陷入低潮，许多革命者远来淞沪避难，创造社、太阳社、我们社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都挤满了革命的潮汕作家。尤其是我们社，所有成员都是潮州人和中共党员。乡情乡音和革命者的身份，让工夫茶成为文学团体中的一个重要媒介，成为乡谊和同志联系的纽带和桥梁。

　　出生于清代光绪十五年（1889）的杜国庠，在这些社团中频繁出现的时候，都被人尊称为老大哥。年长为尊，但杜国庠的威望更多的是来自他的学术水平、人格魅力和长者风度。每当他和冯铿、许峨、洪灵菲、戴平万、秦孟芳、孟超、蒋光慈、钱杏邨等年轻人在一起的时候，如同一块强力磁铁，牢牢地将众人吸引住。而工夫茶，则是他们进入话题的开幕式。

　　潮汕人嗜茶如命和以茶会友的风俗，在杜国庠身上有着最生动的体现。每次去冯铿、许峨夫妇家里的时候，杜国庠总是嫌主人的茶具缺乏潮州特色，泡出来的茶也不够工夫。在老大哥的示范指导和影响下，年轻的冯铿终于上路了，一泡深褐色的工夫茶，慢慢让她喝出了故土的风味，品出了背井离乡的亲情。冯铿明白了，工夫茶，是潮汕人的话君子，是故乡的代名词。

　　我对潮汕工夫茶的认识，是我离开赣西北成为户籍意义上的广东人之后的收获。我查阅过的所有文献中，均没有杜国庠和潮汕籍的左联作家们品饮工夫茶使用的茶叶，我不知道，在中国数不清的茶叶中，哪一种茶叶最适宜成为潮汕人杯中的工夫？回忆起我在潮汕喝过的工夫茶，那种苦涩和清香交织的味道，多是来自铁观音和单枞。我不知道，一个工夫茶的外行，是否喝出了杜国庠们的味道？

　　一

　　在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阵营中，杜国庠不是烈士，不是用暗号接头的地下工作者，也不是一呼百应的文坛领袖，鲁迅、冯铿、洪灵菲们的革命方式，与杜国庠的身份，有着不同的特点。杜国庠是党组织委派的领导人，是有浓厚学养的学者，是一个成熟的革命家。

　　当时，一般人接受马克思主义，是从欧洲、黑格尔和费尔巴哈那里起步。杜国庠的脚步没有到过欧洲，没有到过马克思主义的发源地德国。他留学于日本，河上肇，则是他的精神导师和引路人。

　　杜国庠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源头，可以追溯到1896年的广东澄海，追溯到杜国庠七岁时的私塾。

　　私塾，是一个已经退出时代的名词，但是在杜国庠那个年代，却是一个古老的教育机构，它开设于家庭、宗族或乡村内部的私人办学性质和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的灌输内容，都与贫穷保持着距离。杜国庠的父亲早逝，孤儿寡母的日子，本来难以让私塾这个词同杜国庠发生联系，但具有远见的母亲，克服了许多困难，让儿子走进了私塾。杜国庠后来用“吴念慈”这个笔名，作为对母亲的感激和纪念。

　　我从“私塾”这个失去了生命力的名词进入历史，看到了一个名为杜国庠的少年的苦读。那些已经不为当代人所熟知的《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和《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十六岁之前就已经在杜国庠的心里滚瓜烂熟。真正让杜国庠超越苦读一鸣惊人的，却是一篇自由发挥的策论。这篇文章，无意中让一个名叫吴贯因的人看到，从此改变了一个乡村青年的命運。

　　这个可以称得上杜国庠伯乐的吴贯因，是澄海当地一个有名望的举人。他年长杜国庠十岁，早年曾在家乡的私塾和澄海县的景韩书院任教。在日本留学之后，回国在北洋政府中任职，历任东北大学教授、燕京大学教授、华北大学校长。在吴贯因的人生履历中，参加过同盟会，留日期间结识梁启超并成为好友。1912年回国后，与梁启超一起办报纸，担任过北洋政府的卫生司司长。

　　经历非凡的吴贯因，在一个朋友家中，无意中看到了杜国庠的那篇策论。策论的作者认为，中国要想收回东三省，就必须立即参与日俄战争。这个看法，与选择了隔岸观火的中立立场的清政府的政策完全相反。当吴贯因知道这篇观点鲜明而且具有洞见的文章的作者年仅十六岁时，不免有些吃惊和佩服。邀请杜国庠免费就读于自己的书馆，就是缘于上述原因。

　　吴贯因对杜国庠的影响，是杜甫笔下润物无声的春夜喜雨，是禅宗开悟时的直指人心。文献中的杜国庠从吴贯因那里接触到许多进步图书，大大开阔了眼界;在吴贯因的景韩书院学习到了经义策论之外的知识，都在最后归结于，走上了和恩师一样的海外留学之路。

　　赴日留学，是师生两人的相同道路，唯一不同的是，两个人学成之后回国的时间先后。吴贯因在北洋政府任职的时候，杜国庠刚好回国任教于北京大学。他住进老师吴贯因家中的时候，《墨者·学者·革命者：杜国庠》一书，用了“顺理成章”这个成语。师生关系和私人交往，在杜国庠和吴贯因之间达到了亲缘和家人的密切程度。

　　二

　　用“恩师”这个名词定义吴贯因，是杜国庠最准确的描述。但是，杜国庠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并不是源自吴贯因的灌输和指引。

　　在远离德国的中国和日本，不会有人是一个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杜国庠不是，他的马克思主义启蒙者河上肇也不是。1907年，杜国庠踏着恩师的足迹东渡日本求学的时候，离他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熏陶，还有漫长的九年时间。

　　早稻田大学的中国留学生部停办之后，杜国庠于1912年考上了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在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就读的四年中，杜国庠享受官费生待遇，不再为学费发愁，更重要的缘分是，他担任了该校的中国留学生同窗会会长，和郭沫若、李大钊等人成了志同道合的朋友。

　　郭沫若和李大钊，从认识的那一天开始，终生都体现了和杜国庠的深厚友谊和同志关系。数十年之后，郭沫若回忆起同杜国庠当初的交往和印象：“杜老在当时的态度，我觉得有点落落寡合。他平时既不轻易言笑，也不轻易结交朋友。但他是很和易的一个人，从来没有看见过他对谁动过气。”

　　杜国庠的足迹，先于郭沫若、李大钊到达日本，他们之间的交集，超越了年龄、年级甚至学校的限制。1914年李大钊入读早稻田大学，杜国庠已经转到了东京第一高等学校。他们之间的认识，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时间和场合，现有的文献中看不到蛛丝马迹，后人知道的是，李大钊和杜国庠，准备成立一个以研究真理，昌明学艺，交换知识，促进文化为宗旨的学术团体，并用“丙辰学社”来为这个诞生在异国的中国留学生组织命名。然而不巧的是，在国内政治形势急剧变化的特殊时候，李大钊中断了日本的学业，回到了上海，从事反对袁世凯的斗争。所以，丙辰学社成立的时候，李大钊这个倡导者和发起者，成了这份名单上的缺席者。

　　丙辰学社成立的时候，没有人能够想到，李大钊的缺席，其实是另外一种意义的在场。三年之后，当丙辰学社中的许多成员，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分子，他们才看到，站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头的旗手，正是李大钊。而杜国庠学成回国之后，推荐他到北京大学任教的人，正是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李大钊。

　　后世的研究者，都用哲学家、历史学家、教授、翻译家、墨者、学者、革命家等多种身份定性杜国庠，许多人无意中忽略了他作家的经历。诗人，是杜国庠人生初期的文学追求，参加柳亚子、陈去病等人发起组建的南社，即是最有力的证明。用“南社”之名隐含对抗“北庭”之意的南社，会员多为同盟会会员，南社章程规定的入会者必须“品行文学两优”的条件，某种意义上成了那个时代诗歌的免检书和诗人的通行证，如同当今时代，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和各个省的作家协会，必须在省级以上的文学刊物上发表一定数量的文学作品，或者在大陆的出版社出版一定数量的文学著作。后人从杜国庠编号为485号的入社书中，推测到他入社的大致时间（即1913-1916年之间）。后人看到的南社会刊，杜国庠的名字频频出现，十四篇诗作，成为一个诗人的起点和最初的亮相。

　　杜国庠的诗作，起点定位在忧国忧民的高度。在南社会刊收入的十四篇诗作中，这个主题自始至终未变。《夜坐》一诗，就是一个年轻人忧虑之心的真实流露：

　　宵寒嗟不寐，

　　起坐对明河。

　　春意天涯浅，

　　雁声客里多。

　　茅茨忧社稷，

　　宇宙隘干戈。

　　壮志偕谁语，

　　殷勤拂太阿。

　　三

　　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并不是杜国庠接触马克思主义的场所，只有京都帝國大学（今属京都大学），才是杜国庠看到真理光明的地方。河上肇博士，无意中成了一个中国青年的指路人和精神导师。

　　杜国庠从东京第一高等学校毕业进入京都帝国大学政治经济科深造的时候，河上肇也刚从欧洲留学回来，杜国庠有幸成为河上肇的学生。

　　河上肇被认为是二十世纪日本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京都帝国大学求学和担任教职期间，河上肇在《读卖新闻》发表系列文章《社会主义评论》，参加关于社会主义的演讲会，但这个时候的河上肇只是持续关注社会主义的实践状况和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本质上，他并不是社会主义的信奉者。留学欧洲，才是他思想转身的开始。从一个研究经济学的博士到成为职业革命家，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到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河上肇用了漫长的二十年时间。这段经历，深刻地留在了河上肇的记忆中：“我最初从资产阶级经济学出发，多年来一直追求安身立命之地，一步一步接受了马克思，终至最后转化到与最初的出发点完全相反的方向。为完成这一转化，我在京都大学费了二十年的岁月。”

　　河上肇和京都大学，是杜国庠信仰马克思主义的起点，是杜国庠日后成为中国共产党员并且为之奋斗一生的开始。杜国庠入读京都大学的1916年，正是河上肇的《贫乏物语》在刊物上连载的时候，河上肇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解读贫困问题的成因和解决对策的主题，吸引了杜国庠和中国留学生们的共同关注。河上肇和京都大学，一时成了社会关注的一个焦点。时隔一个多世纪，后人无法看到杜国庠求知若渴的目光，但是，我却从故纸上发现了周恩来的入学志愿书。周恩来因为其他原因而未能进入京都大学，但是京都大学在周恩来心中却有着很重的分量。

　　由于河上肇的论文和著作不断翻译成中文出版，河上肇博士，成了二十世纪初叶中国知识分子心中的明星，在那个尚未发明“粉丝”“流量”这些名词的时代，许多中国留学生，为了听河上肇的课而选读京都大学，周恩来，也许就是粉丝群中的一员。

　　杜国庠在京都大学学习的三年时光里，他从河上肇那里得到的学术和知识真传，早已成为历史的记忆。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教授石啸冲的回忆，再现了1916年京都大学和杜国庠的吉光片羽：

　　杜老谈起，早年留学日本，入京都帝国大学。攻读经济学，听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河上肇先生讲授《资本论》的课程，颇有所得。尔后，北京大学教授陈豹隐翻译出版的《新经济学大纲》，就是当年河上肇讲《资本论》的讲稿。我告诉他，那本书在北平拥有大批读者，杜老听了很高兴地说：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人越来越多了。

　　一位不知名的日本学者说过的一段话，可以作为石啸冲教授回忆的有力佐证：

　　我在苏联周游时，未曾听说过河上肇先生。而在中国，所到之处，都有人说是河上肇先生门下的弟子。特别是在广州，有一位叫To—Kaku—Syow的老人，是一位华南文化人。据说，他自党创立以来就参加了运动。他说：“我是京都大学出身，哲学专业。”当我问：“是跟西田先生学吗？”他说：“别开玩笑了！我听的是河上肇先生的讲义，河上肇先生您也是很熟悉的哟。”说着脸飞红了。

　　这段话中的To—Kaku—Syow，就是日本人口中的杜国庠，只不过这位日本学者误以为杜国庠是唯心主义哲学家西田几多郎的学生。他不知道，杜国庠的马克思主义观点，都是源于河上肇的著作和课堂。即使是回到了祖国，杜国庠在北京大学开设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课程，都可以在遥远的日本和河上肇那里，找到精神的源流。

　　一个坚定执着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仅仅是纸页上的学者，更是实际生活中的行动者，没有什么困难和危险，能够改变他的信仰。河上肇是这样，杜国庠也是如此。在一个不容许自由思想存在的时代，权力的高墙，就是囚禁思想和反对派的牢房。1928年，河上肇被京都帝国大学剥夺了教职，驱逐出了校园。在日本共产党被当局宣布为非法组织之后，河上肇失去了自由。他的学生杜国庠，回到中国之后，也因为共产主义的信仰，被捕入狱。1933年到1937年，是河上肇彻底失去自由的五年，高墙电网，禁锢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肉身，而杜国庠，则在1935年到1937年的时光里，以共产党员的身份，被囚禁在国民党的监狱里。巧合的是，他们几乎在同一时间走出牢房，重获自由。

　　四

　　李大钊放弃学业回国，在章士钊的推荐下，成了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杜国庠，则是学成之后回国，在李大钊的举荐下，进入了北京大学任教。

　　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北京大学的开明办学，吸引了一大批海归留学生前来任教。北京大学成为新思想重镇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背景，让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熏陶的杜国庠找到了思想理论实践的平台。

　　杜国庠来到北京大学任教是1919年9月，那个时候，五四运动刚刚过去，此时的李大钊，已经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杜国庠在北大讲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政党论、社会政策、工业政策等课程，还在中国大学、北京政治专门学校、朝阳大学、平民大学兼课，同时又在恩师吴贯因任处长的内务部编译处兼任编辑。

　　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不拘一格广延人才，网罗众家。教授队伍中，不仅有新文化运动中的猛将陈独秀、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周作人等，又有政治上保守而旧学根底深厚的黄侃、刘师培、黄节、辜鸿铭、崔适、陈汉章等，学有专长的新老学者，更有马叙伦、马裕藻、朱希祖、陈垣、孟森、马衡、吴梅、章士钊、刘文典、徐悲鸿、杨吕济、康心孚、沈兼士、梁漱溟以及外籍教授葛利普等，杜国庠和李大钊的名字列在这个名单之内。此时的北京大学，被人称为“人才济济，名家荟萃，国内无二”。

　　共同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在日本结下的友谊，让北京大学校园内的杜国庠、李大钊成了密不可分的同志。百年之后，我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多次见到杜国庠和李大钊的名字，并列在脆黄的故纸上。《本校教职员会筹备选举委员致黄黼馨等君函》《北大教授请恢复中俄国交致顾少川壬儒堂表示意见》等文件，还有《新青年》杂志，都是杜国庠、李大钊两位同志共同站立的平台。

　　吴贯因作为杜国庠的恩师，不仅介绍了学生到内务部编译处兼职，而且还安排他住进了自己的家里。老师家里，当然不是旅人下榻的客栈和宾馆，但我能够想到，杜国庠在老师的家中，感觉到了家庭的方便和师生的感情。吴贯因对弟子的爱护和关心，如同家长和亲人。似乎是为了印证我的判断，这个时候，又有一个人出现，像杜国庠一样，住进了吴贯因的家里。

　　李春涛去北京之后，先去拜谒吴贯因（为李春涛和杜国庠的老师）。杜国庠、李春涛又见面了，又同居一室。久别重逢，更加亲热。李春涛愿意在北京教书。杜国庠早就是北京大学的教员，认识了不少教育界的进步人士，主动介绍李春涛与李大钊、胡鄂公、邓中夏认识，使李春涛能顺利地被聘为平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的教师。

　　上述文字引自李魁庆的文章《潮汕李杜》，同样的内容，在许其武的《十月先开岭上梅——冯铿传奇》一书中，也有比较详细的描述：

　　唐朝诗仙李白和诗圣杜甫素称李杜。岭东民国日报社社长李春涛和哲学家杜国庠则被当年的潮汕学子们戏谑而尊敬地并称为“潮汕李杜”。

　　李春涛是潮州城西门刘察巷人，日本早稻田大学学生，是彭湃的同学和挚友，在日本时也与杜国庠、王心民等为至好。

　　李春涛来京之后，和杜国庠一同发起组织“中国自由大同盟”。由于人员交往密集，活动众多，继续住在恩师家里多有不便，于是两人在北平地安门内织染局胡同十三号租房居住，并將住处命名为赭庐。从此以后，他们的住处，成了潮汕籍人士聚会的场所，成了在工夫茶中怀旧思乡的又一个故乡。

　　一百年之后的读者，已经很难从赭庐这个词上联想到杜国庠和李春涛的用心，也无法穿越时空看到赭庐的颜色。后人只有从他们两个人的文章中，看到两个红色革命者的理想和世界观，杜国庠、李春涛与谭平山、邝摩汉等人合办《社会问题》杂志，力图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中国社会问题，仅出一期即被查禁。之后他们又在上海的《孤军》杂志合作发表了《社会主义与中国经济现状分析》。列宁逝世时，两人合编了《列宁逝世纪念册》，宣传列宁主义。

　　杜国庠、李春涛的文章，尤其是《社会主义与中国经济现状分析》，产生了广泛影响，这篇文章，多年之后，仍然留在郭沫若的记忆里：

　　记得是一九二四年，上海的孤军社曾经讨论过中国的经济路线问题。由于该社社员多是日本留学生的关系，也曾经分别向杜老和我征文。结果，只有他和我主张实行科学的社会主义，而其他的人都和我们相反。那些人（其中包括叛徒周佛海）和醒狮派相呼应，成为了国家主义的别动队。

　　杜国庠和李春涛通过《社会主义与中国经济现状分析》表达的观点，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学术界，一定是一块投入平静水潭的巨石，它的涟漪，像春风一样持久。半个世纪之后，我在流行一时且具有统一口径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教科书中，读出了和杜国庠、李春涛相似甚至相同的观点，那个时间，我隐隐觉得，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可能就是一个时代的先知和智者，后来的教科书编写者，就是一些简单的模仿者。杜国庠和李春涛认为：“中国经济虽然产业不发达，但已经被世界资本主义卷入，已经沦为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中国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为外国资本所榨取，因此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同样在不断加剧。世界资本主义的矛盾必然会引起资本主义的崩溃，中国也不可能免于革命之外，中国必然会走向社会主义革命。唯须注意者，在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社会主义政治革命取得成功后，还不能马上进入社会主义的经济革命阶段。俄国的情况正是如此。”

　　北平，这个让杜国庠和李春涛在理想信念的道路上成熟的城市，最终没有成为他们的扎根之地。即便是度过了六年光阴，杜国庠也只是它的一个过客。杜国庠因为母亲去世，辞去了北平的所有教职，毅然返回故里。而李春涛，则是因为他留日时的同学彭湃邀请，回到广东海丰，协助革命工作。

　　五

　　杜国庠以一个十八年的游子身份回到故乡的时候，广东，已经是另外一种模样了。1925年的广东，已经成为国民革命的根据地。杜国庠看到，在广东和故乡澄海从事各种各样的革命活动的，有许多是在日本留学时结识的友人。在消灭广东军阀陈炯明势力的东征军中，出现了李春涛的身影。彭湃领导的海陆丰农民运动，如火如荼，这些奔涌的革命潮流，都让杜国庠激动不已。

　　母亲的丧事办完之后，杜国庠应澄海县立中学校董会的邀请，出任了澄海县立中学校长。后人无法揣摩杜国庠上任澄海县立中学校长时的心情，从大学教授到中学校长的角色反差，在民国时期人才自由流动的背景下，是一种正常现象。我能够想象到的是，杜国庠作为一个自觉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必然以革命作为人生的选择，而当时的潮汕，革命策源地广东，当是革命的第一战场。

　　和李春涛参加东征革命，在政治部辅助周恩来相比，中学只是一个小的平台，但是，杜国庠却在澄海县立中学的校园里，施展了革命的叱咤风云。

　　自1915年建校以来，澄海中学从来没有一个女生走进过课堂，男女授受不亲的古训，是澄海中学的高墙电网，是女性不可逾越的雷池。1925年暑假的时候，澄海的女子师范因故停办，女师吴文兰、蔡楚吟等几名女生提出转学澄海中学。杜国庠打破建校以来的旧俗和惯例，破例录取了她们。

　　杜国庠的破例，当得起“石破天惊”这个成语的形容，当下这个时代最普通的日常，在封建保守时代，却是坐牢砍头的禁忌。中国历史上公认的男女同校，始于1919年12月陶行知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务会议上提出并通过的《规定女子旁听法案》，建议次年正式招收女生入校。1920年，教育家蔡元培执掌的北京大学，首次招收了邓春兰、王兰等九名女生，开男女同校的先河。

　　北京到潮汕距离遥远，文明之风吹到偏远澄海的时间，非季节年度可以计算。幸好，杜国庠是受过现代文明教育并且见证过北京大学收授女生的进步知识分子，他排除阻力实行男女同校的举措，永远记载在澄海中学的校史上，留在潮汕的文明史上。

　　多年前，出现在我的散文《一生不负少年头》中的东莞人袁振英，也是一个打破禁忌亲身实践男女同校的革命先驱。二十七岁的袁振英在广东省立第一中学校长的岗位上实现男女同校的时间是1921年，他的革命行动，比杜国庠提前了四年。袁振英是广东省省长任命的百年名校的校长，他的背后，有他的老师、广东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的支持，即使这样，袁振英仍然被封建卫道士们“飞剑取头颅”的匿名信恐吓，并用十大罪状加以攻击。袁振英的举动，成为1921年轰动广州的一件大事。杜国庠打破传统，在澄海中学实行男女同校，九十多年之后，我依然能够想象得到来自封建势力的反对和压力。

　　在杜国庠担任校长之后，澄海中学教师队伍中，出现了李春蕃（柯柏年）的名字。我对这个名字的熟悉，并非由于李春蕃是李春涛堂弟的原因，而是我在创作《冯铿：墙外桃花墙下血》的时候，柯柏年和杜国庠同时出场，介绍冯铿、许美勋加入中国共产党。共产党员李春蕃，带领二十多名高年级学生，用旅行作掩护，到海丰县参观彭湃领导的农民运动。

　　在李春蕃的名字之后，蒋先云的名字，也出现在了澄海中学的校园里。蒋先云不是教师，他以东征军第七团党代表的身份，向澄海中学师生作《关于帝国主义浅说》和《谈马克思主义》的演讲。

　　几个月之后，在周恩来的指派下，杜国庠离开澄海中学上任潮州金山中学校长。几个月的时间虽然短暂，但是仍然可以从容地播下革命的种子。最早入读澄海中学的六位女生，五位成为了共产党员，吴文兰毕业之后，担任了中共潮汕地委妇委书记、广东妇女解放协会汕头分会会长，成为潮汕妇女运动中的著名组织者。那些到海丰县参观过农民运动的学生，多数都成长为澄海革命运动的骨干。

　　在赴法国留学之前转道日本的過程中，周恩来同杜国庠认识并成为朋友。两个人在1925年的潮汕革命中又紧密合作，在周恩来的计划中，杜国庠将担负起改组国民党澄海党部的工作，但时势的变化，却将杜国庠推上了潮州金山中学校长的位置。

　　在金山中学校长的岗位上，杜国庠用了几项改革举措，让学校面目一新。民主办校，整顿校产，鼓励学生成立自己的组织。我在1926年的故纸上，看到了周恩来、恽代英、彭湃出入金山中学校园的身影。这三位名传青史的革命家，在金山中学的讲台上，分别做了革命形势、青年需要的问题和农民运动的报告。

　　杜国庠革命的大抱负，在中学的小舞台上得到了尽情的施展，如果不是国共合作分裂，如果不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潮汕地区的革命运动，将会因为杜国庠的存在而焕然一新。在周恩来有关潮汕革命的布局中，杜国庠将出任潮阳县县长。然而，在潮州清党的逆流中，国民党军队强行进入金山中学校园，训育主任李汉雄，学生蔡英智、方慧生等多人被捕，身在汕头的杜国庠，因为工友火速报信，才逃过一劫。而他的朋友李春涛，则不幸被捕，壮烈牺牲。

　　杜国庠同周恩来的再次见面，是在1927年的八一南昌起义失败之后，周恩来带领起义军撤退到潮汕地区的九月下旬。杜国庠向周恩来正式提出了入党的请求。

　　巧合的是，杜国庠还在起义队伍中见到了老朋友郭沫若。数十年之后，郭沫若回忆了那段难忘的经历：

　　我们从南昌出发，一直打到了汕头，想把工农运动的基础比较巩固的广东作为革命的根据地。在汕头，我又和已经潜伏在地下的杜老见面了。这是在不少同志遭到牺牲之后的见面，我们的情谊是不同寻常的。驻在汕头的几天，杜老是和我在一道的，晚上并且同睡在一个铺位上。诗中的“风云潮汕榻尝联”，说的就是这件事。

　　六

　　大革命失败之后，上海，成了杜国庠人生的下一站。

　　已经成为共产党员的杜国庠，化名“林伯修”，积极投入到太阳杜、创造社、左联、社联的文学论争中。

　　戎马倥偬的战争时期，周恩来没来得及见证杜国庠在红旗下举起庄严的右手，杜国庠来到上海之后，太阳社的发起者钱杏邨、蒋光慈成了他的入党介绍人。太阳社的成员大多是共产党员或者同情共产主义的人，夏衍、洪灵菲、戴平万、殷夫等人，都是这个团体的骨干。由于钱杏邨、蒋光慈的关系，杜国庠赞同太阳社“积极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文学为政治、为宣传服务”的宗旨并成了太阳社的一员。

　　我没有在文献中寻找到杜国庠加入创造社的任何记录，但是，杜国庠是一个站在门槛之外的同路人。由留日学生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田汉等人于1921年7月在日本发起成立的创造社，在大革命失败之后，大多数成员转到了革命的阵营，有的人直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创造社出版部出版的译著《金融资本论》，是杜国庠同创造社交往的唯一蛛丝马迹，然而，创造社的骨干成员成仿吾对侯外庐说过的一句话，却可以证明杜国庠同创造社非同一般的关系：“林伯修是我们的朋友。”

　　杜国庠人生中的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作家和艺术家的身份，他甚至还没有过文学青年的色彩。即使是他同洪灵菲、戴平万等人一同发起成立“我们社”的时候，他也不是以作家的面目出现。

　　杜国庠的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的身份和他的年龄，是他以“老大哥”的威望参与文学社团活动的有利条件。杜国庠的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的职务，代表的是中国共产党对左翼作家文学团体的领导，很少有人看到这个职务背后的艰苦工作，很少有人明白，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最终成立，就是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策划和推动的结果。

　　二十世纪初叶，“革命文学”不仅仅是个口号和主张，更是一种实践，围绕革命文学这个话题，革命的文学社团内部，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观点。革命文学时期的鲁迅，不仅是文学革命的旗手，也是一个被批评的对象。创造社和太阳社批判的箭矢，深深地插在鲁迅身上，但是，在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协调和领导之下，革命的作家们最终团结在一起，共同推举鲁迅为革命文学的总盟主。

　　作为中央文化工作委員会委员，杜国庠见证了创造社和太阳社的年轻作家们对鲁迅的批评和攻击。在冯乃超的笔下，鲁迅成了“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的“老生”;在李初黎的眼中，鲁迅是“一个战战兢兢的恐怖病者”，“对于布鲁乔亚是一个最良的代言人，对于普罗列塔利亚是一个最恶的煽动家”;在成仿吾口中，鲁迅是“中国的唐吉诃德，害了神经错乱与夸大妄想诸症”;郭沫若更是宣称鲁迅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是“二重的反革命的人物”，是“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谛）”。

　　杜国庠是一个清醒的局外人，但不是隔岸观火的旁观者，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的职责，不是让他参与交锋论战，而是贯彻党的意见，尊重鲁迅，同鲁迅合作。许涤新在《南国老树——怀杜国庠同志》一文中，真实地记录了杜国庠的态度和行动：

　　杜老在领导“文总”的时候，对于“左联”（“左翼作家联盟”的简称）的负责同志，反复提出必须尊重鲁迅的意见，必须尊重鲁迅对于文艺路线的意见，必须善于同鲁迅合作。因为当时“左联”内部意见有分歧，在“左联”工作的几位同志感到相当困难。我那时主要负责“社联”的工作，对于文艺理论，对于“左联”内部的争论，是一个提不出什么意见的门外汉。但是，在讨论到“左联”工作的时候，杜老特别重视鲁迅，尊重鲁迅，必须善于同鲁迅合作的话语，直到现在还深深地印在我的脑子里。那时，我还经常听到他称赞鲁迅纪念左联五烈士的诗，称赞鲁迅的“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的句子。

　　在左联成立的会议上，鲁迅发表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演说，鲁迅没有回避创造社和太阳社对他的攻击：前年创造社和太阳社向我进攻的时候，那力量实在单薄，到后来连我都觉得有点无聊，没有意见反攻了。

　　半个世纪前，我在中学语文课本上读到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时，并没有联系到杜国庠这个名字，完全忽视了作为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的杜国庠对于革命文学的贡献。而周扬、夏衍、阳翰笙、田汉四位文委委员，因为出现在鲁迅的文章中，无意中结盟成了“四条汉子”，从而在1949年之后的政治运动中被视为鲁迅和无产阶级的对立面而遭受迫害和批斗关押。

　　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重读了鲁迅先生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我无法在那段关于“四条汉子”的文字中，找到反革命的逻辑关联：

　　去年的有一天，一位名人约我谈话了，到得那里，却见驶来一辆汽车，从中跳出四条汉子：田汉、周起应，还有另外两个，一律洋服，态度轩昂，说是特来通知我：胡风乃是内奸，官方派来的……这真使我目瞪口呆。我的回答是：证据薄弱之极，我不相信！当时自然不欢而散。

　　“一个都不宽恕”的鲁迅，写下这段话的时候，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若干年之后，左翼文学运动被彻底否定，“四条汉子”成了“内奸”和“叛徒”。

　　七

　　和平建设时代，后人很难理解“革命”这个词的意义，更无法看到这个动词背后的流血和牺牲。当革命和流血牺牲连在一起的时候，每个革命者的经历，都会惊心动魄，让人看到人性的传奇。

　　在激烈的革命斗争中，被捕、暗杀、坐牢、牺牲，无法避免地成为革命者的家常便饭。国民党的监狱，是杜国庠失去自由的地方，幸运的是，他没有走上绞刑架，也没有成为倒在敌人枪口下的烈士。

　　从1933年底到1935年春的一年多时间里，上海中央局三次遭到敌人的大破坏。在1935年2月19日的第三次大破坏中，杜国庠与阳翰笙一同被捕，同一天被捕的还有上海中央局书记黄文杰、中央代理宣传部部长朱镜我、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田汉以及许涤新等三十余人。

　　被捕，是一个和严刑拷打连在一起的动词，这是人类自我发明的一种针对敌人的残酷手段，如今这些只能在影视和文学作品中见到的摧残方式，可以让一个正常的人不寒而栗，所以，屈服、招供、叛变，就是刑讯逼供苦藤上结出的恶果，就是人类肉体和精神的彻底土崩瓦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在辣椒水、老虎凳、皮鞭、夹指、吊打、电刑、炮烙等非人手段面前，向忠发、顾顺章等人，就是软骨的典型，就是信仰的叛徒。

　　对杜国庠的考验，首先从被捕开始。杜国庠回忆起当时的一幕：

　　当被捕的那一刹那，有十几分钟为了编口供而着急。准备好了，便觉泰然，转而生起瞧他们把我怎样的好奇感觉。这时，我那些英勇牺牲的学生如吴文兰等，也浮现在我的眼前，觉得我应该对得住他们。

　　杜国庠在狱中的表现，后人用了“此志坚如铁”来形容。面对审讯，杜国庠有如下一段答复：

　　权在你们手中由你，假如在我们手里由我。杀便杀，发脾气对彼此都不合卫生。

　　我四十多岁了，要改变自己的气质，怕也要三十年吧，急是急不来的。

　　吃苦头也不算什么，打到发昏便不觉得痛了。

　　此时的田汉，用一首《虞美人》词，赠给杜国庠，表示了自己的敬意与鼓励：

　　艳阳洒遍阶前地，狱底生春意。故乡流水绕孤村，应有幽花数朵最销魂。由它两鬓纷如雪，此态坚如铁。四郊又是鼓瞽声，我亦懒抛心力作词人。

　　在上海“公安局”看守所里，失去了自由的杜国庠不仅没有低头，反而把牢房当成了革命的讲坛，他为狱中的难友们作了一个关于巴黎公社的报告。那天是1935年3月18日，巴黎公社六十四周年的纪念日。

　　一个月之后，杜国庠与黄文杰、朱镜我、田汉、阳翰笙一道，被押往南京，关押在国民党卫戍司令部看守所。

　　南京看守所分甲所、乙所，甲所中的一至九室，是外人不知道的秘密，是革命者从生到死的最后通道。

　　刚进来的时候，杜国庠和田汉被关在乙所，而黄文杰、朱镜我则关在甲所。

　　现代汉语词典中“甲”“乙”两个简单常见的汉字，只有在国民党的监狱中，才会有死和生的区别，有着摧残人精神和肉体的极限惩罚，能够通过考验的革命者，无不是宁折不弯的硬汉。

　　高墙电网严密包裹下的南京看守所，是插翅飞不出去的牢笼。甲所控制严密，各个囚室之間，封闭得空气都不能流通，甲所内用阿拉伯数字划分了监室的级别，从一到十一，是生命通向死亡的一级级台阶，所有到达十一室的人，与死神的距离，只是触手可及。乙所大门紧锁，但各个监室人员可以互相走动，杜国庠和田汉被关进乙所，可能与他们著名文化人的身份有关。然而，甲、乙两所，并不是隔绝的雷池，狱方可以随时调换囚犯的监所和监室，决定他们的生死。

　　由于拒绝配合，杜国庠两次被转换至甲所，依次从一室二室直至九室，他离死亡，只隔了两个监室的距离。

　　从乙所到甲所，从一室到九室，又从甲所回到乙所，最后转移到苏州反省院，杜国庠的命运，过山车一般起伏和惊险。时过境迁，没有人能够看到其中的原因和理由，后人只能用“幸运”两个字来形容这个过程。

　　相对于看守所，反省院是一个管理相对宽松一些的监狱，反省对象，可以自由阅读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陈立夫的《唯生论》等指定图书。

　　有一天，国民党两广监察使刘侯武代表潮州文教界来看望杜国庠，这个早年与杜国庠相熟的潮州老乡，规劝杜国庠写篇文章，表示悔意。杜国庠不留情面，严词拒绝：“我要是愿写东西，早在南京就出狱了。我无过可悔。我不愿意躯壳出去，而把灵魂留在这里。”

　　只有高洁的灵魂，才会拒绝苟且偷生。一个愿意将牢底坐穿的革命者，最终在西安事变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时代背景下获得了自由。在拒绝反省的情况下，刘侯武以一份病历和立法院长孙科担保的理由，让杜国庠走出了苏州反省院。

　　后来的研究者认为，在共产党的组织遭到破坏，一些被捕的共产党员背叛革命出卖同志的非常情况下，黄文杰、朱镜我、杜国庠、田汉、阳翰笙等同志终止了这一时期“被捕就叛变”的现象。在狱中，他们的表现，让人敬佩。

　　八

　　了解中国抗战史的读者，都知道郭沫若在抗战期间，担任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的职务，却少有人知道，第三厅的性质和承担的工作任务，还有杜国庠对第三厅工作的突出贡献。

　　在应郭沫若的要求加入第三厅之前，杜国庠是国民革命军第八集团军战地服务队的总务科长。那个时候，他刚刚走出牢房，获得自由。

　　杜国庠走出牢房的时候，因为参加南昌起义而被国民政府通缉的郭沫若也只身从日本归来。因为曾在北伐军中担任过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具有政治宣传方面的经验，军务部政务次长、武汉行营副主任陈诚约请郭沫若代为组织战地服务队。郭沫若同上海党组织商议之后，决定由杜国庠、钱亦石、夏衍负责筹组。

　　第一支战地服务队成立于1937年9月25日，钱亦石任队长并领授少将军衔，杜国庠随后入队协助钱亦石，军衔为上校总务科长。杜国庠没有料到的是，几个月之后，钱亦石因病逝世，他义不容辞地成了代理队长。

　　战争时期，没有人计较职务，更没有人去琢磨杜国庠职务中的这个“代”字，不久之后，杜国庠又代理了一个职务，只不过，那个代理厅长的职务更艰巨，更复杂。

　　杨应彬是战地服务队的成员，他是杜国庠临危受命的见证者。杜国庠这个名字，在十六岁的青年杨应彬心里非常陌生，但是当他知道杜国庠就是林伯修时，顿时就崇敬起来。在率领战地服务队从浦东向浙江嘉兴转移的漫长征途中，杜国庠的果敢智慧和临危不乱，深深地刻进了杨应彬的脑海里：

　　日军从杭州湾北岸的金山卫登陆，切断了我们的后路。杜老受命于危难之时，率队连夜冒着滂沱大雨经松江后撤。没想到我们于十一月五日深夜到达松江后，第二天得知队要与之联络的国民党松江专员公署人员却早已逃跑一空，日军的先头部队冲到了离松江城七里路的米市渡。杜老沉着果断，命令全队同志立即改穿便衣，徒步向佘山、青浦西撤。后来找到几条小船，便进入淀山湖，沿南运河向杭州前进。这时，队与司令部已失去联系，敌情我情全不了解，四十多名文化兵没有一条枪护送，完全靠判断和一幅学生用的地图来指导行动。登陆后的日军主力分成三路向苏州、吴兴、杭州进攻，我们则穿插在敌军之间，由东北向西南行进，方向恰与沿沪杭铁路进犯的敌军平行。沿途惊涛骇浪，险象环生。杜老沉着干练，判断准确，决策果断，终于突出重围，于十一月中旬到达杭州。

　　三个月之后，战地服务队调回武汉，杜国庠则转到了郭沫若领导的第三厅工作。杜国庠以对外宣传处第一科科长的身份，参与武汉文艺界的抗日活动，除了郭沫若之外，杜国庠还在这里见到了阳翰笙、傅抱石、胡愈之、田汉、范寿康、洪深、郑用之、冯乃超、冼星海等老朋友和文艺界知名人士。

　　在从武汉向湖南衡山撤退的艰难时候，厅长郭沫若将这支二千多人的队伍交给了杜国庠带领，刚刚卸去“代理队长”职务的杜国庠，又戴上了一顶“代理厅长”的帽子。

　　战争年代，每一个日子都是在鲜血和人头中度过，在日本侵略军的炮火中，中国人的生命，像纸一样轻薄。只有伤亡成千上万的战争，才能够记载在战史中，许多可歌可泣的战斗和战争行动，都淹没在扑鼻的血腥里。八十多年过去，武汉大会战期间的文艺工作者大转移的壮举，已经被漫长的岁月风干，所幸，曾经的对外宣传处第一科干部石啸冲，用真实的文字，回忆起那段终生难忘的烽火岁月，回忆起杜国庠在兵荒马乱中，把赤手空拳的“文艺兵”队伍从武汉顺利带到衡山的不平凡经历：

　　武汉终于不保。这年十月，政治部各厅“奉命”撤退，在衡阳集中。杜老率领第三厅工作人员来到衡阳，同郭厅长“会师”，他的“代理厅长”职务至此获得解脱，好像如释重负。老科长不是那种“登车揽辔，澄清天下”的人物，历来是恬淡自甘，不追求名利，走着艰难的革命道路，默默的奉献，认为这就是他的本分，始终不脱书生本色。

　　战争年代，那些跟随“代理队长”“代理厅长”长途跋涉，克服艰难险阻成功转移的同事和战友，将“沉着干练”“判断准确，决策果断”“恬淡自甘，不追求名利”“严于律己，一丝不苟”等褒扬送给了杜国庠，成为一个学者和革命者最好的勋章。

　　到达重庆之后，蒋介石亲自召见郭沫若、杜国庠、冯乃超、田汉等第三厅负责人，成立文化工作委员会，杜国庠的名字，列在十名专任委员之内。取代第三厅之后，文化工作委员会的职责便由政治宣传变成了学术文化研究。国民党的本意是限制进步知识分子的革命行动，却无意中为杜国庠他们提供了学术研究的机会。郭沫若回忆说：“实际上国民党是把算盘打错了。它以为这样就限死了我们，其实倒更便宜了我们。我们倒利用了这个组织，老老实实地做了不少的研究和写作功夫……再就杜老来说，他也踏踏实实地利用了这个时期来进行研究。他的墨家逻辑的研究、名家公孙龙子的研究，据我所知道的，都是完成于这个时期。诗中的‘墨名绝学劳针指，便指的是这一段工作了。当然，在这之外，杜老也还做出了好些文笔上的成绩，像批判胡适和批判前期冯友兰的工作是有价值的。”

　　杜国庠的婚姻，是遵从母命的结果，是那个时代的传统和逻辑。他同陈御仙的结发，平淡无奇，被许多人忽略，即使在《墨者·学者·革命者：杜国庠》一书的大事年表中，都没有杜国庠洞房花烛的记载。杜国庠与妻子陈御仙的情感和婚姻家庭，只有一段话让读者隐隐看到一些蛛丝马迹：“由于杜国庠多年留学在外，归国后又不停地走南闯北，两人基本上是聚少离多。杜母的照顾义务，也全部由陈御仙一人承担。这一点让杜国庠的内心一直抱有歉疚之情。也许正因为如此，杜国庠与大多数新派知识分子不同，选择了对旧式婚姻的持守、对结发妻子的不离不弃。”

　　洞房花烛之后，隔着漫长的时光和千里路途，陈御仙的行踪终于在重庆出现了。杜国庠入狱之后，夫妻俩没见过面，陈御仙的万里寻夫，经历了从澄海到香港、越南、昆明的艰难困苦。一个书斋里的写作者，无法想象一个弱女子，冒着战火，在异国他乡奔波跋涉的苦难，她瘦弱的身体，要有多大的毅力、多大的思念，才能找到丈夫，找到爱情？杜国庠和陈御仙在重庆的重逢，超越了所有的日常生活，比洞房里的花烛和大红喜字，更值得两颗心灵记忆。

　　郭沫若是杜国庠夫妻重逢的现场见证人，他用文人的方式，作了一首《蝶恋花》，记录了一个革命者的人间烟火：

　　万里关河烽燧绕，胡骑隆流，胜利前途好。几见熏风摇碧草，南来宾雁知多少？石化珊瑚成绿岛，海底潜龙，海上神鹰跃。鹊架新桥多一道，三塘古木逢人笑。

　　九

　　“墨者杜老”，是郭沫若对杜国庠的命名，也是他善意的戏称。在这个戏称的背后，郭沫若的意思与之背道而驰。“杜老是杜守素兄……他是墨学研究的专家，而且是相当崇拜墨子的人。只有在这一点上我和他的意见不十分一致。他的生活很艰苦，我们有时戏称他为墨者杜老。”

　　郭沫若的这段话出自他的《十批判书》。这部由重庆群益出版社初版于1945年的著作，收录了《孔墨的批判》《儒家八派的批判》《庄子的批判》《荀子的批判》《名辩思潮的批判》《韩非子的批判》《前期法家的批判》等十篇论文和两篇后记。

　　郭沫若用了“崇拜”这个程度和情感色彩很浓的词，形容杜国庠对墨子的态度。而墨子的主张和行为，确实也深深地影响了杜国庠的精神生活，从学术的观点和态度来说，此时的郭沫若，无疑是杜国庠的知音。郭沫若的评价，可以从杜国庠的著作《先秦诸子思想概要》中，找到充分的证据：

　　“他出身卑贱，本身是不是奴隶虽然没有可靠的证据，但至少是常和下层社会打交道的，因此他学会了一些手艺。”

　　“他是一位刻苦耐劳，说到就要做到的思想家，当他发见了儒家的礼，繁文缛节，不是一般民众所可行，厚葬久丧，也不适合于当时的急务的时候，他要毅然离开儒家而另创一种学派。”

　　“他要后世墨者，都布衣粗食，自动刻苦去替老百姓做事，并说，不这样做，便不配称为墨者。”

　　“他明白地指出诸侯的相攻国，被攻者或战败而覆国，固然吃了大亏，但攻人者劳师动众，往往得不偿失，也未曾合算;而受害最大的总是老百姓。说来都很具体，都是处处从老百姓的利益着眼的。”

　　上述引文中的第三人称“他”，所指都是春秋战国时代的思想家、政治家墨翟。杜国庠对墨子的评价，几近他心目中共产党员的标准。他笔下那些“出身卑贱”“刻苦耐劳”“说到做到”“布衣粗食”“刻苦去替老百姓做事”“处處从老百姓的利益着眼”的形容和判断，是今人与古人的心灵相通，是一个共产党员臧否人物的标准，同时也是他对自己的实践要求。

　　在杜国庠的同志和熟悉的人的心目中，杜国庠是一个将自己的政治身份和他的墨学研究相统一的学者。“那些与杜国庠曾经相处过的人，都有一个强烈的印象，说是杜国庠为人热情，从不计较个人得失，而且自奉极薄，与整天忙于替天下兴利除弊的墨子还有几分相似。称之为‘墨者杜老，良有以也。”

　　郭沫若的观点与杜国庠恰好相反，他用不科学，不民主，反进化，反人性，名虽兼爱而实偏爱，名虽非攻而实美攻，名虽非命而实皈命来评价墨子的思想，他认为墨子满嘴王公大人，一脑袋鬼神上帝，极端专制，极端保守。他称《墨辩》的内容只是“粗浅的常识，一部分在造字的当时已经是发现了的东西”，总免不了给人一种故意立异的感觉。

　　墨子及墨学评价，让两个志同道合的朋友站在了水火不容的对立面，唇枪舌剑，让两个人的争论充满了火药味，但是两个人都有相互容忍的雅量，这让我想起了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孔子语录。

　　杜国庠年长郭沫若三岁，到日本留学也比郭沫若早了三年。郭沫若称“老”的时间，也比杜国庠晚了许多年。从日本同学开始，两个人的友谊像松柏一样长青。杜国庠是一个言行如一的人，他始终没有因为政治风向改变自己的观点，他尊崇墨子、荀子，并将他们的学术和精神融进了自己的世界观，而他的朋友郭沫若，后来则不断迎合政治潮流，修正自己的政治立场和学术观点。

　　杜国庠和郭沫若的友谊，维持了漫长的一生，所有的历史时光，都成为他们最严格的人性考验。杜国庠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墨学世界观，一生未变，而郭沫若的言行和观点，在政治的钢丝绳上，左右平衡，惊险万状。

　　在墨子之后，杜国庠又进行了名家和荀子的专题研究，以及对新儒家的批判。《先秦诸子思想概要》一书，就是他这个时期学术研究的成果总结。在对新儒家的批判中，熊十力、冯友兰、贺麟等人的理论和学术主张，都成了杜国庠笔下的对象。杜国庠马克思主义者的身份和唯物史观，是那个时期他研究和批判的立场和出发点。

　　在一次对冯友兰、贺麟唯心主义哲学批判的读书会上，周恩来用一段高屋建瓴的总结，让大家找到了政治和学术的方向：

　　民族大敌当前，在千千万万种矛盾中间，学术理论也面临着错综复杂的矛盾。我们和冯友兰、贺麟在阶级立场上，矛盾固然是尖锐的，但毕竟不是主要矛盾。当前，学术理论上最危险的敌人，是国民党右派的妥协投降理论，我们斗争的锋芒应该对准陈立夫的《唯生论》。

　　杜国庠是1930年3月2日左联成立时的在场者，除了作家和革命者，他还有着一层党的领导者的隐秘身份，这从他随后同王学文一起筹组中国社会科学联盟（社联），有着专业的关系。杜国庠是左翼作家，但同时更是一个学者和哲学史家。《关于〈墨辩〉的若干考察》、《论〈公孙龙子〉》、《略论礼乐起源及中国礼学的发展》、《中国古代由礼到法的思想变迁一一荀子和韩非的思想关系》和《先秦诸子批判》《先秦诸子思想概要》《论“理学”的终结》《玄虚不是中国哲学的精神》《评冯友兰的新形上学》《六经注我》以及多卷本的《中国思想通史》（参与编写）等等，都是他作为一个学者的有力证明。

　　十

　　古老中国进入一个全新时代的时候，杜国庠以天安门城楼上观礼者的身份，宣告了他地下工作的结束，表明了一个革命者向建设者的转变。

　　在1949年10月1日登上天安门城楼，听毛泽东用湖南口音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9月21日，杜国庠以解放区民主人士首席代表的身份，出席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且发言，希望迅速成立中央人民政府，以实现近百年来全国人民所奋斗追求的理想和愿望。

　　杜国庠上任广东省文教厅厅长的时间是1950年1月。七十年过去，可以肯定的是，杜国庠学者的身份和他长期同文学艺术家交往的经历，是担任此职务的原因之一。而且，历史也证明了杜国庠对广东省文教厅厅长和随后担任的中共华南分局宣传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院长等多个职务的胜任。这一年，杜国庠召集各大专院校历史系教授开会，商议成立了中国史学会广州分会，陈寅恪、容庚、刘节、商承祚等教授被推举为委员。

　　除了广东省文教厅厅长、中共华南分局宣传部副部长和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院长之外，杜国庠还兼任了中国科学院广州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广东省科学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广州分会主席、中国对外文化协会广州分会主席、广东省中苏友好协会副主席等多个职务。杜国庠始终以一个学者的姿态出现在这些岗位上，所以，他的谦虚谨慎、平易近人和对知识分子的尊重就留下了许多佳话。

　　中山大学教授陈寅恪是具有国际影响的历史学家。杜国庠第一次见陈寅恪的时候，文献资料用了“拜见”这个词。杜国庠通过中山大学教务长王越，征求陈寅恪的意见。陈寅恪看过杜国庠的文章，没有像后来对待康生那样托病，闭门拒绝。陈寅恪说：“杜守素啊，这位还是读书人，那好吧。”

　　笔到此处，我突然想起陆键东先生的著作《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中的一句话：“陈寅恪印象最好的两个共产党高级干部杜国庠与陈毅，同因‘魏晋清谈的话题而给陈寅恪留下了铭记终生的回忆。”

　　杜国庠见陈寅恪，并不是单纯地礼节性拜访，而是负有一个重要任务，代表全国政协邀请陈寅恪担任全国政协的常务委员。陈寅恪以身体不好，不能去北京开会为由推辞。陈寅恪并不隐瞒自己的真实想法，又开诚布公说：“杜老，我告诉你，全国政协开会，其中很多委员都是我的熟人，但是他们的发言都是歌功颂德，都是歌德派，无聊得很，我听了马上把收音机关掉，我才不愿意听这些话呢。”

　　这段引文来自王越教务长的回忆。作为一个读者，我能够想象杜国庠面对陈寅恪时的尴尬。幸好杜国庠从陈寅恪“只有周恩来先生的《政府工作报告》还是比较实事求是的”一句话中找到了灵感，他赶紧说请陈先生當全国政协常委是周恩来总理提议的，才让陈寅恪没有了推辞的理由。

　　杜国庠对知识分子的尊重和关心是全方位的，《墨者·学者·革命者：杜国庠》一书中，记录了李稚甫先生的一段回忆：

　　杜老去访问陈老时，多次向陈老请教、讨论有关魏晋清谈与玄学的关系，以及佛教思想传入后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他们谈得很欢洽，杜老很自然地就了解到陈老的生活、健康等情况，并向陶铸同志作了反映，在可能范围内，由中大加以落实，对陈老做了许多照顾……杜老对陈老带病坚持撰述的情况是了解的，有一次曾对我说：“像陈老这样研究史学，他虽不了解马列主义，但他研究唐史，能从关陇集团的分野，与西域文化的影响，阐明当时社会经济与政治矛盾的斗争，是合乎唯物主义的。”

　　作为杜国庠的助手，李稚甫不止一次见到过杜国庠尊重知识分子，关心他们工作和生活的例子。1952年大学院系调整的时候，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朱师辙即将退休，希望到杭州安度晚年。杜国庠向叶剑英汇报，通过叶剑英、陈毅和杭州市委，终于圆了朱师辙教授在风景秀丽的西湖边安家的心愿。

　　朱师辙教授出身名门，祖父朱骏声和父亲朱孔彰，都是清代的著名学者，朱师辙参与过《清史稿》的纂修。由于去世早，今人多不知其名。我在《先秦诸子的若干研究》一书中，看到了杜国庠在附文朱师辙的长篇复信后面的按语：“解放后来广州工作，认识朱少滨（朱师辙）老先生，向他请教，先生赞同鄙见并答以长书，多所指正，在七十三高龄写这样几千言的考证，诚为难能可贵。”

　　杜国庠对知识分子的尊重，并不仅仅限于陈寅恪和朱师辙这样著名的学者。秦牧先生说过的一段话，是对杜国庠这种美德的最好诠释：

　　杜老当厅长的时候，时常有一些表现失常的知识分子，写信向他发牢骚，或破口大骂，或冷嘲热讽……杜老对这类来信不但处之泰然，还时常派出自己的汽车，把那些牢骚家接来，客气地加以招待，听他们大吹大擂，然后又适当地给以指引。有好些人在和他谈话之后。也就改变态度了。对于其中的确有些才学的，杜老也曾设法加以安置。后来，省文史馆的建立，杜老的竭力主张，是起了支持作用的。

　　杜国庠在广东省文教厅厅长及中共华南分局宣传部副部长职位上的工作情形，离当下仅仅七十年的光景，但一个人的道德、姿态和人格风度，已是恍如隔世，只是传奇一般地残留在枯黄的纸页上。学者刘小枫说：“所谓伦理，就是一个人对自己身体在世时的态度，伦理中的成文或不成文规定，就是道德模范。”

　　十一

　　相比左联运动中的战友和抗日战争中的烈士，杜国庠是一个长寿者，他从敌人的刀锋下和战场的弹雨中走到了一个新时代，走进了自己理想实现的人民共和国。

　　杜国庠病逝于1961年。至生命之火熄灭的那一刻，杜国庠依然初心未改。虽然未用墨学盖棺，但他的一生，都实践了墨家的刻苦和利人。

　　革命年代的艰苦，是条件所致，革命胜利以后，杜国庠依然不改本色，他的人生词典中，没有“享受”这个词。杜国庠一生中，从来没有过居功自傲的时候，从来没有计较过个人得失，他就是群众中的普通一员。李锦全教授评价说：“在50年代末的经济困难时期，他虽已年老多病，但国家对高干的某些物质照顾，却不肯接受，要与广大群众同甘共苦，为党分忧。后来病重住院，组织上每天给他一磅面包，半两牛油，他还多次表示过意不去。病危时领导前去探望，他只是说，今后不能为党做更多的工作，表示遗憾。士之楷模，国之桢干，杜老一生是当之无愧的。”

　　杜国庠生命的最后时光，看望他的人络绎不绝。著名散文家秦牧多次去看望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记得他胃癌住院的时候，我只看了他几次，初时他还亲切地握着我的手谈话，最后一次，他已经处于弥留状态，全然失去知觉，一个护士坐在床沿为他输氧，他呼吸很重，但已经不能睁开眼睛了。当时我仍在他榻旁坐了好一会儿，想到早晚就会永远见不到他了，心头有一种痛失导师的凄怆之感，那默坐一刻钟的情景，竟成了我终生难忘的记忆。记得杜老逝世后，在举行追悼会时，广州东川路的殡仪馆前，车水马龙，路途为之阻塞，前来吊唁的人空前众多，好些曾被杜老严格批评过的人物，也都赶着前来，泪流满面地参加追悼会。他的人格力量感人之深，仅从这一点也可以想见。

　　远在北京的郭沫若，赋诗两首，追念这位一生的挚友和同志。四年之后，郭沫若专程来到广东澄海，在杜国庠的墓前凭吊，留下了“结交五十年，相期马列徒。厚墨君虽异，薄儒我不殊。君德乃吾师，自愧殊不如”的诗句。

　　杜国庠逝世之后，他的妻子和儿子回到了家乡澄海居住。三年之后，陈御仙辞世，他们的独生子，一直在家乡的学校教书。富贵显达，从来都不属于这个家庭。陈御仙和儿子回到家乡，自食其力，我想，一定是杜国庠的遗嘱。

　　我到澄海的时候，并不知道那里有杜国庠的墓园，我错过了向一个墨者、學者和革命者鞠躬致敬的机会。

　　责编：梁红

　　作品 2021年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