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盛可以，2002年开始文学创作，到现在我写下这篇评论的2020年，期间已有十八年。十八年，这对于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历史而言，它不会是一个值得详细记述的时间段。但是，这十八年，对于21世纪以来的中国社会而言，它已经够漫长了。我们习惯了各行各业的“五年计划”，也无比真切地感受到了“五年跨越、十年巨变”的规模化历史变迁。如此来看，十八年对于一个当代作家来说，似乎也可以是一个值得切分成若干阶段来论述的文学成长过程，比如根据作家的代表性作品出版年份，划分成起步、成熟和突变等多个阶段，这也是很多作家论的论述方式。可我们也知道，对于文学而言，不管是论述一个作家，还是梳理一段文学史，参照“历史进步论”的阶段划分总是难尽人意。我们可以不去辨析历史变化是否意味着“发展”，仅对于文学、对于作家而言，时间的积累绝对不是一个决定文学品质的关键因素，起码不是唯一的。很多作家年青时初一出手的作品就足够优秀，成为作家本人都难以超越的经典之作。很多历史阶段内的文学成就也是如此，文学意义上的“黄金时代”有很多，但并不意味着后来的就超越了以往的。赘述这一文学常识的意思是，我们对盛可以这十八年小说创作的理解与评论，未必要以时间为坐标，尽管盛可以这十八年的创作在语言、题材、思想等各个方面都有很多新变化、很大拓展，尽管这十八年来整个世界连同我们的生活现实都发生了太多变化。
“变化”，是的，过去的十八年里，我们经历了很多很多的“变化”。但是，这种“变化”和“发展”，并不是我们谈论前现代或者近现代历史时所指向的那些翻天覆地式的、革命性的巨变。以往探讨历史发展社会变迁时，往往指向宗教改革、工业革命或者世界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整个世界、包括中国社会的“变化”，更为突出的其实是日常生活的变革，是围绕在我们身边的一切大大小小的事物都已进入了一个变动不居的阶段，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快速更新時代。比如与我们每个个体紧密相关的交通工具、城市高楼大厦，以及各种已然成为我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电子设备、网络数据和医疗环境，等等，都已然更新换代了无数个回合。如很多文化学者曾经感慨的，这个时代的“新变”不再局限于某种颠覆性的创造，不再区隔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简而言之，当代世界的“变化”，更多的时候其实是“生活大变革”，它并不是一些类似于哥白尼“太阳中心说”和牛顿万有引力定律式的、意味着世界真相或者宇宙本质的“发现”和“革新”。对真相、本质的重新把握，可以影响甚至颠覆人们的世界观和生命观，改变人的信仰和希望，但如果“变化”只是物质技术层面的、日常生活意义上的“新变”，我们还能从哪些角度来透视这个时代的精神内容和信仰趋向？
既然当前世界所谓的创新不再意味着本质的、真相意义上的变革，而是日常生活意义上的物质现实改造，那么，我们对于盛可以小说的理解，或许可以不以时间为坐标，可以把她每一部作品之间的风格差异搁置起来，而将其十八年内的主要小说作为一个整体，以其所表现的生活现实和生命故事作为入口，来思考一个作家相对于当前这个世界而言意味着什么。作家与世界的关系，这是一个宏大的问题。对当代世界的理解，每个作家都有不同视角、不同风格、不同层次的把握。盛可以是如何把握以及怎么理解的？如果我们熟悉盛可以作品的话，可能都会意识到一个很重要的品质：盛可以的写作风格一直在变，但她关注的问题其实有着很明确的一致性。从最初的长篇《北妹》到最近的长篇《息壤》《女佣手记》，从最早的短篇《成人之美》到最新的短篇《你什么时候原谅你的父亲》，盛可以讲述的故事一直围绕着人的身体遭遇和生命感觉而来，但这些具体的故事、主题背后，则是对权力、对广义政治话语的深入思索。可以说，盛可以的写作，是以一种诗学实践的方式在表达着她关于我们身体、欲望等各类最原始的“生命感觉”在当代世界曾经遭遇什么、正处于何种状态以及未来将何去何从的执着思索。如果用一个时髦的概念来概括，这些都是身体政治、生命政治问题。
谈论身体政治、生命政治，我们必然要提及福柯。福柯曾指出18世纪开始，西方国家就进入了一个新的权力时代，也就是生命开始进入历史，人类生命、身体进入了知识和权力秩序、进入了政治技艺的治理范畴。在福柯看来，现代社会的个体远远没有得到解放，反而是陷入了更为全面、更为彻底的“被奴役状态”。当代社会，政治权力对人、对生命的“介入”其实早已是“无处不在”。在现代技术和现代话术的帮助下，很多源自政治层面的权力意志，在转化为清晰可见的意识形态之前，在我们能够意识到这是权力话语之前，它们就以或隐或显的方式施加于我们的身体，影响了我们的生命感受。福柯的生命政治研究提醒我们：“今天处在危险之中的是生命。”对此提醒，思想家阿甘本极有感触，他从中延伸出“赤裸生命”和“现代神圣人”等观念，批判当今的资本主义社会逻辑，认为现代暴力已转换成“面对赤裸生命的微观权力”。阿甘本也提醒人们：当代世界的资本统治逻辑，是以“美好生活”来捕获身体和生命本身。
盛可以小说所呈现出来的“生命政治”问题，与福柯和阿甘本理论思想中的“生命政治”有很多相通之处，但它们又有着很大的不同。盛可以以自己作为作家的敏锐触觉，一直在书写人活在现代社会必然面临的各种各样的身体压迫和生命抑制。盛可以或许有接触过福柯、阿甘本的著作，或许与“生命政治”一类观念有过思想上的呼应，但她所完成的诗学实践，并没有演绎概念、图说理论的嫌疑。盛可以所有的小说，都散发着野生的、蓬勃的生命力，她凭借自身的文学才华，以其细微的文学笔触，呈现出一系列生命故事。“生命政治”在盛可以的小说叙述里，不仅仅是现代式的、隐藏于无形之中的“无处不在”，很多时候还是一种前现代式的、粗暴直接的约束和伤害。而且，盛可以从一开始就无意间领悟到了如何由文学叙述通往“生命政治”的内在逻辑——身体的逻辑。盛可以的写作持续关注着当代人的身体，围绕身体她延伸出很多主题，比如性和欲望，包括出生、疾病、衰老和死亡，这些都是当代思想家们思考生命政治问题的重要视角。福柯、阿甘本等人的“生命政治”本质上也是身体政治，或者说由“身体”思考发展而来。自尼采以来，“身体”已逐渐摆脱“意识”的主宰，成为了推动哲学思考的关键。“身体就是权力意志”，在尼采时期这话指向的是人的原始生命力，在福柯、德勒兹等当代思想家那里则意味着“权力”，是社会化的、意识形态化的“力”。对于身体政治，汪民安、陈永国曾解释说：
如果说，尼采认为身体是一切事物的起点的话，那么，福柯同样看到了，社会，它的各种各样的实践内容和组织形式，它的各种各样的权力技术，它的各种各样的历史悲喜剧，都围绕着身体而展开角逐，都将身体作为一个焦点，都对身体进行精心的规划、设计和表现。身体成为各种权力的追逐目标，权力在试探它，挑逗它，控制它，生产它。正是在对身体作的各种各样的规划过程中，权力的秘密，社会的秘密和历史的秘密昭然若揭。
有身体，才有生命，谈论“生命哲学”时，我们可能更多地侧重于探讨内在意识和精神灵魂，而当代思想界关注“生命政治”，思考对象转移到了身体，这是对我们存在于世的肉身状况的凝视和诊察。“身体”在当代哲学中如此关键，盛可以如此热衷于“身体写作”，其小说中的“身体”有何深度？又是如何通过“身体”完成了一个中国作家的世界性生命政治思考？盛可以很多作品已翻译至海外，在西方世界的接受度和影响力超越了当代中国很多作家。如此，关于盛可以小说的思考，又何以能够局限于我们所习惯的评论路数？盛可以的小说，不缺各种文学性和社会历史层面的探讨，它亟须的是思想层面的概括，是如何接通今天整个世界都在着力钻研的话题。“生命政治”是当前世界思想界的时髦话题，2020新型冠状病毒在全世界流行，更是督促着全世界的思想家重新思考今天的生命政治。刚刚过去的4月29日、30日，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主办了一场规模浩大的线上学术讨论，其主题即是“非常状态下的生命政治反思”。“生命因沉思而厚重，因思想而光辉。”对身体、对生命的当代境遇进行思考，不管是哲学的、政治的还是文学的，都拓展着我们关于更理想生命价值、更美好身体境遇的思想认知。盛可以小说对身体政治、对生命哲学的诗学探讨，或许能拓展我们关于生命政治的理解。
二、生
《息壤》是盛可以2019年初出版的一部近作。《息壤》一开始的名字是《子宫》，看题目就知道这篇小说要探讨什么问题。这是一个关于女性生育的故事，关注的是女性身体中的“子宫”，是关注生命之“生”。没有子宫，就没有怀孕，没有生育，就没有生命。一切都是从子宫开始，这“一切”，不仅仅包括女性因子宫能生育所能带来的赞美和幸福，更包括女性因子宫所能遭遇的痛苦和不幸。盛可以的创作谈里对此小说作出解释说：“子宫孕育生命，对于农村女性来说，生育几乎是她们唯一的价值，子宫也是她们一生沉重的负担，然而她们一辈子也没能认识自己的身体，没能意识到自我与禁锢。城市女性虽可免于挨刀，但截然不同的境遇同样严峻，像《息壤》中初家四女儿初雪的故事，恐怕并不罕见。”这一解释已然直接地赋予了小说的“生命政治”思考——女性身体只有生育这唯一的价值吗？女性为何一辈子也不能够认识自己的身体？包括女性的自我和禁锢，这些都是直接的生命权利发问。盛可以另一段解释表达得更为直接：
我始终关注女性境遇。我的视野中，农村女性是最脆弱的群体。她们缺乏获得知识的途径和机会，对个人应有的权利甚为模糊，自我意识也是模糊的，她们承担劳作、生育的义务，日复一日的枯燥的生活，有时还要承受家暴和各种不公平待遇，习俗语言对于她们是贬抑的、刻薄的，似乎她们是乡村耐用消费品的一种。几十年的社会变革，女性参与生产劳动的机会增加，但获得经济增长的福利和其他权利相对较少。
这里面的很多词汇，如“脆弱群体”、“个人权利”、“生育义务”、“承受家暴”、“不公待遇”、“习俗语言”、“生产劳动”等等，都直接地传达着作者的叙事目的。这些字眼所暗示的小说内涵，是一种最为直接、最为显白的现实关切：为女性、尤其是农村女性的不公待遇而写。女性从事劳动、承担生育的义务，却还要承受家暴和来自社会各个层面的、各种类型的羞辱和贬抑。这些都是很直接的、进入小说轻松就能感受到的思想锋芒。比如打开小说扑面而来的就是小女孩看着阉鸡师傅“阉鸡”的画面，小女孩问了几个问题：“为什么要阉？”“要是鸡自己不情愿呢？”看着这些话，熟悉盛可以小说风格的读者或许都会去揣测后面的故事会怎么发展：鸡被阉与小女孩的未来命运有什么关系？读完小說再回想起这一画面时，可能不再追究其中是否有某种直接的关联，但小说所讲述的女性子宫问题，她们都要承受的“结扎”手术，难道不是一种“阉割”？这种“阉割”是特殊时代的生育管理需求，实施这种“阉割”的人并不会在意这些女性愿意还是不愿意。这种直接的身体阉割，从个体遭遇、人性关怀角度来讲，它是以侵犯甚至伤害女性身体来完成的人口治理。
在《息壤》里，盛可以用了多个女性角色的“子宫”遭遇来思考女性生育问题。女孩们的母亲吴爱香，在生完六个女儿最终得了儿子之后去上了环。盛可以叙述的吴爱香上环遭遇很有深意：“她平生只有三次到过这里，一次是为了上环，另两次是为了取环。她是个非常健康的女人，像所有等候过道中生命旺盛的妇女，散发滚热的生育能量。一粒粒弹性有劲道的潮州牛肉丸滚聚医院，等着金属器具将身体撑开，放进钢圈，宣告旅社拒绝房客，餐馆提前打烊。”一个健康的女人，一生只去了三次医院，三次都因为“环”。这些生命旺盛的女性，散发着生育能量的健康身体，都需要放入一个冷冰冰的金属器具，钢圈长期滞留在她们身体内部，成为她们身体的一部分。其中很多人可能因为这个钢圈而发病，包括生理上的和心理上的病。吴爱香就始终觉得体内的钢圈与丈夫的死亡有着某种神秘的关联，她一直将它视作不详之物。“此后慢慢细长的日子里，她从心理不适发展到身体患病，这个沉重的钢圈超过地球引力拽她往下。”这种疼痛，在她女儿初玉的眼中更是骇人：“比如母亲，她一直忍受着钢圈在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折磨，老是腰酸背软，下腹胀痛，干重活时疼痛更加明显，她不得不付出更多的精力对付体内的冰冷异物。她疲惫地坐在椅子里，仔细品味钢圈带来的各种不适，样子可怜。”小说中的这些表述，以活生生的生命痛感展示了20世纪人口治理背景下、女性身体因为结扎必须承受的疼痛。结扎、钢圈给吴爱香等妇女带去的，远不是一次性的、一个小小的手术问题，更是一种穿透女性身体和精神的被侵入和被伤害。对于一些身体和心理极为敏感的女性而言，这“环”就是一颗慢性毒瘤，种下去就是在慢慢吞噬她们的生命。
更有意思的是，这种“钢圈”治理还与地方上的传统贞操观念达成了合谋。吴爱香守寡后，她时常想着去医院把“节育环”取掉，也算是减轻疼痛。但这一想法被代表着传统道德权威的小脚奶奶所否定：“一个寡妇去医院摘环，这会逗别个说闲话的。”“那东西就让它放着，不碍么子事。”对女性身体的现代治理与乡土世界的妇女贞操观念，在“寡妇取环”这个事件里，相互之间得到了支持。这个小小的情节，是否暗示了现代文化中的某种可悲逻辑？现代社会对女性的身体管理，借着科学和宣传，最终可以转化成家庭成员之间的、女性群体内部的一种社会性伦理监管。生育管理、身体治理方面的制度被我们接受之后，我们是否还能认可和允许其他人的身体脱离这个治理疆域？被现代医学和媒体话语所推崇的一些身体规范，或许已经与传统的某些伦理道德融汇于无形中了，又或者已经成了新的“文明规矩”。这时候，社会治理已从上到下的直接管控转变为自下而上的、或者人们内部的一种自我认同和相互约束。吴爱香所遭遇的就是这样一种情况，妇女生完孩子后需要结扎、完成育儿任务后性方面需要维持贞洁，这两种观念融汇成了一种束缚女性身体的道德规范，即便是守寡后也需要继续用“环”来维持声誉。这种情况或许比较极端，却也无比真实。我们也可以延伸到今天的生育观念，几十年的“晚婚、晚育、少生”宣传，已经改变了很多人的生育理念，年轻人对于生儿育女的热情已远弱于他们的父辈。如今，想扭转这一代人的生育观念，让他们早育、多生，其难度系数也是很大的。
吴爱香与钢圈的关系是一種直接的“钢圈治理”，她体内的“环”是慢慢地折磨她，而她儿媳赖美丽却没她这么“幸运”。小说中的赖美丽因为害怕被妇女主任们拉去医院再次堕胎，大雪天逃往山林，却倒在了离家几百米远的地方，被雪淹没、冻死了。来宝和赖美丽，这一对夫妻都是智障，他们生完第一胎后，没能掌握避孕的技巧，赖美丽怀孕大了肚子后，被要求去引产。“作为一贯遵纪守法的好人，初家选了一个天上浮着白云的好天气带赖美丽去医院做引产。”引产后赖美丽“像条狗一样到处寻找她的儿子”，她一直说：“医院里有坏人 ?有个穿白衣服的人 ?用一根筷子那么长的针扎进我的肚子 ?痛死人 ?我再也不去医院了 ?他们还把我儿子藏起来了。”智障人物形象说出的话，可以看成是一个毫无社会经验、不曾被社会规范所影响的、最本能的声音表达。盛可以选择这样一个独特的人物形象，并且让她迅速牺牲，于一种惨烈的叙述中突出了女性天性被现代生命治理术所压制所扼杀的残酷性。赖美丽这个人物形象，在当代文学中可以找到很多，像莫言获得茅盾文学奖作品《蛙》中，就有很多被地方上粗暴化计划生育管理所伤害的女性，典型的如王仁美。但盛可以和莫言笔下的这类形象，她们遭遇相近，都携带着反思和批判的力量，但在文本中所充当的角色价值却不太相同。《蛙》里王仁美的死，配合的是姑姑这个形象，让姑姑的手沾满血，也让姑姑退休后走向赎罪之路;《息壤》里赖美丽的死，完成的是一种生命政治的反思。人最本能的生育欲望，在现代社会需要接受医学和政治的约束。这种“约束”已经被现代人普遍接受，成了一种生育常识，唯有当它和智障的人物形象相遇时，这种“常识”才显露出它本来的面目。
赖美丽的遭遇是残酷的，吴爱香其他女儿则以更多样的方式延续了这种身体痛苦和生命管制。大女儿初云，生育后结扎手术带来疾病和刀疤;二女儿初月，结扎后如死人一般被板车拉回娘家。盛可以借初玉的回忆描述了初云的惨状：“初云直挺挺地躺在床上，小腹袒露在外，上面一条发红发亮的伤疤，脸部因为发烧泛着红光，婴儿还躺在怀中吃奶。”结扎手术给初云带来伤疤、导致发烧生病，如此疼痛的身体却依旧要承担起育儿的责任。在这里，盛可以用初玉的眼睛所领悟到的，不是很多媒体叙事可能会突出的母亲、母爱的伟大，而是女性必须承受这些痛苦的不可思议。初玉当初的感慨是：“我永远不要生孩子 ?不要在我生病的时候 ?还有别的什么东西在吃我的身体。”这些情况让长大后也这么想：“我也不要结婚 ?不结婚就可以不生育 ?不生育就不用结扎 ?死也不要在身上任何地方留下刀疤。”让笔下的初玉选择这方面的感受表达，这是作家伦理态度的隐晦呈现。女性何以要承受这些疼痛？只因为女性有子宫吗？这种天生的生理性特征，能天然地决定着女性的身体和生命吗？选择“不”的初玉，是在反抗、要摆脱这种“天然”。初玉后来走出了这个村庄，通过教育改变了自己的生命轨迹，同时也完成了自身的观念转变，她坚持单身，不要孩子。初玉这种人生选择，在大城市里无人议论，但对于她出生地的家人和邻居们而言，也是一个不可理解的“毛病”。如果初玉在乡村生活，这种生命选择要被闲言碎语淹没。在小说中，盛可以借四女儿初雪的口直接发出感慨：“世界上最强大的东西，不是核武器，而是日积月累的文化。”乡村世界里关于女性存在价值的认知，是日积月累形成的一种民间传统，它只认定女性的生育功能，难以容下特立独行的女性。这种不文明、不现代的民间成见，尽管已经得不到更多方面的支持，却也无形中影响了很多乡村女性的人生命运。
初雪的“子宫”遭遇也值得一说。初雪是大学老师，是励志榜样，经常上电视，但她也没能摆脱“子宫”麻烦。她曾与已婚的夏先生相爱，并怀孕。对于这个意外的生命，初雪是想自己抚养的，但这种选择必然导致她无法继续自己的职业。当时的政策还不允许女性未婚先育，违反政策要被开除公职，而夏先生也以初雪的事业发展前景来劝她打胎。初雪最终妥协，失去了孩子。初雪很想要孩子，这份遭遇却让她失去了生育的能力。对于这种后果，在很多小说中指向的是男性的不负责任，但盛可以这里针对的是曾经的“生育制度”。“生育是以夫妻为前提，法律并不支持非婚生子，不结婚就没有生育权力。”这一生育规定如今已有所调整，但它曾经让很多女性陷入“初雪”的困境。女性不结婚能否生育？这种生育能得到社会和政治上的公平对待吗？这是一个很严肃的生命政治问题，涉及人性、习俗、法律和政治文明。盛可以用文学形象、人物命运来完成这种问题揭示和生命反思，我们也以一种感同身受的心理来接受和理解，这是从文学视角来丰富我们关于生命政治问题的理解。
《息壤》的生命政治思考，最文学化的地方可能还不是小说必然需要的文学叙述和人物形象，不是小说表现这些问题时有多么生动具体，更表现为作家让多种人物形象聚合在一起时所形成的观念冲突和人性选择。小说中的女性人物，母亲吴爱香和她的五个女儿，加上儿媳赖美丽、孙辈的初秀和阎燕等，每个女性的“子宫”遭遇都不同，当她们聚在一起讨论傻弟弟来宝的女儿初秀的“子宫”时，都情不自禁地从自己的经验出发来判决初秀子宫里孩子的命运。初秀遗传了来宝和赖美丽的“傻”，她由着自己的身体爱欲，被社会青年欺骗，十五六岁就怀上孩子。初秀挺着肚子回到村庄，因为傻感受不到旁人奇怪的目光和语气，她甚至不知道怀孕意味着什么。懵懂无知的初秀，她的怀孕成为一个家庭事件。她的五个姑姑回到家里一起商量着如何处理这个孩子，这场家庭讨论很有意思。比如见过姐姐们生育时惨状的初玉讨厌孩子拒绝生育，她就坚持建议初秀把孩子打掉。在姐姐们电话叫初玉回去讨论时，她还没见到人、还不了解更多情况时就下定结论：“她以一个医生的冷静表示，这种事情没有什么商量的余地，她既没有时间回来，也不想因为这种‘愚蠢的事情瞎折腾。她一听到生育就产生厌恶。”小说中初玉自己的话是这么说的：
她自己才多大 ?十六岁就生孩子 ?这是旧社会 ?像条野母狗一样怀孕生子 ?哪里有做母亲的尊严 ?她自己什么也不懂 ?她不懂生命 ?不懂生活 ?她根本没想过这些 ?這种事情根本用不着考虑 ?没有什么选择 ?我建议赶紧去医院 ?早一天做掉就少一分累 ?这个时候谁帮她就是害她
在初玉这里，我们看到了一种非常现代的声音。初玉是医生，她的声音代表着医生的、理智的、科学的观点，这也是今天很多人的生育观念。如果这个声音只是停留在一个知识探讨层面，不直接关涉某个具体的生命选择时，这一声音是可信、可靠的。就生育这个问题而言，我们当然希望看到女性到了适合生育的年龄再生育，也希望看到为人母亲的女性能懂生命、懂生活，能创造条件保障自己获得作为母亲的尊严。但是，这种高高在上的声音看似在理，却又是无情的、生硬的。当它面对具体的生命时，这一合乎道理、符合科学的判断很可能就成了“杀人”的工具。初秀的情况即是如此，她懵懂无知，还是个孩子，不懂生活，不懂生命，没有母亲，父亲也傻，生活条件很差劲，然而却怀孕了。在没有怀孕的时候，初秀应该接受教育，去掌握初玉说的那些道理，但她已经怀孕了。初玉姐妹们要处理的问题是初秀已然怀上的孩子，而不是她可能怀上孩子时的生育教育。在这一抉择一个尚处于子宫的生命去留的关头，初玉科学的声音就转换成了一把锋利而无情的刀子。
如果没有初雪的存在，初秀就必然选择打胎，打胎很可能就让初秀再也无法怀孕。对于后面的这些“可能性”，在医学上并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来排除掉。现代人普遍接受了现代医学，相信医学已经成为我们认知和判断生育、生命问题的基本常识。似乎医学代表着准确和真理。但其实，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治疗效果问题，更是生命政治层面的价值选择问题。英国思想家尼古拉斯·罗斯等人都曾指出，现代生物技术、医学技术比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一种“新技术”，它们是“生命技术”，关涉着生命体的方方面面，这些“新技术”应该理解为“以最优化目标为导向的混杂组合”。“医学所希望的只能是阻止反常现象，重建自然生命规范和支撑它的身体规范性。”也就是说，医学、生物技术关于生命健康、对于女性生育的建议，并不只是一种医学技术问题，更意味着一些关于何种生育更值得推崇、哪些生命更值得存续的价值判断。在这种价值观、生命观的指引下，初秀这种身体状况和生活条件均不理想的女性，必然不是被推崇的生育者。如此，初玉的声音虽然是个体的，但她其实是不自觉地参与了一种符合现代科学价值的生命政治抉择。
作为医生，小说中初玉的观念非常科学、非常现代，她的声音很可能引起很多现代女性的认同，但盛可以在小说中并没有把这一形象简单化，而是如批判那些束缚女性的陈腐习俗一样，也对这些很现代的观念给予了明确的质疑和反思。初秀最终没有堕胎，大家最后听了初雪的意见。初雪是因为堕胎而导致无法生育的“受害者”，她真正知道这个事件当中女性所能遭受的身体痛苦和可能造成的、不可挽回的生命灾难。初雪用自己的遭遇说服了初玉和其他姐妹，负责初秀的生育事情，收养了初秀的孩子。初雪是现代生命医学技术和当时生育治理政策的受害者，她的声音是作为受害者的声音，同时，这也是人性的声音、文学的声音。初玉同意初雪的时候说了一句话：“你们要是达成一致，我也不反对了，但这么做真的很不人道。”接着是初雪的反驳：“扼杀七个月大的生命存活的权利，难道是人道的吗，他是一个完完整整的婴儿，他听得见我们的争论，为什么不给他一个活着的机会。”谈及何为“人道”的时候，初雪才真正说出自己的经历：“我就是因为堕过一次胎，就被剥夺了做母亲的资格，再也怀不上孩子了。”“你们谁能理解想要孩子却不能要的痛苦 ?谁又能保证秀秀引产会遇到什么状况，如果秀秀出了什么问题，那种遗憾怎么也无法弥补。”这声音比初玉的科学的声音更令人震撼：“听了这话，一屋人如遭电击，连蛙声也停止了。”初玉也终于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向初雪道歉：“真对不起 ?我之前态度过于偏激。”或许，何种声音更为“人道”还是无法给出明确的结论，但受难者发自心底的、意味着最深挚情感的、灵魂深处的声音告诉这些姐妹，当然也告诉作为读者的我们：要对他人的苦难抱持理解，要对生命抱持足够的尊敬。生命不是简单的道理，每个生命都有各自的生命特征，他/她是活生生的有肉身，有情感，有生命，有灵魂的“人”。
通过吴爱香、赖美丽等女性的生育遭遇，尤其借着初玉和初雪在堕胎和人道关系问题上的两种声音辩驳，盛可以给出的“生命政治”观念已经很明确了。作为作家，她不是简单地选择某种道理和观念作为立场，而是站在具体的生命一边，立于最人性的一面。为具体的生命说话，而不是为抽象的理念站台，这或许是文学作为人学的一大表现，也是作家身上最值得推崇的生命政治观。
三、性
《息壤》主要讨论的是“子宫”的权利，是“孕”和“生”的政治。生命当然不止于“生”，“生”或许是生命的起点，但子宫要有生命，就还需要有“性”，所以“性”也可以是“生”的起点。把“性”放在“生”的后面，主要是因为，今天我们讨论“性”，已不单单指向“生”。“性”也是身体的一种欲望，是生命的一种本能，自然也是生命政治的关涉对象。
“性”是盛可以很多小说的重要话题，她小说中的“性”几乎是无处不在，她关于“性”的思考是非常醒目的，在当代作家中很有代表性。而且，“性”在盛可以小说里，也都关涉着“权利”。比如在前面重点讨论的《息壤》里，关于“生”就必然涉及“性”。小说开篇不久，就是初云的未婚先孕。初云并不知道自己为何就怀孕了，这是生育知识的匮乏，同时也意味着，她于懵懂中遭遇了未婚夫的性侵犯，如果没有随后的结婚，她就是因为无知而被强奸了。这一问题也出现在盛可以另一部长篇小说《时间少女》里，小说主角西西的第一次也是因为无知而被夺走，随后更因为无知而被欺骗去堕胎，并且导致她一生都不能再生育。这些女性为何无知？为何她们不能像男性一样接受教育？又为何她们的家人不愿传授相关知识？这些当然都指向了传统观念中的性别歧视问题，包括文化中对性知识的禁忌。传统家长一方面对性知识讳莫如深，另一方面又将女性因性无知而出现的结果施予羞辱和歧视。初云怀孕被母亲发现之后，母亲“坐在椅子上低声咒骂”，随后初云才知道自己干了“不要脸”的坏事，而且她所意识到的问题依然是自己作为女性的错：“她同时明白母亲所谓的‘上了身指的是阎真清爬上了她的身体——她将男女之间夜里恩爱的事情称为男性单方面的‘上了身，好像因为女人玩忽职守让男人偷偷爬上了某座山头偷去了果实。”观念上的自我归咎又是为何？这也是男权文化主导了传统性爱和生育观念的一大表现。这种文化不给女性获取相关知识的途径，同时又要求女性守住贞洁。没能守住贞洁的女性，不仅要遭受他人的羞辱和非议，同样也经受着自我层面的羞愧和谴责。长期延续下来的男权文化，对于今天的很多农村女性而言，依然是从一开始就渗透、甚至主导着她们关于性和生育的认知。
将“性”直接与身体利用和权利控制挂钩的，要属《北妹》最为刺目。《北妹》是盛可以第一部长篇小说，它于2004年一出现就备受瞩目。小说一上来就是描写钱小红的身体，一切都是良家妇女的模样，只是胸太大，这成了她“唯一的遗憾”：“遗憾的是，钱小红的胸部太大，即便不是钱小红的本意，也被毫无余地地划出了良民圈子，于寡妇的门前一样多事。”身体、胸在这个文化中是有它的“规范”的，没有是一种病，太大了就是一种罪过，不管这是天然生长出来的还是后天激素塑造的。乡村世界的性观念，维持着一百年前的虚伪和邪恶：“么子体统哦，丢死人了。村民们与下体暗地里同时勃胀的自卑，找到了群体发泄的阴道。”钱小红生长于这个村庄，村庄里的文化容不下她那与其他人很不一致的、特立独行的胸。她的胸是“问题”，她声音嗲也是问题。人们根据她的身体特征来想象她的行为放荡，甚至造谣非议她的私生活，用邪恶的言论来“强奸”她。钱小红很小时就被姐夫欺骗，事发后姐姐、包括村里人只会怪罪、作践钱小红。因为身体，钱小红在自己的家乡，天然地成了一个淫荡的罪人。她必须离开才能存活。然而她又能到那里去？挺着硕大的胸，她走到哪里，哪里就成为“身体的利欲场”。
钱小红离开乡村，去县城招待所做服务员：“服务员中，钱小红的胸仍是最突出的。她的屁股也翘起来了，走路时近乎疯狂地扭动，像条快乐的母狗。钱小红的屁股一扭动就发出某种信息，男人看到就想干她。常有客房打电话来服务台，和钱小红聊天。钱小红殷勤地陪人聊，不时咯咯咯地笑，像有人挠她的胳肢窝。”这样的描述，通过女性作家写下来，有着奇特的反讽特征。如果参考凯特·米利特的《性政治》理论，这段描述就充斥着“性别政治”意义上的深层次批判。“翘起的屁股”“快乐的母狗”，这些都是性驾驭意义上的目光打量和想象，意味着观察者对被观察对象的欲望化、奴役化。无处不在的男性目光，或者说欲望化目光，把钱小红这种身体性特征突出的人变成了物。在这里，钱小红的存在就是一个“淫物”，她引起人遐想、诱导男性。这就像今天很多男性女性依然把强奸的责任、性骚扰的责任往女性身上追究一般，女性穿得太少、太露，长得太魅、太性感，这些才是导致男性犯罪、犯错的根源。这种观念背后的心理机制，就是长期以来的男女性别权利结构特征。男性支配女性，女性所遭受的屈辱也是男性话语来阐释。在米利特的《性政治》里有一段话对此类现象解释得很到位：
在男权制中，与性有关的许多罪大多归咎于女性。从文化角度而言，不论是在什么样的情有可原的具体情况下，凡事涉及男女私通，女性总是被视作该受惩罚或该负主要责任的一方。把女性物化的倾向往往将她当作一个性对象，而不是当作一个人，当女人处于奴隶地位、被剥夺了人权的时候尤其如此。即便是在这种情况稍有改进的地方，日积月累的宗教和习俗影响仍然非常强大，产生了巨大的心理后果。由于对处女贞洁的崇拜，由于双重标准和反对堕胎的法律，以及许多地方的妇女不具备物质和心理上的避孕条件，女人至今仍未获得性自由和控制自己身体的权力。
米利特的《性政治》出版于1970年，她谈及的具体问题在过去的几十年时间里得到了一些改善，但我们今天读来依旧能有很多感触，因为其谈到的问题并没有从根源上得到解决。几百年来日积月累的文化习俗，依然主宰着今天很多人的性别思维和性欲观念。钱小红可以逃离生养她、作践她的家乡——那个村落，但她无法逃离这种文化习俗，无法逃离世俗世界的“目光”。因为自己性特征醒目的身体，钱小红注定要为其所累。
钱小红在家乡所遭遇的是一种传统意义上的性文化伤害，离开家乡，她所投身其中的，却是另外一种性质的“性政治”场域。后者更为复杂，不仅仅是人性的卑琐，更夹杂了现代社会的钱、权和欲。钱小红在县城招待所的时候，无意中和一个北方旅客完成了一次性与钱的交易。随后，她们外出打工，首先遭遇的是性与权的交易。钱小红和李思江跟着李麻子到外地打工，那时候需要暂住证，她们办证要找代表着“权力”的村长，村长直接给出的条件是：“我只给处女办。”赤裸裸的性勒索，她们没有办法，最后是李思江牺牲了自己换得了“暂住证”，暂时保住了安全。对于这一遭遇，小说中这样写李思江和钱小红的感触：“小红，我看到今天街上抓走很多人。处女膜是什么东西？我不觉得失去了什么啊，明天起我们就自由了。”“处女膜跟自由这个词连在一起，钱小红找不出必然的联系，隐约觉得是一种悖论，而事实结果又明摆着，处女膜除了跟爱情没关系，与所有的事情有染。”李思江用处女膜与“权力”完成了一次交易，“性”在这里开始转换成了权力关系中的一种“工具”。此后，钱小红不断地遭遇这种性质的“交易”，尽管她在这些交易中掌握着主动权。她和酒店潘经理、警察廖正虎、地方黑社会人物陈志颖，包括警察朱大常等人的“性”，虽不是直接的交易，也不是被男性強迫的行为，但都给钱小红带来了各方面的方便，或换得了更理想的工作、或获得了更可靠的安全保障……在小说中，钱小红逐渐掌握了“性”的主动权，她也在这个过程中领悟了“性”的本质面目：
情欲不是肮脏的，交易才是可耻的。饿了要吃饭，困了要睡觉，这多么正常啊。吃饭，吃山珍海味的宴席，一如皇帝后宫佳丽三千;上酒楼比较奢侈地挥霍，好比富贾官员，时时纵欲;叫几个小炒也能舒舒服服地吃好喝好，这是一般工薪层的性爱，合理合法合乎自己的经济条件。一个馒头、一碗面条式的快餐，这便是最底层人的性生活——打发一次算一次。当然还有连馒头面条也弄不到的，并不能像有身份的人那样，酒足饭饱之余把偷情当作乐趣与刺激——下等人的偷，仍是停留在温饱与基本需求上。
钱小红的“性”属于哪个层次的？或许在她自己看来，她已经超越了最底层的、温饱与基本需求上的性，但就整部小说而言，结合着她最后的命运而言，她其实还停留在基本需求层面，她只不过是运用了一种阿Q心理，自我欺骗着好多年而已。因为一旦她不接受“权力”的交易需求，她就可以跌入深渊，如小说中雷一刚院长“召唤”她失败后，她就失去了这一份相对理想的工作;甚至当她把这种“为欲望服务”“女性也可以满足自己的身体”“女性不吃亏”的性道理讲述男性听的时候，如可能爱上了钱小红的廖正虎听到这番言论后，廖正虎觉得女人这样想世界要乱套，但同时也默默地庆幸：“心想其实跟钱小红这样的女孩子搞，省了不少麻烦。他确实不太可能娶这个流浪的打工妹，要工作没工作，要户口没户口，要文凭没文凭。”还如钱小红与顶头上司夏及峰的关系，她自以为引诱、搞定了的领导，其实内心里对她是厌恶、鄙视，一有机会就把她扔弃了。包括钱小红和大脚的关系，她自己也搞不清楚为什么那么轻易就和他发生了关系：“像个妓女一样随便，可是又不像妓女需要钱一样不需要钱。钱小红极力想阐明一个道理，又觉得是白搭，因为大脚咂巴着嘴想骂她，但钱小红自己都说了自己像妓女一样，他也就找不到合适的词了。”钱小红自认“婊子”的选择，与阿Q自认自己才是“畜生”“虫豸”的行为有何本质区别？这其中表层的“自觉”和“被迫”差异，掩饰不了根源层面钱小红和阿Q的社会最底层人物身份。钱小红自认为的性需求，也摆脱不了男性一方发泄欲望式的利用，而且是免费的、毫无风险的利用，她终究还是一个“欲望对象”。小说最后，钱小红的乳房病变增大，成为一对沉重的“肉”，也即意味着性特征成了钱小红生命中不可摆脱的累赘、负担。她将如何生存下去？只要有这对乳房，她就逃离不了自己作为女性的命运。“性”可以成就钱小红，更可以拖垮她。决定“性”是什么的，不在于作为女性的钱小红身上，而在于那些能支配“性”的、依然掌握着资本和权力的男性身上。
《北妹》最后一句话是：“她咬着牙，低着头，拖着两袋沙泥一样的乳房，爬出了脚的包围圈，爬下了天桥，爬进了拥挤的街道。”走出以前的男性圈，进行拥挤的街道，钱小红能重新开始吗？估计大多数读者的感受并不乐观。要知道，她爬往的拥挤街道，就是最为物质的、最为资本化的商业的、消费的街道。女性的身体进入当代商业社会，并没有改变什么，反而是更深层次地成为了“商品”。钱小红先前体验的只是最初始阶段的资本和权力环境，她可以看到赤裸裸的性交易和性剥削，也能够简单地在自我内心完成一种阿Q式的自我沉醉。但她进入的、象征着未来的消费领地，也并不是一个可以摆脱肉身、能够超越欲望的社会空间。实际上，今天整个世界愈来愈物质化、欲望化、资本化的经济机制，借着高科技可以于无形中把女性非人化、商品化。在小说里，钱小红剖析她家乡的文化时，说村里人只看重两样东西：一是钱，二是性交。其实，“钱”和“性”不仅仅是村里人活着的基石，也是城里人、现代人活着的两大基石。甚至，城里人对钱的欲望和对性的欲望在现代资本和科技的作用下，已放大了无数倍。如今，女性虽然获得了多方面的解放，但不自觉间她们的身体也转换成了这个世界最光鲜亮丽最妩媚多姿的“商品”。欲望消费时代，无情的资本逻辑把女性推向了闪光的舞台，她们成为美丽的代名词的同时，在欲拒还迎中也成为了消费体系中的一类欲望化对象。
当然，如今这个消费时代，女性身体层面清晰性感的性特征已不再成为羞耻，而是一种身体资本，是很多现代女性梦寐以求的、生活中愿意主动展示的身体特征。倪为国为中文版《身体的历史》作的“代序”一文中，曾概括说：“环顾今日之世界的每个角角落落，身体是我们这个世界的基本图景，这个图景的主题就是消费，消费的实质就是身体的消费：理发、美容、护肤、减肥、健身、美食、时装、影院、足疗，乃至医院、妓院。从头到脚，从吃到拉，从绿色环保到食品安全无不关乎身体的需求或欲望。现代女性主义的兴起，本质上，是由男性对女性‘身体的过度消费转化为女性对自己身体的自觉消费。”倪为国这里面的消费，包括了欲望，或许也含括了“性”层面的消费满足。在“性”层面，女性所谓的自己对自己身体的自觉消费/享受是否可能？这种“自觉”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或者问：这会是一种怎样的状况？这也是盛可以很多小说都触及到的问题，比如《沉重的肉身》。
《沉重的肉身》是一篇以女性叙事者来品咂男性生殖器的小说，它的核心自然是“性”。小说从“我”的小时候开始讲起，“我”小时候对老家农村那些有“卵”（屌）男孩子的印象是：“小男孩因为有‘屌，显得骄傲与自豪。”农村世界很多意味着强势、主动的语言都与男性生殖器有关。比如“我”骂人喜欢用“卵”，留给人很“野”的印象。“我”第一次看的是一个六岁男孩的“卵”：“他的‘卵倏忽间竟像一支钢笔一样直直的，好像在微笑，好像在叫唤我，更像是要在我的身上抒寫什么了。”第二次是看一个十六岁男孩的“卵”：“我感觉那东西在背后一直追着我。”这是“我”尚未成熟时期对“卵”的印象，但已感知到一种男性的“主动”和女性的“被动”差异。但当“我”一发育成熟、会观察男性的时候，男性“卵”的形象就变化了：“有时，它完善着他，它使他变得更可爱，更生动，更有情趣;有时，它使他变得可恶，变得丑陋，变得索然无味。”这其实是一种权力结构、主次关系的变化：“我”/女性终于可以评判和决定男性形象的好与差，包括判断“卵”的可爱与丑陋。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还能决定自己如何使用自己的身体，“我”能够根据男性的特点，选择是把玩还是品味，包括挑选自己满意的男性之“卵”。“我”看到过很多“卵”，但直到“我”二十六岁的时候，才遇到一个能让“我”产生饥渴感的男性，并且完成了一次理想的“性爱”——“由交配到做爱，终于能体验一下‘有我之境。是升华，是‘劳动产生的‘进化。我应是爱他的，爱他的它。”“我”的这种感慨，意味着“我”在这个过程中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的享受者。但随后男方因为没有看到“处女血”，热情冷却。相处两个月后，这个理想的“做爱机器”不愿承担责任，只愿意保持“做爱”的关系。这时候，“我”也能够舍弃性，喊他“滚”。“我”从这段关系里发现一个极为有趣的观点：
我一直认为“卵”是有思想的，这是一个奇怪的想法。我认为，它里面蕴藏着许多东西，它的思想，不为人解。并且，作为男人身体的一部分，“卵”更不为男人所了解。它没有任何个人权力，只能任凭男人使用，进入它喜欢或不喜欢的肉体，在来不及分辨激情和爱情中，做爱和交配。个中所得的快乐，终究被男人和女人拿走了，只剩下它可怜兮兮、乱七八糟的一团。
“卵”也有自己的思想，这对于我们思考男女之“性”可以很好的启发。在很多时候，我们讨论男女之间的爱情总是要区别于性方面的欲望，强调精神之爱;在另外一些时候，很多人谈论爱情时又直接说爱情的本质就是性方面的和谐与满足。“性”到底在爱情和婚姻中处于什么位置？如果我们赋予“卵”思想，爱情会变成什么？这个问题无法回答的话，换一种问法是：如果女性抛开男性的“卵”，爱情、婚姻还能持续吗？这不是质问女性的爱情、婚姻忠诚度问题，而是在这个先决条件下，我们能够更好地判断女性在爱与性层面有多少自觉性和独立性。《沉重的肉身》里，“我”能够舍弃这个只想享受、不想擔责任的完美“做爱机器”，这意味着“我”掌控着主动权，“我”没有被器官层面的性所奴役，也没有被区隔了“卵”的男人所控制。“我”后来从事计生工作，在一次新婚知识培训班上遇见了来领证结婚的“做爱机器”，“我”特意问了他的准妻子一些性知识，发现了问题所在：“她似乎什么都不懂，谈什么都害羞。现在想起来，或许这才是女人的可爱。也就是说，我早就不复可爱了。”掌握各种“性”知识、见过很多的“我”，在男性面前已不复可爱，也就是在男女关系中超出了男性所能接受的或者说所能控制的范畴。从知识到身体，“我”都超越了男性的掌控能力，足够独立了。但这种独立意味着什么？“我”后来逐渐失去了爱的能力，“我”沉浸于回忆，“我”只剩下欲望：“那些区别于交配的性爱，像所有已逝的东西，也化为虚无。当渴求只余本能，饥饿来自拉撒的地方，只有当我偶尔回想，我明白那曾是存在的。我会有片刻活在那虚无的快乐当中，忧郁着。是我不存在了，还是时光不存在了？我活着吧？我疼。明天，更是缥缈……我像个老人，在黄昏的长椅上，咂摸关于曾经的滋味。”如此结局，作家似乎对小说中“我”这种独立的生命甚是不满，起码让我们看到了：区隔了性的爱，是难以想象的，独立于爱的性，是虚无的。男与女、性与爱之间，需要的是和谐状态，不是一个简单的谁主导谁、谁控制谁的问题。
在《沉重的肉身》里，“我”获得了性的独立，最终摆脱了需要男性参与的爱情，当然也走向了惘然;而在另一部长篇小说《道德颂》里，小说中的核心人物旨邑却是另一个极端的性爱状态。旨邑作为水荆秋的情人，沉浸于两人的性爱生活中不可自拔。旨邑是一个很有魅力的女性，多个男性围绕着她，她也能够理智地在这些男性中安排自己：从水荆秋身上获得肉体上的满足，同谢不周交往获得精神上的慰藉。但肉体总是战胜精神，她平时想念的是远处的水荆秋，对身边的谢不周是爱理不理。旨邑自己的感触是：“也许谢不周和秦半两，他们想着她的肉体，但一直进行精神游戏;水荆秋强调要和她有精神上的深层相交，却停在肉欲中无法自拔。”小说中旨邑几乎是完全被肉身的欲望牵着走的，她人在长沙，水荆秋则远在哈尔滨。盛可以这篇小说完全是内心叙事，我们阅读小说，就是近距离地目睹着旨邑如何和一个有妇之夫爱得死去活来，她对异地情人的那种想念以及对水荆秋妻子、家庭生活的那些嫉妒，透过叙述，表达得极为细致。同时，因为异地，旨邑和水荆秋每一次的相聚都是不停歇的性爱生活，他们尝试各式各样的性爱方式。人类既疲于应对，身受其苦，也熟知其乐”。旨邑被身体的快感所奴役，无论水荆秋如何训斥她、冷淡她，她都能因为水荆秋真爱的誓言以及再次见面所获得的性满足而原谅他、理解他。旨邑把这种婚外恋关系视作真正的爱情，这种爱情不是奔婚姻而去——水荆秋一边表达着对她的思念和爱欲，一边也指责她不要幻想破坏他的正常家庭，同时还建议她去寻找自己的婚姻。旨邑相信自己和水荆秋之间那突破了世俗道德的爱欲是最纯粹的：“人类奉守一夫一妻制，感情早如西瓜破裂，苍蝇飞舞，地下延淌婚姻的血。人们掩藏西瓜的裂隙，酷日下饥渴如焚。”她沉缅于这种突破了世俗、满足了欲望、成就了真实感情的伟大爱情想象中，着迷于和水荆秋完美的性爱，可以说是完全丧失了自我。
在性爱中丧失自我的旨邑，最后因为水荆秋的罪恶化才醒悟过来。旨邑怀上双胞胎后，水荆秋不惜化身恶人，要求旨邑打胎。水荆秋不希望有另外的孩子，不愿意自己的正常家庭被打破，而对旨邑选择了恶言相向：“四十多年来还没人能牵着我的鼻子走。你想要孩子我知道，你的孩子归你，我身边的孩子谁也不许碰！我要疯了。这个恶人我当定了！”“就算十个孩子我也不换这一个。你生了我也不会认。”“我只要和我现在的儿子在一起。”“随你怎么着，即便是死，我也等着。”“我现在见到女人就恶心。”这些可怕的言语甩向远方的、怀着双胞胎的旨邑身上、心上，对旨邑的伤害可想而知。但即便如此，旨邑还是浮现了原谅他的时刻：“想到此处，她觉得自己错了，放声痛哭：‘我不恨你。你确实很难选择。你是一个好父亲。这一瞬间，她承认自己做孽。她愿意默默吞下自己制造的苦果。她愿意自己承担全部的罪过。”这种状况，几乎是一种可怕的精神控制的结果。旨邑最终还是顺了水荆秋的愿，把她挚爱的双胞胎打掉了。旨邑的理由是自己没有能力照顾这两个孩子，更深层次的原因其实是水荆秋的恶化。水荆秋恶语相向导致旨邑陷入极度的悲伤和绝望中，她是在精神崩溃、神经错乱状态下吞服那三颗打胎药丸的。吞下药丸后旨邑大喊：“不周，快救我，救我的孩子！我不想失去我的孩子！天啊，我都在干什么，我都干了些什么！我的孩子，救救我的孩子啊！”面对这一凄惨的结局，缓过来之后的旨邑开始了报复的计划。
但小说并没有以旨邑对水荆秋的报复作为结束，而是更进一步，要通过谢不周的死来帮助旨邑完成一种全面的觉醒。“人受自我的奴役，不仅受低劣的动物本能的奴役，也受美好天性的奴役，在旨邑这里，还受仇恨的奴役。”旨邑曾经为动物本能意义上的性所奴役，也为一种自我幻想中的虚幻爱情所奴役，最后还要承受仇恨的奴役，这自然不是个理想的文学结局。正当旨邑计划着去行使报复计划的时候，谢不周曾经的未婚妻史今找到她，告诉她谢不周住院了，脑癌晚期，即将离世。同时史今也表达了自己的爱情观：“我觉得爱是自由的，并非占有。”史今对谢不周曾因为旨邑的原因与自己解除婚约没有怨言，她的大度和宽怀成了旨邑照见自己的一面镜子。到医院后，谢不周也以将死之人的身份劝解她：“假使人（水荆秋）是一条不洁的河，你应该成为大海，包容一条不洁的河并不致被它污染。”并给她留下一首诗：
一个人一段黑走到这里/走到滩涂/寻找鱼的生活/和风的摇橹声/一个人是一道缝隙/一段黑也是/许多的鱼它们不在生活里/这是我失明的原因/我要让海是海/还是让海成为陆地/这是我一个人一段黑走到这里的/原因。
这首诗与旨邑曾经跟谢不周讲过的一个梦有关，旨邑从中理解到了自己的罪过：“她只是被怨恨冲昏了头脑。她视报复为此生唯一的事情。而现在，她相信，是自己使他的病情加重，她伤害了他。这个结论使她痛苦不堪。她埋头哑哭，为此忏悔。”到此处，旨邑才真正完成了觉醒。谢不周死后，旨邑摒除仇恨，告诉水荆秋孩子已堕去，并邀请他来长沙家里相聚。相见后，旨邑隐没了自己的痛苦，心平气和地骗水荆秋说关于双胞胎的事都是假的，只不过是用来试探他而已。如此大的转折，这是插入水荆秋良心深处的刀子。旨邑面对这个不知所措的男人，也终于不再激动，她“无比安详”。
综合《沉重的肉身》和《道德颂》，对比这两部小说中的女性主角“我”和旨邑，一个是超脱于性，一个是沉溺于性，这是两个极端，最终都是回歸到一片虚无。结局的虚无化当然是一种很文学的表达，它所激起的是我们作为读者的深沉思索。借着这种虚无感，我们对“性”的认知似乎提升到了一个更为宽阔的领地。很多人以女性主义理论来评价盛可以小说，得出结论也是女权主义化的。即便盛可以在很多场合表达的一些观点契合着当代女性主义人物的思想，她的很多小说也有着清晰的女性主义观念，但作为作家的盛可以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作为女权主义者的盛可以。她灌注于小说中的思想，深入挖掘的话，完全可以包含但不限于女性主义思想。比如我们以上所探讨的几篇小说中所阐释的“性”，可以认识到盛可以关于性别关系、关于女性性欲的理解，并不同于女性主义理论意义上的界定。她的小说呈现出更为宽阔的精神视阈，也有着更细微的、更深层次的思想辨认。女权主义理论中的“性政治”，是处处不在的权力博弈，往往还以偏激化、激进化来突出思想的锋芒。而作为小说、作为文学的“性政治”，盛可以给予了她笔下的生命更阔大更深沉的精神魅力，她不是简单的追随某种女性主义观念而写作，而是以文学的方式，写出这些理念之下，每个人物所承受的喜悦与悲痛。即便是在最激烈的“性”层面，盛可以给出的生命政治思考也孕育着清晰的人性光环。
四、活
关于“活”的问题虽然是每个作家、每个作品都会涉及的话题，但盛可以小说中的“活法”问题尤其突出。在前述重点分析了的《息壤》《北妹》《道德颂》《沉重的肉身》作品中，关于“生育”、对于“性”和“爱”的理解差异和生活选择，本身就是小说中人物生命活法的不同表现，也是盛可以对于当代人不同活法的思考。
在《息壤》里，初玉对大姐初云想疏通输卵管时的意见，作家在文中留下了很深的思辨空间。初云因为有了第二次婚姻的想法，私下去北京找妹妹初玉，想做手术疏通输卵管，好替未来的第二任丈夫生孩子。在几乎没有接受文化教育的初云看来，爱一个男人就是给对方生儿育女。这种观念是很传统，但初玉的反驳又是绝对正确的吗？初玉无法理解姐姐初云的想法，她直接“教育”了姐姐：
你能忍受手术刀在你身体上划一刀又一刀 ?因为你认同这些 ?你忍受不了城市的发达与文明 ?你是从心里抵触 ?你也是21世纪的女性了 ?要真是为自己活 ?就不能老是停留在发挥生育功能上 ?想一想假设复通成功 ?再生一个孩子 ?把屎把尿到孩子还没断奶你头发就白了 ?这是什么活法
“活法”在初云和初玉几姐妹那里是有着很大差异的。初云欣赏不了北京的“美”，无论是北京的传统一面还是现代化一面，都无法激起她的热情，而初玉无法理解姐姐初云的“活法”。初玉的解释是透彻的，因为每个人关于自己活法的选择，都是基于自己的生活经验而来。初云没有接受过外面的教育，作为一个传统的女性，有胆量去憧憬第二次婚姻就已经是很大的突破了。对新的婚姻生活的期待，就是她对新任丈夫的期待，而这种爱的表达，除了为他生孩子之外，她想象不了别的什么方式。而初玉因为童年时期目睹了姐姐们生育、结扎的恐怖，延伸为自己对生育的极度厌恶和憎恨，这些经历让她无法理解姐姐们为何依然热衷生育。这里面，姐姐初云也对妹妹排斥婚姻、厌恶生育的“活法”难以理解：“你条件这么好，找一个配得上你的不容易，只要你适当降低一点标准，说不定娃都有了。”初云的话引来的是两姐妹的“活法”对碰，初玉用了一大通现代生活观念和婚恋价值观来为自己的生活选择辩护，同时也劝解初云放弃继续为男人生孩子的旧思想，但换来的只是初云的一句“跟他生一个孩子，我就是这么想的”——“初玉的长篇大论对于初云，就像光明对于瞎子，声音对于聋子，艺术对于牲口。”
初云和初玉的“活法”分歧很有代表性，背后是两种价值观的争辨。何种“活法”更值得推崇，在小说中并没有给出很清晰的答案。但小说最后，一直抗拒结婚、生育的初玉，也终究没有逃离爱情和怀孕的命运。虽然这并不是初云转变态度了主动怀上的，但侥幸的性带来了意外的怀孕。“她想到他，这是她和他共同的孩子。过去她考虑这个问题时，并没有涉及具体的爱与人，爱情像墨汁慢慢泅湿宣纸，改变了纸的质地，并将白纸变成了画，生育厌恶感在褪色，就像宣纸慢慢干透呈现新的色泽。她此时还懵里懵懂，谈不上喜悦，说惊魂未定也不准确，总之有块大石头扔进了湖心，一切都在晃动。”初玉最后还是选择了把孩子生下。这种选择上的转变，不一定意味着初玉回到了传统的女性“活法”理念中，但她意识到了自己以往关于婚姻、生育的看法都是建立在知识、经验和观念层面的，并不涉及“具体的爱与人”。她之所以改变态度，是因为她清醒认识到这个孩子是爱情的结晶，是爱情软化了她，是爱情导致的变化。这与之前她劝说姐姐初云不要把生育与爱情、婚姻捆绑在一起并不冲突。初云的观念中依然是“爱他就为他生孩子”，而初玉的爱情里没有这个附加条件，也就是有了自主和自由。爱一个男人，就为他生孩子，这一观念很容易就转换为一种悲剧：女性没能为男性生孩子，就是不爱，就是有愧疚。今天，如果一对男女的爱情、婚姻，因为女方不愿或没能生孩子而带来不幸福的家庭，而要求女性沉于愧疚感、负罪感中，那么这种爱情、婚姻其实是不健康的，也是性别不平等、对女性不公平的表现。初云与初玉的表现在爱情、婚姻、生育层面的“活法”差异，本质上并不是传统与现代的两种生活方式之差，而是生命政治学意义上的生命权力理解之差。初云的传统婚姻观念，背后是一套带有男尊女卑色彩的、女性必须为男性生儿育女的传统婚育思想，这种思想有其值得反思和应该被批判的地方。
对于这种性别不平等婚育观念的批判，《息壤》里其他人物身上也有所表现。比如初云女儿阎燕也遭遇了这一婚育逻辑。媒人谈好之后，她要先与男方同居，等怀上男方的孩子之后，男方父母才真正为儿子办正式的结婚礼：“什么时候怀上 ?什么时候结婚。”包括初雪的遭遇也是如此，她因为自己不能生育，经历了一场“子宫的战争”。早期同意不要孩子而结婚的丈夫，最后还是改变了观念，开始想要孩子，有了外遇，并让情人怀上了孩子。不甘心的初雪，谋划了一些手段，让第三者不小心堕胎。初雪的这场婚姻是失败的，尽管这不同于阎燕的遭遇，但也从另一个方向说明：把爱情、婚姻和生儿育女简单地绑架在一起，结局往往是悲剧。婚姻关系中的生命政治，不是被生育所绑架，而是与爱情最相关。女性经历怎样的爱情，将决定她们通往怎样的婚姻，以及承受怎样的生育。自由的爱情、平等的婚姻，或许不能保证理想的生育，但可以肯定的是，在自由与平等的前提基础上建构起来的男女生命关系，它可以容纳更为多样的“活法”。
从一种理念、理想化的意义上来设想女性“活法”当然是轻而易举的，实际生活中，爱情、婚姻中的自由和平等并不是那么容易获得，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理论问题。盛可以在更多的小说里，对现代人的爱情、婚姻生活进行了多方面的透视。比如在《时间少女》里，懵懂无知的农村少女西西，在县城打工被老板娘儿子欺骗身体和感情，也被老板娘欺骗去堕胎导致终生无法再生育。失去了生育功能的西西，她还能获得爱情和婚姻吗？厉小旗爱上西西，迷恋上西西的肉身，但是他的呓语说明了一切：“西西，如果你没有……那一段经历，那该有……多好，该有多好啊……”西西失去贞洁和无法怀孕的事实，即便厉小旗自己能够暂时接受，他的家人也无法接受。后来厉小旗的右臂被机器轧伤，肘部以下全报废。成了残废的厉小旗，看似与失去生育能力的西西平等了：“厉小旗，你不嫌弃我，要娶我，现在，和我谈什么配不配呢？如果你不骂我，我倒要说，我觉得眼下这样，我才觉得和你稍微站齐了一些。”但西西还是太天真了，还是没能扭转自己作为女性、作为没有生育能力女性的弱势。西西回到家里期待着厉小旗承诺的接亲队伍，终究是没有出现。女性失去生育能力，在传统的世俗的文化观念中，就等于失去了作为女性的资格，而男性失去胳膊并不要紧，他还有作为男性的阳具，包括作为权利资本、象征资本的城里人身份。性别平等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个体层面的问题，除开男女性别意识上的平等观念，还牵涉着社会身份、家庭出身、教育程度等各方面的基础性外在条件的平等，而这几乎是不太可能的。现实世界中的两个人、两个家庭之间，总会有各种各样的差异，阶层差异、财富差异、工作差异等等，这些差异看似是外在条件，但它们都是爱情、婚姻中男女双方身处其中的日常世界。我们很早就接触了马克思的观点：社会性是人的本质属性。甭管这“社会性”到底指什么，可以肯定是，我们不是独自来到这个世界的，我们的观念和行为都关联着我们所经历的事物和我们所存活于其中的现实。经验和现实生活不仅塑造我们的观念，而且时刻影响着我们的选择。爱情、婚姻层面的“活法”，自然也逃离不了自身体验上的偏好，必定也摆脱不了周身环境对我们的影响。现代人表现在爱情、婚姻方面的选择，本质上也是一种生命政治意义上的确认。在短篇小说《淡黄柳》中，桑桑终究还是没能违逆母亲给她提供的意味着权利地位的婚姻对象，她放弃等待、遗忘爱情，服从了生活现实的需要，甚至加入了母亲的行列态度强硬地介入到自己弟弟的爱情和婚姻生活中：“别指望我去说服妈，妈反对是有道理的，我也不同意你娶离婚女人，结了婚你就知道会有多麻烦。”“别问我为什么，反正我不同意，她凭什么嫁给你？就凭她是城里人？你是大学生，城里姑娘那么多，随便你去挑，你要是和她结婚，我和妈一起死给你看。”以如此决绝的态度否定弟弟的婚姻选择，桑桑也融入了一种世俗化的婚姻政治中，成为了一块巩固传统“活法”的砖头。
对乡村世界赤裸裸的权利兑换式的愛情和婚育现象进行书写和批判是当代文学中比较普遍的一种叙事存在，这是现当代乡土小说中的一大话题。然而对于现代社会、城市空间里青年人之间相对隐蔽的“生活政治”，则少有作家触及，但盛可以的《水乳》在这方面或可一观。
《水乳》是写现代都市女性爱情、婚姻生活的一部长篇，主要讲述了女人左依娜与三个男性之间的爱和性选择。小说开始时，他们偶尔同居、在通往婚姻的道路上走到了半山腰，即将登顶，这也意味着热恋已过，开始有迷雾、争吵。左依娜长得漂亮，但胸很普通，工作也很普通，是一个公司的普通聘员，合同工，她的男朋友、不久后成为自己丈夫的平头前进，是有编制的公务员。他们争吵时，平头前进经常拿“你又是什么身份”来怼左依娜：“这句话是平头前进的红旗，他把它插上占领的高地，胜利的姿态，像旗帜高高飘扬。”工作差异、身份差异介入到左依娜与平头前进的日常生活中，这意味着他们之间的人格地位并不平等。正常情况下，都是女人左依娜负责做饭等家务事，唯有当左依娜通过残害自己的身体恐吓到了平头前进的情况下，才能换得平头前进的殷勤服务。在左依娜和平头前进之间，平头前进总是要占据高地，要取得优越感，不容许反驳。甚至在性层面也是如此，女人左依娜不能表现出主动，不能说下流话，做爱不能大声喊，更不能看平头前进可以看的黄色小说和碟片。总之，女人左依娜需要在平头前进面前表现得贤惠、得体，这是一个极为传统的、保守到令人窒息的爱情关系。但左依娜需要爱，她的初恋因为没看到她的处女血而离开了她，但平头前进没有，还继续跟她交往、继续跟她做爱，甚至要娶她，这让她感动，她认定他是个好人，因此无论平头前进平日里怎么不尊重她，她还是爱他。不久后，因为平头前进单位分房的缘故，他们领了证、结了婚。这个婚姻是女人左依娜在没有遇到其他选项的时候顺其自然的“活法”选择，内含着一种对受伤害的包容，同时也意味着当另外的选项出现时，她将重新选择。
结婚不久，女人左依娜更进一步地感受到平头前进身上那种极其传统的婚姻观念所能带来的伤害，她变得难以接受。随后因为女性朋友挺拔苏曼的影响，左依娜逐渐意识到自己与平头前进婚姻生活、包括性生活的无趣。这时候，旅行团认识的庄严开始了对左依娜的追逐和表白。庄严与平头前进完全不同，庄严顺着左依娜的意思行事、说话，他尊重她、护着她。同时，在与庄严做爱时，左依娜还感受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刺激和激动。这些让还在和丈夫冷战的左依娜很快转移了感情，开始了新的“活法”。但好景不长，当她准备和平头前进离婚、和庄严结婚的时候，庄严与前妻的女儿从美国回来要在国内上学，这分散了庄严对左依娜的爱。作为准继母的左依娜，她还不知道如何跟庄严的女儿相处，出现一系列矛盾，开始有了距离。有一次，庄严无法忍受左依娜不谦让女儿的狭隘，殴打了左依娜。左依娜还发现庄严与其他女性之间的暧昧关系，还让庄严承认了自己找过小姐。伤心的左依娜离开庄严家，去了迪厅发泄愤怒，偶然遇上了自己的初恋情人吉姆郎格，当晚即发生了关系。遇上初恋情人这种安排，尽管有点狗血，但这为左依娜提供了第三种“活法”——回到初恋情人身边。和初恋结婚，这是现实生活中令很多女性感动、羡慕的一种婚姻，它意味着纯粹、坚持和幸福，是一种理想化的“活法”，但《水乳》必然不会如此喜剧化。没多久，左依娜就发现吉姆郎格就是朱涵文，是自己好朋友挺拔苏曼的情人。左依娜和挺拔苏曼发现这种关系后，她们在吉姆郎格的家里等待着“宣判”。吉姆郎格回到家看到这两个女人，冷静地让她们离开：“你们，都可以走了！吉姆郎格换完鞋，神情异常严肃。”左依娜发现，所谓初恋情人，不过又是一个猎艳的、虚伪的绅士而已。
细述左依娜的遭遇，是要清晰指出女人左依娜到底面临着哪三种“活法”。毫无疑问，左依娜的故事展示了一个城市女性所能遭遇的人生活路都意味着什么。在深圳这类城市化高度发达、但人无比复杂的现代大城市里，普通女人左依娜所能遇到的男性类型、所能选择的人生活路，其实很有限，也很无望。左依娜无论如何也摆脱不了这个社会无处不在的、各式各样的权利结构。在平头前进那里，她陷入的是一种传统意义上的男尊女卑式的家庭权利结构。在这个结构里，她注定是被支配、被奴役的妻子角色。一切都要按传统规矩来，她嫁给平头前进，就意味着她要成为贤妻良母。而在庄严那里，左依娜面对的是一个更为复杂的家庭关系网，她要处理好自己与庄严女儿、包括与他前妻之间的关系，她要接受自己作为后妈的角色，要忍受这种权利结构给她带来的心理不安和精神分裂，甚至连带着一系列的利益损失。第三者是作为初恋的、更是作为资本家的吉姆郎格，左依娜加入这个游戏，要面对的是一个被资本逻辑所统治的世界。吉姆郎格是地产商，外面看起来豪气、霸道，但其实自身也被资本、被权利所支配。如果支撑资本家身份的那些政治经济成分出现裂动，吉姆郎格就会失去一切。资本统治的世界，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成为被奴役的对象。小说中的挺拔苏曼掌握着苏涵文的资本秘密，可以有更大的主动权，但她自身也早已成为其中的一环，他们的情感不过是被资本被权利所绑定。苏涵文虽然还牵挂着左依娜，但也不过是真诚的十分之一。面对这三种“活路”，左依娜何去何从？她其实陷入了一种当代女性经常面对的婚姻选择：普普通通、问题多多但意味着老实、安稳的传统男性，老辣、成熟但伴随着多种家庭羁绊的年长男人，以及英俊、浪漫但隐藏着各种风险的初恋男子。这三种选项背后有着不同的权利结构，一是传统习俗性质的文化权利，二是“多元化”家庭结构意义上的伦理权利，三是资本逻辑支配的经济权利和欲望逻辑。作为普通女子左依娜，她已迷失在这三类完全不同的“活法”里，不知何去何从。
小说最后，左依娜同尚未正式办理离婚的“前夫”平头前进回老家看望重病的老母亲，奄奄一息的老母亲看到了儿子儿媳，“安心地离去了”。老母亲离开的那晚，左依娜在病房小床上睡着并且做着春梦，但被一个“喊声”打断：“声音冰冷坚硬，她被刺了一样，弹了一下。”醒来之后发现老母亲已去世，左依娜把这“刺”理解成了老母亲离开之际的“提醒”。左依娜在这场生死离别中感受到人生无常：“什么庄严，什么吉姆郎格，此时都被左依娜抛到脑后，或者是他们自动隐退，在这种生离死别之中，那一些人和事轻飘飘地飞起来，像一根羽毛。”小說用一种诗意的方式，让左依娜从三个男人、或者说从城市那种喧嚣的欲望河流中清醒过来。在老母亲的葬礼过程中，庄严不合时宜的爱欲召唤让左依娜发出了最决绝的声音：“去死吧！”在死亡面前，爱欲无比微末，但爱欲也可以抚慰死亡带来的悲伤。安葬完母亲回到城市的那个夜晚遇上台风，狂风暴雨下，左依娜和平头前进躲在有裂缝的屋里，有了一个久违的温存之夜。这个裂缝越来越大的屋子抵御了这次台风，左依娜感受到了暴风雨之后的宁静。宁静或许是短暂的，台风会持续不断来临，左依娜最终的命运无从判定，但死亡和暴风雨已然让她领悟到一种超越具体“活法”的精神力量：活在真实中。无论女人左依娜如何选择，可以肯定的是，她不会再浑噩、迷茫，她可以扛起自己的生活。
真实的世界是不堪的，权力和欲望的触角早已延伸到了我们时代空间的每个角落。想要寻得一片净土，获得一个纯粹的爱情，实践一种理想化的活法，在现代世界已然不可能。现代人所需要的，是活成真实的自己，以独立的精神擎起生活，以个体的有所作为来抵抗荒诞的、支离破碎的日常现实。小说的生命政治学，体现在活法上，或许就是现代人如何独立地选择自己的生活、如何完成个体层面的意义救赎，以及如何在人生脑海中不虚妄、不绝望。盛可以小说中那些最终都有了自己生活的初云、初玉姐妹们，包括最后能够冲破世俗丑恶目光、自行确认一个丑陋的疯子为母亲的“时间少女”西西，以及最终悟得生活真谛的平胸女人左依娜……她们的身上都散发着文学的光和人性的光，可以照亮这个时代的生命政治内涵。
五、病
与“生育”“性爱”“活法”直接相关的生命问题还有“疾病”。在《息壤》关于初秀生育的讨论中，就内涵着初秀智力不正常、生产条件不成熟等问题。在《道德颂》和《水乳》里，旨邑和左依娜的精神状态都可以归入疾病，起码需要心理治疗。这在严格的优生学看来，必然是不合格的生育条件，如果按照盛可以另一部小说《死亡赋格》中天鹅谷中的规定，这是不被允许生育的，即便生下来也要被强制埋葬。这种渗透着生物医学思维的极端化的优生学、生命治理，也就涉及了理想化、乌托邦式的生命政治学问题。
“病”是生命中难以避免的问题，更是当代生命政治学的核心话题。当代生命政治学很大程度上已从传统的权力政治分析拓展为生物医学意义上的生命政治解剖，促成这种转变的关键，就是生物技术、生命医学的发展。今天我们的身体和精神，都处于一种或隐或显的被治理状态。可以说，当代的生命政治，就是关于如何治理生命的医学政治。对于这方面的理论阐释，我们可以摘用尼古拉斯·罗斯的一大段话来概括：
在我们心中的分子生命政治中，我们人类生命力的很多方面已经成为技术的，可以在手术室、诊所、教室、军队和日常生活中被操控、被改变。我们确实仍然常常说起我们生命力的很多方面是我们的生理赋予的，认为我们的身体和精神的某些方面是天生的，并且在不同的时候说我们是健康的或不健康的、身体正常或有病，尤其是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么要求我们这么做的常规做法中——学校教育、工作、保险。出于这些原因和其他原因，很多人很可能仍然认为人的生命是某种自然禀赋——人性，认为人是一种具有天生的有机体规范的生物。但是，生与死之间的界限，这些仍是决定性的界限，已经完全变得可以商榷和争论来。实际上，所有那些处于生死之间、处于试管或试缸中的活力和数据库或生物银行中的信息之间的实体的生命力也同样如此，比如组织和卵子。在我们那么多的日常行为和医疗实践中，人的身体和心智能力都不是被当作给定的，生理不再是命运，不再根据正常和病态这一清楚的二元对立来组织判断来，疾病和健康之间的熟悉区分模糊了。假装有一条线，它能够区分针对疾病易感性或脆弱易感性的介入措施，和旨在增强能力的介入措施，这越来越困难了。在这个由风险、易感性、谨慎、和预见构成的世界中，我们看到新的判断做法和方式，通过发现生物学上的风险——遗产的、神经元的风险，可以强制治疗、约束患病个体或者是潜在的患病个体，甚至将他们排除在外。并且，在涉及卵子、精子或胎儿时，这样的诊断能够让可能的生命之路不可挽回地转向无生命的领域。……当今生命科学的政治使命与下面这一看法密切相关，即在大多数、可能是所有的情况中，如果不是现在，那么就是未来，危险的、受损害的、有缺陷的或者是遭受痛苦的个体一旦被发现、被评估，就可能会被分子层面的医疗介入治疗或改变。与其说这意味着我们现在认为身体是台机器，不如说人类已经变得甚至更具生物学意义了，同时身体的生命力变得越来越可以被规范了。（摘自《生命本身的政治：21世纪的生物医学、权力和主体性》，尼古拉斯·罗斯著，尹晶译）
罗斯所指出的人类变得更具生物学意义、身体的生命力越来越可以被规范，可谓是最近几十年里最为时髦的科技伦理和生命政治话题，甚至可追溯为20世纪技术大爆炸的思想后果。在文学层面，对此问题的反思很早就开始了，20世纪上半叶出现的“反乌托邦三部曲”（1921年扎米亚京《我们》，1932年赫胥黎《美丽新世界》，1949年奥威尔《1984》），已经成为我们今天想象未来、反思科技的文学经典。近些年，随着人工智能、基因工程、生物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关于未来社会政治想象的文学和影视作品在全世界范围内大量出现。2017年曾有一部想象未来女性生育被宗教、技术控制的美剧——《使女的故事》，这部剧一播出就赢得了世界范围内的关注。《使女的故事》改编自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一部创作于20世纪80年代的同名长篇小说，小说中所想象的美国未来极为可怕。阅读玛格丽特《使女的故事》时，我们会注意到这部小说对未来社会的描绘方式，并不同于当前流行的未来科技伦理想象，而是综合了作家所经验的历史记忆和现实理解，是用历史来想象未来，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自己曾解释说：“在反乌托邦《使女的故事》中那一丁点儿的乌托邦是什么呢？有两个：一个在过去中——这过去正是我们的现在;另一个则出现在未来，写在书末故事主体之外的编后记中：它描写了基列国最终消亡的未来，人们只能在学术会议和学术研究的主题中找到基列国。”把过去、现在、未来综合起来，这也是盛可以乌托邦叙事的一大特色，这尤其体现在其《死亡赋格》和《锦灰》两部长篇小说中。中国当代小说，书写历史的占了绝大多数，其次是现实的、日常生活的写作，描绘未来的、乌托邦叙事的长篇小说是比较少的，近几年内伴随着科幻小说热才出现了一些。盛可以的《死亡赋格》和《锦灰》属于乌托邦叙事，是对未来权利和科技合谋之下、人性和生命异化之后世界面目可能状况的寓言化想象，但同时它们与一般的乌托邦叙事又很不同，这两部小说还有着明显的历史叙事特征，它们是对未来的忧思，也是对历史的检省。
《死亡赋格》出版于2013年，小说中的核心人物源梦六，曾经是诗人，但因为一次社会活动的失败和受挫，转行成了医生，也就是兼顾了诗人和医生身份，能治疗肉身和灵魂。源梦六念念不忘曾经一起参与运动的姑娘杞子，他以旅游的名义去寻找杞子，途中被一股神奇的飓风吹到了一个天鹅谷的城镇。初接触天鹅谷，他感受到这里的人们善良，生活和谐，而且讲究自由、平等。当人们认出他是外来人之后，热情的天鹅谷人任他选择跟谁回家、接受招待。源梦六选择了绿衣姑娘酥菊里。酥菊里介绍天鹅谷说：“我们注重的是自由教育，它的成品是一个有文化修养的人。我们的时间精力都花在精神世界，参加辩论，接受艺术熏陶。”而且，天鹅谷上上下下的人都把“诗”视作天鹅谷的灵魂，当天鹅谷的人知晓源梦六曾经是诗人的时候，都期待他拿起笔继续写诗。热衷于精神的天鹅谷，对物质、对世俗的享受是禁止的。当源梦六想与酥菊里发生关系时，发现了天鹅谷的秘密，这个城镇的每个房间都装着感应机器，叫黄色警报，一旦发生性交行为，警报就会响起，不用十分钟，发生关系的人就会被抓起来。只求精神生活的天鹅谷，不能有私下的性行为——“我们更注重伟大的精神生活，非法性交，男人可能会戴黄金镣铐服刑，可能掉脑袋，不惩罚女人……但你知道心灵的惩罚也是痛苦的，如果性交会亵渎上帝，灵魂永世不洁……”天鹅谷的人把这种警报装置视作对自己负责的一种方式，而不能唤作被监视。天鹅谷的人要繁衍后代，靠的是人工授精，他们认为人工授精干净、无痛。天鹅谷还讲究优生学：“天鹅谷崇尚科学，讲基因，抓人口素质，每一具身体都有自己最好的受孕时辰，每一次人工授精之前，要对双方的生理进行很多项精密计算……”那些自行生育的孩子，幸运存活的，需要经过在酒精里浸泡半个小时的考验，才有生存的权力。天鹅谷这些规定，是从基因、生命源头上确保这个城镇的人都是高智商的、最优秀的人种，源梦六与天鹅谷精神领袖对谈时，领袖更为直白地解释了这个问题：
源梦六沉默片刻，问：“天鹅谷为什么不许性交？”
“一个人可以使千万年的历史生色，也就是说，一个优秀的、伟大的、完全的人胜过无数残缺不会、智商低下的人。天鹅谷严格按科学生育，保证人口素质，绝不会生产废人。所以……”
“所以你们夺取优良的食物，占有蔚蓝的天空，掳获完美的人类……”
“这话说得不好听，也不友好。”
“这是扼杀人性……”
“没人性才是合乎逻辑的。人性有什么用？人性只是个混乱的染缸。人性只会把事情弄得一团糟。我相信你也看到了天鹅谷的富裕、秩序，人们的智商、学识、精神以及对他们人生的态度，没有欲望、贪婪、私心、杂念，一切向善，天鹅谷将成为世界上最理想的地方。”
“是的，没有反抗，只有顺从，没有自我，只被操纵，把人变成机器，这是彻头彻尾地阉割。”
“天鹅谷人，哪一位没有丰衣足食，哪一位不是幸福快乐，谁会反抗舒适如意的生活？”机器人说完又狂笑几声，似乎已经得意了一千年。
在科学的计算下，人性就是问题，没有人性才是合乎逻辑，天鹅谷这种反人性的统治是可怕的。在天鹅谷体制统治之下，什么是“病”是被规定了的。这个城镇的“病”指向的是那些不顺从管制的心理和背离天鹅谷行为规范的行为。违背天鹅谷精神纲领的人，要被送往精神病院治疗，还有那些没有用了的、老弱病残的人要被送往神秘的疗养院，所谓疗养院很可能就是个集中营、坟场。总而言之，天鹅谷是理想国，更是恶托邦。
把不合政治需要的心理、行为界定为“疾病”，在《锦灰》里也是如此。《锦灰》是由一个重要的疾病发端而展开的故事，这个疾病是：比喻症。“比喻”本是一种文学、语言修辞方式，如何就成了“病”？盛可以在自己很多小说中都习惯使用比喻，她自己曾直接表达过这种写作习性：“我是一个酷爱使用比喻的人。我一直认为小说中没有比喻，像男人没有屁股一样无趣，像街道没有咖啡馆一样无聊。我相信一个人想让作品永远‘不死，用最大的热情在文字中展示才华，包括比喻，写出滚烫的人性，便会像电闪雷鸣时常撕扯在读者记忆的夜空。尼采也是热爱比喻的人，他甚至认为比喻的才华是最大的才华。”盛可以的比喻，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鲜艳”，是同她韧性和倔性的精神气质以及冒犯式的写作哲学联系在一起的。比如在《德懋堂》里，她对爱情与爱情诗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进行解构：“我的爱情诗相当蹩脚，据朋友们说，我唯一到达的巅峰才情，是于马墙出事前写的《那一晚》，我在诗中回光返照。你要相信，我写诗并不是为了唤醒马墙，只是抚摸爱情的狗，在它成为祭坛贡品前表达我难舍的温情。要知道，在男女关系中，与你相依为命的，不是別的，就是这条狗。”还有：“马墙知道我不会用胎芽儿威胁他，我也没有当单身妈妈的想法……男人通常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一只大灰狼，能把送人下地狱的话也说得温情动人。”这些语句中的比喻，喻体等并不独特，却被作者灌满智慧，来得自然，但狠劲十足，把爱情解构，也把爱情诗解构了。这种比喻在盛可以各类小说中都非常普遍，《野蛮生长》中：“喻书中的气息像百爪鱼，无数细软的手探向我，缠住我”，“一个少女的死亡，像诱饵吸引鱼群，它们围着它，打量、触碰、议论，吐出气泡;猜疑、琢磨、打探，暗自兴奋。我们家那几天像展馆，观赏者拖家带口，进进出出。看完免费展览，在我和刘一花身边磨蹭……”“针尖慢慢刺进身体，她感到疼。这疼在胸口扩散，漫向下腹，最终聚集在子宫，无数针尖汇并成一把钢刀，子宫是广袤的农田，刀子如犁，深耕无止境。她双手紧握栏杆，弯下腰，仿佛在地上寻找什么”……这些比喻，有语言的美感，更有形容的智趣，但它们往往又是邪恶无比。阅读这样的语言，有独特新奇的审美愉快感，它恶而美，狠而靓;审美快感之外，更是一种审智的快感，淋漓快慰。
使用“比喻”能为小说带来如此神奇的文学语言魅力，同时还携带上一种精准而酷烈的思想穿透力。在盛可以的比喻形容之下，很多事情的真相、本质瞬间呈现。这种比喻的使用，我们看到了一个作家直抵本质的眼力和笔力。但是，这种比喻对一些人而言是赞不绝口、拍案叫绝，在另外一些人看来却只会是震怒和拍案骂人。《锦灰》的故事就是肇始于这些拥有权力的震怒者管控这类比喻症爱好者所引发的更多残酷见证。
比喻症——他们说这是一种新病。在戒喻中心，每天输液，吃药，脑子里就是一潭浊水，词语像鱼一样难以捕捉。倘若我说出一个尖锐的词语，他们就加大药量，直到我无法表达出连贯的句子。他们说戒比喻是一项长期治疗，先把本体消灭，喻体自然就无处附存，从而达到将比喻从思想里连根拔除的目的。
读到这段关于比喻症的解释，或许就已经意识到盛可以这部新小说要讲什么性质的故事了。可以说，我们应该都是第一次看到“比喻症”说法，记得当初读完《锦灰》，我曾特意网络检索了一下“比喻症”，发现大数据无所不知的网络也并没有这个名词，也说明“比喻症”这个比喻，也属盛可以原创。没搜到“比喻症”，但是网络给了我意想不到的更多相关词汇，比如第一条是有人问“‘截疮症比喻什么”，而回答是：“‘截疮症比喻指责或议论人的缺點、毛病或隐私。”这解释与比喻症内涵极其相近。还有一条消息是“人民网”旗下一个论坛中有人发的一句话跟帖：“愚公、智叟、思想症、精神病们，再亦不可玩弄其比喻、形容、补语、画蛇添足等东西了。”另外，还有相关搜索里出现的第一个名词是“臆想症”。这些出乎意料的网络联想，也是个有趣的发现。
世界上并无比喻症这个疾病，但网络的智慧已经能发现如此相近的词汇解释。更震惊的是，现实世界真的有人将比喻当作思想疾病。盛可以这种荒诞的故事设置，有了这些解释，岂不是意味着她的荒诞有了现实基础？当然，从网络搜索找到的这些表述，依然是一种心理意识、一种想象性内容，只是它们恰巧对应了盛可以的比喻症设置。从这一点来看，《锦灰》就是建立在一个心理真实基础上的荒诞故事。心理真实，这意味着这个故事可以是当下的，也可以是过去的、未来的，总之它是潜藏在人内心世界的一种邪恶可能性。而这种心理现实建构起来的荒诞风格，其实最为精准地把握了文学史上经典荒诞派的内在精神。历史上的《等待戈多》《变形记》等，它们所书写的并非真实世界发生的具体事件，而是一种现代社会的荒诞情绪、情感。《锦灰》由“比喻症”开始的故事想象，对应的是这个世界的日渐严重的不安、恐慌情绪。在全世界范围内，各种对抗力量之间的矛盾日渐顽固化、斗争日益火热化，人们对于世界的见解，表达方式和诉说空间都愈来愈狭窄。机智的比喻作为一种间接的揭露，它是知识者对这个世界不公正、伪善、荒唐现象的不屑、嘲讽、批判。
《锦灰》中，患上比喻症的人全是有理想、有想象力的人，包括记者、律师、作家，等等。小说主要人物姚皿珠，也是作为人的叙述者“我”，以及作为灵魂叙述者的“她”，在送进戒喻中心之前是个记者，以灵魂的形式去寻找未婚夫的身份也是记者。记者在这个时代几乎承受了最大的误解和挤迫。有良心的记者，会本着一颗最诚恳的心，对现实对问题发言。姚皿珠因着这种良心和诚恳，在进入戒喻中心之前，对各种社会问题有着强烈的报道热情。追问真相、直抵疮疤，她用各种比喻修辞对这个世界的伪善进行尖锐的批判。必然，这是一种逆流而行的行为，注定了不合时宜，需要极大的勇气。最终她被送入戒喻中心，被强制戒喻，通过吃药、注射思想液，辅以抄写背诵历届统治者的思想著作，被管理人员用各种手段来摧毁他们头脑中使用比喻的才华与欲望。很明显，这种所谓治疗比喻症，其实就是控制人的思想头脑，就是洗掉一个人的主体性，消灭人的自我意识、自由灵魂。这是世界历史上多个阶段的统治者为了实现和保证权力的一种重要手段。在历史上有过经验教训，今天还在很多地方上演着，而同时它也是未来世界的一种可能面貌。
在戒喻中心，姚皿珠还被当做实验品，被假扮为律师病人的管理者兼商人顾乡使用药物、以激起她对他产生爱情。被药物摧残得头脑迷糊、精神错乱的姚皿珠，将记忆中的文本误作了爱人周密给她的信件，将顾乡说的福音镇想成了周密所去的地方。最终，姚皿珠在戒喻中心被迫害致死，她失忆的鬼魂前往福音镇，去寻找爱人周密。福音镇是一个奇特的实验基地。姚皿珠的鬼魂到达福音镇后，造蛊的巫婆给了她一种眼药，或者说作家盛可以用巫婆的眼药赋予了姚皿珠的鬼魂去采访、记录、见证福音镇恐怖震惊的历史现实。
福音镇人偶然挖坟地挖出金沙之后，整个镇子就被美好的幻想一步步推到了极端荒诞的罪恶状态。发现金沙后，福音镇所有人都失去了理性，一方面组织人日夜不停地挖山寻矿，另一方面幻想着有无数金矿之后的理想生活。这两个方面的融合之下，人们的内心出现奇特的化学反应，都满以为有了金矿之后，理想生活就得到了保障。于是，人们相信无忧无虑的美好时代必然来临。为了集中力量近早实现这一理想，福音镇人高兴地与“魔鬼”签订了协议。他们放弃个体信仰、接受无私主义原则，拿出现有的一切个人财产进行共享，过了一段逍遥生活。然而，金矿再没有出现金沙，福音镇的所有粮食却迅速耗尽，全镇由理想国状态迅速跌回到令人恐怖的人吃人的原始野蛮时代。《锦灰》所呈现的福音镇作为一个恒久的隐喻、寓言，这是一个综合了特殊时期历史事件以及参考了奥威尔《动物农场》《一九八四》等反乌托邦小说主题和叙事特征的寓言小说。盛可以用这一寓言来表达自己对未来生命政治状况的担忧。金矿是所有人的欲望，它意味着绝对完美的理想。当这个欲望就在身边、轻易就能实现的时候，人除开集中力量挖矿和幻想理想生活之外，其他一切都瞬间变得虚无。同时，这种大众心理很容易被“魔鬼”所利用。集中力量挖矿就像是“魔鬼”指派给社会大众需要努力去做的现世工作，而那套完美的理想生活想象，就是话语修辞、思想话术。盛可以捕捉到这种社会文化心理逻辑，超越了纯粹个体化的内心书写，她完成的是一部在社会现实层面有足够宽阔度同时在人性精神特征上特别有概括力的小说。
作为针对未来的生命哲学寓言，《锦灰》以福音镇的命运遭遇扒下了这个世界无数完美漂亮话语的底裤，直白呈现出锦绣理想背面的灰色真相。另外，《锦灰》还展示了人的情感如何能够被药物支配。在戒喻中心的药物作用下，姚皿珠和顾乡谈了一段热烈的爱情。小说最后，姚皿珠的鬼魂在福音镇人割她腿上的肉來充饥时惊醒过来。摆脱了浑浑噩噩，鬼魂姚皿珠最终发现，顾乡并不是她真正的“病友”，更不是自己的恋人，他只是个无耻商人。顾乡一方面和腐败的权力握手言欢，另一方面和“戒喻中心”有着商业合作。鬼魂姚皿珠最终意识到这点时，想要张嘴说话，但心碎至极以致魂魄散尽，瞬间化成一团锦灰。对比喻症的治疗和消灭，象征着乌托邦话语所承诺的个体情感和生命意义，都是些虚假的、面目可憎的阴谋。《锦灰》从历史寓言、话语政治、情感现实等多个层面瓦解了我们对于未来的天真想象。
在《死亡赋格》的天鹅谷，人的世俗欲望是病，个体的爱情、生育以及各种非理性的、不服从城镇领袖统治的心理和行为都被规定为“病”;在《锦灰》里的福音镇，人的个性是病，人的质疑和反思是病，连个体的爱情也被技术所操控。“病”在生物技术与政治权力的谋合规划之下，会意味着什么？从盛可以的《死亡赋格》和《锦灰》来看，它起码意味着未来的生命不再自然而然了，而是变得可支配、可规约。未来被生物医学所提倡和所允许生产和培育起来的生命，将成为相对于统治者而言最完美的工具化生命。这些生命体没有个性、无法形成独立的思想，只是一些最无趣、最可悲的社会机器。盛可以还有一篇小说《福地》，写的是非法代孕基地的生命管理，基地牛总统把代孕母亲喊作“产品制造者”，孩子是“产品”，牛总统的一切规定就是要保证“产品”合格，为避免“产品”的顺利出售，基地禁止“产品制造者”谈论感情。
或许，我们以上将《死亡赋格》《锦灰》与生物医学意义上的生命政治作直接的关联式解读，还是带着很明显的概念化嫌疑。的确如此，《死亡赋格》和《锦灰》作为寓言小说，它们有很多方面的隐喻内涵，在此无法面面俱到，但有一点或许可以补充进来。比如《死亡赋格》中的天鹅谷城镇，实际上是杞子和黑春的实验性作品，杞子是这个城邦的精神领袖，她当年参与社会运动，失去了双腿。成为残废、通过器械来活动的杞子成为了一架诡异的邪恶机器，这是一架失去了人情和人性感觉的机器，把杞子曾经相信的那些理念生硬地推行到整个城邦，于是建构成了一个理想主义的、但同时也极端可怕的乌托邦。这种设置，除开对历史的一种反思，还有着对曾经的理想主义内涵的反思。每一种理想主义观念的背后，几乎都站着一些冷血英雄，这些英雄对理想主义的执着，对纯粹性的偏爱，往往容易走极端。走向极端，也就是走到了初心的背面，最终正义转换成了邪恶，崇高演变成了残酷。由此可见，《死亡赋格》所沉思的问题极其阔大，它不是概念化写作，而是用叙事拓展概念。小说的生命政治，不是图解生命，更不是投合掌握权力的统治者，而是从生命所能遭遇的各种情况来拓宽我们关于政治的简单化思维。
六、死
《死亡赋格》标题源自保罗·策兰的诗歌。在策兰那里，《死亡赋格》是对纳粹集中营的恐怖书写，集中营把杀人当娱乐，把死亡当艺术：“他高叫把死亡奏得美妙些，死亡是来自德国大师”。对策兰这首诗，诗人北岛曾解释说：“在我看来，这是对艺术本质的质疑：音乐并不妨碍杀人，甚至可为有良好音乐修养的刽子手助兴。”在盛可以的《死亡赋格》里，经常出现源梦六吹埙，埙发出的声音极其悲凉，它一般指向哀悼和忧伤。小说最后，天鹅谷精神领袖杞子要源梦六吹埙，源梦六吹了他最擅长的《伤别离》。乐声响起，接着是整个世界的悲鸣：“这栋圆柱形的建筑像一个巨大的音箱，神秘、低沉、沧桑、哀婉、凄厉的埙乐好像扩散到了整个宇宙，世界上每一个角落里都充满了聆听的生灵。他们低泣、嚎叫、悲鸣，他们呜咽，他们静默。”源梦六这首埙曲，或许可以视作一种“死亡赋格曲”，是源梦六对自己和杞子共同经验的哀悼曲。同时，这首曲子似乎也是这部小说的、天鹅谷这个恶托邦世界的“赋格曲”，意味着源梦六与杞子真正意义上的“别离”——源梦六不会认同杞子建构起来的理想国。
无论是策兰的《死亡赋格》，还是盛可以的《死亡赋格》，都是把死亡与音乐、与诗建立关系，背后都是关于生命的政治治理问题。纳粹集中营里的生命不是生命，只是刽子手的玩具，可以随意杀害。天鹅谷的生命不是生命，只是领袖人物的思想实验品。死亡在这些“领地”，是不需要哀悼的，诗歌在这些地方，只能充作死亡的伴奏曲，与当时的赋格曲一样，与刽子手同流合污。源梦六到天鹅谷后，被认定曾经是诗人，天鹅谷的人民，包括领袖都期待他继续写诗，恢复一个诗人的身份。为了让源梦六写诗，天鹅谷用了很多方式，诱惑和交易，最后甚至用了强迫的手段，给源梦六上刑，逼他写诗。虽然小说末尾杞子解释说这是对源梦六的考验，证明了源梦六是个纯粹的诗人，可以不为强力写诗：“权力、美色、肉体折磨对你都抵抗住了，你拒绝写诗，已经证明了你是一个诗人……”源梦六经受住了考验，获得了离开天鹅谷的权力，而那些没有经受考验、被杞子的政治实验所迷惑的人，将继续困在天鹅谷。对于这些人，源梦六希望作为领袖的杞子也可以解放他们，但杞子自己已经决定不了：
“缆绳断了，我也无能为力，想必你也发现了，他们已经不需要我了。因为他们非常自觉、自律，并且能相互督……好的统治者就是让能让人感觉不到他的存在……好的精神领袖只要把精神留在那儿，什么都不用操心……至于你们，放心好了，你已经赢得了回去的资格，道路向你们敞开。”
“……什么都不用操心？”源梦六忍不住质问，“难道你不知道活生生的人命已经摆上了你这个精神领袖设置的祭坛？”
“当一个人了解他真正的愿望之后，他作为人的本性才能得以充分实现。比如千藏，他找到了他自身的价值，崇高的死亡为他挽回了个人的尊严……”阿莲裘慢悠悠地说道，“一个人对自我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我最后说一句，精神领袖，”源梦六控制好情绪与语言节奏，“你的精神是一个陷阱……无非是为了成全一套杀人的制度。……”
那些困在天鹅谷的人，已经习惯并认同了杞子的治理实验，对于天鹅谷的规定，他们遵循得非常自觉、自律，而且可以相互监督。天鹅谷人民这种做稳了奴隶的状态，在杞子看来是好的统治者的统治艺术表现。她的人民感觉不到有什么力量在约束他们，他们已经将约束、规矩认作理所当然的、天经地义的生活法则。源梦六对他们生活方式和信仰提出质疑的时候，曾受到人民的鄙视和批评，对他的行为和观念进行举报和要求他继续写诗的，也是天鹅谷的普通人。这些民众自觉遵循制度，完成一系列具体的杀人任务的也是这些普通人。那么这里面作为领袖的杞子是否要承担责任？杞子把这个责任推向了她的人民，因为她认为这是他们自己的需要，符合他们自身的生命价值和人生信念。源梦六则指出杞子的精神是一种陷阱，是一个祭坛，让很多活生生的人进入其中，在其中迷失自我，成为实验品，成为牺牲者。对于这里面的死亡，是人作为一种政治实验而付出生命，杞子将其视作一种崇高的牺牲，这种牺牲是天鹅谷人自己所信仰的生命价值体现，死亡可以挽回每个牺牲者自己的尊严。杞子的生命政治逻辑是非常隐蔽的，她让来到天鹅谷的人参与到她的政治实验中，人们迷失，或者说不自觉地融入了这个游戏之后，然后就成了这个游戏的一部分，他们的生命即成了政治实验品，而像源梦六这种没有被驯服的，则可以被送出天鹅谷。如此逻辑，看起来毫无问题，因为这的确是每个人自己的选择。
天鹅谷的死亡，是一种极端化的生命政治后果想象。天鹅谷这个城镇的生命政治学逻辑，其实是当前世界性的政治学难题：政治，包括生物技术等社会性的治理力量，对人的生命治理有何限度？这种限度意味着什么？个体在这种权利结构当中，是否还有自由意志，自由意识又有着怎样的未来存活空间？这些都是极为复杂的问题，不是简单的对与错可以判定的。对于这种复杂性，理论层面的辨析总有一种悬空感，就像杞子的理论，如此完美的设想，实践起来终究还是成为了一种恶托邦。或许，这个时候小说叙事就有其天然的、作为文体特征的优势。作为讲故事的艺术，小说要呈现意象，要把这些芜杂难辨的思想观念转换成故事情节，用人物形象来完成复杂性问题的全面揭示。《死亡赋格》很典型地实现了小说的这项功能。盛可以在这个小说里灌注的东西，不止于针对某种政治行为的批判，更不是要鼓吹或宣扬某种生命政治理念。作家在这里面充当的是怀疑者，怀疑一切扼杀个体的宏大理论，反对任何意义上的不尊重生命。在盛可以小说里，生命政治就是对具体生命的尊重和保护，与一切以意识形态为立场的生命价值判断。
回到“死”的话题，《死亡赋格》之外，盛可以其他作品中的“死亡”也不同程度地涉及到生命政治问题。比如在《野蛮生长》里，这个小说人物多，死亡也多。小說一开篇就是描述死去了的女祖先照片：“辛亥革命第一枪打响，女祖先在血泊中拼掉了命，彼时年方十八。——我的女祖先并非革命牺牲，她死于难产，是我爷爷把她折腾死的。”“我爷爷”就是李辛亥，一个革命特征极其清晰的名字，这个开篇也很有趣：女祖先死在革命的时代背景下，但与革命没有什么关系，然而她生下的孩子却被赋予革命意味的名字。这点于《野蛮生长》而言，有着特别的寓意。《野蛮生长》里的很多生命，几乎都不想与政治发生关系，但无意中却都成为了当时特定政治的牺牲品。比如开篇不久，几个青年人看露天电影，起哄打群架，在平时并不会引起警方的关注，但这一次惊动了武装部，参与打架的都迅速被定性为“流氓团伙犯”，首犯直接被判死刑，“我大哥”进了监狱。这里，政治强力以一种突如其来的方式，袭击了一些碰巧犯事的生命。小说的第二个死亡，是“我二哥”李夏至的死，在死亡消息到来的前一周，我们一家人曾对着电视上那些一片混乱的、类似于战争片的画面表示不敢兴趣：“我们都觉得这件事太遥远，跟我们没有关系。”看似没有关系的政治，又一次介入到了“我”的家庭。父亲把二哥的死视作背叛，觉得这是羞耻，“比大哥进监狱还让他脸上无光”，他把关于二哥的一切都清理得一干二净。中国百姓有一种心理传统，他们要么想成为权利系统的一员，要么就远离权利、过平凡的安稳日子。作为一般家庭，或者作为平凡个体，乡村世界的很多普通民众并不希望被意味着强力的政治所关注，但个体生命和政治的关系，绝对不是想区隔就区隔的，除开一种无形的、习惯化了的行政治理关系之外，还有一些直接的权利要求与义务执行问题，后者往往发生在违法犯罪或者治理人员出现渎职腐败问题时得以突显。再以《野蛮生长》中刘芝麻的命运结局为例，街头摆摊卖串或许不符合当时的城市管理规定，但当这种管制发展为粗暴的直接捣场子、翻烤架时，当刘芝麻遭遇城管那刻刚刚听闻自己女儿被害、跳楼自杀时，暴力对抗就必然出现：刘芝麻拿竹签扎死了一个城管，自己最终也被判死刑。这一死亡看似只是作为个案的粗暴执法和暴力犯罪问题，但支撑这类情节、故事得以放大的思想逻辑也并不简单——决定生命的现实遭遇的，也有很多意外。“意外”对于生命政治而言意味着什么？这不是阿甘本的例外，而是现实生或中的风险、是社会治理的复杂。刘芝麻听闻女儿死亡时刻的意外杀人，本该是一个足够复杂的犯罪学和心理学难题，对他的审判需要更多层面的精神鉴定和伦理考量，起码需要足够优秀的律师来辨明其中的是与非，而不是简单地罚以命偿命。
每个遭遇死亡的生命，都不见得简单，都应该得到基本的尊重。而小说，正因为能够容纳足够丰富的生命细节，而不是把死亡当作数字，不是把生命当作概念，才显出丰富和厚重。《野蛮生长》之外，我们还可从《在告别式上》《你什么时候原谅你的父亲》等短篇小说中感受到盛可以关于生命之死的更多层面的思考。《在告别式上》完成于2011年，故事围绕着小碗的自杀而展开，小碗自杀给所有的同学带来震惊，都很积极地想出一分力来纪念、追悼小碗，同时也开始了对小碗自杀缘由的各种猜测和查证，并逐渐了解到小碗自杀可能跟他们曾经的班主任有关。班主任出现在了小碗的告别仪式上，满腹怀疑、义愤填膺的同学们质问班主任跟小碗的关系。同学们的这种追问或许出于对真相的好奇，甚至可能带有正义感，但这与小碗留下的话相冲突：“这个世界是需要一些谜的，答案后面往往是谎言和谬谈。”同学们甚至从医院查询到了小碗的妇科检查史，这些好奇和热心，已经转变成了一种对死者生前隐私的搜寻，这是对死者的不尊重。这部小说要追问的东西，可以理解成死者尊严和权利问题。死者生前一直不愿示人的秘密，难道能够因为死了而被人挖出来、公布出去？对活人的八卦之心与对死者的隐私猜想是否是同一回事？《在告别式上》可以提醒我们：死者也有自己的尊严，我们所谓尊重生命，也包括对死者尊严的维护。
维护逝者的尊严，是对生命本身的敬畏。这种敬畏是否也能够延伸为对逝者的悲悯和对逝者生前各种问题的宽恕？这是盛可以最新的短篇小说《你什么时候原谅你的父亲》所探讨的问题。小说以父亲的死作为焦点，以一种书信体的叙述口吻向一个虚构的“亲爱的V”讲述着“我”对父亲的记忆和愧疚。“我”父亲三年前去世，他生前不是一个好父亲：“我对你说过，如果说年少时有什么梦想，那就是梦想父亲死掉，不用再看到母亲被暴打，自己不必呆在角落里瑟瑟发抖。我后来甚至写信几乎是挥着拳头警告父亲务必善待母亲，仿佛在为母亲复仇。”专制、暴戾的父亲，“我”对他充满了怨恨。“我”的兄弟姐妹们也对“父亲”很不满，他们都把自己不幸的命运怪罪到父亲那里。曾经，“我们烤着父亲挖出来的树蔸子，用语言围剿八十岁的父亲，翻出陈年老账。父亲没吃晚饭，呆在房间里。母亲告知他在哭。谁也没去安慰他。我们紧攥着父亲对我们的亏欠不松手，有意要父亲反省。谁也不知道那次笑声飞扬的声讨对父亲造成多大的伤害。”这样的父亲，他的死对于“我们”而言很可能会引发欣慰，起码不会有什么悲伤。但当父亲真的去世后，每次回想意识到父亲已经不在的时候，“我”才会想起父亲身上的那些光辉，才会自责——“我们——多么不可饶恕的冷漠啊！”父亲去世三年之后，“我”终于意识到死亡的力量：“为什么有的事情非得要通过死亡才能解决。死亡像一把深镐，一下就挖出了压在岩石下的脆弱。”死亡挖出了我们的脆弱，死亡带来了我们的宽恕。死，揭开了一切面具，让“灵魂水落石出”;死，让生命变得平等，让轰轰烈烈的政治话语变成忧郁哀伤的文学悼词。死，让习惯于向他人发出质问的“我”，突然间调转矛头质问自己：我的父亲会原谅我吗？我的朋友会原谅我吗？我的人民会原谅我吗？
七、结
1998年联合国关于人类基因组和人权的普遍性声明里曾指出：“不能将个人还原为他们的基因特征，而要去尊敬他们的唯一性和多样性。”盛可以小说所呈现出来的生命政治学价值，或许就是在尊敬生命的唯一性和多样性层面完成了一个作家的可能性揭示。文学有生命，现实生活撇不开政治，当代小说的生命政治学，是要在密不透风的政治生活中掘出一块属于个人的世界。这个“个人世界”不是懸在空中的漂浮阁楼，不是隐在山林深处的世外桃源，而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日常现实。对现实世界的强烈关注，是盛可以小说维系至今的重要品质。从最开始的写实性作品到近期的寓言化写作，都有着清晰的现实维度。她的人物多为活在当下的、看得到生命痛感的个体，透过这些独特的生命体，我们从多个方面感受着人生活于当代世界所能经验到的残酷与温情。现实生活留在每个个体身上的伤痕，都是一些不能被同一化的生命体验。作家对个体独特生命体验的书写和呈现，某种意义上，都是一种属于当代世界的人类学标本。我们从盛可以小说中捕捉到的生命政治问题，不管是以盛可以小说来思考当前世界的生命政治状况，还是用生命政治学的目光搜寻盛可以小说的思想价值，落脚点也都指向当代的生存现实。
雅思贝尔斯说：“今天出现的情况是：整个人类在经受着生存威胁，这种威胁比任何时候都更严重同时也更为人所觉察，它不仅把人的幸福和生命而且把人类自身置于它的暴力之下。”这里的“今天”虽然是雅思贝尔斯自己所生活的时代，但移置到我们今天所生活的时代也有其警示性。或许，我们今天的生存威胁并不像雅思贝尔斯时代的威胁那么明显，今天的威胁是强力携带着科学知识和物质商品，以一种全面铺开的方式侵袭我们的生活，它不易为人所觉察，隐蔽性极强。当代世界的政治经济逻辑是以成就人的同时奴役人，文化逻辑是教化人的同时也规训了人。个体的自由意志能够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尊重和发展吗？今天的文学创作在这里面充当着何种性质的角色？对此，我们对盛可以小说的生命政治学阐述或许已经给出了答案。
盛可以小说的生命政治，是个体的有血有肉有痛感有生死的生命，是属人的求尊严讲情感重灵魂的政治。小说中的生命政治，重视的是个体生命的多样性价值，是个人如何在共同体中享有生与死、爱与活的尊严，这是要让人成为人自身的生命政治，它时刻警惕着那些把人变成非人的力量。意大利思想家罗伯托·埃斯波西托曾借“免疫”概念来阐述今天的生命政治问题。“为了保存生命，我们必须要有免疫力，但是，当它超过某一特定临界值时，它就会褫夺我们的生命。”埃斯波西托的意思是，我们需要保护，但这种保护如果走向极端，就会反过来吞噬我们的生命。“免疫”思维对于我们思考当代世界的生命政治问题很有帮助，我们要建构共同体以保护我们，要发展现代生命医学来保护我们，但是我们也要警惕这种保护剑走偏锋。共同体对个体的保护，不是吞噬，而是包容个体差异和尊重个人价值基础上的保护;生命医学中身体的免疫，是保护我们的身体免于被外部病毒的侵犯，而不是对内在生命力的控制和扼杀。作为现代人，如果还承认个体的生命价值，还对人性抱持希望，还对未来有所期待，那我们就需要培育一种“免疫力”——既防病毒侵蚀身体，也防技术异化灵魂。这种免疫能力来自哪里？埃斯波西托没有告诉我们，但盛可以的小说给我们打开了一扇获取“免疫”能力的途径：维持严肃的文学阅读。文学呈现了纷繁复杂的生命可能性，小说中的生命政治往往是免疫性政治，核心是保护生命。通过文学阅读来培养一种生命政治意义上的“免疫”能力，这或许会是当代文学最值得言说的价值。
责编：王十月
作品 2020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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