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杜甫的《江南逢李龟年》，有几人知道李龟年为何许人也？
“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这首脍炙人口的诗被清代诗人邵长蘅评价为：“子美七绝，此为压卷。”可见此诗非同一般的艺术成就。我感兴趣的是，这首诗包含的强烈叙事性，信息丰富，短短四句里，仅人物就有岐王、崔九、李龟年，还有与这三人俱有交往的作者杜甫。
一段盛唐至大历年间的历史蕴藏其间。
岐王，唐玄宗李隆基的弟弟，名李范，以好学爱才著称，雅善音律，是当时的文化名流。崔九，中书令崔湜的弟弟，因在兄弟中排行第九又叫崔九，玄宗时，他曾任殿中监，出入禁中，得玄宗宠幸。值得一提的是崔九的另一个身份，他是“诗佛”王维（王维和岐王李范的关系也很好）的妻弟。王维三十一岁时，妻子崔氏也就是崔九的姐姐病故，三十年间王维再未续娶，只身孤居，素食布衣，过着禅僧的生活。
在这个朋友圈里，王维与李龟年亦关系甚笃，由王维的七绝《送元二使安西》改编的《阳关三叠》就是早年李龟年传唱的名曲之一。全曲由三段组成，旋律抑扬深沉，由李龟年唱响后，一时风靡朝野市井，成为那个年代的“中国好声音”。
李龟年的祖父李怀远曾任唐中宗时丞相，邢州柏仁（今河北隆尧县西部）人，李龟年的父亲是位宫廷乐师，这使得李龟年三兄弟都遗传了音乐细胞，皆通音律。其中李龟年的音乐才能最为突出，受到唐玄宗的宠幸而红极一时。他是位唱作型的全能音乐人，能歌擅乐器（吹筚篥、奏羯鼓），还会作曲，曾和兄弟李彭年等人共同创造了《渭川曲》。此曲早已散佚，但后人推断它是在俗乐基础上吸取西北民族音乐、融秦声汉调于一体的法曲乐调，同《凉州曲》《伊州曲》一类杂曲相似，繁弦急管，清扬婉转。
也正是因为《渭川曲》令李龟年在宫廷乐工中脱颖而出，为唐玄宗所赏重。
“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老杜的这两句一下把开元初年的气象召唤出来。
岐王宅与崔九堂是当时文人雅集之地，丝竹管弦，曲水流觞，笙箫歌舞声中折射出开元盛年的一派繁荣。
“开元年间，国力空前强盛，社会经济空前繁荣，人口大幅度增长，天宝年间唐朝人口达到8000万人，国家财政收入稳定。商业和交通发达，对外贸易不断增长，波斯、大食商人纷至沓来，长安、洛阳、广州等大都市商贾云集，各种肤色、不同语言的商人身穿不同的服装来来往往，十分热闹。唐朝进入全盛时期，中国封建社会达到顶峰阶段。”这段史料的记载让我们可以遥想那时的盛况。这与唐玄宗的治理密不可分。景云三年（712年），唐睿宗李旦让位于李隆基，是为唐玄宗。玄宗粉碎太平公主集团后，立即“讲武于骊山之下，征兵二十万，旌旗连亘五十余里”，并流放郭元振，斩杀唐紹扬威皇权，并逐步将功臣、诸王外刺（调离出京，到外地任刺史）。皇权稳固后，玄宗开始整顿朝纲，任用贤能。
开元共计29年，在这一时期，除了政经繁荣，文艺也相当兴盛。事实上，唐玄宗本来就是位标准的文艺青年。“性英断多艺，尤知音律”，他自幼好艺，六岁男扮女装登台表演，能奏多种乐器，如横笛、拍板、羯鼓、琵琶等，其中最擅奏羯鼓——李龟年也擅此乐器。
羯鼓又叫“两杖鼓”，最早流行于西域地区，大约在南北朝时传入中原。这种乐器两头粗腰部细，以公羊皮做鼓皮，因此叫羯鼓。它发出的音主要是古时十二律中阳律第二律一度，演奏起来节奏急促，扣人心弦，被唐玄宗称为八音领袖，其他乐器不可与之相比。
唐代南卓在《羯鼓录》对此有记载：“如漆桶，山桑木为之，下以小牙床承之。击用两杖……杖用黄檀、狗骨、花椒等木……棬用刚铁，钢当精练，棬当至匀。”意思是槌杖须用黄檀、狗骨、花椒等木材制作才好，木料须干燥，杜绝潮湿之气，使其柔韧而滑腻，鼓声才会清脆响亮，可奏出如同战马奔跑的蹄声。
羯鼓发烧友唐玄宗曾作鼓曲《秋风高》，每逢秋高气爽时节，他必奏此曲。可以想见那是幅多么具有意境的画面：秋风飒飒，鼓声琅琅，大唐山河如此多娇，身为一国之君的玄宗如此意气风发！
当时的宰相宋璟亦擅长敲击羯鼓，他对玄宗说：“击鼓时，如果能够头做到‘头如青山峰，手如白雨点’，便是击羯鼓的能手。”意思是击鼓时头稳定不动，而下手急促，好似急雨一样密集恣肆，此乃为高手。
可以肯定，唐玄宗的击鼓技艺一定达到了宋璟所言境界。有次和李龟年交流击鼓，玄宗问李龟年打断了多少根鼓杖，李龟年答：“臣已打折了五十根鼓杖。”唐玄宗得意一笑：“这不算什么，我已经打折四立柜了。”可见玄宗在羯鼓上是下了真功夫。
文艺青年唐玄宗还擅奏竹笛。有一日他作了首新曲，当晚用竹笛反复演奏。翌日听得有人在熟练地吹奏那首新曲，不禁大惊，当即将演奏者唤来。原来是当时著名的笛手李谟，听到唐玄宗的演奏后颇为喜爱，于是默记下来。
据说玄宗还善于指挥乐队与作曲。他一生创作了很多乐曲，这些乐曲与前代音乐有很大区别。唐玄宗以前的音乐政治性非常强，大多为歌功颂德类，玄宗所作的乐曲一改前代之风以艺术性见称。
在玄宗倡导下，达官大臣慕之者皆善言音律，形成了“六幺水调家家唱，白雪梅花处处吹”“洛阳家家学胡乐”之风。而在这些人中，李龟年的音乐水准又是高出一筹，在当时音乐界的地位可谓“甲于都下”。
明代张岱在《夜航船》中对其才华也有描写：“李龟年至岐王宅，闻琴，曰：‘此秦声。’良久，又曰：‘此楚声。’主人入问之，则前弹者陇西沈妍，后弹者扬州薛满。二妓大服。”此段写了李龟年隔门辨音，可见其对音律的熟悉。据说那次宴会结束后，岐王以“破红绡、蟾酥纱”作为礼物赠送给来宾，李龟年却根本不把它放在眼里，却突然掀开帷幕冲了进去，从女伶沈妍的手中将琵琶一把夺了过来，然后若无其事地拨弄着琴弦……他的举动使周围的人大为愕然，生怕冒犯了岐王，可岐王却毫无愠色，因他本人不但工于诗文，也颇解音律，对李龟年有爱才之心。从此，李龟年便成了岐王府的常客。
李龟年的两个兄弟李鹤年与李彭年音乐造诣也不错，鹤年能歌词，彭年善舞，三兄弟即可组一个戏班。唐玄宗命太乐署为兄弟三人在洛阳城中繁华的上等甲地——通远里划了一片地，起造宅第，规格等级超越了相关规定，时称“逾于公侯”，堂屋廊院极是华丽。据说，后来这座宅院被晋国公裴度（唐中期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辟为别墅，名“绿野堂”，成了裴公和白居易、刘禹锡饮酒赋诗的所在。马致远的套曲《双调·夜行船·秋思》中写道，“裴公绿野堂，陶令白莲社，爱秋来那些;和露摘黄花，带霜烹紫蟹，煮酒烧红叶”，白居易也有诗云：“绿野堂开占物华，路人指道令公家。令公桃李满天下，何用堂前更种花。”这“裴公绿野堂”的前身，就是李龟年的宅第。
名声显赫的三兄弟常被王公贵人请去演唱，赍赏丰厚。那无疑是李龟年人生中的盛年，春风得意笙歌逐，高处烧银烛。如此得玄宗宠幸，以至后世有人疑他们是对好基友。原本，皇帝有基友并不稀奇，春秋时期卫灵公和弥子瑕，汉哀帝和其基友董贤的“断袖之交”，汉武帝也有若干男宠，头号基友还是名门之后，战国七雄韩国的王族韩嫣，并且汉武帝对韩嫣的宠爱毫无避讳，司马迁在《史记》中也有记载。
唐玄宗与李龟年呢，如果不是有杨贵妃，这种“好基友”的猜测或许成立，但有名花倾国的杨贵妃在，这种猜测基本属于想多了。玄宗与李龟年更多是音乐上的知己，如此而已。真正与玄宗在情感上如胶似漆的是贵妃：“玄宗凡有幸，贵妃无不随侍，乘马则高力士执辔授鞭。”玄宗对小他三十四岁的贵妃之宠爱，世人多只当是因贵妃的美姿容，然而，后宫三千佳丽，有美姿容的显然不止贵妃一人。即使是贵妃的美已臻“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之境，但再美的容颜若止于容颜，玄宗怕也是要起腻的。
如果玄宗和贵妃只有情欲关系，这关系无疑很快会走向厌倦。玄宗之所以迷恋贵妃，必定还有其他原因。《旧唐书·后妃列传上》载：“太真姿质丰艳，善歌舞，通音律……”她虽丰腴，却善于跳胡旋舞，舞起来有天女之资。
另见《太平广记》载：“太真妃多曲艺，最善击磬。拊搏之音，玲玲然多新声，虽太常梨园之能人，莫能加也。”磬，一种打击乐器，形如曲尺，悬于架上，以木槌击奏。玄宗为贵妃用蓝田绿玉制作了专用磬，配以各色贵重饰物，备极工巧，音质清脆，并用黄金打造了两只各两百斤的狮子作为磬架。
贵妃还是琵琶高手，关于这点，《明皇杂录》也有载：“诸王贵主洎虢国已下，竞为贵妃琵琶弟子。”各位等级在虢国夫人以下的王公贵胄，争相成为杨贵妃的弟子学习弹奏琵琶，每当杨贵妃教授完曲子，这些贵胄就给她进献丰厚的礼品。
她还和玄宗一起作曲，创制出《霓裳羽衣曲》，她亲自编跳。元代白朴在《梧桐雨》第二折中对此有描述：“今日新秋天气，寡人朝回无事，妃子学得《霓裳羽衣舞》，同往御园中沉香亭下，闲耍一番。”
在姿容之外，贵妃亦有高超乐艺和舞技——色艺双绝，这才是令玄宗神魂颠倒的原因。
琴瑟相谐，灵肉缱绻，由此有了一段流传千古的情爱史话。
安史之乱爆发后，玄宗仓皇出逃，贵妃一同上路，到马嵬坡（今陕西兴平西）时，将士哗变，怒杀杨国忠，又迫玄宗缢死杨贵妃。队伍继续南行，由曲折入云端的秦蜀栈道进入峡谷，又遇细雨绵绵不绝，举步维艰。在栈道最险处，有铁索供人攀扶，索上挂有铃铛，人走时手扶索链，铃声前后相应，以便相互照应。淅沥夜雨中，玄宗闻断续铃声，愁肠欲断，挥泪写了一首乐曲《雨霖铃》，寄托自己对贵妃的哀思和逃亡之苦。当时有梨园乐工张野狐（又名张徽）在玄宗身边，他是筚篥演奏家。玄宗让他试奏《雨霖铃》，乐声一起，深沉悲咽，听到动情处，玄宗挥泪如雨。后唐代诗人有诗云：“寂寞銮舆斜谷里，是谁翻得雨淋铃。”
曲调缠绵悱恻，到了宋元时，又受到失意文人喜爱，争相填词传唱，于是成为词牌“雨霖铃”的起源。北宋慢词家柳永填的《雨霖铃》“寒蝉凄切”更使该乐曲流传开来，成为中国音乐史上著名的筚篥古曲。
重返京师，历经刀兵火燹的宫内乐器遗失很多，唯有太真妃当年拊搏过的绿玉石磬还在。玄宗睹物伤情，不忍再看，命人將它送到太常寺，存入库房。
说回李龟年。安史之乱后，他流落到江南，靠在宴会上演唱为生。“每遇良辰胜赏，为人歌数阕。座中闻之，莫不掩泣罢酒。”据说有次他流落到湖南湘潭，在湘中采访使举办的宴会上唱了王维的五言诗《相思》：“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又唱了王维的一首《伊川歌》：“清风明月苦相思，荡子从戎十载余。征人去日殷勤嘱，归燕来时数附书。”表达了希望唐玄宗南幸的心愿。但此时玄宗已是风烛残年，自顾不暇，哪还有精力顾得上李龟年呢？
李龟在年暮年飘零的途中，与故人杜甫相遇。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当年繁华已物是人非，乐声远去，游魂零仃归不得——这种落差，不禁让人想起南唐后主李煜的诗，“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两人相遇时节正是春天，地点长沙，“正是江南好风景”，听上去似乎春光大好，处处明媚，但诗人紧接着笔墨一转，“落花时节又逢君”，提示出时值暮春。风景虽好，花已凋零。“落花”与相遇的心境是吻合的，时运、世运与人运的萧瑟都笼在“落花”之中。
此诗作于大历五年（770），杜甫人生的最后一年，距安史之乱结束七年，战乱造成的山河国破仍未疗愈。这一年，鱼朝恩专掌禁军，势倾朝野，每喜于广座恣谈时政，侮辱宰相。这一年，李白已经去世八年，王维已经去世九年，在成都资助自己生活的老朋友高适和严武也已去世五年，山河依旧，故人不在，老杜在无边落木里看长江滚滚，写下了著名的《秋兴八首》。
这几年来，思乡心切的杜甫乘舟出峡，先到江陵，又转公安，年底又漂泊到湖南岳阳，行程中杜甫一直住在船上。由于生活困顿，不但不能北归，还被迫更往南行。大历四年正月，由岳阳到潭州（长沙），又由潭州到衡州（衡阳），复折回潭州（长沙郡），“疏布缠枯骨，奔走苦不暖”，晚境凄凉。也就是在此时，他与流落的宫廷音乐人李龟年相遇，杜甫不由感慨万千。故人重逢，本是乐事，但在此种情境下相逢，唯余满腹辛酸。“世运之治乱，华年之盛衰，彼此之凄凉流落，俱在其中。”
那个“繁弦急管催献酬，倏若飞空生羽翼”的开元盛世永不再回。
唐代胡璩所著笔记小说集《谭宾录》中载：“天宝中，玄宗命宮女数百人为梨园弟子，皆居宜春北院。上素晓音律，时有马仙期、李龟年、贺怀智皆洞知律度。安禄山自范阳入觐，亦献白玉箫管数百事，皆陈于梨园。自是音响殆不类人间。”
这段话还原了一个乐声回荡的天宝年间。梨园，原是宫中的一个果园，是春天的游宴处。《新唐书》卷202《文艺中·李适》：“春幸梨园，并渭水祓除，则赐细柳圈辟疠。”梨园中有个亭子，《旧唐书·中宗纪》多次提到梨园亭，皇帝率众在此观看打球和拔河比赛。开元二年，唐玄宗创设“梨园”，即设立在禁苑梨园中的宫廷音乐机构，以专门教习法曲为主。玄宗十分重视梨园，一有机会就到梨园亲自指挥乐人排练，除法部外，还专设了一个梨园“小部”，“凡三十人，皆十五以下”，相当于国立戏校，从苗子起培养戏曲人才。
当时梨园子弟有数百人，成日在园内习歌演舞。在梨园任职的有马仙期、李龟年、贺怀智等知名乐师。安禄山从范阳（今保定以北，北京以南一带）进京朝拜，献上白玉箫管数百件，都收于梨园。梨园内成天乐声飘荡，犹如仙境。
宋代《太平广记》中也载有一个故事：开元年间，宫中喜牡丹，得新品种后移植在特为太真妃新建成的沉香亭边，又值花会繁开，玄宗皇帝乘照夜白宝马，太真妃乘步辇相随，前往沉香亭畔观赏牡丹。下诏特选梨园弟子中的优秀的歌手唱歌，得乐曲十六部。李龟年当时也在，他手捧檀板，站在众歌手前边，刚要开唱。玄宗说：“赏名花，对美人，怎能用旧曲旧词唱呢？”于是命李龟年持御用金花笺，宣召李白进宫，让他立刻写出《清平调》三章。
李白欣然受命，只是宿醉还未全醒。只见他略一沉思，提笔挥就，写成《清平调》三章：“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阑干。”
李白写罢，李龟年立即进献。玄宗命梨园弟子调丝竹伴奏，催促李龟年引喉唱之。太真妃杨玉环手持玻璃七宝杯，酌饮西域凉州供奉的葡萄美酒，含笑地领会歌中的情意。玄宗亲吹玉笛为李龟年伴奏。每吹完一曲将换新曲时，故意拖长笛声取悦太真妃。太真妃饮完酒，收起绣帕两次拜谢皇上的恩宠。
李龟年常将此事讲给人听。回想一下，以唱歌而赢得如此高的声誉的，还没有超过这次的呢。这也是一时的极致啊！
安史之乱后，梨园子弟四散。洞晓琵琶的梨园乐工雷海青在安史之乱中因不肯为安禄山演奏而被残忍地肢解示众（据《资治通鉴》）。王维闻此事，立即写了一诗《闻逆贼凝碧池作乐》表达悲愤：
万户伤心生野烟，
百僚何日更朝天？
秋槐叶落空宫里，
凝碧池头奏管弦。
这首诗又意外地救了王维。安史之乱中，安禄山硬把王维迎置于洛阳的普施寺中，并授予他“给事中”的官职。安史之乱平定后，凭“任职”这点王维本可治罪，但唐肃宗从这首诗的“逆贼”二字知道王维任职所非情愿，对他也就从轻发落。
说回大历五年是何状况呢？唐代宗李豫曾敕曰：“自王室多难，一纪于兹，东征西伐，略无宁岁。四郊多垒，连岁备边，师旅在外，役费尤广，赋役转输，疾耗吾人，困竭无聊，穷期滥矣。”
战乱后的河山千疮百孔，诗人内心亦然，多病，丧幼子，左耳聋。暮春与李龟年的相逢自是心情复杂，他自己这一生“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从未有过李龟年的得宠与当红。如今，他乡一遇，眼见这位昔日君王的座上宾沦落到卖艺为生，老杜怎能不唏嘘嗟叹？这种落差是个人命运的，更是时代的——“开元之际，几致太平，何其盛也！及侈心一动，穷天下之欲不足为其乐，而溺其所甚爱，忘其所可戒，至于窜身失国而不悔。”玄宗后期执政的耽于享乐与任用奸臣，导致盛唐走向衰落，长达八年的战乱令生灵涂炭，民不聊生。
老杜的最后几年多在船上漂泊，风痹病（风湿性关节炎）愈加严重。大历五年（770）四月八日，长沙发生臧玠的乱子。这是一次小规模的地方武勇兵变，和杜甫这一生经历过的大风大浪比算不得什么。但此时老杜已是暮年，“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战乱带来的阴影令他痛恨这种提心吊胆的惊惶，于是他逃往衡州。
在衡州，他接到任职于郴州的舅父崔伟的书信见招，便去投奔舅父。时逢夏季，湘南洪水泛滥，船在耒阳被困五天断粮，幸得耒阳县令闻讯后送来白酒、牛肉解困。大概六月，乱子平定，据《唐书·代宗纪》：“大历五年五月，癸未，以羽林大将军辛京杲为潭州刺史、湖南观察使。”此外《新唐书》卷一百四十七《辛京杲传》也有载：“京杲，肃宗时累迁鸿胪卿，为英武军使。代宗立，封庸国公，迁左金吾卫大将军，进晋昌郡王，历湖南观察使，后为工部尚书，致仕。”可见这位新湖南观察使，乃是皇帝左右很重要的一员大将，这个乱子，大概就是由他来平定的。这也是杜甫为什么忽然改变原来南下郴州的计划，又由耒阳折回长沙的原因。老杜无时无刻不想北归，避乱南下本是万不得已，现在乱子既已平定，他自然要掉转船头北归了，在船上他写下人生最后的一首诗，此诗可说是自挽诗——《风疾舟中伏枕书杯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故国悲寒望，群云惨岁阴;水乡霾白屋，枫岸叠青岑。”写了从舟中看到的凄惨景况——那望见的亦是他自身命运的凄惨。
大历五年冬，杜甫在由潭州往岳阳的一条小船上去世。时年五十九岁。
或许，比起李龟年，杜甫还算幸运，至少留下卒年，诗篇传世，而李龟年郁郁而终，卒年不详。他的音乐才能早已消散在天宝年间的风中。从宫廷首席乐师到民间艺人，从“逾于公侯”的府邸主人到流落江湖卖艺，这位唐代音乐大师的一生可谓跌宕。
而其他那些著名的古代音乐人似乎命运也没有好到哪去，比如三国时期音乐家嵇康，遭人构陷，在刑场上抚了一曲《广陵散》后从容就戮，时年四十岁;西汉音乐家李延年曾因犯法而被处腐刑，后因其妹受宠，李延年也成为汉武帝的近侍，主持乐府，得宠尊贵一时，后却被两次灭族;南宋文学家、音乐家姜夔，少年孤贫，一生转徙江湖，靠卖字和朋友接济为生，过着寄人篱下的布衣生活，死后靠友朋吴潜等人捐资，才勉强葬于杭州钱塘门外的西马塍……
如果不是老杜的这首七绝，大概世人如我一般，多不知“李龟年”为何人，虽然大历才子李端也为他写过一首诗，诗名就叫《赠李龟年》：“青春事汉主，白首入秦城。遍识才人字，多知旧曲名。风流随故事，语笑合新声。独有垂杨树，偏伤日暮情。”这首诗虽也写得不错，但比起老杜的《江南逢李龟年》，究竟略逊一筹。
一个是旁观，一个是亲历，李端比老杜小二十五岁，算是老杜的晚辈，当年老杜出入岐王宅和崔九堂，一闻李龟年的动人音律时，李端大概彼时还在“少居庐山”。老杜与李龟年的江南相遇则“同是天涯沦落人”，心有戚戚，在“又逢君”中有着难言的怅惘。
在李龟年之前，广德二年（764年），老杜还写过一首诗有感乱世中的老友相逢，主人公曹霸是三国高贵公曹髦后裔，精通书画，官至右武卫将军，擅画马，尤精鞍马人物，曾画“御马”，笔墨沉着，神采生动，深受玄宗赏识。安史之乱爆发后，曹霸因一幅作品有影射唐朝之嫌，被削职免官，过着流离失所的生活。他流亡至成都时，身无分文，靠为人绘画肖像谋生。后杜甫几经寻访，终于与之相见。老杜写下《丹青引赠曹将军霸》及《韦讽录事宅观曹将军画马图》两诗，为曹霸也为自己发出了“但看古来盛名下，终日坎壈缠其身”的感慨。
六年后，老杜遭逢旧友李龟年，写下他人生最后一首七绝《江南逢李龟年》，短短28字推开了一扇通往天宝年间的侧门，笔简意深，难怪朱熹评价说：“杜诗初年甚精，晚年横逆不可当，只意到处便押一个韵。”意指老杜的诗到了晚年已入化境，看似平易随性，功力却十分了得。《江南逢李龟年》即是如此，看似寻常，几个名物词语将一个时代的兴衰浓缩其中。
不知道李龟年本人是否读到过这首诗，如果读到，又是何种心情？这四句诗的况味是如此复杂，包含着当年的管弦之盛，故国不堪回首的悲慨，晚景惨淡的无奈，善自珍摄的辞别……诗艺纯熟，浑然一气，“又逢君”之后，其实彼此知道，从此后会无期了。一如那个盛唐的远去。
邈渺鼓声中，沧海尽成空。
责编：梁红
作品 2019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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