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走过大江大海，唯独依恋小河
再一次见到晓刚的时候，是四年以后。那一年的夏天，中国发生了许多事情，最大的事情就是大学的学生可以不用上课，到全国去大走动。我也借机到南方去看一看，所以就跑到了晓刚正在工作的那个地方。
晓刚是在一个小饭馆里与我见面的，那个曾经消瘦的白鱼条已变成了一个大小伙子，长得很壮，头发梳得很有条理，用当时的话讲，潇洒倜傥。两个男人见面除了讲女人，就是喝酒。那一夜我们喝了很多酒，就着几盘冷菜，聊着村庄里的和以前班上的所有的我们认识和不认识的女孩，尽管她们与我们都不相干。那一夜他喝醉了，吐得一塌糊涂。我送他回去的时候，他象一个小孩，拉着我讲了一夜的酒话。其实那时候他还不到二十岁，但他的年龄好象四十岁。
当年他一到广州的时候，在那个叫流花车站的地方就与带他的人走散了。有一个“好心人”见他背着行李，四处转悠，问他到哪儿？他说要去一个叫宝安的地方。那个人非常热情地把他带上了一个汽车，车上有一大堆要去宝安的人。晓刚很放心地等着汽车开动。汽车快开动的时候，下了一大批人，说是赶另外一个车，这个车太慢。晓刚寻思反正他也不着急，没有跟着下去，其实中间有几个人想下去，没票的人没让下。
汽车在天快黑的时候出发了，开了大约两个钟头，在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他和另外几个坐车的人被强制要求加钱。晓刚拿出了所有的钱，也不足5块，被一群人打了一顿，扔下了车，车跑了。
分文没有的晓刚沿着公路向着走着，但饥饿与伤痛让他步履艰难。他希望路边能有一个人能帮帮他，但除了呼哮而过的汽车，什么也没有。尽管天很黑，但他依然能够看到路边是大片大片的果园。在那大叶子的树上，他看到了香蕉。他顾不了许多，钻过扎着铁刺的护栏，爬上一颗香蕉树，扯下一大串香蕉。在他还没有开始享用上天的美味时，两眼一黑，从树上掉下来了。
他是从疼痛中醒过来的。双手被双剪着，绑在一棵荔枝树上。一条大狼狗在他身上嗅来嗅去。几只讨厌的绿头苍蝇在他的脸爬着，特别的痒。他的背和脸都破了，血迹都干了，已结疤了。果园的主人见他醒了，对他咆哮着他什么都听不懂的鸟语。他努力辩解，也无济无事，因为他的话果园的人也不懂。
他最后成了这个果园的看园人，条件是一日三餐，每月五十块钱。不过，他依然感谢那个果园的主人，首先他能够生存下来，其次，那个基本不知道晓刚在说什么的老头的全家竟然给了晓刚足够的信任，任凭晓刚经营管理这片果园。那一家果园太大了，足足有五十亩，尽管已是收获的尾期了，但依然高产高收。晓刚非常珍惜这个工作机会，每天早上天没亮就送一担水果到市场上去，带上几个北方的水果贩（广东人把韶关以北的人都叫北方人）来果园收购水果。下午又开始采摘各种不同的水果，清洗干净，等着第二天再送到市场上去。果园的老头对晓刚相当的满意，因为晓刚可以将水果直接卖给北方人，而以前老头只能将水果卖给广东人，所以价格总不好。
水果罢园的时候，晓刚该走了，老头一家给他买了许多衣服（都是一些大短裤和大汗衫），还请他在家里好好吃了一顿。晓刚非常感动，第一次知道什么叫尊重。有了这一段经商的经历，晓刚成熟了许多。
晓刚从老头那儿挣了一百元钱，重新置办了行李，再次踏上了去往深圳打工的路途，由于没有边防证，他们打工的地方实际上是关外，那个叫做宝安的地方。
在阔别两个多月之后，晓刚见到了那个带他来打工的人——他的一个远房叔叔。他的那个叔叔在他走丢了后，曾经返回流花车站去找过，没有找到后就自己走了。两个月来，他那个叔叔竟然也没有告诉他的妈妈他在广州走丢了。这让他感到凄凉，但他的叔叔说，他要学会自己长大，深圳这个地方什么都要靠自己，他要有思想准备。
他是有思想准备，但后来的事情说明他的准备还很不够。那一年他还不满十六岁，基本上找不到什么工作。那一天晓刚正在大街上转悠，突然来了一群穿着制服的人把他抓起来了。他被带到一个小屋里，让他拿暂住证。他说自己刚来，但显然没有证据。最后，晓刚只能通知他的那个叔叔来交钱领人。那个远房叔叔来了，看了看他，给他带了几件干净衣服，但没有交钱。那意思是，让他接受“政府”处理，接受“改造”。我现在给大家讲这段故事，大家一定以为我在编瞎话，但是就是在我们中国这片土地上，就是在离我们还不遥远的时代，一个合法的中国人在自己国家的土地上转一转，一不偷，二不抢，那都是犯法的，因为“没有暂住证”，而且，他还是一个不足十八岁的未成年人。
“政府”把他转到了一个叫铁岗的地方，和一群同样没有暂住证的“号仔”们一起挖山。象晓刚这样的人，姓名都是多余的，在那个地方每个人都是编号的，无论是“政府”的人，还是他们相互之间都是使用号码进行“交流”，所以，这些人又被叫做“号仔”。那时候特区正在建设，需要把一座又一座的山推掉，填到海里。不过，也好，一日三餐不愁，每天按时上下班。尽管条件差点，但有吃有喝，足矣。
号仔们的工钱一天三块，每天结算，随时可以领取。“政府”让这些人干活，攒够买车票的钱就可以被遣散回原籍。当然，不愿意领取工钱的号仔也可以永远呆在那儿。这儿干活还有一点特别爽，竟然每个星期可以休息半天，这一点比那些在宝安的工厂打工的人都爽。在那个绕着大山圈起的大院子里有一个工棚，晓刚每个周末都会在那儿花光他一周挣来的所有的钱，请那些号仔们抽烟喝酒，所以号仔都很喜欢他。许多工友都说这儿没有人身自由，说死在这儿都没有人知道。他却不这么想，他真想在这儿呆上几年，因为在这儿的生活真是简单，简单的都不用脑袋，只要手脚齐全就够了。
在“政府里”工作了三个月，就是春节了。政府说要特赦他们，让他们回家过春节，他分文没有当然不能回家，就只能又回到宝安找工作。
这一次找工作太容易了，因为春节相当一部分工人回家了，他轻松地进了一个工厂，还找到了一份相当不错的工作——仓库管理员，因为那也是一个用不着脑袋的工作。
所有仓库管理员，工作类似于一个保安，入库的时候开一下门，清点一下入库数量，出库的时候开一下门，清点一下出库数量。这样的活儿连一个小姑娘都不愿意干，晓刚却干得津津有味。他每天都在那一亩三分田里折腾，把库房里的物件码放得整整齐齐；每天清点库存实际数与帐面数据，列表说明库存数量及需要补充的材料。为此，公司不再需要盘存和清点，也再没有发生需要材料时找不到的情况。公司对晓刚给予了特别嘉奖，工作不到四个月就晋升为流通渠道主管，也就是说除了管管仓库外，还负责管理采购。
晓刚别看读书的时候头脑简单的不行，计算“5+6”的时候需要用上脚趾头，但他对经商和仓储有天赋。且不说在广州那一个月的看果园的事情，以前我和他一起卖冰棍说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那是小学五年级的暑假，因为要上初中，所以暑期特别长，加上那一阵天气很热，于是我和晓刚就筹划着去卖冰棍。在乡里面卖冰棍非常辛苦，绝对不象大城市，守着一个冰柜了事儿。首先我们要自己做一个“冰箱”，就是在一个大木箱子的四周垫上棉絮，再封上一层塑料布，将“冰箱”固定在一辆自行车上，一个“移动冰棍销售站”就形成了。第二过程就是批发冰棍。我们首先要骑十公里的车，到我们北边的一个镇上去批发，一般两分钱一根。现在想一想还真是奇怪，我们那个镇上竟然没有生产冰棍的。一般早上八点钟出发，十点钟才能拿到冰棍。第三个过程就是销售了，也叫“转村”，就是在一个又一个的村庄里转悠。一般十一点左右我们才能返回到我们镇里的村庄“转村”。如果卖的快的话，一天能卖两趟。
我和晓刚一起卖冰棍，一般他卖十根，我能卖一根。那是因为他有三个方面的优势：第一，脸皮厚，能吆喝；第二，善于找地点，比如学校、砖厂等人流较大的地方；第三，有策略，能引诱小孩。一旦有一个小孩跟上“流动站”，他就会拿出一个冰棍，自己津津有味地猛吸，声音非常夸张，时常把村里的小孩搞得大哭，不买上冰棍绝不停止。这三招非常有效，所以，每天他的卖完的时候，我都剩大半冰箱。开始他帮我卖，我不好意思，就送他几根冰棍。到后来，那小子就直接以三分钱一根从我这儿批发，而且这种批发是没有保证的。有时，他会把我的全部收下，然后我只好再跑一趟去进货，结果也是全部再转给他。我一天能赚两块钱，他却可以赚六块钱。
有一天天气非常的好，我们俩都进了满满一箱子。还没卖几根，就下大雨了，这雨一下就没完没了。那家伙一看没戏，先回家了，我还在路上狠等雨停后再找机会卖几根。等我回家后，才知道那家伙给我们村里每家每户都送了几根，换了一箱鸡蛋。而我的冰棍最终没有扛过老天爷，成了一箱糖精水。那时候的冰棍都是井水兑糖精。
晓刚在这方面的天赋很快在他的工作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那时的采购部都是全国跑，找上游工厂，找关系才能拿到材料。采购远比销售困难，出差当然是家常便饭，货物都是要现场买卖，进货也大多都是自己找车去拉，自己押车，非常辛苦。每次有来厂进货的客户时，晓刚总陪着销售部一起去混吃混喝，忙不迭地与来买产品的人套近乎。这在当时是非常不容易的，一般都是进货方的人热脸贴冷屁股，供货方的人端架子甩脸子。现在有一个供货方的人套近乎，进货方一般都非常激动。就这两下套路，晓刚那家伙做得却非常有策略，很快建立了一个进货关系网。当库房材料紧张时，他就会从那些近期需要来公司进货的关系户那里打听材料源。还让那些关系户代为询价、拉关系，甚至进货、押货。这种“以供促进”的套路非常有效，在那个物资紧缺的时代，他们的那个厂子总能较顺利地拿到原材料，从而厂子得到迅速发展。那一年他刚满十八岁。
他在那个厂子一干就是三年，用他的话说，三年光阴都献给了资本家。除了每月领取固定的五百多块钱（在当时，那都是省部级领导的工资水平），三年的兢兢业业换来的是工厂的长大和他的末落。他所在的工厂是一个台商办的工厂，台商有他们自己的生活圈，在他营造好一个强大的采购网络之后，台商从台湾引进了自己的管理团队。
他及其它一些所谓的工厂管理层的“大陆帮”的出局本是必然，但他的出局却是一个非常不光彩的圈套。一个供货商给了他一件礼物，应该说也值不了几百块钱，但很快又到工厂举报说他索贿。几乎没有经过什么流程，他就从那个厂子出来了。这个事件的影响远比他的想象中要大的多。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在你走运的时候，世界所有的门都向你开着；在你背运的时候，世界所有的门都向你关着”。曾经在宝安小有名气，多家工厂希望引进的晓刚，在从一个工厂离职后，去别的工厂时，别人都不要了，好象所有的台商都知道他的事情一样。
最终他和一个北方人合伙办了一个电子小厂，生产电话机，全厂也就二十来人。他负责跑采购与销售，那个北方人负责技术、生产与工厂管理。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全新的领域，他的生活圈得到极大的拓展。就他那点地理知识，可以把中国的首都写成天津，把济南当成海南的晓刚，有一天竟然每天坐着火车在全国跑来跑去，满世界找材料、跑销售，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他说的那一堆城市我都根本不知道地方，只知道中国的大江大海，名山名川他基本没有不知道的了。
我说非常羡慕他现在的生活，他说，游遍了全国的大江大海，唯独依恋小河。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在爬那些大山大川的时候，我总是跟在别人屁股后面，说一些我自己都觉得恶心的话，还是在我们村里的小河里自在，可以一个人游一天，也可以一群人斗一天，没有人需要看别人的脸。
他是太累了，他这个年龄，本应该象我一样坐在教室里“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坐在象牙塔里做着一些酸酸甜甜的梦的时候，他已过早地走入了社会，体验“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残酷现实。
我在他那儿呆了半个月，明显地感觉到他在那儿呆着不舒服。我问他为什么，他却不说。走的时候，他对我说他好想重新进入校园，再读两年书。我让他改变一下工作状态，在深圳好好干，会成功的。他说小河才是他的家，他迟早还得回小河。
再一次见到晓刚的时候，是四年以后。那一年的夏天，中国发生了许多事情，最大的事情就是大学的学生可以不用上课，到全国去大走动。我也借机到南方去看一看，所以就跑到了晓刚正在工作的那个地方。
晓刚是在一个小饭馆里与我见面的，那个曾经消瘦的白鱼条已变成了一个大小伙子，长得很壮，头发梳得很有条理，用当时的话讲，潇洒倜傥。两个男人见面除了讲女人，就是喝酒。那一夜我们喝了很多酒，就着几盘冷菜，聊着村庄里的和以前班上的所有的我们认识和不认识的女孩，尽管她们与我们都不相干。那一夜他喝醉了，吐得一塌糊涂。我送他回去的时候，他象一个小孩，拉着我讲了一夜的酒话。其实那时候他还不到二十岁，但他的年龄好象四十岁。
当年他一到广州的时候，在那个叫流花车站的地方就与带他的人走散了。有一个“好心人”见他背着行李，四处转悠，问他到哪儿？他说要去一个叫宝安的地方。那个人非常热情地把他带上了一个汽车，车上有一大堆要去宝安的人。晓刚很放心地等着汽车开动。汽车快开动的时候，下了一大批人，说是赶另外一个车，这个车太慢。晓刚寻思反正他也不着急，没有跟着下去，其实中间有几个人想下去，没票的人没让下。
汽车在天快黑的时候出发了，开了大约两个钟头，在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他和另外几个坐车的人被强制要求加钱。晓刚拿出了所有的钱，也不足5块，被一群人打了一顿，扔下了车，车跑了。
分文没有的晓刚沿着公路向着走着，但饥饿与伤痛让他步履艰难。他希望路边能有一个人能帮帮他，但除了呼哮而过的汽车，什么也没有。尽管天很黑，但他依然能够看到路边是大片大片的果园。在那大叶子的树上，他看到了香蕉。他顾不了许多，钻过扎着铁刺的护栏，爬上一颗香蕉树，扯下一大串香蕉。在他还没有开始享用上天的美味时，两眼一黑，从树上掉下来了。
他是从疼痛中醒过来的。双手被双剪着，绑在一棵荔枝树上。一条大狼狗在他身上嗅来嗅去。几只讨厌的绿头苍蝇在他的脸爬着，特别的痒。他的背和脸都破了，血迹都干了，已结疤了。果园的主人见他醒了，对他咆哮着他什么都听不懂的鸟语。他努力辩解，也无济无事，因为他的话果园的人也不懂。
他最后成了这个果园的看园人，条件是一日三餐，每月五十块钱。不过，他依然感谢那个果园的主人，首先他能够生存下来，其次，那个基本不知道晓刚在说什么的老头的全家竟然给了晓刚足够的信任，任凭晓刚经营管理这片果园。那一家果园太大了，足足有五十亩，尽管已是收获的尾期了，但依然高产高收。晓刚非常珍惜这个工作机会，每天早上天没亮就送一担水果到市场上去，带上几个北方的水果贩（广东人把韶关以北的人都叫北方人）来果园收购水果。下午又开始采摘各种不同的水果，清洗干净，等着第二天再送到市场上去。果园的老头对晓刚相当的满意，因为晓刚可以将水果直接卖给北方人，而以前老头只能将水果卖给广东人，所以价格总不好。
水果罢园的时候，晓刚该走了，老头一家给他买了许多衣服（都是一些大短裤和大汗衫），还请他在家里好好吃了一顿。晓刚非常感动，第一次知道什么叫尊重。有了这一段经商的经历，晓刚成熟了许多。
晓刚从老头那儿挣了一百元钱，重新置办了行李，再次踏上了去往深圳打工的路途，由于没有边防证，他们打工的地方实际上是关外，那个叫做宝安的地方。
在阔别两个多月之后，晓刚见到了那个带他来打工的人——他的一个远房叔叔。他的那个叔叔在他走丢了后，曾经返回流花车站去找过，没有找到后就自己走了。两个月来，他那个叔叔竟然也没有告诉他的妈妈他在广州走丢了。这让他感到凄凉，但他的叔叔说，他要学会自己长大，深圳这个地方什么都要靠自己，他要有思想准备。
他是有思想准备，但后来的事情说明他的准备还很不够。那一年他还不满十六岁，基本上找不到什么工作。那一天晓刚正在大街上转悠，突然来了一群穿着制服的人把他抓起来了。他被带到一个小屋里，让他拿暂住证。他说自己刚来，但显然没有证据。最后，晓刚只能通知他的那个叔叔来交钱领人。那个远房叔叔来了，看了看他，给他带了几件干净衣服，但没有交钱。那意思是，让他接受“政府”处理，接受“改造”。我现在给大家讲这段故事，大家一定以为我在编瞎话，但是就是在我们中国这片土地上，就是在离我们还不遥远的时代，一个合法的中国人在自己国家的土地上转一转，一不偷，二不抢，那都是犯法的，因为“没有暂住证”，而且，他还是一个不足十八岁的未成年人。
“政府”把他转到了一个叫铁岗的地方，和一群同样没有暂住证的“号仔”们一起挖山。象晓刚这样的人，姓名都是多余的，在那个地方每个人都是编号的，无论是“政府”的人，还是他们相互之间都是使用号码进行“交流”，所以，这些人又被叫做“号仔”。那时候特区正在建设，需要把一座又一座的山推掉，填到海里。不过，也好，一日三餐不愁，每天按时上下班。尽管条件差点，但有吃有喝，足矣。
号仔们的工钱一天三块，每天结算，随时可以领取。“政府”让这些人干活，攒够买车票的钱就可以被遣散回原籍。当然，不愿意领取工钱的号仔也可以永远呆在那儿。这儿干活还有一点特别爽，竟然每个星期可以休息半天，这一点比那些在宝安的工厂打工的人都爽。在那个绕着大山圈起的大院子里有一个工棚，晓刚每个周末都会在那儿花光他一周挣来的所有的钱，请那些号仔们抽烟喝酒，所以号仔都很喜欢他。许多工友都说这儿没有人身自由，说死在这儿都没有人知道。他却不这么想，他真想在这儿呆上几年，因为在这儿的生活真是简单，简单的都不用脑袋，只要手脚齐全就够了。
在“政府里”工作了三个月，就是春节了。政府说要特赦他们，让他们回家过春节，他分文没有当然不能回家，就只能又回到宝安找工作。
这一次找工作太容易了，因为春节相当一部分工人回家了，他轻松地进了一个工厂，还找到了一份相当不错的工作——仓库管理员，因为那也是一个用不着脑袋的工作。
所有仓库管理员，工作类似于一个保安，入库的时候开一下门，清点一下入库数量，出库的时候开一下门，清点一下出库数量。这样的活儿连一个小姑娘都不愿意干，晓刚却干得津津有味。他每天都在那一亩三分田里折腾，把库房里的物件码放得整整齐齐；每天清点库存实际数与帐面数据，列表说明库存数量及需要补充的材料。为此，公司不再需要盘存和清点，也再没有发生需要材料时找不到的情况。公司对晓刚给予了特别嘉奖，工作不到四个月就晋升为流通渠道主管，也就是说除了管管仓库外，还负责管理采购。
晓刚别看读书的时候头脑简单的不行，计算“5+6”的时候需要用上脚趾头，但他对经商和仓储有天赋。且不说在广州那一个月的看果园的事情，以前我和他一起卖冰棍说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那是小学五年级的暑假，因为要上初中，所以暑期特别长，加上那一阵天气很热，于是我和晓刚就筹划着去卖冰棍。在乡里面卖冰棍非常辛苦，绝对不象大城市，守着一个冰柜了事儿。首先我们要自己做一个“冰箱”，就是在一个大木箱子的四周垫上棉絮，再封上一层塑料布，将“冰箱”固定在一辆自行车上，一个“移动冰棍销售站”就形成了。第二过程就是批发冰棍。我们首先要骑十公里的车，到我们北边的一个镇上去批发，一般两分钱一根。现在想一想还真是奇怪，我们那个镇上竟然没有生产冰棍的。一般早上八点钟出发，十点钟才能拿到冰棍。第三个过程就是销售了，也叫“转村”，就是在一个又一个的村庄里转悠。一般十一点左右我们才能返回到我们镇里的村庄“转村”。如果卖的快的话，一天能卖两趟。
我和晓刚一起卖冰棍，一般他卖十根，我能卖一根。那是因为他有三个方面的优势：第一，脸皮厚，能吆喝；第二，善于找地点，比如学校、砖厂等人流较大的地方；第三，有策略，能引诱小孩。一旦有一个小孩跟上“流动站”，他就会拿出一个冰棍，自己津津有味地猛吸，声音非常夸张，时常把村里的小孩搞得大哭，不买上冰棍绝不停止。这三招非常有效，所以，每天他的卖完的时候，我都剩大半冰箱。开始他帮我卖，我不好意思，就送他几根冰棍。到后来，那小子就直接以三分钱一根从我这儿批发，而且这种批发是没有保证的。有时，他会把我的全部收下，然后我只好再跑一趟去进货，结果也是全部再转给他。我一天能赚两块钱，他却可以赚六块钱。
有一天天气非常的好，我们俩都进了满满一箱子。还没卖几根，就下大雨了，这雨一下就没完没了。那家伙一看没戏，先回家了，我还在路上狠等雨停后再找机会卖几根。等我回家后，才知道那家伙给我们村里每家每户都送了几根，换了一箱鸡蛋。而我的冰棍最终没有扛过老天爷，成了一箱糖精水。那时候的冰棍都是井水兑糖精。
晓刚在这方面的天赋很快在他的工作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那时的采购部都是全国跑，找上游工厂，找关系才能拿到材料。采购远比销售困难，出差当然是家常便饭，货物都是要现场买卖，进货也大多都是自己找车去拉，自己押车，非常辛苦。每次有来厂进货的客户时，晓刚总陪着销售部一起去混吃混喝，忙不迭地与来买产品的人套近乎。这在当时是非常不容易的，一般都是进货方的人热脸贴冷屁股，供货方的人端架子甩脸子。现在有一个供货方的人套近乎，进货方一般都非常激动。就这两下套路，晓刚那家伙做得却非常有策略，很快建立了一个进货关系网。当库房材料紧张时，他就会从那些近期需要来公司进货的关系户那里打听材料源。还让那些关系户代为询价、拉关系，甚至进货、押货。这种“以供促进”的套路非常有效，在那个物资紧缺的时代，他们的那个厂子总能较顺利地拿到原材料，从而厂子得到迅速发展。那一年他刚满十八岁。
他在那个厂子一干就是三年，用他的话说，三年光阴都献给了资本家。除了每月领取固定的五百多块钱（在当时，那都是省部级领导的工资水平），三年的兢兢业业换来的是工厂的长大和他的末落。他所在的工厂是一个台商办的工厂，台商有他们自己的生活圈，在他营造好一个强大的采购网络之后，台商从台湾引进了自己的管理团队。
他及其它一些所谓的工厂管理层的“大陆帮”的出局本是必然，但他的出局却是一个非常不光彩的圈套。一个供货商给了他一件礼物，应该说也值不了几百块钱，但很快又到工厂举报说他索贿。几乎没有经过什么流程，他就从那个厂子出来了。这个事件的影响远比他的想象中要大的多。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在你走运的时候，世界所有的门都向你开着；在你背运的时候，世界所有的门都向你关着”。曾经在宝安小有名气，多家工厂希望引进的晓刚，在从一个工厂离职后，去别的工厂时，别人都不要了，好象所有的台商都知道他的事情一样。
最终他和一个北方人合伙办了一个电子小厂，生产电话机，全厂也就二十来人。他负责跑采购与销售，那个北方人负责技术、生产与工厂管理。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全新的领域，他的生活圈得到极大的拓展。就他那点地理知识，可以把中国的首都写成天津，把济南当成海南的晓刚，有一天竟然每天坐着火车在全国跑来跑去，满世界找材料、跑销售，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他说的那一堆城市我都根本不知道地方，只知道中国的大江大海，名山名川他基本没有不知道的了。
我说非常羡慕他现在的生活，他说，游遍了全国的大江大海，唯独依恋小河。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在爬那些大山大川的时候，我总是跟在别人屁股后面，说一些我自己都觉得恶心的话，还是在我们村里的小河里自在，可以一个人游一天，也可以一群人斗一天，没有人需要看别人的脸。
他是太累了，他这个年龄，本应该象我一样坐在教室里“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坐在象牙塔里做着一些酸酸甜甜的梦的时候，他已过早地走入了社会，体验“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残酷现实。
我在他那儿呆了半个月，明显地感觉到他在那儿呆着不舒服。我问他为什么，他却不说。走的时候，他对我说他好想重新进入校园，再读两年书。我让他改变一下工作状态，在深圳好好干，会成功的。他说小河才是他的家，他迟早还得回小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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