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过了张家界站不远,我又梦见小荨给我发来了短信。短信界面没内容,空荡荡地,好像只是一个错按的意外。于是我在梦中又迷迷糊糊地睡过去,隐约听见滴滴响两声,分不清虚实,便胡乱地拍了拍乱成一团的被单,佯作解释。
直到迷迷糊糊地醒来,对着头顶的床板出神的时候,在完全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接到了她的电话。
我没有应答,她也没有说话,双方屏息凝神地沉默着。最后她挂断了通话,耳边手机轻微地“嘟”了一声,便再没有发出声响。
深夜才醒过来,烫了速食面,在窗口旁的椅子上神思恍惚地坐着。列车员经过的时候,远远对着另外几个清醒的乘客压低了声音说:“再过十五分钟就要到站了。”经过我身边,似乎稍微迟疑了一下。我侧过身腾出半条过道,他便径直走了过去。
我渐渐失去了睡意,等着下一站的停靠,下车买一些深夜和清晨用的饮用水。又记起烟已经在登车前用完了,把原子笔从口袋里翻出来,借着桌子下的应急灯光在掌心上添了一个“烟”字。但最后还是没有买到,只在即将关门的站台商店里买了些矿泉水和冰棒。这样的站台小店里,其实也没什么能买的了。
这让我想起和小荨在一起的时候,深夜突如其来地走出家门想找点热乎的夜宵,却发现亮着灯的只剩下了卖零食的便利店。
白天的时候,谁也不想出门。除了每周固定一次出门补给,大多的时间是两个人裹在被子里,一言不发地看小说和漫画书,上网。彼此已经很习惯沉默,时间久了,就像身体里不可分割的一大部分。水端两杯,碗洗成对,规避所有可能尴尬的瞬间。
小荨从菜市里买回来的金鱼就在这静悄悄的某一天里悄无声息地死了,浮在用矿泉水的大瓶子剪成的简陋鱼缸的水面上。春天过去的时候,不见了翻过来的鼓胀肚皮,也没了空洞膨胀的鱼眼,变成一缸藏在阳台的角落里的死水,生机勃勃地泛着绿。却也并没有腐烂的臭味。我刷牙的时候总能见到它,每回都想着,也许可以往里面插株绿萝,或者别的什么。但刷完牙后总会迅速地忘记,任由它一日日干涸、腐烂,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些不为人注意的小秘密繁衍生息的温床。
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又开始说话了。像很久没有开过口了似的,她用一种平静的语调说:“去超市的时候,买点酒回来吧。啤酒。”我“嗯”了一声。她又说:“我今天有点肚子疼,就不去了。”
原来有的时候,真的是可以静到只有“吱呀”的一声,除了被风推动的百叶窗的窗叶,再无任何声响。我走出楼道的时候,路边停着一辆发动机在夜里起了火的小轿车,车主和保险公司的人围着它大声地争论着什么。回来的时候车却不见了,地上只留下了一块烧焦的深色痕迹。一片四方形浅一些的区域,勾勒出车头原先的轮廓。我描摹着深夜里那场隐秘的燃烧,提着袋子在原处发了一会儿呆,什么都没想出来,慢慢地走回去了。
那天晚上我们冻了冰块,兑进啤酒里喝,相互依偎着,枕在同一个枕头上絮絮地说着话。
她说:“我小时候第一次坐火车,兴奋得整个晚上没睡着,一直把脑袋伸到窗帘里头去看外面的风景。后来经常跟母亲一起坐火车,就开始斤斤计较为什么不能再早一点到达,为什么不能少晚点几个小时。橘红色的路灯还在,可是看不见了。”
我仰着头看着天花板角落里结出的蛛网,她静了一会儿,摸索着握住了我的手。而那一个动作,激起的反应竟然不适。像是左手握左手,自然而然地,有一种无所适从的排斥。
“小的时候不喜欢数学课,被逼着去补习奥数。我妈问我,你要不要去上这个课?我说不要。她也没说什么,隔天就拿了本奥数练习册回来,让我写。写不出来就不能做别的事情,只能听她讲奥数题。她一道题要讲十分钟,讲完了问,你看懂了吗?我说懂了,就让我复述。说不出来,她就重新讲一遍。她就这么坐在电脑房的椅子上,我站着听她讲,灯光都是白晃晃的,腿都要站得麻掉,时间却仿佛一直凝固着。”
“高中的有段时间,我不断跟她吵架。有一次我把神经症的确诊病历拍到她面前,那是吵得最严重的一次,她一边流着泪一边对我吼,我给了你这么多,你什么都不想要,也不说究竟想要什么。你究竟想要什么!”
“那差不多是我们最后一次吵架,后来学校开家长会,我陪她走到学校去。她忽然问我,病历上开的药,你要买吗。我过了一会才说,不要。她没再说什么,就这么走到了校门口。她跟我说,回去的时候注意安全。我的眼泪忽然就掉下来了。”
“嗯。”
“空调的温度好像太低了。”
“……”
可是她已经睡着了,盖着过膝的空调被,迷迷糊糊地发出了一声短促的敷衍。我爬起来想去摸地板上的空调遥控器,牵动了被她捏着的手,竟然很轻易地就抽出来了。我关掉空调,从杂物柜里翻出了另一条空调被盖着,躺到她身边,慢慢睡着了。
后半夜,火车减速停了下来。我睡不安稳,干脆从床铺上下来,对着窗外流动的黑影发呆。这种时候竟然也有别人醒着,经过我身边的时候慢慢从烟盒里抖出一根烟,看着我说:“要吗?”我看着他,摇了摇头。他便从我旁边的过道过去了。
我看了一会儿,站起来,也朝抽烟口走过去。他竟然还在,抽烟口弥漫着一股淡掉了的烟味。
“能给我一根吗?”
他有些吃惊地看了我一眼,从上衣口袋里翻出烟盒,抽出了一支烟和打火机,然后稍微挪出了一点位置给我。我谢过他,点着了烟,深深吸了一口,然后朝着窗口一点点地吐出来。将烟捏在手里,也并没有吸第二口的意思。
“年轻人不要抽烟,对身体不好。”
“嗯。”
他又找了话题:“我女儿和你差不多大。”
我兴味缺缺,断断续续地接了几句,便没再说话了。后来他也回去了。我蹲了一会儿,听见“吱呀”的一声,火车在一声绵长的口哨后,慢慢地发动起来。树影开始流动,死寂的深夜渐渐有了规律的哐哐当当的声音。在规律的嘈杂后,心底竟然温温吞吞地安静下来。
送小荨回北方的时候还是夏天,同一班列车,从南至北贯穿了大半个中国。她在武汉下车,车厢里的冷气开得昏昏沉沉。我倦意连天,打着哈欠,不时陪她到站台上买一些饮用水和消磨时间的零嘴。她把装水的袋子抱在怀里,小声说着在我睡着的时间里她看见的沿途风景。其实那只是些掠影匆匆的山和树,一闪即逝的渔火,还有些橘红色路灯的街道。
“对广东人来说,两广、福建以北的都叫北方?”
“嗯。”
“我在杂志社实习那会儿,做校对的时候,看见编辑把一个河南人说成‘生在北方’。我去跟他说,河南怎么能算北方呢?他说,河南冬天那么冷,怎么不是北方呢。我心里忽然变得很难过,眼泪都涌上来了,也不知道为什么。”
“……”
挂在两排卧铺包厢间的电视屏幕不知道什么时候开了,嗡嗡地放着广告。我睡在最上面,明明暗暗的屏幕光非常晃眼,伸出手摸了几下想把它关掉,却没有找到开关。我心烦意乱,打开一瓶矿泉水,坐到小荨的对面,把头倚在窗边的白色窗纱上,眼里是窗外连绵起伏的山,过不久昏昏睡去。
我做了一个梦。梦里我们还停留在暑假里,生活无限循环,仿佛可以就此这样下去。我们终日地沉眠,抱在一起像树熊一样从清晨睡到下午。睡醒了趴在沙发上看漫画,浇花,翻出冰箱里剩余的食材炖成混乱的汤。食材一日日浪费殆尽,就牵着手去超市买回新的食材,一袋袋地塞进冰箱里。再一日日地取出袋中的肉、蔬菜、炖汤的辅料,最后剩下一只只结实透明的塑料袋,随手塞到冰箱旁的空余储物柜里,杂乱无章地放置起来。
那时候超市的塑胶袋已经开始收费。我们常用的大号塑胶袋两毛一只,后来涨到了三毛一只,因此我们总要带上一些零钱去超市。偶尔忘了带,谁也不想要找回来的零票,怀里抱满了分装的肉、熟食和蔬果。有些温热,有些带着冰凉的冷凝水珠。相互推脱开门的责任,直到最终站在门前。我说:“你帮我拿着,我来开门。”
她说:“我拿不下了,放到地上吧。”
门不知道是谁打开的,窗户出门的时候没关,餐桌上落着几片油绿的叶。
我睡得很晚,第二天的中午时分才醒过来。车厢里的人已经陆续地收拾好了行李箱准备下车,因为春运客流高峰的缘故,到站时间推迟了三个小时,大约要到傍晚的时候才能到武汉。
这节车厢里的乘客也大多都是要在武汉下的。从一号到十号卧铺,桌子上摆着某某旅行社的红色团帽,有些则已经被戴上去了。导游打开了扩音器,在叮嘱些最后的下车注意事项。别的小隔间里,游客用的大多也是与普通话语调相近的湖北话在交流。他们说得快了些,其实我听得也不是很懂,只能隐约辨别出几个“袜子”、“舅舅”之类没有太大意义的词,猜不出语义。
我送小荨回武汉的时候,夏天还未完全过去,开着冷气的出租车里的坐垫还冒着滚烫的热气。有一天下午好不容易下了点毛毛雨,天是阴的,但地上还嘶嘶地冒着热气。出来的时候记得去吃一碗热干面,店主错放了辣,没好意思指正,只好一边大口呼着气一边慢慢地吃。最后还是没坚持下来,只吃了不多的一点,付了钱离开。
她打来电话说:“去黄鹤楼嘛,你一直没去过。”这时候她母亲在电话的另一端招呼了她一声,她用武汉话答了两句。我听不懂她们的一应一答的对白,耐着心等着。她又切回来,换了普通话继续跟我说:“也许明天就出太阳了呢。”
我说:“噢。”
她说:“那你等等,我过去接你。”
雨淅淅沥沥地下大了,公交车外面其实已经是一片水雾了。我看不清窗外的景象,明晃晃的一片深绿色不断地落到后面去,透着石灰水的轻微的灰白色。在某一条不知名的公路上,因为弯道的惯性,我的右手碰到了她顺势下滑的左手。她并没有缩回去,但同样的,也并没有更多的动作。我注意到她有些尴尬地,想要不动声色将它抽回去。她最终做到了,现在它温顺地蜷在她的大腿上。
“刚到Z城的时候,”她说,“有一次去菜市场买菜,我用那种口音很正的普通话跟他们说,白菜多少钱。菜贩说,三块钱。我有点吃惊,以为这里的菜价贵,但也只好付钱了。结果我才转身,他就卖给另一个本地口音很重的男人一斤白菜,男人就给了他一块钱。当时我差点就冲上去了,但知道没用,什么也没做。”
我将目光移开,感觉到所有突如其来的尴尬与不适渐渐转化为悲哀,也只能装作没有注意到这些细节。其实那时候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做爱,接吻也慢慢变为应付公事般的潦草功课。我有一次突如其来想要深吻,她只是稍微地偏了一下脸就躲了过去,说,你不要这样。
我看不见她的表情,也完全辨别不清自己的感受。我们只是默默地躺在床上,面朝天花板,无声地睁大着眼睛,了无睡意。过了一会儿,她撑着身子从床上起来,说,我去倒杯水。她径直地开了门出去,我听见打火机咔嚓的声音,过后又是一片压抑的沉默。
我渐渐地陷入了睡意中,过了不知多久才隐约听见她用钥匙开门的窸窣声。她把烟放到床头柜上,爬到我身边蜷缩起来,背对着我,到此为止便没有了剩下的记忆。第二天醒来的时候,我侧着身面对着墙壁,将被子团成一团紧紧抱在怀中。我们像两只不再坦诚相待的刺猬,背靠着背,只能渐渐地,越来越疏离。
要下车的时候,车厢里的人已稀疏了。隔三岔五地才能见到一只伫在地上的旅行箱和三五叠放在下铺床上的提包。在这站下去,连乘务员都要换下一半,提着壶去装开水时看见乘务室里打包好的一只提包,心底一丝丝地拔凉。
走到门口时倒是意外地遇见了之前的大叔。他哐哐当当地把行李箱拉到门口的时候,我搭了把手帮他提着旅行包。他顺其自然搭了句话:“小姑娘也是到武汉去?”
我说:“啊。”
他问:“回来过年的?”
我对这样接踵而至的问题无所适从,又想了想,不愿继续这个话题,于是点了点头,算作默认。他兀自开始感慨,零零散散夹杂着一些女孩子外出谋生的不易,兴许是源自于切身的体悟,像对着自己的女儿,言语间有了长辈式的温情。我假装不在意,余光却时不时地扫到他的神情,也竟然可以如此陶醉其中。这么想着,心里竟然有些柔软起来。
火车渐渐靠站,我心神不宁,于是回去提了袋子,同他一起站在下车队列的最前端等待。听见排气的声音,应该是停下来了。我竟然有些想要退缩。我在心里构思着绕一个最短的路程,到售票厅去,买一张最近的火车票到全国各地任何一个城市去,然后回家,或者继续走下去。
但是这个时候小荨跳上了车。近两年翻新的武昌站已经不再需要老式的扶梯,所以在列车缓缓停稳后,随着车门的开启,一阵短促的脚步后,我们打了个短暂的照面。就在那一个短促的照面间,我看见了她新剪了短发的模样,细碎的滴水温顺地垂在耳边。于是我说……
但我最终还是哑口无言。身后隐约听见她喊爸的声音,于是我记起来那年电话里男人的声音,说,我女儿要结婚了,你们这些狐朋狗友就不要跟她往来……而最后连说出来的机会竟然也没给我,嘟嘟两声,电话就随着一句尖锐的“爸——”被挂断了。我手里捧着电话,心底一片静悄悄的荒凉。
而这荒凉竟然也逐渐散开了。一列列到站的列车,春运时交替的客流,摩肩接踵,擦肩而过。就好像异乡的人流永远不在意他乡人的感受,闹闹哄哄的,一切又没影了。我最终还是没买到回程的车票,在武汉订了家快捷旅店住下来。大年初一的时候,收到了小荨的短信。
“新年好。”
作品 2013年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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