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家范
　　纸烟
　　父亲吸食纸烟的情景，弥漫在母亲去世后的二十几年里。
　　那些个漫长的日子，父亲被困窘的家境和几个子女所累，总是一脸的疲倦和茫然，就像当年秋后的东北平原一样，粗糙和贫乏里带着几分清冷凄凉。而我，也读不懂那张脸上挂着的沧桑，只知道不善农事的他，正经历着下放农村以来最艰辛的遭遇。整日里用一元钱一斤的糠麸酒麻醉自己，趔趄着走回破旧不堪的家中，身后是一群小孩子的嘲弄。有时，则是醉倒路旁、井台或别人家的烟囱下。
　　那时的我，在饥饿和孤独之外，因为父亲，也接受了比父亲更多的讥笑、冷漠和鄙夷。我很少到人群中去，更不能到亲戚家去。属于我的永远是家中的一角院落、村头的山坡和远远地看着小朋友们玩耍时的那种凝望、羡慕和落寞。我常常在心底怨恨：是父亲让我蒙受歧视、尴尬和羞愧。我甚至想象不出，世上是否还有比我家更弯曲、更灰仄、更羞于让人抬起头来做人的小巷。
　　酒迷醉了父亲。他站在酒的一边醉眼看人生、看我。我则站在酒的另一边看父亲，看他酒精麻木成的丑态。几次劝父亲戒掉，都被冷酷地拒绝在言语之外。酒成了我最痛恨的东西，成了我与父亲之间的隔阂。那时年少的我，根本无从理解，是什么毁了父亲，从而构成了我的幽怨。
　　致使我认识父亲的另一面的，其实不完全是自己年龄的增长，而是父亲酒醒之后，那一根一根接连不断的纸烟。
　　父亲吸的是那种自家产的粗劣呛人的烟叶。这种烟通常在白露前后割下来并上架，几经霜露抽打，特别易燃上口。我十分惊异那越遭寒冷浸蚀，越红火的烟草现象。每当粗饭淡汤之后，父亲便搭着二郎腿，坐在炕头的木沿上，开始裁那些粗糙的纸张。那些纸画满了我们潦草的钢笔或铅笔字迹。这时，父亲总是一声不语，低垂着头，发黄的眼珠，始终盯着那双皴裂的结着厚茧的手，在一声接一声的“嗞拉”中，把一张张练习纸撕成规矩的一沓，接下来，用手指把烟笸箩勾过来，烟叶被捻得雪片儿那样细碎。父亲习惯左手拈起一条纸，两手合作折成“V”形槽，再把右手放进烟篓，捏起一撮儿烟叶放入纸槽中，然后沿着斜角卷起来，就成了一头粗一头细的烟卷儿。粗的一头空出一点儿，拧成纸绳状，这样，烟末儿就不会漏出来了，另一端用唾沫粘上，一根烟算是卷完了。父亲就这样一根一根地卷下去，做这些时，细心和安静比女人更像女人。仿佛卷入纸卷的不是烟草，而是积聚了四季风雨和酸甜苦辣的人生碎片。
　　当夜色垂进屋里时，十五瓦的灯闪动着困乏的光，逗引了孩子的睡意。我多半是一觉醒来时，看到父亲在灭灯后的黑暗中，趴在炕上静静地吸着烟，火光在他的指缝间微弱地，明灭着。父亲时而把烟凑近嘴角，便可听见含着口水的吸食声；时而把手搭在枕头边，轻轻地用拇指和中指捏住含过的一端，食指弹着燃过的烟灰，这时火光会突地亮一下，仿佛灼痛了黑夜的某一根神经，随着又渐渐暗了。这时，我从不发出一点音响，毫无睡意地看着父亲，看着忽明忽暗的烟火，不厌其烦地，寂寞着。等到一根尽了，再续上一根，直到烟气炝得他咳破沉闷，才掐掉一闪一闪的烟头，在一阵塞率声里舒了一口长气，把头颅缓缓地搁在枕上。于是，屋里渐渐响起平淡而轻微的呼噜，这声音甚至比夜更幽暗。
　　似乎用不了多一会儿，天，便亮了。这种感觉侵占了我的记忆。这是父亲给我最善良的感受，也是他最清醒的睡眠。
　　生活好起来后，父亲仍不改烟酒。年近七十的他，因过量饮酒后得了胃出血、肝病和脑血栓。在医生和我的逼迫下，父亲仍不肯戒酒，并大骂大闹，直到旧病复发，才勉强戒酒，烟却难以割舍。
　　酒戒了后，只有烟能使父亲安静。他卷烟的动作越加细微迟缓，一口接一口的吞吐，是不是对苦难的理解和认同？父亲就像一截这样逐渐燃尽的烟头，在对自己的伤害中领着我们度日，直到最后熄灭了自己。
　　我无法忘记他卷烟吸烟的情景，也渐渐地从父亲迷茫的面孔中，活脱出许多个父亲一样的人：他们表面很冷酷，从不向别人倾诉或解释什么，把软弱和对命运的短暂妥协，在细碎的举动和黑暗的遮掩里深埋，而内心却撑起不屈的责任感。仿佛也看到了我赖以生存的这个曾经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民族的负重，看到了种族的顽强的呵护意识和凛冽的爱。我甚至开始固执地认为：父爱不仅仅像一架山，更像一片厚重憨实的土地，以博大和宽宏包容着浅薄、自私又气盛的我们。而酒和纸烟，无疑已是父亲保持生命平衡状态、不使自己崩溃维一物质寄托，也是体现父亲人性内蕴的唯一方式。
　　即使而立之年和父亲去世后，我也只是模模糊糊地，悟出一些简简单单的想法：父亲是个普通的、多少有点愚昧的平民，在困顿不己的七十年代，失去了妻子的陪伴、家庭的温暖，在单调的生活中，来自精神和肉体的双重压迫令他窒息，于是产生了对酒和烟的依恋，并养成了贪酒、嗜烟和暴躁的习性。酒的沉浸是他的幸福，烟的刺激是他的解脱，醉时伤害着自己，醒时拯救着自己，完成一种本能与理性的纠葛，达到了人性的自我救赎，以坚硬的冷淡和困顿的执拗，养活着不知感恩的我们。
　　我不吸烟，但生命中注定有一种纸烟的经历。虽然烟酒几乎成了禁忌，但我却筹措着，有一天带着烟和酒，再一次穿过那条被我痛恨和拒绝过的弯曲小巷，去老家那块山地，头顶苍天，面对坟茔，深深地跪下去，以古老的质朴方式，祭父亲亡灵。让烟漫天、酒湿地，把我包围在以家乡的青草为背景的回忆里。
　　钥匙
　　父亲喜欢钥匙，他的腰间经常挂着一大串钥匙。
　　铜的、铁的、铝合金的，加上小刀、剪刀、掏耳勺什么的，很像那种没落财主的管家或仓库保管员，走到哪儿，都有一串不大不小的响动，这响动足以引起别人的注意。
　　在我很小的时候，父亲的钥匙就挂在他的腰间。那串本可以随时解下来的钥匙，倒好像他身上的某种器官，只有他愿意的时候，才会动一下。
　　家里的门锁是一种虚设。在那种相对贫困的年代，朴素的乡民把声誉看得比生命更重要，谁也不会轻易因为小偷小摸，而坏了自己的名声。母亲在世的时候，我家的门几乎没有上过锁。柜子的钥匙放在母亲的手里，这是乡下女人的专利。仓房的钥匙挂在墙上，谁用的时候拿取非常方便。父亲唯一的小匣子，我没有看他开过几次。我很小的时候，总有些奇怪，不知道父亲那一串钥匙都干些什么用。倒是那小刀小剪，常被父亲从那串响动的钥匙中分拣出来，用来修整指甲或剜去指甲内埋藏的泥垢。
　　母亲去世以后不久，多年挂在父亲腰间的响动突然暗哑了。那串黄的白的钥匙，被他扔到了地桌的长抽屉里。相反，门锁、柜锁和仓房锁的钥匙，却被父亲敛在一起，每天揣在那只肥大的裤兜里。新组合的钥匙串儿，不再任我和哥哥姐姐摆弄，即使必须使用，也是立刻交回他的手中。伴随着重新组阁的不完整的钥匙串的，再也不是那种宽泛、阔亮的爽笑了。每次父亲拿出钥匙伸向锁孔，我都感到那双手似乎很沉，仿佛打开的不是通向温馨的家门，而是凄冷的、阴暗灰仄的、随时都会有不祥之物出现的黑洞，走进去再也无法出来。
　　那串钥匙开启的细微响动，不论白天黑夜，都是塞满我耳廓的清冷。对我敞开的门里，始终是那四壁毫无色彩和透明度的泥墙。夏天，我要面对寂寞；冬天，我要面对白霜。那一串钥匙，留在我的感觉深处的，再不是欢乐和羡慕。关上锁的门，把我和母亲隔成两个世界；打开锁，我又掉进了家的另一种深渊，坠下来的还有父亲和哥哥姐姐。
　　当我长大以后，开始略带思考地回味父亲的钥匙，也找到一些似乎可推敲的东西。在我看来，父亲最初的钥匙，只是一种装饰，或者说，是某种心态的外在表现形式。其意义，无非像现在女人的眉笔口红指甲油之类的东西，是一种虚荣心的满足，或当时乡下男人的一种浅薄的审美需求，因为在某种心理来说，钥匙也是一种权利的象征。
　　父亲喜欢钥匙，但他不搞那种汇聚天下各种钥匙的收藏，只是把一串仅有的钥匙挂在腰间。
　　父亲的钥匙，实在是一种摆设，一种传承千年的权属暗示，仿佛一串钥匙，就是男人家中地位的体现。父亲没有做过什么官儿，活得平庸而琐碎，但他骨子里的男人意识永远潜存着，这种因素导致一种精神需求，映入我眼中的，就是那串似乎可以把握或约束什么的钥匙。
　　那时，许多乡下男人都这样，有了妻子的关心和家庭的温馨，就开始寻求另一种心理平衡，或者说进取心和虚荣心的满足；家庭变故后，失去了日常生活的基本平衡，又开始倾力于实际。父亲关于钥匙的前后变化，就是有力的佐证。
　　父亲悬挂钥匙的心理，一直是个谜。如果一开始就有哪个人让他开启一把锁，那准是一件尴尬的事。后来的钥匙，在母亲去世后，才真正起了钥匙的本来效用。
　　但是，他的钥匙，从来没有打开自己的心灵，向我们敞开什么。我对父亲的了解，大多是从他人生的门缝窥得的。

　　北极光 2016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