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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

时间:2023/11/9 作者: 北极光 热度: 14290
  中谷ㄝㄡ
  1934年,我出生在日本岐阜县的小坂町。岐阜县位于日本的东部,小坂町在我童年的记忆中只是‘个很小的村落,前面是山,中间是一条小河,河水清澈透明,我的家就在山脚下,大自然的美景和清新的空气让人陶醉,一年四季各种各样的鲜花盛开着,即使在寒冬腊月,有的花也会在雪中绽放,鲜花吐露着芬芳,美丽迷人。日本最有特色和代表意义的是樱花,每到樱花盛开的季节,父亲和母亲都会带着我们去赏花。
  他们靠种地为生,勤劳善良。
  我的父亲辈卜兄妹八人。在我记事时,我的祖母和最小的‘个叔叔,还有个小姑姑和我们在一起生活。我们姐弟六人,两个姐姐,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我们家也算是一个大家族,家里人口多,我们又小,帮不上父母什么忙,全家十几口人全靠父亲和母亲支撑着。光靠种地是很难养活全家人的,母亲除种地和料理家务外还养蚕。父亲是烧炭工人,一边种地一边烧炭。
  烧炭的地方离家很远,而且在山上。上山的路很难走,又非常窄,车又进不去,烧好的炭只能川爬犁从山上运下来,父亲早出晚归,十分辛苦。在点火烧炭的时候,父亲几天都不能回家,就住在山上的‘间很简陋的小草屋里。那时我还小,就知道玩,不知道父亲的辛苦。现在回忆起来,心里非常难受,父亲是为了这个大家族才拼命地干活。
  我爱父亲,父亲也爱我们。他喜欢喝酒,酒喝多了就唱歌。有时也会发脾气。
  父亲每次从山上下来都要去温泉。说这样可以解除疲劳。记得有一次父亲带我去泡温泉,因男女有别,父亲把我送到女池门口,说进去吧。那时我才四岁,自己不敢进去洗,就在外面等。父亲出来见我在哭,很心疼地抚摸着我的头,拭去我脸上的泪水,把我抱了起来,去小卖店给我买了最喜欢吃的东西。我紧紧的靠着父亲那宽厚的胸膛,感到无比的安全和温暖。
  母亲的担子也很重,忙里忙外,还要照料着年迈的祖母,在我六岁的时候,祖母去世了。
  我的大姐腿脚不好,曾经不小心伤过,因为那时医疗条件落后,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人姐的脚落下了残疾。到了上学的年龄也也能去上学,因上学要走很远的路,这件事让父亲和母亲感到心疼,又感到非常内疚。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和二姐相继到了卜学的年龄。我们在同一所小学,上学和放学都是二姐带着我。学校的后面是一座大山,山上到处是茂密的森林,山的旁边有一条大河,到了夏天上体育课时,老师就教我们游泳。我和二姐放学回来后,一有时间就去我家前面那条清澈的小河练习游泳和玩耍。小河中间有一块特别大的石头,石头的表面很光滑,游累了就爬到石头上面休息。
  夏天,学校放暑假时,我和二姐去父亲烧炭的地方玩。一路上看到很多猴了满树上乱窜,林中的各种鸟在唱歌,到处开着各种各样的鲜花,又香又美。
  父亲看到我们去看他,很高兴。但是山上有一些动物,有时会伤人,很危险,所以不让我们到处乱跑,让我们在屋子里写作业。那时我们非常贪玩,等父亲出去干活后,我们就偷偷出去看鸟、采花,满山乱跑,高兴得忘记了害怕。父亲回来很生气,说我们不听话。
  我母亲和姑姑每年在室内养蚕。我放学后要去采桑叶。桑树上结着小果实,很好吃,很像大兴安岭的蓝莓。我采下来放在衣服兜里面,有时把衣服染成一块块的蓝色,洗不掉。母亲很生气,打我。有时我很委屈,觉得我这么小就让我干活,可不知道父母为我们所付出的一切是多么辛苦。
  八月,是日本最隆重的盂兰盆会。到了这个节日,人们会放下手里的活计,穿上漂亮的和服跳起舞,庆祝这一节日的到来。晚上姑姑带着我们去参加跳集体舞。人们忘记了一天的疲劳。沉浸在欢乐和幸福中。
  我的家乡秋天也是很美的,满山遍野的红叶显得那么绚丽多彩。秋天也是收获的季节,山上有各种野果子,姑姑带着我和姐姐去山上,一边唱着歌,一边采果子,无忧无虑。家乡,给我留下一段刻骨名心的回忆。
  那时我们最盼望的是过年,因为过年能穿上新衣服,每年过年母亲都给我们每人做一件新衣服。亲戚来拜年,我们又能得到压岁钱,还能吃到好吃的。小豆汤里放些年糕,很好吃,最好吃的是鲤鱼。父亲在房前修了一个小池,水是从山上引下来的。因为没有井,用水都是从山顶上用竹管子引到下面的水槽里,水一年四季流淌着,清醇甘甜。父亲利用引下来的水,在池子里养了一些鲤鱼,逢年节都要抓上几条鱼给我们做着吃。回想那时,虽然生活并不富裕,但很温馨、愉快和幸福。
  我的童年,我和全家人在一起度过的那段时光,是我人生中最快乐,也是终生难忘的。虽然是那样短暂,却让我尝到了家庭的温暖和父母的呵护,尝到了那种挚爱亲情。父亲和母亲对我们那种无私的爱和奉献,让我们永生难忘。几年前,我回老家给父亲扫墓时,一路上看到家乡的面貌,早已让人难以辨认了。
  几十年过去了,家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很难追寻到童年时的记忆。但当我走到家门前的小河时,却让我感到一阵惊喜,小河中间的那块大石头,我一眼就认出来了,尽管几十年过去了,经历了多少个岁岁月月,风风雨雨,虽然被冲洗的更加光滑了,但它仍然纹丝不动地坐落在那里,好像在期特着我们的归来。看到它,让我们回忆起童年时的往事,我心底深处不免产生了一种酸楚的隐隐作痛的感觉。童年时的一幕幕浮到在我的眼前,非常怀念父亲和母亲,特别是想起母亲,我的心如刀绞。怀念失去的亲人,又不免让我回忆起那改变我一生命运的辛酸往事。
  那是1942年,我们像以往一样,沉浸在温馨和安宁的生活之中。一个让人们意想不到的消息从天而降,日本政府号召和动员日本百姓移民去中国。政府对人们说:虽然移民去中国,也是种地,但那里各方面的条件要好于日本,政府是不会欺骗你们的,等等。诚实善良的人们,他们相信政府是不会欺骗他们的予民的,很快做出了决定,移民去中国。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开拓团。所有的人,包括我们一家,做梦也没有想到霉运就要降临在我们每个人的头上。
  出发的那天,人们恋恋不舍,带着家人,望着就要离开祖祖辈辈在这里生长的土地和养育他们的家乡,望着自己亲手创建起来的家园,心情是那样的沉重。故土难离啊,人们眼含泪水,一步一回头,告别了家乡,踏上了去往中国的旅程。对于许多人,那是一条不归的路。endprint
  首先从岐阜县乘车,坐到京都下车,然后再从京都的舞鹤港口乘船去往满州。
  启程的第一天,海上风浪很大,船离岸后在海上摇晃得很厉害。我们都晕船了,什么也吃不进去,吐得厉害,也不敢动,是父亲背着我们去厕所。第二天晚上风小了,船也安稳多了。第三天,到达了韩国的海岸,停留了三个多小时,父亲带我下船去韩国港口近处的商店,我记得父亲给我买了一双红色的皮鞋,我长那么大,第一次穿皮鞋,别说有多高兴了。我们乘船又在海上行驶了三天,在第三天的晚上到达了中国的丹东,再从丹东乘火车到了吉林省的珲春县,我们被称为朝日开拓团,住址是板石沟第三部落。第三部落有一百多人,当时怎么去的板石沟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当时外面很黑,我们被分配到当地朝鲜人住的房子里。屋子里一点光亮都没有,伸手不见五指,吓得我们姐妹抱在一起不敢动。不知父亲从哪里找来了+盏灯,总算有点亮了,几天的颠簸和长途跋涉,都非常疲劳,肚子又饿,父亲和母亲还要给我们找吃的。等把我们安顿下来,天已经亮了。
  接下来我们面临的日子是没有电灯,没有洗脸、洗澡的地方,连上厕所也要去外面。路上全是泥,下雨天连鞋都不能穿。环境的恶劣,生活的艰难,人家顿时明白了,一切都是谎言,原来让人们来中国种地的真正的目的是供应日本大部队的粮食。人们悔恨交加,悲痛欲绝,但又有什么办法呢。为了生存,大家只能听从安排。各家分到了一块地,父亲和母亲开始种水田、大豆、玉米和其它一些蔬菜,每天从天不亮忙到很晚才同来。我那时九岁,每天放学除了照看弟弟、妹妹外,还要去地里拔草。
  我们到中困一年后,白己盖起了房子,搬进了新房子。虽然比较简陋,但是有了自己的家。后来每家分给了一头牛和一匹马,让种地用,马是战场上受过伤的,干不了重活。大姐和二姐经常出去给它割草吃,它的性情比较温顺,很老实,也很可爱,我们都非常喜欢它。
  在我们住处的西侧,有一条江,江的西面是北朝鲜,到了晚上,灯光很亮。冬天江上冻冰,可以在卜面走。但是,因为这条江是国境,只能看,不能随便走。
  我们的学校很远,每天上学要走一个多小时才能走到,路又不平,很难走,如果到了下雨天,那就更难走了,雨天路滑,鞋穿不了,只能光脚走,稍不注意就会滑倒。那时总会想起日本的家乡,回想起在家乡时的快乐往事,思念家乡的心情就会更加强烈。
  在学校里,我们经常会被煤矿上的有钱人的孩子欺负,说我们是农村的穷孩子。我问母亲,他们为什么有车接送,我们没有。母亲眼含着泪水说:“你们现在还不明白,他们是有钱有势的人,咱们不能比。”
  我们住的村子里有中国人,我父亲和他们相处得很好,他们很实在,也非常热情。到了过新年时就杀猪,每家都是用大锅做饭。他们把杀好的猪肉切成块,放到锅里,然后再放些粉条、酸菜、血肠等,请我们去吃肉。说起来也可笑,我九岁了,还是第一次吃这样的菜,特别好吃。现在回忆起来,我觉得还是中国人热情好客,在那个年代,特别是农村.他们的生活也不富裕,还那样人方,他们的热情和善良深深地刻在我童年的记忆中,至今都没有忘记。
  1945年8月,战争结束的一个星期前,广岛原子弹爆炸后,上面下来通知,开拓团全员在晖春县集合,然后去延吉市避难。事先谁也不知道,也不知道应该准备什么,母亲带着我们六个孩子,弟弟妹妹又小,又能拿什么呢?就简单的带了几件换洗的衣服和吃的就走了,从晖春到延吉,其实一个小时就能到,我们当时坐的是拉货、拉煤的车,火车开车不久,苏联的飞机就来了,人们顿时惊慌失措,突然有人大喊:“快往山上跑!”母亲带着我们,随着人群拼命地往山上跑去
  躲避。飞机从车头到车尾用机枪扫射,扫射完后飞走了。当我们再回到车上,看到有的老人、妇女、身体不好没能下来和来不及下来的,有的被打伤、有的被打死,车箱里到处是血,一股腥臭的味道。我们第一次经历这样的事,也是第一次见到这种惨景,吓得直哭。八月份的天气又热,大家又饿又渴,没有水,我们就趴在火车两边的沟子里,用手捧着喝。直到第二天下午才到达延吉。我们朝日开拓团被安排在第四小学住下,吃的盖的什么也没有,开始时军队还给送各种生活用的,如食品、米、毛毯等,后来就没人管。那时日本人开的商店,医院全关门,军队里的有权人和商社、煤矿的有钱人都知道日本叮能快战败了,所以他们事先带家属回日本了,最可怜的是老百姓,什么也不知道。
  一周后战争结束了。8月15日早上,我们看见很大的车,在学校前面的路上行驶着,是苏联兵开的车,抓的全是日本妇女,她们哭喊着救命,非常可怜,但准也没有办法,只能眼含着泪水,望着她们渐渐的消失。
  和我们一起住的叔叔,他们说日本战败了,以后怎么办,大家都抱头痛哭。我们很害怕,紧紧抓着母亲的手说:“我们怎么办啊,回家吧……”那时谁也不知道,其实我们开拓团住的房子和东西已经什么也没有了,被朝鲜人给占了,东西被抢得一千二净。
  我们在学校里哪也不让去,怕有危险。我记得有一天,一个苏联兵进学校抢钱,我母亲的表也被抢走了,又在另一个屋里抓去一个年轻的女子,三天后才看见那个年轻女子倒在学校门口,身上都是血,不能走路。大家将她扶进学校里,她一句话不说,也不吃东西,真可怜。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有时半夜听到有人喊救命。我们害怕极了,晚上都不敢脱衣服睡觉。睡觉也不安,经常梦中惊醒。我姑姑和大姐都将头发剪光,和男人一样。我们的房间住了二十多人,空气不好,又没有洗澡的地方,开始有的人得病了。但没有医生,也没有药,大家一点办法也没有。刚到延吉时,日本政府还发给一些吃的东西,现在被苏联兵抢走了。我们的生活一天不如一天,每天只吃一顿饭。
  到了九月份,生活越来越艰难。开拓团决定让全部人员返因珲春县。但因战争,路和桥都炸坏了。火车、汽车什么交通工具也没有,一百多公里路要步行,这对于老弱病残来说确实很困难,便何况人们又在饥饿中,身体无力。有的人提出不走,大家在这里一起死。有的老人说:“我们这把年龄,知道怎么办,可是小孩予能甭走得动,途中病了、死了怎么办?”我们听到这些话很怕,哭着说我们不想死。我弟弟说,不能死,等父亲回来,一起回家。后来有一位老人说:我们老了,死了也行,可是孩子们这样等死太可怜了。我们坚持克服困难,救救孩子,带他们走,走到哪算到哪。endprint
  老人讲的话,更让我们心里难受,我们边流泪边说:我们能坚持。就这样,各家开始做出发前的准备。这时,我母亲又开始犯愁了,我大姐的腿不好,走不了远路,怎么办呢?我们还有一位亲戚当时要临产,也走不了。母亲只好把大姐托付给他们,也好互相照顾。
  让大姐暂时留在延吉,但大姐哭着要和家人一起走。母亲说了好多话,大姐才同意留下来。出发那天,大姐抱着母亲放声大哭:我想妈妈,不想留在这里,死活在一起吧!我后来每当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母亲在流泪,其实心在流血,把孩子留在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而且又是在那种艰难的环境下,骨肉分离的痛苦,母亲的心肯定如刀扎一般难受,一路上我看到母亲的泪不断的流着。
  我们和大姐离别后,母亲带着我们,随着大家艰难地走着。母亲背着一些吃的和用的东两,二姐背着最小的两岁的弟弟,还领着一个五岁的妹妹,我背着毯子和被子等,还牵着七岁弟弟的手。走不到七八公里,小弟说走不动了,就哭了起来。母亲无奈地说: “不走怎么办,在这里等死吗?”小弟一听就害怕了,休息一会儿,又继续走。太阳快要落山时,开拓团的团长说:天黑了,找个地方休息做饭吃,晚上就在这里休息。随身带的被子和毯子,只够给最小的弟弟妹妹用,我们只能睡在地上。蚊虫很多,咬得睡不着。后来找些干草铺在下面,用带着的东西把脸一盖就睡了。没走几天,带着的食物快没了,只能饥一顿,饱一顿。路过田地时,为了充饥,找一些青包米和土豆等东西吃,渴了就喝水沟了的水。一路上,翻过了一座又一座山,大家实在是筋疲力尽,想休息一会儿,刚刚坐下,就闻着一股臭味,往前一看,林子里边有士兵的尸体,已经腐烂了,卟得我哆哆嗦嗦不敢往前走,跟在母亲身后,紧紧地抓着母亲的衣服。森林里有很多尸体,有日本兵的,还有苏联兵的。不远处,有日本兵的墓标,边上有很大的穴,那里有更多的尸体。还有苏联兵的墓标,战壕里有数不清的尸体,有的烧焦了。还有很多战马,都死了。有一天,翻过了一座山时,大家又饿又渴,累得实在是走不动了,团长就决定存有水的地方休息。可是,那水臭得喝不了,水里有许多尸体。大家一晚上一口水没喝,第二天又继续走,有时没有路,地上全是尸体,我们就在尸体的边上走过去,害怕极了。东北的气候,温差大,到了晚上很凉,加上饥饿,饥渴,又加上过度的疲劳和惊吓,生病的人越来越多。有的老人说,不如在这里死了好,活着遭罪,死了幸福。很多人跟不上队伍了,那时谁也没有办法救他们。我想,他们最后在山上不是饿死,就是病死了。有的小孩子病了,又没有药,没吃的,大人无奈,只能狠了心,将孩子放在林子里边,任由死去。听到孩子很微弱的哭声,真是欲哭无泪。我的最小的弟弟也病了,发高烧,嘴唇都裂了,长时间没有水喝,没有吃的,饥寒交加,又没有药,第三天水都喝不进去了,在二姐的背上就快不行了。母亲抱过弟弟,泪流满面的说,可怜的孩子……我们都围着弟弟哭,最后在林子里挖了一个穴,铺上些草,将弟弟埋了。然后又开始继续往前走。人越来越少了,最后活着的人不到三分之一。大家走了半个月的时间,终于到了珲春县,真高兴,快到家了。可是听团长说我们不能回家了,我们住了几年的家,已经被朝鲜人占用了,东西都被抢光了。我们抱着母亲哭,我们怎么办,住哪儿啊?后来我们被安排在以前日本职员住的房子里,房子里特别冷,手和脚都裂出血口,晚上冷,疼得睡不着。没吃的,没穿的,铺盖什么也没有,每天都有人死去。后来,中国政府发给每家一些带皮的高粮,特别硬。没有柴烧,我和二姐在大雪里拾一点柴,只能把米烧开,第二天就冻成冰,只好连冰一起吃,有时把牙床碰出血,疼得直流泪。三岁的妹妹硬是饿死了。五岁的妹妹,根本吃不进去,母亲眼含着泪水说:“这样下去,我们不是饿死也会冻死。送给中国人吧,还能活一条命。”经别人介绍,小妹被送给一位叫赵文金的中国老人收养。养父是一位正直善良的人,对小妹很好。可是小妹不会说中国话,又想念母亲,每天流泪,什么也小吃。养父担心她会生病,第六天就送回来了。母亲当时很难过,又心疼,对小妹说:“你回来不是等死吗?”斥责着妹妹。小妹边哭边说:“我想妈妈!”妈妈就把妹妹抱在怀里放声火哭:“是妈妈不好,太狠心了,妈妈这么做,是想让你活下来,也是没办法呀……”我们都围着妹妹流泪。妹妹因在陌生人家不会说话,再加上想妈妈,上了很大的火,第二天早上又喊妈妈,母亲说:“我就在你身边呢。”小妹伸出手,摸着妈妈说:“妈妈,我的眼睛看不见妈妈了……”小妹失明了,可哪里有医生啊,又没有药,眼睁睁地看着小妹没几天就死了。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的死,对母亲的精神打击很大,父亲又没有音讯,大姐又一个人扔在延吉,没吃、没穿……可怜的母亲,精神都快崩溃了。
  那时有个人经常去看我们,他后来成了我的养父。他去时,还给我们带去一些粮食和菜等吃的东西。养父和母亲商量,想把我领走。为了我能活下去,母亲同意让我跟着养父走。我听后,死活不想离开母亲,哭着不走。母亲边哭边说“孩子你去吧,等天暖和了,妈去看你的。妈不是狠心把你送人,是为了你能活一条命。妈妈真的没有能力养活你们,不能眼看着你们饿死、冻死……”妈是觉得这位中国老人很好,就对我说,你就去吧。当时我不想让妈妈过分伤心和难过,只好含泪随着养父去了,我走两步,回头看到妈妈、姐姐、弟弟们都站在门口,妈妈满脸都是泪水。后来我想,眼看着骨肉离去,妈的心里是什么滋味,可想而知有多么难受。可是,我做梦也没想到,那会是我们母女永远的生离死别。
  1945年10月,就在我们处在人生最艰难的时候,面临着随时都会被饥饿和寒冷夺去生命的情况下,我被赵文金、一位中国老人收养。
  初到养父家,面对陌生人,又不会说话,不知怎么办,跟哑巴一样,用手比划。养父对我很好,像亲生女儿一样,关心我,心疼我,教我中同话。但是,中国小孩经常欺负我,骂我是日本鬼子,吓得我连屋都不敢出。多少次逃跑,但因路不熟,几次让人领回来。我思念着亲人,特别想妈妈,白天在养父面前不敢哭,夜问偷偷的哭。
  1946年1月份,二姐不放心我的情况,经过艰难的寻找,终于找到我。我们姐妹相见了,我抱着二姐哭。二姐边流泪边说:母亲去世了……母亲活着的时候,就想着你,她撑着病身子,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冬天,朝你走的方向走去。走到堤坝上,当时因身体特别虚粥,倒在了七八十公分深的大雪里,再也动不了了。等二姐找到妈妈后,求人帮忙,将妈妈抬回家里。可怜的妈妈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当天夜里就去世了。那时是冬天,无法埋葬,就放在堤坝的南面,然后用雪盖上。二姐说当时用石头把雪包垒起来做了记号。那里很多冻死饿死的人都埋在那里,等到春天开化后准备埋上。可是不知什么时候,那些尸体被全部运走了,扔到什么地方,到如今也不知道。后来我每次去珲春时,只能在堤坝南面烧点纸、点一把香,祭奠母亲。2010年我和二姐再去那里,那道堤坝也没有了,那里已经改建了。我们只好在大概的位置点一把香,放一些鲜花。可怜的母亲,一生为了一家人,为了我们,吃尽了苦,最后尸骨都找不到了……endprint
  家已经没有了,我们的家已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我的养父慈祥又善良,在我十三岁时,能懂点中国话,就送我上学。因中国话说不太好,他们就嘲笑我,说我小日本。我总觉得委屈,在放学的路上偷偷的流泪。但为了学习,不管他们怎么欺负我,我都忍着,暗下决心,努力学习,争取能早点学会中国话。在学校里有什么困难,同学怎么欺负我,我从来不对养父说,怕养父着急上火。再说养父供我上学也很不容易,他只靠种菜卖菜维持生活,并不富裕。我每天放学后帮助他做些家务,在农忙时,上午上学,下午去地里干活。养父每次出去卖菜,回来时会给我买一个光头饼,他自己从来不舍得吃。记得在我念五年时,养父生病了,再不能干活,我只好退学在家,照顾病重的养父。每当看见上学的孩子,我从内心渴望什么时候还能像他们一样去上学。
  我白天照顾养父,在家干活,晚上在小煤油灯下学习认字。
  第二年,养父的病情加重,很担心我的去处,老人家对我说:真对不起,本想把你培养成人,来完成我的心愿,我现在这个样子恐怕是不行了……最后将我托付给一位叫钱明达的老人、后来成为我丈夫的母亲照顾我。在我十六岁时,养父病逝。这对我打击很大,不知道今后怎么活下去,我的母亲死了,父亲不知下落,姐姐弟弟他们又找不到,现在唯一靠托养的希望又破灭了,我处在深深的痛苦和绝望之中。
  丈夫的母亲是一位心地善良的人,她见我每天流泪,就经常开导我:你还年轻,多想开些,以后会好的,你的亲人会找到的。近邻住着的叔叔大婶们也都热心鼓励我要坚强。我被这份真情感动,他们又给了我活下去的勇气和希望。
  在我十七岁时,当时我的丈夫在内蒙古工作,我们从来未见过面,他的母亲让他回来和我结婚。我不同意,因为我还小,再说我还盼望着有一天父亲能找到,我和姐弟们一起回日本。一个陌生人,又不了解,怎么能结婚。那时我多么想有一位亲人在身边,诉说我的想法。可惜周围没有一个亲人,每当我想到这些就伤心流泪,但又不敢和婆母说。丈夫看出了我的心事,就和他母亲说,她不同意就不要勉强。可是我婆母不同意,说这孩子是从小看着长大的,又能干活,又孝顺,是个好姑娘,叫他一定要娶我。就这样,我被包办、没办法的情况下和他结婚了。
  那时是1949年,二姐非常挂念我,那时二姐经人介绍,已经结婚成家了,姐夫人挺好,忠厚老实。他听二姐把我的情况说了,根据二姐描述的大概地方,又经过多方打听,终于找到了我。
  听说二姐和弟弟还活着,我从内心里说不出的高兴,恨不得立即见到她们。可我婆婆不放心,恐怕我走了再也回不来。我就求二姐夫和老人商量,并做了保证,才同意我回去看姐姐和弟弟。第二天,同二姐夫一起出发。路途很远,坐马车要走一天的路。晚上,天上有星星了,我看见院子里站着好几个人,我都不知道那位是我二姐。正在恍惚迷茫时,只听二姐边哭边叫,弟弟,你三姐来了……小弟还没有看见我,就放声哭起来。我下车后,三个人拥抱在一起痛哭。真是又高兴又难过。高兴的是我们遇到了好人,幸存地活下来,又找到了一起;难过的是我们的母亲没有了,父亲和大姐仍无音讯,一大家族人就剩下姐弟三人。后来二姐说,你走后为了生存,还要照顾七岁的弟弟,她去给有钱人家干活,不给工钱,只供饭吃。:姐说她晚上只吃一半,剩下的偷偷给弟弟带回去吃。可是这样的日子也不行,每天自己都吃不饱,怎么照顾弟弟。眼看着见弟弟吃不饱,又冷,身体受不了,就想起母亲说过的话,说你一定要照顾好弟弟,等找到父亲以后,一起回日本去。我:姐当时想,怎么办,弟弟才七岁,能干点什么,只有送给中国人留一条命。就这样,将小弟送给了姓吴的一家。可是小弟才七岁,不会干什么活,又小会中国话,那家对小弟很不好,不是打就是骂,晚上就在地上铺上草睡。弟弟八岁时,让他去看庄稼,地里种谷子,怕鸟吃。八月份天又热,山上有时会出现黑熊,小弟又怕又热,上火闹眼睛。可谁也不管,最后落下眼疾,身上被打得几乎没有好地方。小弟十二岁时,二姐听说他在那里又受气又很苦,就将小弟领回自己家。
  1950年冬天,丈夫接我去内蒙古牙克石居住,因为他的工作单位在那里。路上经过图门江车站,看到站内有很多伤病员,全是从抗美援朝第一线回来的,当时中国还处于缺医少药时期,伤员疼得直叫。当时我心里很难过,因为我亲眼看见过很多死伤的士兵,战争是多么可怕残酷。
  我们来到内蒙牙克石,住进林管局家属宿舍。那是个四合院,这里住的人多数很热心,也很关心人。我们搬进去,可以说是白手起家,什么也没有,邻居大娘大婶们送个拿那个,帮助我们把家安排好。因为那时是供给制,家家都不富裕,可是是他们的热心和帮助人,让我很感动,也很感激。
  1951年开展三反五反运动。那时搞什么运动我也不懂,因丈夫是搞建筑的,他们怀疑有贪污和受贿行为,让他去公安局反省交待问题。他走后,单位去了几个人把家给抄了。可是我家一贪如洗,什么也没有。后来工资也不给开了,我的女儿才几个月,生活怎么办?孩子吃什么?在无奈的情况下,我和邻居的大嫂一起去给别人刷墙,因为不会刷,刷得不好,人家很不满意。白干了一天,最后一分钱也没给,我有些灰心。可是不干又怎么办?就边干边学习,开始一天给两角钱,后来刷得好,一天给五角钱,有时用这钱给孩子买个包子吃。我们院子里住着“进步分子”,他们每天监视我们的行动,他们到单位反映说我们有钱,买包子吃等等。我去单位借钱,负责人说,你们有钱还叫什么苦,每天买包子吃,不借。我心里真难受,买包子是给孩子吃,是用我刷墙赚来的几角钱买的,这事又和谁说呢,只好到晚上抱着孩子流泪。没有烧的,我背着孩子去火车站南拣煤灰渣子烧,等火车来了就抱起孩子离得远一点,怕吓着孩子。可怜的孩子才七个月就跟着我受苦,我的心情很不好,累点苦点都能克服,可是歧视和无中生有,让我实在难以接受,有时伤心委屈,泪水直流,想到丈夫又不知道怎么样,这些年我们过得那么艰难,再想想母亲,这样活着有什么意思,不如一死,什么也没有了。那时真想一死百了,可是看看睡在炕上的孩子,摸着孩子的小脸,我心中翻江倒海,觉得不能自私地去死,不仅对不起公婆和丈夫,更对不起那么小的孩子,再苫也要坚强地站起来,不能让孩子也和我一样,从小就失去父母,不知母爱。我一定坚强的活下去。endprint
  我们的邻居盖大婶对我很好,总劝我多想开些,事情会水落石出的。他们还经常偷偷的给我和孩子送吃的东西,并鼓励我一定好好活下去。我被这份真情感动,再次燃烧起要勇敢的活下去的信心和希望。
  终于等来了这一天,经过三个多月的审查后,丈夫无事回来了。他觉得对不起我,说这是运动,我也没有办法。那时我不懂得什么运动,但看见他平安无事地回来了,我也就安心了。以后我就参加了夜校学习,为了学习文化,丈夫建议我参加在博克图举办的速成识字班。我去学习了三个月,进步很大。1954年参加工作,在工程公司托儿所。为了照顾孩子,我的公婆从东北搬来和我们一起住。他们心地善良,就是婆婆有些脾气暴躁,但心眼好,非常能干,不怕苦,肯帮助人,特别对我像自己女儿一样好,也疼爱我,我每天上班工作忙,她把家里的活都承担起来,起早贪黑给我们带孩子做饭,有时还出去拾柴,晚上婆婆和我一起给孩子做衣服、做鞋。星期六,丈夫带我去舞厅玩。生活虽然累苦一些,但一家人很和气,每天过得很愉快。但是因为我是外国人,虽然加入了中国籍,在别人眼里我是“历史不清”的人,不管什么运动都是怀疑对象,有的会都不、止我参加。丈夫也被牵连,有时觉得对不起他。可丈夫从来不埋怨我,反而鼓励说要有信心,只要咱们一心跟着党走,好好工作就行。因为我的影响,他一生几次申请加入党组织都没有批准。
  1957年,我们的大女儿得病,经检查肚子里有一个肿瘤,决定马上去哈医大做手术治疗。那时我们工资很少,家里也没有存钱。我俩商量:为了给孩子治病,把家里能卖的都卖了,如自行车、手表等,但还是不够,又在单位和个人家借一部分钱,在哈尔滨住了两个月医院,出院时医生说她是大手术,身体很弱,需要多加强营养。可是家里条件很差,还要把省下来的钱还债,无奈有时买什么补品都偷着给她吃,怕弟弟妹妹看见。现在回忆起来心里很是难过。
  为了早日还清债务,白天上班,晚上从被服社拿一些零活,等孩子睡后,和婆婆在地板上缝棉衣,省吃俭用三年多才将欠款还完。
  自从和大姐分开后,一直没有大姐的音讯,后来才知道我的大姐也很苦。
  在延吉分别后,她们被送到延吉监狱住。那里也有有钱人,大姐就给他们做饭洗衣服等,挣口吃的。后来有钱人都走了,冬天又冷又没吃的,大姐病了,发烧想喝口水都没有,没办法她就爬着到外面去啃冰抓雪吃。那时我也不知道大姐的情况,二姐在什么地方也没有通信地址,姐弟们东南西北谁也见不到面,真想他们,心里特别难受。丈夫很理解人,经常安慰我,不要着急能找到的。后来他给珲春与三道沟政府去信,要求政府协助我。信发出两个月多,二姐他们就来信了。说是政府找到他们的,信上还说大姐还在延吉,已经和中国人结婚了。我不知道是高兴还是难受,好几天不能入睡,失散了十多年的姐姐还在,我终于找到亲人了。虽然没有见面,但知道他们还活着,真高兴。非常感谢政府,是政府帮助我找到了姐、弟。有一次丈夫公出,办完事后到延吉市找大姐,二姐说大姐家在朝阳街,旁边有一个大车店。可是初到延吉路不熟,下半夜又无人打听,找了半宿,天亮了问路人才知道大概位置。终于找到大姐!大姐边听我的情况边哭。大姐家过得并不富裕,靠大姐夫工资养一家人。我的大姐也很苦,我们在延吉分别后,她们都被送到延吉监狱住。那里也住着有钱的日本人,大姐为了生存下去就给他们做饭洗衣服等。后来有钱人都走了,冬天又冷,又没有吃的,大姐病了发高烧,想喝口水都没有,没办法她硬爬着到外面啃冰抓雪吃。她说一冬天冻死、饿死的人数不清,仅朝日开拓团留下的二十多人,最后只有三人活着出来了。我大姐算命真大。有一次,我们有个远方的亲戚,找到了大姐说:这样不是等死吗?还不如出去找一个中国人家呢。大姐为了生存,嫁给了中国人。
  临走时,大姐拿出一张照片,是她抱着孩子照的。看到大姐的照片,我的眼泪止不住。在我心里,大姐还是以前那样年轻,照片上已是快三十岁的人了……
  二姐他们住在山沟里,也很困难。在我丈夫的帮助下,将他们接到了内蒙古,同时找到了工作。1958年国家动员下放,我被裁员在家。因为没有工作就没有收入,心里很着急。在家里呆了三个月,1959年春天,经别人介绍在甘河邮局参加了工作,当时心里非常高兴,心里暗暗想,一定干好这份工作。刚开始什么都不懂,丁是从学售票开始,后来又管汇兑。当时汇款的人很多,因我业务不太熟,有时少款,真是上火极了。局里的会计是个很热心的人,每次帐不对时,他就帮助我。有两次少了六十元钱,那时我的工资一个月才二十五元,真不知道怎么办好。会计和同志们都劝我不要着急,好好回忆一下这一天的工作情况。我慢慢回忆查帐,想起来大概是有一位工人,从山上下来给别人邮款,添了很多份,还有的付款时多付了,这人是贮木场工人。会计说去找那位工人问下。会计和同志们一起去找那位工人,当时那位同志不在宿舍,会计将来的目的简单的和同一宿舍的同志讲了,等本人回来请给问一下。当时我的心上没底能否找到,急得晚饭都吃不下。等到晚上十点多那位工人把多数的款送来了,他说怕你们着急才这么晚送来的。他还说很相信营业员,所以收款后也没点就放在兜里了,也没看,同到宿舍后工人同志说,他才将款拿出来点一下,才发现多了三十元钱,赶快送来了。我真受感动,眼含泪水感谢那位工人师傅。另外一个是林场通讯员,当时他贷很多款,是给工人代办,回去后清点,发现多了三十元,第三天他就将款带来,问是否给别人邮多了,会计说不是你邮错了,是营业员多给了三十元钱。经核对后,那位通信员将三十元还回来了。我边哭边想,这些工人多好,他们多么诚实,心里非常感激他们。
  从那时开始,我就下决心努力学习业务。当时我还没有转正,不能调转工作,家在牙克石,我一人在甘河邮局,没有宿舍,每天睡在营业室的柜台上,是水泥的,很凉,冬天最冷时零下四十多度,早上起床,被头上全是白霜,生活很苦。但我能克服,因为这项工作对我来讲来之不易,也是党对我的信任,我下决心一定干好工作,每天下班后,晚上还帮助投递员送报纸。当时局里开展面向顾客提高营业员的服务质量,我积极主动并以身作则,带动大家改善服务态度,主动热情和客户打招呼,耐心解答客户提出来的各种问题,为用户办理各项业务,做到用户高兴而来,满意而归。虽然每天工作很忙,也很累,工作条件又差,但是每天和同志们在一起工作,心里还是挺充实的。endprint

  北极光 2015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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