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泽楠

　　

　　李迎春的长篇小说《故园风雨》，以红色革命老区龙岩为背景，书写了闽西人民在历史巨变中取得革命胜利与和平家园的艰辛历程。该小说既是对辛亥革命至新中国成立期间波澜历史的描写，也是对革命经验的当代转换。同时，作者十分注重情感的呈现，多重人物关系之间流露出令人动容的情感，这种有情的书写也使得革命题材在当代焕发出应有的温度。而以闽西作为文学地理坐标，也使得小说更具在地性写作的特质。我以为，李迎春的《故园风雨》不仅为新时代红土地文学贡献了一幅闽西画卷，同时也丰富并推动了福建文学版图的多元多样化发展。

1

从辛亥革命到新中国成立，中国的历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是一段启蒙与革命互相交织的时代，也是血与火锻造下的历史。对于宏大历史与革命经验的书写，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一个重要的主题。现代文学作家中的茅盾、丁玲、路翎、艾青等，他们对革命与历史的描摹，对于民族、国家与国民的思考，显示出清醒且深刻的关切与思索。革命现实主义题材以及“革命+爱情”的叙事模式，也折射出当时作家对革命的态度以及思考。在十七年文学时期，革命题材成为文学创作的主流。而进入新时期后，新历史小说中的作品多以革命历史作为背景，更注重挖掘历史当中人的精神主体性。当下直接以革命作为推动故事发展的小说似乎不多见。在李迎春的《故园风雨》中，革命成为小说中的主要叙事动力，其中青年一代赵鹏飞、温洁萍、袁宝清等人成为走向革命的主力军。同时，作家还塑造了以赵田禾为代表的从传统向现代过渡的人物形象。

　　小说一开始就将时间定格在风云巨变的清末民初，随着武昌起义的打响，一场历史的突变很快地来到了相对闭塞的闽西山区。作为家族中留过学的长孙赵田禾，他思想开放，很早地就投入革命事业中，在古坊建立了自卫队、药房与学校，在医疗与教育方面为地方百姓提供保障。在这一过程中，他看到了许多军阀打着革命的旗号去剥削百姓，这也更强化了他想要在各方势力下保持独立性的决心。他对革命也始终保持着一种警惕的态度，用他的话说：“革命是好的，可我担心革命过了头。唉，只要大家自力更生过好日子了，为什么非要闹个家破人亡呢？”可以说，独立的姿态使得赵田禾成为多方势力想要争取的对象，但他也始终在夹缝中生存，其对于革命的体认具有一定的游移性，他本身也是痛苦的。赵田禾的身上“既有作为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一面，也有作为传统乡绅守成不变的一面。他的不敢斗争不敢革命，往往建立在人性理想化的基础上，具有浓重的乌托邦性质”。

　　虽然，赵田禾本身对革命持有一种距离与警惕，但他明辨是非，在多方势力的比较中，能真切地感受到共产党与红军是为民请命且拯救人民于水火之中的。因而他始终暗中支持着红军以及儿子鹏飞的革命事业，这也显示出他以及青年一代在国难当头之际，对于民族大义的清晰判断与深切体认。因而对于赵田禾这一中间人物及其过渡状态的描写，既丰富了小说的革命经验，也更加尊重个人在革命面前的主体性与真实性。从保持距离与怀疑再到逐渐体认红军，作家写出了革命经验的多个阶段与面向，它使得小说避免落入扁平化人物建构的窠臼，显示出作家对革命的深度思考，也折射出其对于现代革命经验的当代转换。

2

革命叙事如何引人共鸣、触动人心，除了民族大义的彰显外，有情的书写同样重要。在李迎春的《故园风雨》中，多重人物关系之间的情感的鲜明呈现，使得革命题材的作品展现出应有的温度。这些情感包含了父子之情、师生之情、夫妻之情，就像是隐于革命叙事下的烛火，看似微弱却持续散发着温暖，令人读罢深感动容。

　　首先值得关注的，是赵田禾与赵鹏飞之间的父子之情。父与子的情感，其动人之处在于，这种情感有时是矛盾的、对抗的但却也是深沉的、无言的。赵田禾年轻时，也曾热血于革命，但后来革命的突变与残酷使他开始游移与动摇。所以当儿子赵鹏飞入党时，他的反应是担忧的，他认为儿子鹏飞还没有看到革命的复杂与流血的残酷，传递出无言的记挂。其后的鹏飞很快就独当一面，成为独立队伍的负责同志，因此当二人再见面时，鹏飞甚至觉得父亲不够支持或理解他的革命事业，跟不上革命的步伐。实际上，父亲赵田禾始终支持着儿子的事业，并成为一名“红色商人”，往苏区运送一些紧缺物资。最终赵田禾替儿子鹏飞挡下了敌人的子弹，自己倒在了新中国成立前夕。而鹏飞对父亲的误解与不解在失去父亲后化为深沉的爱。这是小说中十分动人的场景，表现了父亲对儿子无言的奉献之爱，这种父子之情贯穿于这部小说的始终，突破了一对父子关系的局限，也浓缩了世间千万父子之间的情感。

　　其次，是赵先生与赵田禾之间的师生之情。作为赵田禾的启蒙老师，赵先生始终将田禾视为己出，赵田禾也在心底将赵先生比作父亲，可见二人感情的深厚。当赵田禾被多方势力所牵扯时，赵先生以旁观者的视角清醒地点出田禾的问题所在：“田禾，做事要果断。当断不断，反受其乱。一个小小的古坊，都是亲朋好友、宗亲族友，千丝万缕的关系，编织在一起，你怎么逃得出这人情世故？”赵先生总是在赵田禾困顿之时，为其指点迷津。在赵田禾的心中，赵先生是他的精神之父。更令其钦佩的是，赵先生“虽然没有见过外面的大世界，但心里却装着大境界。赵先生欣赏他对空想社会主义和乡村运动的关注，更赞成他以实际行动参与到中国的改造中来”。在赵先生身上，我们看到了传统的士大夫精神，他们心怀天下大义，目光超拔，思想深具洞见性，也让我们感受到他们惺惺相惜的师生情感。

　　爱情则集中体现在青年一代身上。赵鹏飞、温洁萍、袁宝清三人曾一同去往集美学村学习，并共同入党，投身革命事业，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三人中，赵鹏飞与温洁萍产生了爱情，最终结成伴侣。由于革命工作，二人之间只能通过书信来寄托思念。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谁都无法预料死亡，书信成了彼此的寄托。书信看似日常，却在字里行间凝聚了无尽的牵挂。有人说，爱情的本质是对抗人的自私，是爱对方胜过爱自己，具有超越性的精神价值。从二人的书信中，我们能真切地感受到这种伟大的爱情力量。文学是有情的，其不同于哲学、历史等人文学科就在于文学需要真情实感，对于情感的描摹与书写越是真挚，越能够打通文与人的联结，引起读者的情感共鸣。

3

地理对文学的影响是巨大的，不同的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会熔铸于作家的笔端，形成具有地域性特色的书写，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且深入人心的。“文学作品中的地理空间，是存在于作品中的由情感、思想、景观（或称地景）、实物、人物、事件等诸多要素构成的具体可感的审美空间。它包含了作者的想象、联想和虚构，但是这些想象、联想和虚构并非凭空产生，而是与客观存在的自然和人文地理空间有着或显或隐的联系。”因而，在乌镇、湘西、北京、上海、商州、高密东北乡等地理坐标下，无不存在着既具有地域性，又内含超越性的优秀作家与作品。这是一个文学与地理相互照亮的过程，地理坐标也因作家的书写而熠熠生辉。

　　当下的福建小说创作不少就拥有独特的地理坐标，呈现出杂花生树的态势。比如，林那北立足于福州写下了《三坊七巷》《晋安河》《风火墙》等，李师江的《黄金海岸》则展现了闽东滩涂由传统渔村迈向现代城镇的乡土巨变，也为他自己以及当代文学找寻到一片崭新的文学地理坐标。而在李迎春的《故园风雨》中，闽西龙岩这一地理坐标，在近现代历史中蕴含着丰富的红色革命资源。在龙岩市上杭县古田村内，曾召开过具有重要意义的“古田会议”，对中国革命产生深远影响。这些成为了作者在地性写作的最为宝贵的资源。

　　李迎春的《故园风雨》将国内大动荡的历史背景，凝缩于闽西一隅，其间展示出地方军阀的割据与混战、红色革命力量的生长以及传统乡绅在夹缝中生存等革命背景下的多个状态与面向，具有了普遍性和在地性。而这种在地性写作，在汲取当地丰厚的红色资源养分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福建的文学版图，展现了福建文学的多元化发展风貌，为新时代红土地文学增添了一抹闽西的地方色彩。

　　福建文学 2023年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