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桂珠

　　

　　她穿戴整齐上了人力平板车后座，由车夫拉着往霞浦路的剧院飞赶而去，他扶着车沿紧紧跟着，一边不停地对她说着话。

　　“小四……”

　　“小四……”

　　她叫四儿，他对她说的话，夹杂在早春刺桐花的芬芳里。她始终没回过一句话，心却已经变得像天上的棉花云一样柔软。

　　此时的四儿来剧团已经六年了，团里“花旦”“武旦”的戏她都能演，她的名声已在本地流传开来，渐渐到了没有她开不了场的地步。

　　四儿斜靠在车后座上，半眯着眼，身边车马熙攘，往事像幕布一样拉开。

　　“花开何标致，枉费咱空对残枝”，四儿一听舞台上旦角唱的这句，真好听呀，她便也捏腔拿调学起来。这一年，四儿九岁，刚进戏班。这一唱，戏头爹的眼睛亮了，打灯笼也难找的料子呀！秀目含情，鼻梁翘翘，特别是那紧抿的小嘴唇，天然自带表情。

　　四儿是孤鸟入戏林，没有别的选择，她只能一头扎进去学戏。

　　四儿先学“武旦”。每天凌晨四点，四儿就一骨碌爬起来练腰腿功夫，单单一个踢枪的动作，就练了上千回合，脚上全是瘀青，走路时只觉寸寸生疼。师傅脾气不好，一个空翻不连贯，师傅二话不说抓起戏台上的道具“砰”的一声砸过来。有一回一个跌扑练闪失了，师傅冷不防踢了她一脚，四儿没站稳，从练功场上滚了下去，待她从坡底爬起来，嗡嗡响的耳朵里传来一句话：“没摔死，晚上照样出场！”

　　挨打不说，还要侍候头家女儿。

　　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头家女儿坐着轿子回来，四儿就得烧水、泡茶、擦脸、洗脚……待会儿头家女儿要休息，四儿又得一手帮她捶腿一手拿蒲扇扇风。学艺苦，睡眠本就不够，四儿扇着扇着打起了瞌睡，头家女儿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一巴掌掴得她眼冒金星。

　　这一切，四儿全忍了，她无依无靠，只能用皮肉去换“功夫”。这六年里，四儿无数次坐着拖拉机在山路上颠簸十几个小时到小山村演戏，无数次抱着桅杆到风高浪猛的海岛出演。日子是苦了点，但总算熬出头了，四儿想。

　　“噗”的一聲，一朵硕大的火木棉跌落在车篷上，四儿睁开眼，车已经到了剧院门口。

　　化妆师还没来呢，四儿再一次认真打量站在眼前的年轻男子。

　　他叫罗泽。一年前，他十八岁，从大山来城里找亲戚，却是个戏迷，每晚都追四儿的戏，戏完了还不走，就等着卸妆时和她说几句。他别的不会，却弹得一手好琵琶，每每弹到“捻指”处，四儿自觉魂都丢了。他体贴四儿，演出的当口，他总用煤油灯煲一碗甘草水或百合汤给她润喉。

　　其实家里已经给罗泽说好了对象，婚房也装饰一新了，可他不管，偷偷抱了婚被和一匹布到戏班里，把布送给头家，干脆就在戏班里帮打杂，任凭家里怎么催婚都不回去。四儿也觉得不合适，找了机会跟他讲：“戏子无情，你还是回去吧！”不想他听了这话，越是发了痴，当晚把一个祖上传下来的玉镯硬戴到四儿手上，说他的一片真心就结在这里了。

　　当时城里乡下捧四儿的“角”的颇有几个，但四儿老觉得罗泽身上有某种东西在蛊惑着她，她就这样被收了魂。

　　1949年春天，没有媒人，没有喜宴，也没有嫁妆，四儿和罗泽在戏班里成了家，婚后四儿开始教他演戏。“要也能是个角儿，夫妻同台出演，那该有多好。”四儿这样打算。罗泽学戏快，有一回扮“娄阿鼠”的演员请假，他鼻梁上贴了“豆干块”临时替演，竟也赢得阵阵喝彩。

　　三年后，这对夫妻便有了一对小儿女。日子要是永远这么过下去，那将又是一个关于才子佳人的美好故事。

　　可是，剧团因经营不佳解散了，罗泽去了永定寻事做。四儿呢，和几个同事一起加入了邻县的高甲剧团。正是万般艰难的时候，工资低，伙食不好，生意又清淡，伙伴们渐渐受不了这份清苦另谋他事去了，只留下她一人独撑戏团。没有对台唱戏的，四儿便苦心培养自己的大女儿和几个穷人家的孩子，每日里教他们唱念做打，就这样艰难地把高甲戏演下去。懂一点的人看了便说：“这人是在捏‘酵母呢，有她在，这个县的高甲戏不会绝的！”

　　不久，剧团里的干部都下放了，只留下一个招待员“整”她，招待员是个有原则的人，知道四儿对剧团是有贡献的，怎能随便整？便摆摆手让她走了。

　　古装戏是不能演了，四儿就这样离开了剧团，带着一箱“行头”寻罗泽去了。罗泽在那边办了个砖窑，她便留下来帮他。这一待就是八年，这八年里，四儿既要照顾孩子，又要给二十多个工人煮饭，每天得挑几十桶水，一天下来累得骨头散架。她还是放不下那些戏，挑水做饭的当儿也常哼几段聊解戏瘾。

　　日子也不是如水一样流走，罗泽积了一点小钱，当地有个做工的女人便对他亲昵起来，一点点的诱惑，他就经受不住了。事情渐渐传到她的耳朵里，话说得很难听，四儿便常和他吵架。并且，他还有了赌瘾，常常整天泡在矿上赌而忘了要做的活。等他归来的夜里，四儿便在煤油灯影里唱：“阮即拖命跋涉这路途，阮弓鞋又短细，脚痛不进步。阮命怯姿娘，到今旦才会对着无义乾埔（男人）……”

　　那年中秋过后的一个晚上，四儿对罗泽说：“眼看着砖窑入不敷出，养鸡也要整个‘鸡庵，咱也有一对儿女了，还是回家讨生活吧！”也许是急于摆脱女方的纠缠，他同意了。

　　可祸从天降，他们早上到家，下午罗泽就被抓走了，为着一桩经济案。原来罗泽在矿上结交了几个兄弟。只要他们开口相求，罗泽向来会为他们两肋插刀，甚至找工友凑了一千多元，借给他兄弟承包煤矿。可天有不测风云，矿里出了事，罗泽借给兄弟的那笔钱全打了水漂。罗泽自己一时又拿不出钱还给工友，就被工友告上了法庭。

　　四儿一人拉扯孩子。那天，她实在扛不住心里的苦，就伴着几件孤零零的家具呆坐了一下午。山里天黑得快，她煮了两碗番薯渣给孩子吃了，她也端了半碗，坐在屋檐下一点点地咽下去。她足足吃了一个多钟头，每一口都像在咀嚼自己的身世。

　　四儿是个苦命的孩子，生下那年，父亲因赌博输了钱被庄家打得一病不起，算命先生说是四儿克的，父亲便把她送给了另一户人家。本指望过上好日子，不想养父和一个女子好上了，那女的花钱如流水，九岁那年，养父听说戏班里要孩子，一岁值一百，养父瞒报了一岁，得钱一千，四儿就这样进了戏班……

　　当晚，四儿早早地躺在床上，窗外的小河一如既往在月色下呜咽着往西流淌，她却翻来覆去睡不着。这走马灯式的角色变换至少在这个晚上让四儿怀疑人生，四儿蓦然想起师傅当年说的话：“戈甲似梦，人生如戏。”“咚咚隆咚呛……”锣鼓声既已敲响，那就收起怯场的心，一折一折从容演到底。

　　日子刚要继续，新的波折又来了。

　　那天，四儿正在田里忙活，“妈，快回家看看。”儿子跑到河边大声喊。她到家时，但见木门豁着，家里一片大乱，墙上高甲戏名角的照片被撕成了两半，伴了她半辈子的琵琶被扔进了火堆。那一箱“行头”也搬出去烧了，火苗儿蹿得老高，烧焦了的碎绸片在风中乱扑，宛如一群彩蝶。窗外冲天的火光中，陈三五娘、穆桂英、佘太君……一个个向她走来，又向着不知名的遠方去了，她伸手去抓，抓到的是一把纸灰。四儿就这么光着脚直愣愣地看着它们燃烧，火灰扑到了她的头发上、身上，可她不在意。

　　这天晚上，四儿胡乱吃点东西就熄了灯，她躺在床上把藏在肚里的几十出戏走马灯似的过了一遍，远远地传来了报时的钟声，两个孩子在梦中含糊地说着什么，她却无论如何睡不着。邻居的孩子在夜里搬石头堵她的门，还编了歌在她窗边唱：“扮戏头，乞食尾，尪某拆散做两边，唯有终日泪淋淋。”一双儿女放学路上也被同学起了绰号追着骂。

　　四儿躲在房里暗自垂泪，慨叹生活与戏怎么如此相似，但她再也不是那个想要跳河一了百了的弱女子了。这五年，四儿的玉葱指变粗变圆了，一个来自海边的弱女子，砍柴割草、犁田插秧……凡是男子能做的活，她全都做了。稍有空闲，她便偷偷教一对儿女唱戏，她想光景总会好起来的。

　　罗泽回来后，不知不觉又过去了多少日子。

　　“现在条件不错，你帮我，咱组建个剧团吧。”夏日的午后，四儿试探着和他商量。“演戏能值几个钱，村里现在很多人开了服装厂，机会难得，我已经入股了。”罗泽剔着牙漫不经心地回她的话。一听这话，四儿心里一阵翻江倒海，想当初，他常在枕边讲：“你这么喜欢戏，以后咱也组个剧团……”真是此一时彼一时，现在，只能靠自己了。

　　戏文烧了，四儿口述，女儿记录，戏服没了，四儿把自己戴了大半生的玉镯拿去当了，又东筹西借换了几件戏服。母子三人是戏柱子，又从各地招收了一些老演员，就这样成立了“艺馨高甲剧团”，她自己做了“戏头爹”。这段日子是四儿演戏生涯里的春天，十年的时间她带着剧团走遍了闽南的山山水水，好戏一出出轮番上场，从青衣到老旦，她的精神更壮硕了，对剧情的理解也更深入骨髓，她一下子有了“扬鞭催马过雄关”的感觉。

　　再后来，四儿真的老了，她演不动戏了，儿女们也相继被县里的高甲剧团收编，四儿渐渐闲了下来。

　　那是冬天第一场雪后的傍晚，四儿正在屋里弹琵琶呢，小孙女突然冲进来嚷嚷：“阿嬷，有人把我们的‘戏老爷绑走了！”

　　四儿拄着拐杖颤巍巍从里屋赶出来，载着满满一车“戏当”的敞篷车已经突突突启动了，两尊“戏老爷”果然孤零零地吊在车尾巴上。

　　有那么一瞬间，四儿觉得整个人都空了。但她马上回过神来，“停！”她大喝一声，声音里有绝不容许的意味。

　　“你丈夫已经卖给我了。”司机这样分辩。

　　四儿打了个冷战，“谁让你卖的！”她转向他，声音像从冷水里发出的。那时暮色初降，罗泽戴着一顶帽子，表情有些模糊，但四儿不想再去看清了。

　　“都什么年代了，留这些有啥用。”罗泽回答得干脆。

　　四儿脸色大变。她突然用拳头捶着胸口一字一句地说：“自从九岁那年被卖掉至今，这两尊‘戏老爷陪了我一辈子，他们就是我的‘父母，啥，‘父母也能卖？那把咱公妈龛里的‘灵牌也卖了吧！”

　　司机一听这话，慌忙给两尊“戏老爷”松绑。

　　这“戏老爷”便是戏神雷海青，九岁那年被卖掉至今，四儿吃尽苦头，无处诉说，常在夜里偷偷跟“海青公”说起，“海青公”也每每用善良的眼神示她以某种神谕……

　　“‘海青公就是我的再生父母，凡我的子孙必代代奉祀！”四儿边说边把“海青公”抱进了屋。

　　当天晚上，四儿独自到西厢房睡下了。

　　一晃又是十年过去，四儿已是满头银霜，孩子们都住到新房去了，罗泽也早走了，她却一直住在老楼里。

　　四儿很少外出，就这样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寻常里的黄昏，从河边走过的人常听她用嘶哑的老声哼着戏段。

　　一曲终了，四儿若有所思地看着窗外的溪水。除了潺潺水流声，再无任何应和。

　　责任编辑陈美者

　　福建文学 2023年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