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益善

　　

　　堂弟打电话告诉我，三伯在乡下去世了，活了八十三岁。

　　三伯是我族中的伯父，听到堂弟的电话，我立刻记起他三十年前的样子。我最近一直在写与故乡有关的小说，这个三伯的经历是可以写一篇的，于是我就写了。

　　那时，我只知道他叫三聋子。听这名字，不要以为他排行第三。他叫三聋子是因为湾子里有叫大聋子、二聋子的两个人，那两人年龄比他大。他无排行可言，是个三代独传的独子。湾里有人说，他这代就绝了。又有人说，不一定，他还不到五十岁，说不定还能讨个嫩婆娘生个秋葫芦。

　　大聋子、二聋子是真聋，三伯的聋是时聋时不聋，很有些令人怀疑。那些年生产队做活路，喊他出力做重点脏点的活，他就听不到。队长骂他时，声音很轻，他却听到了，并很及时地回骂。队长骂他“假聋”，他说：“莫笑人残疾，老子是真聋！”

　　他短茬发青皮头，国字脸浓眉毛络腮胡，眼皮耷拉著，脸上总是一副愁容，有时眼睛抬起来望人，眼眶里有闪闪的泪花，可怜巴巴的，叫人同情。他的假聋我是领教过的，那是三十多年前的事。

　　那时我已从乡下到武汉参加了工作，春节我回乡探望父母，年初一到镇上挤班车回机关上班。这乘车必须突出一个挤字。离省城武昌只八十里，班车一日两趟，春节后进城的人多得堆起来，车一到就朝上挤，拼肩力和臂力。那天三聋子哎哟哎哟地挑一担什么东西也挤车，东西用麻袋装着。同湾子还有另外两人进城。我们帮三聋子把麻袋弄到车顶，然后挤出一身汗上车，当然没有座位。售票员卖票，先从他开始，喊了他几次，他只顾擦汗，眼望窗外不理，聋了。我见状赶忙上前对售票员说我买。我连着另两位乡亲的票一起共买四张，售票员不依，说三聋子的担子要加一张货票。那时票价一元一张，我共花了五元，相当于我的月工资的七分之一。另两位乡亲过意不去，一人递我一元钱，拉扯了半天，我只好收了。而这一切近在咫尺，三聋子都没听到看到！车到省城，我们又帮他卸下麻袋，他哎哟哎哟地挑着走了，连个谢谢都没有。

　　三聋子还有一个名字叫药伯，这个名字的起因是他的独生儿子毛头生了病。三聋子的婆娘死时，他只有三十几岁，守着儿子毛头，拒绝了同湾哑巴寡妇的求婚。爷俩日子过得并不太苦，三聋子对毛头极尽爱怜之能事。那时毛头上小学三年级。

　　那天，三聋子动用耳聋的战术，免去去湖田里使牛的苦活，跟在一群妇女后面薅秧草。这是个顶舒服的活路，拄根棍子，只消用脚把秧棵边的稗子踩进泥里，把田水搅浑就行。妇女们在一起，免不了开玩笑，说些男女间的事。有人说：“三聋子不许听！”他脸上没表情地答：“啊，啊！”好像什么也听不清的样子。其实他听得津津有味的。有人忽然说到三聋子的毛头十岁了，无娘的儿，应该做生日，就说：“三聋子，毛头做十岁生日，我们去喝酒！”他又啊了两句。别人重复了一句，他答：“今天到你家去喝酒，好，我晚上来。”惹得大伙好一阵笑骂。

　　这时，有人在村头朝田里喊：“三聋子快回来，毛头病了！”好多人都没听清楚喊的什么，他却翻身上了田埂，提着棍子就朝村里跑。

　　毛头不知得的什么病，到如今十多年了，三聋子还弄不清楚，医院和湾里人也都说不清楚。湾里人说，这是三聋子这房该绝。

　　三聋子跑回村，见毛头躺在地上人事不省，脸面苍白，他扔了棍子背起毛头就朝镇上跑。突然想到上医院要钱，又折回来到家中把平时积攒的一百五十多元现款全部揣上。

　　三聋子背着儿子跑呀跑呀，口里急着：“毛头毛头你不要死了呀，老天老天你救救我儿子哟！”三聋子背着儿子跑到金水闸镇上的卫生院，医生没见过这种病，救了半天没救醒，叫他快送省城武汉的医院。

　　去武昌的班车开过了。三聋子背着毛头在公路中间跑。第一辆碰到他们的卡车把车笛按破了，三聋子是真聋了。卡车停下来，司机正想臭骂一顿，见孩子那样，忙将他父子俩拉进驾驶室，一直送到省直一医院门口。

　　医生要他们住院，开了住院证，办手续要交钱。三聋子说只有五十块钱，且抱着昏迷的毛头哭得很惨，哭得周围的许多人同情，哭得收款的护士只好找来住院部的主任。三聋子见来了个大夫，看样子是个领导，他一下跪在主任面前：“救救我的儿子啊医生，我家三代贫农，三代就这么个儿子，救救他吧，医生，我给您磕头了！”果真磕得嘣嘣响。主任拉他起来，贫下中农的后代，救人要紧。指示收款的护士，收他五十块钱，让孩子住院。

　　其实，三聋子家是中农。但那时候贫农吃香，他说自家是贫农，医院也不会去外调的。那位住院部的主任，姓江，也是从农村读书读出来的，江主任的妻子当时还是公社社员呢。农村出来的人，只要不是良心坏了的，见了农村里的苦人，自然是非常同情。

　　住进了医院，似乎就有救了。三聋子放下了心，庆幸自家的这棵独苗不会断根。

　　毛头的病是怪病，有时治得看样子完全好了，可立刻又犯了。好了时像个好人般，犯了病时又昏迷不醒。这个病就这么反反复复的，直到最后毛头还是死了，共住院一年零五天，按天数算是三百七十天。

　　天天吃药打针的，三聋子知道那是要许多许多钱的。这些钱将来他三聋子肯定还不起。可怎么办呢？三聋子想，为医院做点事吧！他能做的事就是出力气。过去在生产队做活他舍不得出力气，现在他处处找事做，心甘情愿出力气。这样看来，三聋子还是个有良心的人。

　　住院部二楼的走廊、病房以及医生办公室的清洁卫生，都让三聋子抢着做了，卫生员根本不用费力。那地板擦得亮晃晃的，窗玻璃一尘不染，厕所里冲得干干净净。同病房病人的便盆便壶，他也主动拿去倒，哪个病人要买点什么，他二话不说立即去办。有次，厕所的便池堵住了，卫生员用吸水橡皮吸，半天吸不通。他跑进去，跪在便池沿上，伸手进便池中抠，抠出许多的渣子。三聋子默默地做着这一切，他自己知道这样是为了什么，他是为了儿子的病能治好，他是为了取得医护人员的好感信任，是为了取得病人的同情。他原来就有一副叫人同情的脸相，加之他又将其发挥到极致，并拼命做许多的事情，他的目的达到了。

　　毛头住院，医药费暂时不愁，可要吃饭要加强营养呀！同病房的那些病人，哪个不是三天两头有人来探望，提一串串香蕉一兜兜苹果或罐头？哪个不是订个甲菜乙菜的加强营养以利病情？但三聋子却没有这一切，他身上打埋伏省下来的百来块钱，须精打细算，为儿子订上几两米饭，再订个丙菜丁菜的。那所谓丙菜一般是豆腐粉条，那丁菜只能是大白菜。至于香蕉苹果罐头之类的东西，三聋子怎么能去花那个钱？只好让儿子看着人家吃了。三聋子是独房，没什么亲戚本家，即使有那么一两个，也是穷得叮当响，花不起这个钱到医院来看他爷俩。三聋子晚上有时挤在儿子的病床上睡会儿，有时干脆就在椅子上坐一夜。吃呢，搭着订儿子的饭时订几两饭，菜则是一瓶三角几分钱的豆酱，吃好几天。有时儿子病好些，三聋子就离了医院上街，到餐馆里捡人家没吃完的剩饭剩菜吃，吃得饱饱的，能管一天，第二天就只给儿子一个人订饭。三聋子饿呀，过去在乡下，餐餐三大碗米饭连个嗝都不打。如今吃得少，夜里饿得眼泪流，幸亏病人及儿子看不见。三聋子瘦得厉害，国字脸成了长方形。

　　这一切都逃不过同病房病人的眼睛，这世界上好人总是多。别人见三聋子爱劳动，肯吃苦，还愿帮助人，于是这个病人喊：“三农哎，这挂香蕉拿去，我这几天胃口不好，吃了就作呕，放着坏了又可惜，给毛头吃吧！”那个病人叫：“三农同志，我今天的饭订多了，吃不下。来，分一半去。”三聋子心里明白，这是人家心肠好同情他，哪里是吃了作呕或吃不下哟！

　　三聋子本名叫刘松庭。毛头住院后，别人问他叫什么，他报了个“刘三农”，所以医院里的人都喊他三农。他这一招挺管用，两年后，省直一医院派人到临河湾要账，说是有个叫刘三农的贫农社员，儿子住院花了两千四百六十三元七角三分。湾里人说，这里没有叫刘三农的。生产队队长拿出了社员分粮的花名册，来人查了半天，虽说这湾里人大部分姓刘，但就是没有叫刘三农的。来人空手而去，至今医院里还存有这笔无头账。

　　有一天，三聋子正在擦走廊的地板，听到关起门的医生办公室里传出话来。一个生疏的声音说：“十四床那个男孩的医疗费，已上千了，他们只交了五十元．怎么办？”江主任的声音说：“农村来的，吃饭都困难，怎么办呢？叫他交钱，他哪里弄去？据说就他们父子俩过活。再说吧！”

　　十四床是毛头的床位，那个生疏的声音可能是医院里管财务的。听到两人的对话，三聋子忙绕过去，但心里一直忐忑不安，一天都安不下神来。心想，要是叫我再交钱，我实在交不出了。这医院还不知住到哪天，毛头的病一直时好时坏，还要吃饭哪！必须先稳住江主任，只要江主任不松口，这医院还是可以住下去的。

　　三聋子白天在二楼转来转去，终于从江主任接的一个电话中得到了启发。大约是江主任的一个朋友从外地来，问江主任的家住哪儿，江主任告诉那个人说某街某号。

　　当天下午，三聋子回湾里去了。第二天，天麻麻亮，三聋子挑着一担白花花的糯米送到江主任家。江主任妻子是农村户口，长期住在城里，粮食不足。至于三聋子从哪里弄的这一担糯米，就是一个谜了。但来回一百六十里路，也够三聋子走的了。他能吃这个苦，而且来的时候还挑了一擔糯米，一百几十斤的。

　　江主任当然没让三聋子再交钱，毛头可以继续住下去。三聋子和医护人员的关系搞得很亲密，连护士发药，都要他帮助推发药的小车。久病成良医，三聋子从医护人员那里，从长期住院的病号那里，记住了许多药名，认识了许多药的形状、颜色、大小。

　　毛头住院住到三百七十天时，突然发病，再也没有醒过来，死了。三聋子没怎么哭，大约是眼泪流干了。久病无孝子，是晚辈对长辈而言。毛头病得太久了，久病也可以无慈父的。毛头再在医院住下去，三聋子大约也要被拖死的。

　　毛头是上半夜死的，待值班护士去喊医生时，三聋子背着毛头的尸体早融进了夜色。不能等医生来。医生来了，孩子也救不活，而且要三聋子交医药费。不交医药费，孩子的尸体就留下解剖，三聋子听人这样说的。

　　三聋子背着毛头回湾，给儿子做了个小小的坟堆。他的聋病似乎好了，在空空的房子里躺了两天，第三天就不知去向。

　　好几年过去了，三聋子一点消息都没有。湾里人说，这人很可能死在外面了！

　　这几年乡村里变化大着呢，生产队没有了，生产队队长改叫村民小组长。集体的田地分了，单门独户做活路，虽说没过去那么热闹，但自由多了，人们也肯下力，因为是为自家做的。在当初分田地时，队长说：“三聋子分不分呢？他还是队上的人咧！”

　　有人说：“分了他咋办？又没个信回来，他的那份田地谁种？荒了不可惜？”

　　于是三聋子的田地也没分，这个人在不在无所谓了。每年清明节，湾里人上坟，顺便在三聋子的婆娘和毛头的坟上烧几张纸钱，算是照顾了，免得娘俩在阴间太困难。

　　有一天，几个老的或半老的老头各自带着孙子，没带孙子的则背个粪筐，聚在村头德山爹开的小卖部门口聊天晒太阳。有人看到远处走来个人，戴顶鸭舌帽。傍河湾一带乡下戴这种帽子的人少，他们执拗地认为这种帽子只有城里人才有资格戴，乡下人戴这种帽子是骚包。那人戴这种帽子，颈上围条米色毛围巾，穿件黑呢大衣，鼻梁上架副大眼镜，黑呢裤腿罩双黑皮鞋，手里拎个大提包，咯吱咯吱地往湾里走。

　　“你们看，这人是谁呀，走路的样子咋这熟呢！”一个老头说。“是谁？城里人从这里路过呗，肯定不是你屋里亲戚！”另一老头答。

　　那人越走越近，走到湾子头竟停下来，摘下鼻梁上的大眼镜。

　　“哟嗬，这不是三聋子嘛！”

　　正是三聋子。三聋子模样没变，只是气派与过去大不一样，人也显得年轻了些。他和一堆老头打招呼，三爹四叔五伯地喊。喊完了掏出长把子的“红双喜”牌香烟，给各位敬一支。接烟的老头口里“啧啧”直赞叹，连连问：“三聋子呀，你这从哪回来的呀，怎么一走这几年，连个信都不捎？把湾子里人急坏了！不管咋说，一笔难写两个刘哟！”

　　三聋子按着了气体打火机，给老头点烟，一边说：“我晓得大伙惦着我呢，可这业务太忙哇，顾不上捎信，大伙儿不会怪的，是不是四叔？”

　　那个被称为四叔的人点头：“不会怪的不会怪的，三聋子出息了，我们高兴都来不及呢！”

　　“你搞的什么业务呀？”有人问。

　　“药品业务员啦！药品，就是治病的各种药。”三聋子答。

　　“好差事好差事！”众老头齐夸道。

　　三聋子回来了，在外面做药品业务员。这消息不到半个时辰，就传遍了临河湾。

　　晚上，原先的队长如今的村民小组长到三聋子家，三聋子家已打扫了一下，屋里虽说空落，且有股子霉味，但还是挤了不少人。三聋子兴高采烈，给男人发烟，给女人和孩子发糖。

　　待了一会儿，村民小组长为难地说：“药伯，这田地没给你分，原先不知道你还要回来，就没给你分，现在你回了，这田地分完了，咋办呢？”药伯这个称呼，是村民小组长费了好半天脑子才想出的。再叫三聋子似乎不大好，何况他实在是不聋。想了半天，想出个“药伯”来，这药嘛，是他做了药品业务员，这伯呢，是村民小组长以自己的孩子的口吻称的。村民小组长的这个发明，很得湾里人拥护，从此三聋子就是“药伯”了。只是村民小组长提出的没给药伯分田地的事，有点不好解决，都分完了，怎么办呢？

　　药伯却呵呵一笑，连说：“没有关系没有关系，这田地，我是不要的，我要了还没得办法呢，背又背不走，荒了又可惜。不给我的好，我这业务呀，一年四季多在外面跑哟！”

　　药伯这样说了，村民小组长松了口气，湾里人也都放了心。于是大伙儿很愉快地抽着药伯递的香烟，听药伯说外地的见闻。好不自在，好不快乐！

　　药伯在湾里住了两天，掏了一把票子，请湾里的汪木匠帮做套家具，油漆要漆得亮亮的。汪木匠是很少几家不姓刘的一个，这么笔好生意送上门，怎能不答应？春节前交货。

　　药伯稍事休息后，就开展业务了。离临河湾两里地有个村子叫尹家墩，尹家墩有个叫黑伢的俏皮医生，远近闻名。这黑伢的名确实叫得不符，他其实一点不黑，人长得挺帅的。我当小孩时，肚子疼，父亲就背上我找黑伢，黑伢在我肚子上敲敲，给片药，就好了。黑伢的医术高明，抗美援朝时在志愿军里做过军医，转业后，不服从分配，回村做私人医生。他收费合理，用药准确，对乡下人有求必应，药到病除，深受人们的拥戴信任。黑伢的妻子是个漂亮得叫人睁不开眼的乡下女人。

　　黑伢家新起了一幢二层楼房，楼下开诊所，楼上住人。他的妻子管后勤，他的女儿接了她妈妈年轻时漂亮的班，做了助理医师，在她爸爸的亲自指教下，准备还要接爸爸的医生班。诊所的名字很醒目：黑伢诊所。诊所生意不错，黑伢平易近人，看病的人交钱交实物都可以，连鸡鸭都可抵药费。

　　药伯到了黑伢诊所，黑伢医生打个招呼：“看病吗？怎么了？”

　　药伯摇摇头：“我活得壮实呢！生意好啊！”说完转过身，看黑伢药柜里的药品，边看边说出各种药品的名字来，并说出产地何处厂家何方，接着报出几种紧要药名，问黑伢有没有。

　　黑伢摇摇头：“没有！你老兄有办法吗？我这黑伢诊所进药不易呀，且这税那税的，这算什么生意？为乡亲们做点好事，當然我自己也要赚点，要不然一家人怎么生活？”

　　药伯说：“你的情况我还有不晓得的？黑医生啦，我正为此来的，到后面谈谈吧！”

　　黑伢说：“谈谈吧！”让女儿照看诊所，带药伯上楼。

　　两人一拍即合，谈得投机，黑伢吩咐妻子备饭，两人喝了两盅，成了朋友。

　　两人拟的协议为：药伯为黑伢诊所提供一应药品，这药品可零散计数，只收正常药费的百分之八十。这些药品不开发票，不经税收，两人当面钱货两清，互不牵扯。

　　当晚，药伯从黑伢诊所里挑了一担农副土特产品出来，这些产品是黑伢诊所当药费收进来的。

　　第二天，药伯挑了土特产品去了武昌，他歇了好几天了，要跑业务去了。

　　药伯从镇上搭的车。镇上跑武昌的载客车现在不是两趟而是十趟了，乡下人到省城武昌个把钟头就到。那开车的师傅客气得很，什么原因？个体户，多拉个客就多一分收入。

　　药伯住进武昌某巷一家私人旅社。老板笑脸相迎：“来了？”

　　“来了！”药伯答，顺手从担子里抓只鸡扔给老板。老板双手接着，笑眯眯的：“还是老地方，那间房给您留着呢，我怎么能让别人住呢！”

　　药伯谢了一声，径直走进了小房间。

　　武昌那时的小巷曲曲拐拐，如乡下的田埂小路纵横交错；大片的宿舍区，楼房林立，晾台窗口扯起花花绿绿万国旗似的衣物。小巷与宿舍区是药伯畅游的港汊与湖泊。药伯穿街走巷，熟悉得就像自己的掌纹。

　　药伯的鸭舌帽呢子衣都换去了，戴顶旧草帽，穿上旧时乡间的破衣，横背褡裢似的背着两只大口袋，口袋是乡间的装化肥用过了的蛇皮袋，袋里装得鼓鼓囊囊的，很有些分量。

　　“要鸡蛋不？要鸡子鸭子不？要糯米不？”他在小巷子里喊。

　　“喂，鸡子怎么卖？”一个年轻女人从贴有红喜字的门里出来，朝这边喊，是个新娘子。

　　他不慌不忙地走过去，歇下口袋：“大母鸡四斤重，补人呢！”说着从口袋里捉出一只来。

　　女人拿在手上掂掂：“几块钱一斤？”

　　他朝四周看看说：“你有药吗？在医院开的各种治病的药吃不完的，扔了不可惜吗？拿来换吧，不会叫你吃亏的！”

　　女人朝他看看，这个乡下人换药品，少见！她只碰到过用鸡蛋换粮票的乡下人。想想，好像屋里有只纸盒子里装着好多未吃完的药。她放下鸡，把纸盒子搬出来。

　　打开纸盒，药伯的眼睛亮了，他拿起那些纸袋装的，小瓶子装的，还有的是还没开包的药盒子，一件件看、嗅、摇，挑出了一堆，余下的他说过了期。换一只母鸡搭三个鸡蛋，女人好不高兴，心想，明儿再到厂医务室多开点药回来，反正不要钱的。他也高兴，这一笔他赚个几十元是稳当当的。

　　有好几个人喊他。他做这笔交易时，隔壁人家看清了，“我也换，我家药不少呢，没过期的，我前天才开的，没开过封！”

　　他过去了，又一件件地放在眼前检查，他的眼睛这时成了孙悟空的火眼金睛，过了期不能用的药那是不能要的。

　　一条巷子没走到头，他的农副产品换完了，药品也换到了一大包。还有人换，就付现款吧！或者干脆说：“好咧，放心！我明天再来，您老等着。”

　　第二天再来，果然满载而归，竟然还弄到两种贵重药品，在药店都买不到的。换药的是个胖老太太，住在一个独院里，院里种满了花呀草的，他走进去时，心里说：“真好地方！”

　　胖老太太说：“老头子退了，当了顾问了，除了养花就顾问单位的事，人都瘦多了，弄只母鸡熬罐汤，让老头补补吧！”

　　他非常慷慨地将那只最大的母鸡给了胖老太太，因为他知道老太太拿出的两种药的价值顶老母鸡百倍以上。

　　胖老太太说：“再来再来，有好糯米带二十斤来，好啵？”

　　他答应了。他后悔这次带的糯米都换完了，要不给点老太太多好。他是不会再来胖老太太这里的。这种事只可干一次，那个当顾问的老头回家后定会追问药品的事。再来，他不是自动送肉上砧板嘛！

　　回到私人旅社里，药伯关在老板特地留给他的小房间中，将搜罗来的药品摆满了一地一床，然后再分门别类地整理，捆扎成一包包一盒盒的，再装进大黑旅行包中。带来的农副土特产品已经全部兑换出去了。今晚还有几位关系户要去，见了这几个关系户，就可以回去了。

　　药伯此时又是鸭舌帽呢子衣黑皮鞋了，与白天那个收荒货的乡下人判若两人。

　　药伯坐了两站公共汽车，准确地敲开了三家人家的门。都是单元楼房，开门的见他点点头，招呼：“来了！”药伯点点头答：“来了！”

　　准时，迅速，一手交过来一包药品，一手递过去哗哗响的拾元票子。完了，房主人问：“不坐会儿？”药伯答：“不坐！”又问：“下个月来吗？”又答：“来的，时间不变！”门砰地关上了，药伯拎着提包从楼梯上往下走。

　　这晚，药伯走了六家，每家的人说的话做的事都差不多。药伯回旅社时，已是晚上十点多钟了。

　　那一年，我找过药伯。我说我要写他致富不忘桑梓的事迹，要好好宣传一下，因为药伯后来给湾里捐了五千元钱修学校。药伯听说我要写他，高兴地拍了下大腿，跟我谈了些他发财的经过。

　　“那些市民们哪，谁家里没有剩余的药？到医院看病，都巴不得开的药多些，反正又不要自己掏钱。药拿回家，却不想吃了，病好了哇！这些药零零散散的，大都当了垃圾。我把它收回来，少浪费一些，也是做了好事，为乡邻做好事！这些药都有效，失效的药我认得。问我哪有这本事，哼，在医院待了一年零五天。天天见的，久病成良医！这些药给黑伢医生，他给乡亲们治病用，收的钱不贵，比卫生院便宜，是不是？”他喝了口茶，那茶杯是只药瓶子做的，上面还有个红盖盖。

　　我们的谈话是在药伯的新屋里进行的。新屋明三暗五一大幢，汪木匠做的家具漆得亮晃晃的摆满一屋。药伯的彩电收录机冰箱什么都有了，就只缺少个女人，不过听说也有眉目了。镇上的一个大龄姑娘愿意跟他，那姑娘三十多岁了。

　　我问：“药伯，您交了五千元给湾里办学校，但您欠省直一医院的医药费不还，您心里怎么想的？”我是想问出他的一个惭愧来，也希望他能还了这笔医药费，使国家少点损失。

　　药伯朝我翻了翻眼睛，气愤地说：“我还我还，我还个啥？把我毛头儿子诊死了，害我孤老头一个，还要我还钱！我就是不还，那钱我还得起，可他们还不了我的儿子啊！”

　　药伯说完放声大哭起来，哭得阴森森的，很怕人。

　　后来，药伯收药卖给私人医生黑伢的事，被一个与黑伢同行的私人醫生举报了，药伯被乡工商所罚了款。药伯是个农民，行为说不上犯罪，乡工商所让村里给药伯记大过一次。药伯说：“你记十次过我都不怕，就是他们罚得太多，老子白干了几年。”

　　最终，药伯没能和镇上的大姑娘结成婚，因为他的钱被工商所罚走了，剩下的钱只够他一个人生活，最重要的是他不能再去收药了。

　　如今，三十多年过去，药伯也寿终正寝，在我们湾子里，我们老刘家又走了一个老人。药伯，走好！

　　责任编辑 林东涵

　　福建文学 2023年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