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 伟

　　现当代文学重写文学史的口号已成历史回声，所催生的观念变革带来丰厚的史学回报，与此相对应，儿童文学的历史著述自20 世纪80年代以来虽也有所收获，但为数不多的成果仅意味着基础性建设的开始，还无法营造出“重写”的氛围。儿童文学中幼儿文学的理论研究一直都较为薄弱，作为文学研究成熟表征的幼儿文学史著述则更为缺失，杜传坤《20世纪中国幼儿文学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 年版）的出版成为弥补这一缺失的一项重要成果。这部烙上著者深刻思想印记、书写风格独特的文学史著作，期待着更多的思想与理论对话，本文就是这种对话的一次尝试。

开放多元的文学历史溯源

要完整描述一类文学的历史面貌，离不开对其源头展开追溯，而发现最早文本常被视为立史圭臬。对于晚近才得以正名且边界模糊变动的幼儿文学而言，这样的历史书写规则并不合宜。《20世纪中国幼儿文学史论》（以下简称《史论》）在“幼儿文学的源流与萌发”一章的开篇处就指出：“幼儿文学的发生是一个过程，虽然可以有其标志性的事件或作品，但绝不是在某一天突然诞生的，绝对的起点是不存在的。”基于这样的认识，《史论》为我们展示了20 世纪中国现代性背景下，幼儿文学从民间潜在的非自觉状态逐步走向自觉的过程，传统的民间故事、歌谣、蒙学读物，以及近现代幼儿园教材、儿童期刊，共同构成了中国幼儿文学开放多元的历史渊源。

　　文学是语言艺术，现代社会的“语言艺术”实际上指的是“文字艺术”，主流文学在论及古代民间文学时，也是以业已形成历史文献的书面材料作为依据，文学传播及读者接受一般不在讨论之列。然而，幼儿文学面向的恰恰是离掌握文字这一阅读“工具”最为遥远的群体，幼儿主要以“听赏”的方式接受文学，这就需要对“文本中心”的文学史书写规则做出调整。自古以来，幼儿与成人常常共享相同的歌谣、神话、传说、童话，“听赏”使幼儿获得了更为广泛的文学接受可能。因而，《史论》主张把“一些篇幅较长的、不那么浅显的、纯文字的儿童文学作品纳入幼儿文学的范围”，突破了幼儿文学仅限于短小浅易文本的常规。同时，《史论》还关注到“看”的作用，幼儿可以看文字，看具有叙事功能的图画，并在“看”的同时享受大人“念”所带来的乐趣。基于此，不论早期期刊中的“图画故事”还是当下盛行的图画书，均可纳入幼儿文学的版图。《史论》以“听赏”“观赏”“视听结合”这些幼儿接受文学的方式，作为界定幼儿文学的标准，为历史溯源拓展出更为开阔的视野。实际上，讨论读者文学接受带来的史学新质，有着更为普遍的意义，不论是幼儿文学、儿童文学还是成人文学，读者地位的彰显都有可能给文学史书写注入灵动的气息。

　　儿童文学与儿童教育的关系始终是儿童文学研究绕不开的话题，但儿童教育通常仅作为儿童文学历史演绎的一个背景而存在，史家通常关注现代学校制度为儿童文学带来读者群体、早期教科书出现了儿童文学文本、教学活动为儿童文学传播提供了平台，但对儿童文学与儿童教育更为内在关系的探讨，以及对教科书文本的深度分析，总体上显得较为薄弱，《史论》在这一方面做了富有创见的探索。

　　《史论》在描述20 世纪20 年代儿童教育课程“儿童文学化”现象的基础上，通过具体的文本解读，深入讨论现代幼教开拓者如何在幼儿教育中引入文学资源、驾驭文学文本的价值取向，使之成为实现教育目标的手段。对于两者间的关系，著者指出：“站在儿童文学的角度谈论它的教育功能，与站在教育立场考虑文学的教化作用，是不完全一样的。以教育为出发点和立足点，文学自身可以是教育的内容，也可以是教育的手段。研究与创作儿童文学的人则更重视文学的美学趣味，着眼于儿童文学的本体论，比如它的儿童性与文学性问题。”这样的论述既关照到教育对文学的影响，又体现出文学本体的重要价值。

　　中国最早的幼儿文学并非作家的原创文本，而是基于幼儿教育需要而编撰的教材文本，此类文本的教育实用导向对后世影响深远。《史论》把教材文本作为幼儿文学一个重要的现代源头，对其文学与教育的内在张力进行剖析，为后继的文脉梳理奠定了一个富有创见的基础。尤为可贵的是，著者敏锐地指出教材编撰者的教育观念与文本编撰行为之间的矛盾。五四时期形成的“儿童本位论”在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已成为一种主流思想，当时的课程标准及相关教育研究著述也渗透着尊重儿童、倡导儿童主体性的本位意识，然而，积极引入文学资源的幼教先辈却忽略了文学文本审美意义上的教育功能，总是热衷于在文本中直接亮明教训儿童的主旨。如沈百英编撰的《幼稚园故事》中的《汤妹》一文，就以主题先行的方式，找出儿童不讲卫生的缺点，让孩子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后痛改前非。这种“糖衣药丸”的创作理念有着巨大的历史惯性，为后世教育主义幼儿文学的盛行埋下了伏笔。《史论》对幼儿文学的历史溯源直指其负面影响，体现了颇为深刻的治史眼光。当然，著者也非一味地批判，而是针对当时幼儿园教材的具体文本（尤其是被广泛应用的改写文本），深入剖析这些文本在文学性与教育性尺度把握上的优长与不足，较为全面地反映了早期“教材体”幼儿文学的多样面貌。

　　对早期儿童期刊做较为系统的梳理和评价是《史论》展开历史溯源的另一个亮点。《史论》根据《小孩月报》《蒙学报》《儿童教育画》《儿童世界》等刊物所反映出的读者意识、传播情况，以及作品对幼童的切适性等，主张把这些期刊上大量的“图文叙事”作品视为幼儿文学最初萌芽的重要一脉，这也为后世图画书的兴起找到了合宜的本土源头。《史论》尤为关注期刊作品在教育性、文学性和娱乐性上的表现，对有的刊物讲求“教育性”与“娱乐性”并重，有的作品对儿童顽皮行为保持宽容态度，给予了积极评价，在教训性占主流的儿童读物世界中，勾画出一角另类的景象。著者的视野没有局限于期刊本身，而是将期刊的宣传广告、记者的采访报道、读者的阅读反应等信息一并纳入考察范围，使幼儿文学的媒体传播状态也成为文学史的组成部分。

新史观引领下的文脉梳理

文学史的基本功能就是为曾经发生的各种文学现象梳理出一个历时性脉络，呈现历史演变的某种规律性。历史现场的隐晦、纷繁与庞杂对历史书写构成了挑战，一部有分量的史著不仅要呈现稀见的史料，展示有价值的史实，更重要的是以体现时代高度的史观烛照史实，为人们理解当下与既往的内在关联提供历史参照和思想启迪。《史论》作为我国第一部幼儿文学史著，本可以开山之功获得应有肯定，但著者并不满足于此，而是力求为自己的立史著述确立一个富有创新精神的思想标杆。

　　幼儿文学是最能体现儿童文学特点的文类，然而，因其相对简约的文本形态，以及思想和审美上的浅易性，往往使人们忽视它所承载的成人的童年观念、教化意图等隐含要素，以及由此引发的关于创作与接受、审美与教育等需加以深入探究的复杂问题。《史论》作者带着鲜明的问题意识进入历史书写，将历史性、幼儿性、文学性、文化性确立为治史原则的四个维度，这些维度并非是对幼儿文学史做简单的属性框定，而是在援引中外丰富的理论资源、展开严谨学理性讨论基础上得出结论。展读《史论》，我们既可以看出著者的“史观”，也可以看到著者阐释“史观”的思想轨迹。对固化思维保持警觉，是这一思想阐释过程的一个鲜明特点。在讨论“幼儿性：超越年龄特征的边界”这一话题时，著者对心理学、脑科学只强调儿童处于身心发展不足状态的论断提出批评，指出有的科学论断并未反映儿童身心的全貌，忽视了幼儿超越年龄界限的丰富精神潜能。著者引述幼儿在阅读《去年的树》这篇具有思想深度作品时未必符合常规“年龄特征”的表现——幼儿虽然不能完全理解作品“超越生死界限的友情”这一主题，却能被作品所渲染的情感氛围所深深打动，指出：“认知理解能力与文学中的审美感受能力是不对等的，建立在心理科学基础上的认知理解力无法机械套用到幼儿对文学的审美接受上。”这对幼儿文学突破过度强调文本“幼稚化”“浅白化”的狭隘观念制约无疑十分重要，同时，著者还关注到问题的另一方面：“无论我们多么信任幼儿的理解力和审美感受力，不可否认的是，幼儿的文学理解力或审美感受力都有待提升。因此，幼儿文学的艺术深度对幼儿审美感受力的挑战应该是有限度的。”有深度作品的“故事结构、语言表述和情感表达，整体来说还是与幼儿的经验相契合的”。最后，著者回应了之前对实证心理学的批评，认为皮亚杰为代表的认知发展阶段理论虽需加以反思，但仍具普遍意义，“这些普遍性不仅存在于儿童的骨骼、肌肉生长等生理层面，也存在于思维和精神等层面。幼儿在生理和精神层面的共性特征，仍是幼儿文学应该遵循的限度，也是幼儿文学‘幼儿性’的有机组成部分”。可见《史论》作者并不是把“幼儿性”作为一个固化的概念列为治史教条，而是赋予它丰富且具灵活性的内涵。对幼儿文学“四性”维度的阐释虽是分别展开，但其间又形成相互支撑的逻辑关联，“幼儿性”对“文学性”的限定既有生理年龄带来的普遍性，又体现着丰富的“历史性”与“文化性”，即幼儿文学中的“幼儿”既是一个事实性的存在，也是一种充满历史性的文化建构。这样的“史观”为文学史多元样貌的展现奠定了基础。

　　《史论》注重呈现幼儿文学创作在各个时期处理“幼儿性”与“文学性”关系的不同表现，把两者之间或紧张或和谐的关系及其演绎变化状态，作为构建历史框架的逻辑基础，探讨这一框架内成人的文学观念、教育诉求、文化期待对人之初文学面貌的自觉形塑或潜在影响。

　　在“现代文学的确立对幼童之惠及”一节中，著者没有泛泛地介绍这一时期的创作成就，而是把目光聚焦于某些相对边缘的文本，包括徐志摩的《小赌婆儿的话》《香水》《吹胰子泡》《童话一则》、刘半农的散文诗《雨》、米星如的《吹箫人》《仙蟹》《石狮》、凌叔华的《小蛤蟆》等，这些文本从创作动机上说，未必都有明确的幼儿读者意识，但却有与幼儿文学相契合的文本特性。著者肯定了作品在文学审美探索上显示出的可贵品质，并将其与主流的社会化、政治化创作倾向，以及当时开始萌发并在其后急剧膨胀的“教育主义”创作现象进行了比照分析。此外，《史论》把这一时期体现低龄孩子童趣意味和欢愉精神的儿童诗歌、儿童歌舞剧也视为幼儿文学最初的原创收获。非主流作品注重审美趣味的营造，追求作品的“无意义之意义”，主要受惠于五四时期以儿童为本位的现代童年观念的影响。

　　《史论》以“走向黄金时代的幼儿文学”为标题，专章介绍当代幼儿文学的发展状况。“教育性”与“文学性”的此消彼长依然构成这一时期历史演变的逻辑脉络，《史论》描述并阐释了两者之间“制约—突破—超越”的关系，勾画出当代幼儿文学多元的历史画面。“教育工具论”曾经长期支配着当代幼儿文学的艺术走向，在特殊的年代，几乎成为作家审美创造的桎梏，否定“工具论”成为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幼儿文学实现艺术突破的前提。《史论》在“当代幼儿文学的理论突围”一节中，对这一时期颇具声势的思想争鸣做了生动的表述：教育工具论“其影响的广度和深度，甚至逼迫理论界提出‘儿童文学是文学’的口号作为突围的宣言——就相当于说‘哺乳动物是动物’一样。为什么看起来如此‘多余’的定义都能成为一个时代旗帜性的呐喊？因为到了不‘过正’就无以‘矫枉’的程度。为此，儿童文学甚至连‘儿童’都暂且放到了一边。或许，关键不在于得出何种结论以及结论的正确与否，这场论争的发生及激烈程度，或者说它何以成为一个论题，其本身所折射的问题更耐人寻味”。著者反顾争鸣激烈的历史现场，没有对争鸣各方做出孰是孰非的简单论断，而是引发读者对这一文学事件本身意义何在的思考，富有问题意识的“史观”加上灵动的思辨言说，给历史书写注入一股清流。

从“史论”到“论史”的学术超越

如何处理“史”与“论”的关系是治史者必须面对的问题。“论由史出”是最受推崇的书写方式，“以论带史”虽也被认可，但始终存在滑向“以论代史”的风险。文学评论是文学理论生产的重要方式，强势的评论传统无疑会给文学史带来别具的书写风格，况且，文学文本作为史实呈现时确实需要对其做出评价，因而“论”的成分自然比其他领域的治史更占优势，但即便如此，审慎处理史论关系依然是文学史遵循的治史原则。杜传坤所著的《史论》虽冠以“史论”之名，但在处理“史”与“论”的关系上却很难将其归入常规的书写类型中，“论”在该书中占有很大比例，但这种“论”并非以某种先在理论对“史”进行强制阐释，也不是以学理论述带出相关的史实铺陈，而是将“论”深度地介入“史”的肌理之中，以富含思想分量的论述将史实融入其所蕴含的历史价值里，使二者成为历史文脉的共同编制物。那些独立设置的论述章节所呈现的不是我们习见的作家、作品的历史贡献，而是阐明这些贡献何以进入幼儿文学这一特殊文学领地的缘由，对这些缘由的阐释过程实际上也构成一种历史脉络，一种与文学事件相呼应的思想脉络。阅读《史论》既是在读文学史，也是在读一部幼儿文学的思想生成史，这样的历史书写超越了传统的“史论”模式，以“论史”概括之或许更为贴切。

　　我们以“对‘洁净与肮脏’的现代性反思”章节为例，看著者如何就幼儿养成讲卫生的习惯的话题展开“论史”式书写。一是在对历史文本的分析中引入现实的童年关怀。让幼儿养成讲卫生的习惯是幼儿社会化成长的一项内容，幼儿文学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是通过形象的故事实现教训功能，还是在理解儿童自然天性、引导良好习性养成的基础上展开审美创造，这是两种不同的文学价值追求与艺术选择。《史论》选择了安伟邦的《会变颜色的小花猫》、樊发稼的《脏娃的故事》、包蕾的《小金鱼拔牙齿》等当代幼儿文学中表现讲卫生主题的作品作为分析对象，这些作品为了追求让孩子改正缺点的教育目标，都倾向于让作品中的孩子因不卫生行为而受到惩罚，这种惩罚有时会超越必要的限度，不仅对文学作品的艺术品质造成伤害，也对现实的儿童读者产生负面影响。著者肯定了故事构思上的亮点，同时对作品严苛的教训主义倾向提出批评：“这是伴随着剧烈疼痛的、属于身体惩罚的悲惨结局，惩罚的严重性冲淡了这种突转带来的文学性‘美感’。每个把自己认同为小猫的孩子，都必然经历这一酷刑的疼痛。”这种带着批判意识和现实温情的文本评价，凸显了历史书写的当下价值。二是将当代幼儿文学教训主义作品与20世纪30 年代《汤妹》《肮脏的小猪》等同类作品进行比较，显示出两个时代艺术进步与主题固化并置的历史演绎轨迹。三是拓展了中国幼儿文学“教育性”问题讨论的国际视野。著者引入《好脏的哈利》和《小脏狗系列故事》这两部美国和英国的图画书作为参照，比较了不同文化背景的作家对待儿童卫生问题相通的艺术手法与迥异的童年观念。四是站在人类文化学的更大角度上延伸分析。著者指出，现代人关于脏与不脏的标准实际上是游移不定的，食物放在餐盘里是卫生的，而落到衣服上则是脏的，这一现象背后反映的是“人类为维持社会秩序、保证社会事物各就其位，从而加强社会道德秩序结构的要求”，“关于‘讲卫生’的幼儿故事，可以视为对现代性秩序问题的一种表现、理解和态度。而对‘讲卫生’的不同表现、理解和态度，则反映了不同的童年观和教育观。”从中可以看出，长期被视为“小儿科”而备受冷落的幼儿文学，实际上是一个待开发的文学、文化富矿，《史论》对浅易文本的深刻洞察，为我们展示了发掘这一富矿可观的理论回报，也彰显了颇具创新精神的“论史”书写对文学立史的启示。

　　总之，《史论》对20 世纪中国幼儿文学的系统历史描述与阐发，给我们带来许多理论与思想欣喜，也为幼儿文学提供了一个内涵丰富、风格独特的历史书写参照，召唤着更多后来者为体现人类根性价值的人之初文学投注深厚的学术情怀和深远的历史眼光。

　　福建文学 2023年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