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 晗

1

看着风把湛蓝湛蓝的天一截一截吹高，前墩尾人脸上挂满了暖暖的笑意，小五哥便不再朝南走了。往喧闹的街头挺挺一立，噗地掷下肩头的蛇袋，迎风扩一扩腮，对着日头底下浮来浮去的脑袋们亮亮地吆喝了开来：嘿，卖蛇啦，卖蛇啦，蛇胆补气，蛇肉补身，蛇头敢治癞头僧！

　　（小说《杀蛇》）

　　开春时节，生产队里种花生，丕子在田头，将过去唱熟了的光棍曲子高高亮亮吼了起来：

　　正月春来哎桃花开，

　　光棍我盯住那大腚目发呆。

　　（小说《狗鞭》）

　　雨，轻轻轻轻下了起来。因小，便被山风飏起，目光一般四处飘荡，一挂一挂自林梢垂下，便成了氤氤氲氲的雾。雾并不很重，林子里哥好鸟哥哥好哥哥好的叫声，听来却也真切。

　　（小说《绣枪》）

　　山雨借林子里的风做伴，大大度度地从这个山头跨向那个山头，又从那个山头跳回这个山头。

　　（小说《破庵》）

　　那个晚照绚丽鸟们高一声低一声乱叫着四处寻巢的傍晚，挺拔高大脸上带疤的故人突然魂一般出现在女人的屋前。他鼓着双腮，将板大手掌中的一片树叶吹得脆生生的响。那时候，女人正手持一个小彩陶在新建的小洋楼门口痴痴地看着。

　　（小说《彩陶》）

　　“锁子，干吗把船划得这般快？人家头都晕了！”

　　“嘿嘿……菱子，人家说……”

　　“……说什么？”

　　“说你下巴尖得可以纳鞋底！”

　　“就纳双小鞋勒你的大脚板！”

　　（小说《桃花》）

　　这六个短篇是1987—1989 年福建福清师专写作课的作业。教写作的老师姓郑，莆田仙游人，福建师大中文系毕业，没大我们几岁，人长得秀气，就是嗓子不太好，钝滞喑哑无力，有常年患喉炎的感觉。郑先生自己心里也存了文学梦。我接手师专中文科学生文学内刊《鹏风》主编后，组了一期小说专号，铅字蜡版油印，有模有样的。郑先生化名写了篇《我和琳琳》，是篇爱情小说。毕业以后，我们才知道原来“琳琳”就是我们隔壁班的女同学。土里土气的《杀蛇》《狗鞭》和老师缱绻温雅的爱情心得发表在一起，同时露脸的还有其他六七位同学的习作，另一位资历更老的教现当代文学的池先生为这本专号作了序。在如此浓烈而激越的文学氛围里，这六篇小说习作在郑先生的写作课上屡获高分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1989 年夏天，我毕业回到莆田，去离家四公里的一所乡村中学担任语文教师。第二年，教写作的郑先生调回莆田，在保险公司担任文字秘书，给总经理写讲话稿。再五年，我调往离家十公里的涵江，和郑先生从事了一样的职业。隔年，池先生调到我的同一个政府大院，也从事了文字秘书的工作。郑先生、池先生，他们确是三十年前那位多愁善感的文学青年的引路人，然而即便是他们，也并未全程见证这个青年被时代的俗念紧紧缠绕而不得挣脱的困境。

　　这本来是一些可以直接丢弃的旧稿，旧代表着过去。本雅明说：“现在的思对于过去毫无意义，过去的思对现在也未必可以调和。”那么，为什么要重新翻开这些旧稿，分辨过去潦草的手迹，调整个别标点，择取稍稍平整的片段，用区别于宋体的楷体编排在一起？这是我的困惑，断舍离与惜旧物的纠结，直接烧了了事与要不继续留着的迟疑，一种晦暗不明的感受一直盘旋心头。这份感受和谦卑的道德感无关，和留存个人文献的自恋无关，也和小心翼翼地反观自我无关。“整理就是摧毁”，好像也是本雅明说的，哪怕是单薄稚气，也要有井然有序的局部明朗。仿佛只有如此，才能将几十年的羞耻感从根本上剔除。那么，这看起来毫无关联的六个片段，是最后一次向过去滗净自己的清偿存根吗？对此纠葛，米兰·昆德拉似乎看得更透，他在《笑忘录》里这样说：“过去才是充满生气的，它渴望着挑动我们，刺激并侮辱我们，引诱我们去摧毁它或者重新粉饰它。”那么，我到底是在“摧毁”还是在“粉饰”？或者是“摧毁式的粉饰”，还是“粉饰式的摧毁”？也许，在偶或闪现的彼时此刻，我仍然相信蛇头还是治得了癞头僧，下巴还是纳得了鞋底吧。

2

案情非常简单：放暑假返乡的大学生求爱未遂将对方强奸了，而且是在姑娘家里，当着姑娘母亲的面。

　　嫌犯供认不讳。剩下的就是一些纯粹的程序了。

　　红鼻子法官在扇形审判厅里独自抽烟，想了一些事情。他是一个秃子，这一点并不为外人所知，常年覆盖的一头假发为他遮挡了可能出现的局促和尴尬。人们只把注意力放在他那著名的闪烁着智慧光芒的鼻子上，好多人甚至忘记了他的来路和真名。在他戴上威风凛凛的法官帽之前，人们都亲昵地喊他阿红、阿鼻、小红鼻啥的。近几年，随着他凌厉而强悍的断案名声传播开来，人们慢慢忘记了他原来可爱俏皮的外号。红鼻子法官，是的，现在大家都这样尊称他。至于审判报告上署的是什么名字，几乎没人愿意去多看一眼。

　　（小说《童话：限于执着》/1989-10-10）

　　《童话：限于执着》，是我的第二篇小说习作，全文一万两千字，开头部分是这样的。这是小说吗？当然是，当年的我一定这样认为，你看那行文中振振有词的样子。实际上，两年前发现这个旧稿时，我还一直认为这是一篇可以拯救的作品，哪怕作为原材料也是值得再度挖潜的。我被三十年前的自己迷惑了，为之耗费了不少心思。我以为凭借自己今天对小说叙事艺术的理解，一定能够将它修改出来，就像一位技艺娴熟的木雕家，东劈西刨，就能从一块烂木头中开凿出一副生动的面容来。几番折腾后，我叹叹气放弃了。这不是一块烂木头，而是一件生硬的半成品。我只听说过木雕家能够化腐朽为神奇，从来没见过他们把一件别人的半成品变成了自己的杰作。

　　可是这些文字不是我自己当年写下来的吗？怎么能说是“别人”的？

　　这些稚气十足的腔调啊，这些轻飘飘的全知全能的叙述啊，这些笨手笨脚的模仿啊。那一年我二十岁，刚刚步入小说写作的学徒期，看起来完全就是一副“别人”的模样。

　　《童话：限于执着》手稿用三本当时流行的初中作文簿写成，钢笔，黑色墨水，写在略显粗糙的纸张背面。手稿的最后一页上还有这样的字眼：“1989 年从夏天到秋天，10 月10 日凌晨三点四十六分完笔。这一夜将因兴奋而失眠，明天的课怎么上啊，可怜的不屈的青年教书匠。”原来师专毕业的这年暑假，我是一边焦急地等待分配工作，一边继续小说写作习艺的。三十年过往，到最后来看，“蚯蚓干”还是比“判罪癖”有趣。然而这些看起来趣味盎然的乡村童话，包括无声行走的阴兵、县政府后院的木偶戏、迷失时分的叠纸样游戏，对于今天以及未来的我的小说文本建构，似乎没什么意义了。但我还是想借此记上一笔：这所有的神秘元素都来自我的老家围庄，来自奶奶的口头文学。奶奶已经过世了，围庄也在城镇化的进程中从地球上被抹去了。三月三的蚯蚓干，从此不再执着地去七月半的路口点灯，围庄的鬼们，从此彻底地从文本中消失了。

　　也许还应该谈谈关于成功的向往。“可怜的不屈的青年教书匠”，显然透露出彼时对生活现状极度不满和不甘的态度。是的，我必须说出当时的贫穷、窘迫和卑微。两三年前，在一篇应莆田《湄洲日报》副刊创刊三十周年而作的纪念文章里，我这样写道：整个20 世纪90 年代，我对习作变成铅字有过单纯而热烈的渴望。那个年代，每篇作品都是在稿纸上手写出来的，写好了，还要誊清一份，邮寄到报社，然后等待变成铅字。铅字就是发表，发表就意味着肯定。由于《湄洲日报》特殊的覆盖面和影响力，这种“肯定”传播开来，效力惊人。而在那时，哪怕是一片小“豆腐块”的肯定，就足以对身处狭小空间的我，产生不可估量的激励。那时候，我在家乡西天尾镇一所初级中学任教，每天下班后，骑着自行车回半山腰的老家围庄。一路上，隔着一条小马路，迎面会不断遇见镇上另一所中学、三所小学和镇政府、储蓄所、农技站、派出所、屠宰场等单位的朋友。他们远远瞥见我，都会在傍晚的轻风中高声嚷道，嘿，恭喜，又上《湄洲日报》啦！回到村里，夜色尚未降临，我去供销社买烟，还没走到那座集体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土坯矮房时，门口那些围坐闲聊的老人都纷纷站起来，驼着背热情地向我问候，哎呀，你又上《湄洲日报》啦……我激动得赶紧冲进供销社，抓了一包烟，忙不迭地拆开来，殷勤地一个个递过去。一圈分完，刚好剩下最后一根，我自己叼到嘴里，把空烟壳用力揉成一团，远远地抛了出去……

　　这真是一段值得反复回溯的日子，和整理、处理这些旧稿的想法不同，我不准备滗净那些往事的泡沫和汤汤水水。我是说，我其实并不因为这样卑微的出身而有丝毫的怯懦或羞赧。大概在十五年前，文学评论家南帆先生在一个“设问福建本土作家”的对话里，用这样的一个问题来拷问我：作家的眼界往往和写作环境有关系。但是，每一个作家都有独特的方式与世界联系。目前，全球化的趋势正在将世界各地联结起来。你还会觉得自己是在“福建莆田”这样的小地方写作吗？如果置身于北京或者上海，是不是就更容易成功？

　　我是这样回答的：我本来就是在小地方，现在我还是在小地方。我从未离开，也从未想过离开。我的一次次向大地方的靠近，只是为了更有力地返回。我喜欢这里和那里之间那段看得见的距离和距离产生的看不见的弹性，我的琴弦被大地方和小地方拉得直直的。我从未忽视大地方的存在，但从不刻意逢迎它。我是在大地方和小地方之间拉了一根弦，我不是要让自己成为一根它们之间用作拔河比赛的草绳。我的写作，我在这根琴弦上的弹奏，是对我的小地方的重新命名和真切回报。我甚至有两根琴弦，小说和散文，我用它们虚构我的小地方，常常采用反义的手法：戏谑、反讽和篡改。这些技法有时看来僵硬、生涩，但没有让我脸红。我相信，一切刚刚开始，我这样做都是为了表达对我的小地方的热爱。这是我的“俄狄浦斯情结”，是我和小地方之间的有趣的互文效应，也是我和小地方的双重革命。

　　这段回答显然充满了狡辩和申诉，甚至暗含着自卫一般的闪避。如果还有机会接受南帆先生的追问，我愿意引用博尔赫斯的一句话来回答：“我知道，这种向不可能的缓慢跋涉的命途，对我而言是一种愉悦。”（《博尔赫斯七席谈》）毕竟博尔赫斯公开宣称，他本人就是一位“市郊诗人”，他甚至说，“绅士只对失败的事业感兴趣”。在这里，我想说的是，引用不是对大师的攀附，而是强调对“命途”一词的深度认同。

3

老屋门前，曾植香橼一株。秋凉花开，结果累累。花则白莹莹灿若晨星，果则佛手一般，纤指紧抱，握着了一种神秘的绿。后值搬迁，树随人走。人在新居牢靠居下，树却叶落枝枯，渐渐老去了。

　　（散文《梨花落》/1990-4-8）

　　香橼就是佛手，这个我很早就知道的。以前在围庄，香橼是一种药，腌制的卤水可止腹泻。香橼成熟时，奶奶要拿一个小瓮来腌藏，之后的一年里，时不时总有人家持一个小瓯过来讨要。奇怪的是，这么宝贝的植物，村里好像仅有我们家一株。现在香橼却是常见，淘宝上有卖，十元钱一个，拿来摆盘清供。不是现在的人不腹泻，是家门口的药店随时都有诺氟沙星和小檗碱。而小瓮大瓮，却不多见了。

　　我好像又回忆了，忽然记起一段话，它出自苏珊·桑塔格为本雅明的英文版《单向街》写的导言：“对自己的回忆成为对一个地方的回忆，他围绕着这个地方游移，在其中不断变换着自己的位置。”在后面的段落里，苏珊又提到，布莱希特的书桌旁边，有一只木制的小毛驴，脖子上挂着标记，上面写着：“我也必须理解它。”

　　那个被称为围庄的村庄消失了，我要理解香橼，围庄的、异乡的、淘宝上的、记忆里的、朋友圈的，作为风景的、辟邪的、药用的、摆件的，我都要给予理解。

4

一则民间故事，一个穷人家里藏着一只玉老鼠，这只玉老鼠是无价之宝，谁得到了，一辈子都不愁吃不愁穿。后来，一个珠宝商知道了，他捉来一只金丝猫。那猫冲进穷人家，将那只玉老鼠追得没处跑，最后掉到地上摔碎了。

　　（小说《伤心的红布》/1991-1-10）

　　民间故事总是这么不讲理，玉老鼠摔碎了，那金丝猫还不被打死。

　　金丝猫不会被打死的，那个时候的民间不舍得。

　　现在也一样，玉老鼠碎了，金丝猫更不应该死。

　　什么时候金丝猫该死呢？《伤心的红布》里一直在追问这件事，到最后也没有结果。后来，不仅是我，连珠宝商、红布、穷人，大家都忘了金丝猫把玉老鼠摔碎那件令人沮丧的事。

　　最伤心的当然是玉老鼠的主人，那个没名没姓的穷人。

　　谁叫他莫名其妙地要拥有一只玉老鼠呢？一颗玉花生米也好啊，也可换得几袋大米吃。哪怕就是一个玉米，摔碎了还可以做种子用。

5

《荫》《筝》《水》《云》《霞》《玉》《榴》《帘》《谣》《霭》《洇》《榭》《韵》《涛》《霏》《结》《绮》《缟》《耀》《烛》《影》《潮》《岸》《月》《兰》《歌》。

　　（系列散文《踏莎行》创作小计划/1991-2-24）

　　《踏莎行》系列，当时想写的有二十六篇，写出来的只有《荫》《筝》《云》《歌》四篇。很多文字，当时不写，后来就写不出来了。很多风景，当时不看，后来就没了。很多人，当时不往来，老死就不往来了。这是十年前我看到这份便签时的感慨，而现在想的是：很多人，当时往来了，后来到老到死也不往来了。很多风景，当时看了，后来不想再看了。很多文字，当时写了，后来慢慢后悔为什么要那样写。

　　然而还是要写下来，一鼓作气写下来，不顾一切写下来，就像普鲁斯特描述的那样：“所有体验过所谓灵感的人都熟悉这种突如其来的热情，那是一个绝妙念头来到我们心间的唯一标志；这个念头一出现就催着我们快马加鞭地紧随其后，它立即使词语变得柔韧、透明且彼此相互映衬。”在描述灵感不期而至的种种美妙之后，他又沮丧地提到“灵感的悲哀”：“冬天不再给他留下任何印象……季节的神秘力量再也没有在他身上遇到任何激发他激情的神秘力量……”关于灵感的那些话，均出自一篇散文短札，标题是“灵感的衰退”。

6

壮少郎。瘦岛。阿蛋。匄丐。舟牧。曈曈。半间。离寒。离罕。

　　（曾经用过的笔名/大约16 岁到24岁之间）

　　曾经用过这样一些笔名，整理旧手稿时发现的。二十三岁的时候还用过“黄小刀”这个笔名，至今不少老友还亲切地喊我“小刀”“刀子”“刀”。喊“刀”的大多用的是莆仙方言，后面加一个“啊”。“刀啊刀啊”，只有三个人这样喊我。某日，第四个人突然这样喊我，我愣是老半天没回过神来。“阿蛋”是我大学时候用过的，自己早忘掉了，前不久有个大学同学给我打电话，突然叫我“阿蛋”，把我叫得差点翻了脸。不知道为什么会那么失态，那个同学老是那样，老大不小的人了，忽然叫另一个老大不小的人的乳名，谁好意思呢。

　　第一次用笔名在高中的校报上，“壮少郎”这个笔名被一个男同学嘲笑了好久。“你们这些爱好文学的，取的笔名都好傻！”他撇了撇嘴，一副不屑的样子，说，“我要取笔名，就叫‘笔名’，全天下最独特。”取“笔名”作笔名，还不被有的编辑锤死？

7

几天前一个月光明亮的夜晚，开着摩托车带木棉在环城路兜风时，我突然鬼使神差地对她说：“你知道沿着旁边这条乡间小路开下去是到哪里吗？”那时候木棉正靠在我的背上往我脖子里吹气，说起话来懒洋洋的，“谁知道呢，也许就像你说的，每条路的终点都是你自己的过去。”本来事情应该到此结束，每回木棉试图打听我的过去，我总是想方设法把话题岔开，但不知怎的，那天晚上，当亮晃晃的车灯照在那条泥巴路上，耳畔响起初夏青蛙零星的鸣叫，我突然变得有些迷茫。

　　（小说《河岸絮语》/1999-7-9）

　　《河岸絮语》的手稿上标着的是“小说”，写到这里就停下来了。还好是小说，还好停了下来。这份手稿本来是不值得整理出来的，我只是好奇自己的青春期如此笨重而漫长。这么说的时候，忽然想起了加缪的一句话：“人必须生存到那想要哭泣的心境。”

　　

　　福建文学 2022年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