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2月7日,享誉东西方学界的文学评论家J.希利斯·米勒逝世,享年92岁。作为解构主义耶鲁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米勒曾在2000年到访过中国。在那次名为“文学理论的未来:中国与世界”的国际学术会上,他发表的“文学终结论”引发热议。嗣后,米勒所著的《论文学》一书被译介过来,换了个“文学死了吗”这样耸人听闻的书名,再度掀起风波(参考《文学死了吗》,秦立彦译)。霎时间,“文学已死”的论调甚嚣尘上。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文学已死”如同一盆冷水浇到了我们头上。
当我们讨论文学教育时,也离不开“文学终结论”这一始终徘徊不去的幽灵。为什么这么说呢?米勒所谓的“文学终结论”自有其衡量标尺。这一标尺和“文学”为何物有关。实际上,迟至晚近的17、18世纪,才有西方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它是伴随着西方现代印刷媒体、大学教育体制、现代民族国家、个人主义的兴起(“自我”的发明)等而产生的。此时的文学背负着“知识”和“教育”的双重责任——某种意义上说,清末梁启超等人倡导的“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是“文学”作为舶来品进入“老大帝国”所助推的。既然“文学”是人造物,那么,唯有打破旧的文学体制,小说与群治的关系才能得以重构,小说作为救亡图存的工具,才能发挥作用。
米勒在千禧年的一番“危言”,正是以现代文学的起源为背书。在那次研讨会上,米勒有言:“在特定的电信技术王国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影响倒在其次),整个的所谓文学的时代(即使不是全部)将不复存在。哲学、精神分析学都在劫难逃,甚至连情书也不能幸免。”米勒的判断,盖出自对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介对文学、文学研究的“祛魅”之担忧。其潜台词是,当支撑文学和文学研究的基石与规范濒临瓦解后,文学将何去何从?
在“文学”的“濒死期”,我们的文学教育亦困难重重:一方面是文学创作的蓬勃发展——譬如我们的长篇小说以每年近万部的体量在“生产”,各种基金、项目资助下的官方制造横空出世——造就了“文学大国”的繁荣景象;另一方面,又是文学研究、文学教育受制于学术生产、学术评审、项目、课题和学术期刊等组成的庞大而等级森严的学术体制,逐渐沦为象牙塔内的“内循环”;文学期刊所刊发的作品,除了资深的文学爱好者和研究者外,也随着大众阅读环境的改变(如电子阅读的流行、报刊亭的消亡等),离普通大众越来越远。20世纪90年代商业化浪潮席卷而来、“人文精神”的衰落,使得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黄金时代一去不复返。
这让我想起赵树理在七十年前讲过的话:“新文学其实应叫作‘文坛文学或者‘交换文学”,“我不想上文坛,不想做文坛文学家。我只想上‘文摊,写些小本子夹在卖小唱本的坛子里去赶庙会,三两个铜板可以买一本,这样一步一步去夺取那些封建小唱本的阵地。做这样一个文摊文学家,就是我的志愿”。
——今天读来,赵树理誓当“文摊文学家”的“志愿”依旧振聋发聩。当然,赵树理的话矛头指向的是新文学的“自产自销”和它背后的精英主义。这样的文学形态与民众几乎隔绝,这也是新文学之所以打不进农村的“文摊”的原因所在。将赵树理的观察,用在新世纪以降的文学现状,也是合适的。毕竟在一个信息碎片化、新媒体当道的时代,粗制滥造的网文、公众号“爽文”占据大众的视野,褫夺了原本就已经贫瘠的公共阅读空间和流量,“读书”无疑成了精神奢侈品。在这样的背景下,专业的文学阅读、研究和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阅读经验之间,就形成了一道高墙。打破高墙、冲破壁垒,早已迫在眉睫。
要打破“专业主义”。以我本人为例。我在高中阶段开始写小说,对文学的热忱促使我在本科时选了汉语言文学专业;硕士阶段,出于对外国文学的喜好,又以“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为专业;博士阶段,虽在“比较文学”专业,但治学兴趣已转移至中国现代文学,并兼及当代文学的批评。我的文學教育用时下的话来说,可谓“科班出身”。何为“科班”?这就涉及一整套由文学教育所建构的方法、知识和话语体系,文学史、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大致是这一套“科班”文学教育的必备武器,只因专业不同,有所侧重。而这一切的原点,其实都是“阅读”——以阅读为跳板,踏上各自不同的治学之路。我喜欢读小说、写小说,上大学后读了不少作家谈论小说的书,如昆德拉《被背叛的遗嘱》《小说的艺术》《帷幕》、亨利·詹姆斯《小说的艺术》、帕慕克《天真的和感伤的小说家》等。作家谈创作,比理论家讲文学更亲切。因了这些,我又研读叙事学著作,后来读研、读博,除了对文学的热爱,背后有某种“知识”焦虑在作祟。这反过来也说明,我们的文学教育更多的是“知识”的传授,因此会形成某种知识话语的“内循环”——曾有网友在社交媒体对人文社科的“黑话”做了一番嘲讽,言下之意是,只要掌握了这一套文科“黑话”,那么,任何文章都可以写出学术味。此现象透露出的是“专业主义”的弊端。
徐贲先生说:“许多专业‘文学研究者,不过是有专业无智慧、有知识无见解的庸人。”(徐贲:《告别文学研究的“室内游戏”》)他将此类文学研究称作“室内游戏”。“室内游戏”这个说法来自美国学者马克·里拉的《知识分子遇到政治》这本书。进一步延伸,这种“室内游戏”就是“专业主义”造成的。什么是“专业主义”?它指向一套严格的、专门化的研究领域和专业界限,所沿用的语汇、方法、文献、权威、规范等,是文学知识的自我规训与自我生产。所以,徐贲警示我们,专业一旦异化了,就要告别它。
问题是,如何告别?我从学生生涯到走上工作岗位,感触颇深。工作之后,我教的第一门课叫“影视文学改编”(专业选修课)。在这门课上我选取的都是经典小说改编的电影(譬如《罗生门》《活着》《燃烧》《鸟人》等)。出于教学目的,我必须去重读文本,梳理小说叙事与电影语言的关系。至于如何把自己掌握来的知识“授人以渔”,还是颇有挑战。一些我们熟悉的文学“常识”,对学生而言却很陌生,这时就得去做解释、举例,化繁就简。因此,从小说写作到学术研究再到“文学教育”,首先要解决的便是输入与输出的难题。
學术体制、科研自有其标准,作为从事文学教育的学者,我们在专业的学术期刊上发表研究文章,必须遵照既定的写作方式和学术规则,一篇文章,从积累材料,到下笔写出初稿,再到修改,要经过不少磨难。学术研究之余,我还写了不少文学批评和随笔。相比“硬邦邦的”学术文章,批评、随笔可用相对灵动的风格写就,而这些是最能体现一个人的文学趣味和鉴赏水平的。美国文学评论家詹姆斯·伍德受人喜爱的原因就在于,他的印象主义文学批评是驳杂的、充满了文学趣味的,而非传统的形式主义批评,或如学术考据文章那样机械死板。这种批评方式和书写风格,用伍德的话来说是“以批评家之眼观创作之事”。与学生交流时,我也反复强调,读小说文本,写文学批评,某种程度是挣脱学术体制桎梏的方式,借此也可以和非专业读者进行对话。打个比方,如果说文学批评的“短平快”有点类似战地记者上前线做报道,那么学术研究则更像是躲在阁楼里,对着天文望远镜观察星空。
以上事关“文学教育”,所谈范畴,依旧局限在学校体制内。那么,出了学校怎么办?
我从事小说写作多年,除开写作,也参与一些小说的宣传活动。在这些经历中,我所关切的,是“小说教育”的问题。面对公众、非专业读者开讲座、做报告,来的人形形色色,各种知识背景的都有。这时,我们不可能再操持专业术语诉诸空头理论了,而应该深入浅出,以“讲故事”的方式达成与大众的交流。这种方式,便接近我理想中的“小说教育”了,当然,这样的交流过程,也难免有“知识”普及的意味。更进一步说,还有其他渠道可供选择。去年到今年,我与一家写作平台和书店各合办了一期短篇小说写作坊,还有创意写作的教学。我所接触的学员非科班出身,他们从事文学以外的行业,对写作有热爱,但未系统接受过文学(小说)教育,对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小说理论等知识的了解相当有限,个人的读书经验所凭借的是随心所欲的“兴趣”。
如何给这类文学爱好者讲好小说课?这是个颇费思量的问题。我的做法是,在这两期工作坊上,每周末授一次课,从小说理论讲起,中间是小说叙事技巧的讲解,最后一节课是与学员一起做文本细读,择取一则经典短篇小说,从头到尾讲解,这样便于将先前的理论和小说技巧的知识落归实处。而在课程进行期间,我承担的大部分任务是帮学员修改习作,给出反馈和点评。于我看来,这才是小说课或者说小说写作教育的核心部分。毕竟大多写作者除了一腔热忱,很难寻到专业读者给他们提出修改意见。每次课上,我也会对小组学员的习作做集中点评,并现场讨论。这是一个往复循环的过程,理论知识的讲解,是为了帮助学员清扫认知盲区,矫正一些偏见,但最终能否有效,还要视作品的成稿而定。这样一来,和初习写作的人之间的交流和探讨,不仅让我从源头上思考“小说何为,何为小说”的议题,也在某种程度上,让我得以跳出学术体制,打破小说理论和写作实践之间的壁垒。
不过话说回来,文学教育并无标准答案。我的“建言献策”,也不过是出自个人有限的经验。这套方法能否行之有效,有待日后观察。但不管是专业的文学研究,还是面向媒体、大众的文学批评、文学普及,其背后都有最大的公约数。这个公约数就是小说文本。我们所接受的教育和知识背景不同,人生经验也迥异,但我们面对的是同一个文本。不同的看法碰撞、擦出火花,便是文学产生交流得以进行的时刻。因此,不论是文学教育还是小说教育,作为从业者,借助文学批评和文学活动、以媒体作为桥梁,是可以打通横在高校学术体制和普通大众之间的壁垒的;从业余读者、大众的角度来看,可以找准个人的兴趣点,通过读书拓展知识脉络,形成自身的文学体系,最终以“曲线救国”的方式,完成自我的文学教育。
福建文学 2021年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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