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诗宇

　　一

　　岭外音书断，经冬复历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

　　——宋之问《渡汉江》

　　与字面上那种美好的乡思、乡愁不同，写此诗时作者的心理大概相当复杂。宋之问不是衣锦还乡、荣归故里，也不是正常的探亲。他是逃回来的。

　　宋之问正是戴罪之身，有点“逃犯”的意思。据《新唐书》记载，他在朝廷拼命巴结武则天的宠臣张易之，然而“靠山”倒台，他也一并被贬泷州。他偷偷摸摸逃回洛阳，一路上大概既怕被人发现，又羞愧于自己的落魄，所以“不敢问来人”。

　　后面的故事是，友人张仲之收容了宋之问，却被恩将仇报。宋发现张正谋划要除掉武则天的侄子武三思，便火速上报朝廷以表忠心。结果是张被杀，宋则“戴罪立功”升任鸿胪主簿。

　　此时再看看那个“近乡情更怯”的身影，则又多了一丝隐秘的意味。对于此事，《新唐书》评价为“天下丑其行”，意思是全天下都觉得他的行为很丑恶。

　　说到作家和故乡的关系，我忍不住想起宋之问的这句诗。对于读者或研究者来说，作家的问题当然没那么严重，但是对于作家笔下的人们，尤其是那些“确有其人”来说，就是另一回事了。

　　大概每个作家都逃不脱故乡的影响，甚至故乡人事就是很多作家进入文坛的“敲门砖”。相比于人们身上的美德，作家也特别擅长挖掘熟人身上“不足为外人道”的特征与事件。于是，正着说这是“七分史实，三分虚构”，反着说就成了捕风捉影、添油加醋，背后论人长短。

　　许多作家背后，都站着一群默默无言的街坊邻里。面向读者和批评家，作家可以大谈时代、文学性与人性，但是回到生活中，熟人们的目光会像火眼金睛，把西装革履的作家重新变回穿开裆裤的“二狗子”。

　　“誰允许你编排我的事！什么文学？找你爸收拾你！”

　　所以，我认为到了无人处，作家扪心自问，在面对故乡和那些熟悉的人、事时，多少要带上些羞愧、胆怯，就好像是一个没那么罪恶的宋之问一样。

　　二

　　谈到作家与故乡，有个不可回避的写作伦理问题：被描写的人和事的隐秘性和特殊性，恰与作品的文学性成正比，同时又与作品的公开性相矛盾。

　　我就有这样的经验。记忆里某个人萦绕不散，才下眉头又上心头，辗转多年终成了一篇数万字的小说。我既不无得意，认为这篇情感真挚的作品，是对自己的一个交代;又小心修改所有人物的名字，按在手里迟迟不敢投稿，更不敢给任何一个与当事人有关系的朋友看。

　　我就像那个畏畏缩缩的宋之问，躲避着精神故乡里的人们。

　　据我所知，不少作家都面临近似的问题，笔下的人物总是要改头换面才能见光，然而也并不足以解决这个棘手的创作伦理问题。这种情况有时无解，倘若写得够生动、深刻，无论怎么遮掩也会被熟悉的人发现，是所谓“化成灰我都认得你”。

　　还有一种更麻烦的情况，比前者更需要讨论和处理。现代以来，大量小说、剧本、诗歌创作都以地域色彩著称。在作家的意识、研究者的阐释中，作品对于某个地域——往往是作者的故乡或生活过的地方——是有“概括性”的;但作品篇幅再宽阔，也终究只能写个体之间的情与事。这就产生了矛盾，地域纽带形成的“同乡关系”让很多读者、受众认为自己充当了创作的背景，从而生出抱怨。近十几年文化领域中的“东北叙事”就是例子。

　　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过去东北地区手握重工业，是“共和国长子”。如今东北地区更像是一个被弟弟妹妹甩在身后，落魄而可怜的长兄。人们发现这里的故事更能激发同情心，或者满足一些“特殊”的阅读期待，于是东北文化火速走红。这些作品都出自东北人之手，红遍大江南北，但却让更多东北人产生“被叙述”甚至“被诋毁”之感。

　　第一个例子是《乡村爱情》。《乡村爱情》展现的是在今天看来“落后”的文化，但是当与象征着潮流或时尚的韩剧、象征着高技术新内容的英美剧同台竞技时，《乡村爱情》不仅不落下风，有时甚至更胜一筹。这个以新农村的和谐、富足为表，以旧农村的争风吃醋（性关系）、钩心斗角（利益分配）为里，外加口吃、面肌痉挛、跛足、弱智等生理、心理疾病为点缀的剧集，从2006年开始推出了11部，创下了中国影视史上的奇迹。以“刘能”“赵四”等角色的方言和肢体语言为中介，《乡村爱情》覆盖了其他地域观众脑海中的“东北”。

　　第二个例子是班宇的“铁西叙事”。班宇是近两三年文学界最引人注目的“黑马”，他笔下东北地区被下岗潮摧毁的家庭和个人，在短时间内吸引了大量目光。从文学研究者到普通读者，人们既欣赏班宇笔下的叙事、情节、语言，也用好奇、怜悯或调侃、鄙夷的眼光捕捉闪现在方言、行为、衣食住行中的“东北味道”。

　　第三个例子是《野狼disco》，这首说唱歌曲的内容是一个东北“社会小青年”，如何在歌舞厅的夜生活中自我实现、自我陶醉。歌手浓郁的东北口音为听众带来一种幻觉，似乎这种徘徊在危险边缘，无视世俗价值，不务正业又“呼风唤雨”的生活在东北地区具有普遍性。歌曲走红的原因正在于歌词（以及歌手的东北话演绎）完成了一种“叙事”，因此我将其纳入讨论。

　　因为一些明星、节目的流量效应，嘻哈文化稳稳占据着大众文化中的时尚前沿。《野狼disco》在音乐的技术层面绝不高明，但普通受众对所谓新潮有一种盲目的信奉。当它以嘻哈、蒸汽波等时髦形式包装老掉牙的“土嗨”文化时，歌曲就掌握了“重新定义”东北的权力。伴随自媒体文章、视频音频平台山呼海啸的意淫与改造，无数听众在妖魔化了的东北“社会”文化中狂欢，而此时许多土生土长的东北人却感到不满——这并不是真正的东北人生活。

　　从《乡村爱情》到《野狼disco》，上述的几个例子背后是无数与“故乡”有关的叙事。其中既有极传神的吉光片羽，更有由叙事策略与流量效应带来的遮蔽。

　　三

　　一些由于地域书写而成经典的作品，正努力避免这种情况。

　　小说家、诗人的故乡是一个虚幻的东西，我小说中的故乡同真实的故乡相去甚远。我早期的小说，比如80年代的小说，人物、小河都是存在的，故事也可能是作家亲身经历过的，小说中是有这种痕迹的。但随着创作数量的增加，你过去的生活资源很快就会被穷尽掉，作家就需要超越故乡，这也是考验作家想象力的事。

　　——《发现故乡与表现自我

　　——莫言访谈录》

　　这是莫言先生在访谈中的一段话，谈的就是故乡和作家的关系。诚然，文学没有办法回避故乡与自己的经历，即便是“脑洞”最大的科幻小说，也仍然是有国籍的。

　　例如李宏伟的《国王与抒情诗》，写数十年后庞大的商业公司几乎取代了政府，信息化技术马上要带领人类走向永生，然而两个名字就将我们拉回现实——“黎普雷”，作者为主人公设计了一个英文名字，但实际上他是姓黎名普雷;“帝企鹅文化”，不由自主让我想起腾讯的“吉祥物”。刘慈欣的《超新星纪元》，写未来某一年地球上十三岁以上的人全部死去，这个世界因此改头換面，但主角仍是我们中国的孩子，影响世界的也是中国的孩子。

　　类似的例子实在太多，但无论是黎普雷还是中国的孩子们，都不会引起上文写到的那种“抱怨”。其原因既在于作家没有从猎奇的角度书写负面经验，更在于这些人物和故事虽然贴着现实的“标签”但却是实在的虚构，读者没理由认为那些人和事是在变着花样暴露你我的“隐私”。就像“帝企鹅文化”所操持的技术，其实并没有独独指向QQ或者微信。对此，我们还有更人尽皆知的例子：《红楼梦》其实和曹家的私生活乃至大清的宫闱秘史没有必然联系，它是地道的故事，因此是伟大的文学。

　　所以借莫言先生的话来看，我们应该反思的是虚构本身。

　　没人能验证作家文字的真假，这意味着有些情节和人物，披着虚构的外衣真实地存在着。有时这说明作者的犀利。20世纪80年代先锋文学中的那些性、暴力，也许就在你我心中，但大概没有人会想挥舞着小说到作者面前“讨个说法”;有时这却暴露作者的稚嫩，他们没法像女娲“抟土造人”那样将故事或人物完全从故乡或回忆里抽出，赋予它们独立性，虚构的表象下面其实只是添油加醋的日记或街谈巷议。

　　对普罗大众来说，这二者其实平等。《野狼disco》或《乡村爱情》等作品让无数人快乐，这毋庸置疑且值得鼓励。但从狭义的文学角度看，二者或有高下之分。故乡与作家自己的回忆，既是肥沃的土地也是危险的温柔乡。回到本文开头引用的那首诗，面对故乡和自己记忆中的人事，作者们应该保持警醒，也应该保持一种若有若无的羞愧。

　　请记住唐代神龙年间那个在汉江岸边徘徊的身影。之所以“怯”和“不敢”，是因为无论做了什么，宋之问心里毕竟还有两个声音矛盾着、纠结着。

　　责任编辑林东涵

　　福建文学 2020年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