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频

　　我认为，我的成长模式在中国算是一种典型的成长模式，那就是说，和我一样的人一定不在少数，甚至是一个庞大的群体。我和像我这种成长模式的人，我暂且统一称作我们。我们这个模式就是，首先，我们都出生在城乡接合处，而县城又可谓是这种城乡接合处的经典代表，既不是城市也不是农村，既像小城市又像大农村。在我小的时候，我们县城里还赶集，赶集的时候什么都卖，从饼干麻花到袜子内裤，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关在笼子里的小猪，不停地尖叫，简直响彻十里地之外。因为规模小，最佳出行工具是自行车和电动车，在一个烧饼大的地方，骑着自行车一边办事一边观赏两边的景物绝对是一种享受。哪里还用钻进地底下去挤地铁？我一个朋友就曾声称，无论交通多么拥堵都绝不坐地铁，他只在地面上活动，走路或打车，得感觉到有阳光照在身上，毕竟是人类嘛。在地下挤地铁是一件多么没有尊严的事情。而在一个小县城，绝不会出现这种没有尊严的事情。我的故乡，那个北方小县城，多年来一直以自行车和电动车为主要交通工具，虽然后来不少人买了车，但踩一脚油门就到达了目的地，也着实没有多少快感可言。一直到近两年里，县城里才出现了公交车，但根本没有人坐，于是空荡荡的公交车像幽灵一般，每日孤独地在街上徘徊，死也拉不到一个乘客。公交司机孤独怕了，只要能拉到一个乘客，就拼命和人家说话、说话，最后都不想让人下车，恨不得能拉到自己家里去。

　　其次，我们都是在青少年时期恨透了这个小县城，恨不得长出九双翅膀来飞走，而且走了就再也不回这个小地方来，要逃得越远越好，无影无踪，导弹也追不上我们才好。在我上中学的时候，正好赶上国企改革，满地都是四处找活的下岗工人，他们为了谋生，不得不在路边摆小摊，什么都卖。因为摆摊的人太多，逐渐把半条街道都占领了，卖东西的比买东西的人还多。那条路是我每天上学放学的必经之路，当时，我简直恨透了这个小县城的颓败凋敝，恨透了这种不文雅不漂亮。每次在街头看到那些早早不上学的女生开始学着浓妆艳抹，那些不再上学的男生终日在街头撩猫逗狗，我就深深地感到愤怒和悲伤。我不能容忍自己和他们这样的人生活在一个地方，于是发奋读书，经常掰着指头数还有几年能离开这个小地方。当然，在一个小县城里，像我这样的少女少男并不在少数，我们像一颗颗埋在地下的土豆，灰头土脸地默默生长，积蓄力量等待发芽，等待冲出黑暗的泥土，渴望着外面的世界。土豆们以为，外面的世界迟早是自己的。

　　再次，我们都是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比谁都更想念自己的故乡。不夸张地说，某些特定的时候甚至想得满脸是泪，甚至连少年时期就鄙视的乡愁这类矫情的词语，也不再觉得面目可憎，仿佛忽然之间，一切都有了被原谅的可能。我们几乎都是通过考上大学的方式离开了自己憎恶已久的故乡，以为从此以后天高任鸟飞。大学毕业之后我们基本都留在了城市，成为城市新移民，摩拳擦掌准备开始新的文明的人生。但若干年之后，几年，或十几年，我们基本都承认了一个事实，就是对故乡的思念。这种思念表现在，有时候即使在大街上的人群里偶然听到一句熟悉的乡音，都会浑身一颤，四处寻找那个陌生的身影。即使吃到一次与故乡有关的食物，都会念念不忘多日，觉得世上没有比这更好的美味。在我三十多岁返回故乡的时候，我已经全无当初的叛逆、愤世和憎恶。我独自穿行在故乡的大街小巷里，竟觉得其乐无穷。我晒着熟悉的阳光，闻着枣花的清香，享受着真正的放松，从心底明白了故鄉对一个人的意义。你自以为你摆脱了它，离开了它，却不知道，它从此以更牢固的方式扎根在你心底，从此以后永不枯竭，直到你死亡的时候，它才会真正死亡。也就是说，对于我们来说，故乡是从离开的那一瞬间开始，才真正拥有了意义。

　　这是一种典型的归去来兮的中国模式，从逃离到归来，已绝不仅仅是一种个体的命运，它之所以能成为一种模式，必定与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深处的某些肌理相关，也就是说，它可能是某种社会机制的外化表现之一，也是某种缓慢而隐秘的社会变迁之一。比如说整个社会的城镇化演变，一部分人通过上大学来改变命运涌入城市，其实也是在帮助完成这个社会的城镇化演变进程。每个时代都在发生着的移民潮，历史上的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无一不是移民的见证。全国各地都有人说自己是山西洪洞大槐树的子孙，说自己的祖上是从大槐树下移民迁过来的，我相信是真的。我在广东看到很多祠堂，看到祠堂里摆着几代人的牌位，便觉得好奇，问了一些人才明白，在这南越之地，是后来才开始有人定居，而这些人都是最古老的移民，他们可能是从北方，可能是从中原地带，千里迢迢来到这陌生的瘴疠之地。迥异的亚热带气候，不熟悉的古怪食物，艰难的生存，使他们最信仰的便是血缘关系，在那个时候，血缘关系成为人与人之间最牢靠的东西。因此他们必须把同宗同姓的人团结在一起，齐心协力，才有可能在陌生的环境里生存下去。于是，他们的后代便保留了这样的传统，代代修建祠堂，供奉牌位，崇尚血缘。而这一文化现象背后折射出的其实不过是粤人祖先们的对安全感的缺失和渴望。

　　所有的社会浪潮从历史上看，不过就是长河中的一滴水，载入史书也不过就是短短一句话。然而，每一次的社会变革和社会浪潮，都是由千万个凡人的血泪和命运构筑而成。我们这一代人正好出生在中国的工业化时代，注定了会有很多人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离开故土，进入城市。无论是名校刚毕业的研究生，还是建筑工地上的农民工，大约都尝过城市给予他们的程度不同的伤害与磨难。租房，挤地铁，贷款买房，打破头地为自己在城市里挣得一席之地，还得在回故乡的时候装扮成衣锦还乡的样子，毕竟是大城市里回来的人。其实，在这些人中间，很多人是终其一生都不能真正从心里把自己当成城市人的，原因很简单，因为根不在城市里。所以就出现了很多人虽然几十年生活在城市里，却把真正的根留在了那个少年时代的故乡。如果反映在一个作家身上，那就是，他最愿意写的，或者写得最好的，还是那个遥远的故乡。

　　我就是这样，多年来，一边在各个城市间颠沛迁徙，一边不停地写自己的故乡。最有趣的是，我一边知道现实中的自己已经回不去了，后半生大约都会生活在城市里，一边又在小说中假设一个后退的人，一个不停地撤退、不停地撤退，一直撤退回故乡的人。在我的小说《光辉岁月》和《狮子的恩典》中，主人公都是这种撤退的典型。她们的撤退并非是一种不得已的撤退，相反，是一种自觉的有意识的撤退。这种撤退并不是因为实在在城市里混不下去了而退回到小地方，而是以清醒敏锐的认知为前提的。她们其实能看清这个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脉络，也能看清自己身在其中是怎样一种角色，也明白一直在城市里这么待下去，也能过得不错，但她们主动选择了后撤，退回离自己最近的地方，退回到离亲人和亲人的坟墓最近的地方。

　　如杨庆祥老师在对我小说《光辉岁月》的评论《梁姗姗或一代人的精神史》一文中提到的：“我们可以认为，梁姗姗是一个后撤的人，从历史和社会中‘撤退出来，试图在‘后撤中获得精神性的保全。”“梁姗姗无限后撤，不再追随历史的进步，一方面她用她的人生呼应着历史，而另一方面，她用她的人生反对着历史。”

　　这种后撤是清醒的，是能保有尊严的，是符合中国最优美的士的传统的，也是我在城市里一边漂泊着，一边为自己想出来的保全精神的最后地带。有时候我会庆幸，自己出生在一个小县城里，一个可爱的像玩具一样的小县城，蛮荒、不文明、土气，一个再也回不去的地方，恰恰成了我心头最柔软最疼痛的部分。以至于我时常写着写着就流出了眼泪，又时常哭着哭着就无声地笑了起来。不管怎样，我都知道它就在那里等着我，等我死去的时候，它随同我一起死一次，然后，再活在那些更年轻者的心里。

　　福建文学 2020年6期